近半数博士曾因焦虑或抑郁寻求帮助，《自然》调查全球博士生生存状态
科学博士生们热爱他们的科研，但是也有许多人为此备受煎熬。这是《自然》对全世界范围内超过 5700 名博士生调查后的发现。
《自然》每两年对博士生的生活和职业理想进行一次调查，本次调查是最新一期的结果。受访者整体上对读博经历展示出了较高的满意度，但是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忧虑和不确定感：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担心自身的心理健康，其中45%的人（占所有参与者的12%）表示曾经就博士学业中产生的焦虑或抑郁寻求帮助。
许多人指出，他们觉得科研压力很大，担心自己的前途，并对自己的付出是否会换来一份收入体面且称心如意的事业表示迷茫。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一切已令人不堪忍受。某美国大学的生态学博士生在调查的评论区留言：“每个大学都应该为研究生专门设立一个房间，让他们在压力山大的时候可以喊出来。”
调查还发现，和博士导师意气相投的学生更容易成功，这一点或许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导师优秀的指导是提升学生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大多数参与调查的人对自己的导师感到满意，但仍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希望换导师。
博士生们可以克服读博过程中的挑战，并获得成功，只不过他们不能单打独斗。一位来自南非的遗传学博士生这样留言：“我过得很开心。虽然这种生活很艰难，不过这就是我想一辈子做的事，所以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的导师很棒，善解人意，而且愿意助我一臂之力。”
参与 2017 调查的博士生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学科领域。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的参与人数均等。调查的链接被放在 nature.com 网站、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的电子产品，以及电子邮件订阅中。调查后，有小部分受访者接受了采访，采访内容也被补充到了数据中（读者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查看调查数据： go.nature.com/2kzo89o）。
有许多值得欢欣鼓舞的结果。整体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读博的决定表示一定程度的满意，这说明他们对读博这件投入巨大的事依然矢志不渝。比利时根特大学（Ghent University）的产业关系专家 Katia Levecque 认为，这个结果和其他博士生调查贴近。她说：“大约 80% 的博士生对读博这件事是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在大多数大学里的调查结果都是如此。”
觉察到大学对学生的职业发展并不在意后，Samardzic 和同学开始自己组织一些活动，让研究生和其他专家可以讨论职业选择问题。她最近组织了一次讲座，演讲的博士生曾出国参加了一个关于创业和生物医药创新的研讨会。她说：“我们需要更多类似的活动。我觉得我对一半的工作机会一无所知。”
本调查还显示，许多博士生缺乏对未来的清晰认识。近 7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想在毕业后从事学术界的工作，而有 55% 的人则表示他们想在企业工作。这可部分归因于他们的犹豫不决：近半受访者表示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两个行业里都找工作。
受访者对学术界工作的强烈兴趣和 2015 年的调查结果吻合。当时有 78% 的受访者表示，虽然机会不多，但他们（很有）可能在学术界找工作。而 2015 年的一篇分析直指学术界职位的匮乏（N. Ghaffarzadegan et al. Syst. Res. Behav. Sci. 23, 402–405; 2015）。该论文估计，在美国，平均 6.3 个生物医学博士生就要竞争 1 个终身职位。
博士研究并未让大多数博士生动摇对研究的决心。近 80% 的受访者表示，自从开始读博以来，他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决心就没有改变过，甚至变得更加坚定了。而在 2015 年的调查中，这个数字只有 67% 。
学术界的就业市场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那些对做研究有念想的人需要一些指导。但是这点可不容易做到。只有 1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以在自己所在的机构找到有用的就业相关资源。而 2015 年的数字是 18% 。
在很大程度上，博士生是自己的职业顾问。在被问到是如何做出目前的就业决定时，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是靠自己搜索调查；只有 34% 的人表示是来自导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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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pe 认为在开始读博时就和导师进行初步的交流，可以改善读博体验。在离开普林斯顿来到多伦多大学后，他立刻和新导师Sargent 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他说：“我问了所有那些我当初该问而没问的问题。”在谈话结束后，他对实验室的运作、和导师见面的频率，以及导师可以提供的指导有了清晰的了解。
Alberto Brandl 是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Turin）的航空航天工程博士生，在开始读博前就认识联合培养他的博导。他说：“我希望他们是很好的导师，我现在很满意。”读博不久他的女儿降生了，他的导师们都很通融。
他说：“他们说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没有请很多假，但是他们告诉我多请假也没关系，看自己的需要。”他觉得自己的导师们给了他足够的指导意见让他自己做决定，而没有颐指气使地强求他每一步做什么。他说：“这就是老板和领袖之间的差异。”Brandl 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我知道有些博士生因为导师的问题而退学。”
本调查的结果就是这样，有时数据下隐藏着更深刻的故事。新加坡环境生命科学工程中心（Singapore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Life Sciences Engineering）的微生物学家 Yissue Woo 对自己的导师评价很高，不过他表示，自己和导师没有进行就业相关的谈话。目前，Woo 忙于研究，没有机会和导师展开这个话题。
他对读博的整体体验评价也很高，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学会了如何理智地面对挫折。他说：“我不是研究新手，所以我不会对失败感到惊讶。如果有什么行不通，我知道那是正常的。”
或许一位来自以色列的医学博士生总结得最为恰当。她/他在评论中写道：“读博的过程道阻且长，但是小小的胜利就会让一切变得有意义。”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Nature自然科研”（ID:macmillan-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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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句出现在大学校园就不是病句。青椒，指的是高校青年教师，这个原本属于茄科植物的蔬菜，如今指向了一个颇为庞大的群体：他们生于八零年代前后，一路攻读，取得学位后在高校谋得教职。
你很难从外形上将他们和大学生区分开——稚气未脱，学校图书馆、宿舍和食堂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校园里思考和讨论问题，用研究成果证明存在价值。
青椒雷思温的照片看上去还像是一个大学生，但他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一名讲师。在他的研究领域一栏，古代中世纪哲学和早期现代哲学像两面虚掩的门，高冷而悠远。三行简单的履历显示这位守门人的学术道路：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本科，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硕士，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哲学硕士、博士。
很少有人知道，雷思温曾经组建过乐队，对音乐近乎狂热。
如今他依旧喜欢音乐，但他已经习惯了在哲学里寻找久违的激情——“音乐充满了规律性和结构性，哲学著作也是一样。”
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的专业是商学院工商管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热门专业，就业前景也更为广阔。但他不满足。入学一年后他开始喜欢上王小波。有句话始终萦绕在他心头：“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这句话说出了他心中淤积太久的感受。他开始隐隐觉得，还有很多人生道路的可能性。他开始花时间旁听很多不同专业的课程，想寻找有趣的世界，想给自己一个答案。除此之外，他还广泛参加各种读书活动，结交同好，这个趋势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大二快要结束时，他开始琢磨改换专业的事情。音乐、文学、艺术史、哲学、政治学，最后他筛选出了五个可能性，然而何去何从仍然无法定夺。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了尼采的一句话：“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这句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他，使他明白人就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哪怕这个世界毫无意义，人也会奋力去生造一个意义，甚至包括虚无。这一下让他感觉，无论是摇滚乐，还是管理学，都无法像哲学这样直指人心，哪怕坦然承认生活的无意义。这道光芒的突然降临，使得他毅然选择了哲学这条不归路。
除了精读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原著之外，雷思温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最多的时候，他一个礼拜组织过五个读书小组——“这让哲学不仅变成了读书思考的活动，同时也变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大三开学，雷思温正式决定放弃毕业工作，改学哲学。
如果说人大是起点，北大就是一个拐点。雷思温发现硕士导师吴增定老师有两个要求——不立刻确定论文题目，并敦促他阅读不同类型的哲学著作。这接续了雷思温在本科时的储备，如果立即收缩甚至圈定，或许可以探囊取物，终究少了些曲径通幽的妙处，他需要找到闪耀其间的星辰，那才是方向。
他找到了笛卡尔。
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会容易认为笛卡尔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基础，这当然是一个很经典的哲学史定位。雷思温在研究笛卡尔时，却有了另外的感觉——笛卡尔是如何从古代中世纪的传统中走出来的，如果说很多哲学家关注于笛卡尔们与古代中世纪传统背离的部分，他则将目光投向了其中的连续。自本科起阅读的书籍与熏陶在这里暗暗发力，之前出于本能的兴趣选择，至此成为了清醒而自省的判断——这是一个突破口，通过对早期现代哲学的研究，逐步深入西方的古代中世纪哲学传统，从而进一步获得更为宽广地理解西方哲学的视野。
出国深造成为必然的选择。
毕竟，国内的中世纪研究条件还不算理想。然而，出国的选择太多，究竟何去何从？雷思温似乎又一次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最终，比利时鲁汶大学进入他的视野——不仅因为这所始建于1425年的大学是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同时也因为它的中世纪哲学中心居于世界顶尖水平。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中世纪研究特别强调与近代哲学的关联，这完全契合雷思温的研究思路。鲁汶大学藏书丰富，直追中古，同时又以高度的国际化视野延揽各国留学生。雷思温由此推开了一扇大门——不同族群、国家、信仰的人的确具有很多共性，但又有很多根本的差异性。不同的文明传统会以自己的方式逐步改变我们对于人类未来一元化的想象。
在鲁汶，雷思温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西方人觉得重要的问题，未必在中国成为焦点。而中国人关切的视野，却未必是西方人在意的主题。因此，他既是那里的成员，却又是一名旁观者，旁观着西方学术的争执与讨论。跳进去，深入问题，跳出来，看见答案。抽离之后的清醒，才是一个中国研究者该有的自省。那里丰富的藏书，使得他不再觉得古代中世纪思想幽远而陌生，反而处处充满了亲切感。但这种亲切感却让他感到不安：究竟这些古老思想的当代意义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却是在战乱之中找到的。
读书万卷，需要行万里路，他决心去看一看那些仍处于古代与现代纠结中的国家。他要亲身寻找这个答案。他把假期用在了穿行中东的战场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埃及、伊朗等等国家都在他的行程中。这些国家在那个时候大多处于动荡和战乱中。雷思温穿行其间，亲身经历战火、动乱与灾难。不少当地人对这位胆子很大的中国人表示不解，告知雷思温他是战争期间屈指可数的游客。
他看到土耳其反复纠结在西方化与穆斯林化的难题中。在中国游客很少光顾的土耳其东部，他遇见了安卡拉大学的老师，一起畅聊帕慕克。而在凡城，他走后不久发生的地震，不但埋葬了他住过的宾馆，还埋葬了他刚认识的当地朋友。
在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当地人告诉他，他和宾馆里的另外一人，是开战半年后仅有的两位游客。然而这座古罗马的伟大遗址，却在雷思温离开之后被ISIS摧毁，他成为地球上最后领略过摧毁前风光的人之一。在黎巴嫩，他见到了很多坦克与铁丝网，而在埃及开罗，他又遇到了数不清的示威活动。约旦的奇妙风光，和以色列浓郁的宗教氛围，都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值得一提的是，伊朗秩序良好，文物古迹丰富，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绝非所谓恐怖主义国家所能概括。
当地人天天都在问他，伊朗到底好不好？这种渴望背后的民族自尊心，令他深深感受到，这些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中的坎坷与艰辛，更值得中国人关注与理解，因为它们与近代中国有着相似的命运。而理清古代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关联，就不再只是一个书斋里的论文题目，而切切实实就与中东，与中国，甚至与西方纠缠在一起。正是在战火与动荡之中，他真切地感受到，古老思想远远没有离去，而是更为激进地呈现在现实与未来中。这些旅行的精神财富，远远不是阅读所能获得的。
有过阅读的浸润，有过万里行路的经历，这位喜欢人文的学者，在求学之路上渐渐自觉寻找到出路与归途。他身在书斋，却能走出书斋，奔向源头，亲身经历了人类思想闪耀过的地方。哲学如此美妙，如此激荡人心。愚蠢的思考，贫乏的视野，都被他抛在了身后。
他的学术论文都是艰深的，比如《笛卡尔普遍怀疑中的上帝、数学与恶魔》、《邓·司各脱论原因秩序与上帝超越性》、《笛卡尔永恒真理学说的内在悖论》、《上帝与人类认知：托马斯论抽象与神圣光照》、《现代人的双重起点：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笛卡尔论上帝与永恒真理的创造》、《邓·司各脱论形而上学与上帝超越性》等等。
这些文章拦住了普通读者，但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日常。有一篇文章探讨过笛卡尔的恶魔假说，如果看过电影《黑客帝国》，会很容易理解这个假说的威力。笛卡尔认为，我们可以假定上帝不是真理的来源，而是有一个强大而狡猾的恶魔，欺骗了我们，让我们相信天地、空气、颜色、形状这些东西，让我错误地相信自己拥有手脚、脑袋、血液等等东西。那么，上帝还存在吗？还是是全能而善好的吗？数学还是真的吗？这是笛卡尔怀疑论的开端。他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实验，让我们开始怀疑：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世界真的是我们眼前所见到的那样吗？我们的思想、意识、情绪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吗？我们的灵魂能不能与身体分开呢？我们究竟是一个自由的个体，还是一个恶魔的奴隶？
如今他的时间一分为三，研究、教学与参加学术会议，学界前辈与同事常常给他以新的灵感和思想碰撞，让他不断推进自己的研究，避免热闹几年之后陷入失语、停滞和简单重复的境地。回国三年来，雷思温的学术收获远超预期，尤其是与很多师长还有新老朋友的交流、讨论都让他深感国内的学术共同体才是滋养思考与研究的真正源泉。所谓同道不孤，就是如此。
在学校的课堂上，学生已经开始互相传言，有一位教哲学的老师与众不同。渐渐地，开始有人提前查找雷思温的上课表去占座，有些学生在雷思温的课程评价里写下评语：“课程内容编排合理，讲解深入浅出，节奏张弛有度，少有的能够一学期带读完思想巨著的老师！”很多人喜欢哲学，只是找不到入口罢了。他要做的，就是把那些艰深的、晦涩的思想光芒折射为可被感知的光线，带领学生穿越其中，真是无比美妙。
雷思温很早想开一门哲学史的通识课了。他希望这门课能够尽可能涵盖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并且能够借助这些思想揭示哲学对于人的意义。表面上看，哲学史无非是前人的智慧、方法，实际上雷思温从中看到的更多是思想者的勇气。这样的勇气就是不媚俗的自由精神。每一个伟大哲学家都是异端，因为他们敢于在大部分人想象不到、也不愿意发问的地方发问。
改变方向并为之努力的勇气，穿行战场的勇气和如今将思哲光芒化艰深为平白的勇气，就是雷思温最倚仗的力量。
在思想领域，人类从未也将永远不会安分守己。
具体到这门课上来，之所以取名叫“哲学闪耀时”，《桃花源记》里的一段文字道尽了我们的想法——“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小口、有光、初极狭、豁然开朗，是这门课最初的路径构思。哲学家们也是一片星辰，思想更是光芒四射，我们在选题上突出闪耀大多选题是从哲学家的生平以及一个具体而有趣的思想命题入手，像是远处摇曳闪烁的光，为平时不常读哲学的人们导引一条更为平实的小路，得以一窥哲学宝库里的风景。
雷思温希望自己可以是那个带灯前行的人。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这时我们往往抱怨人生的不公平。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哲学问题：既然有完美的造物主存在，我们世界为什么还会有恶，会有不公正和不如意？善与恶、顺境与逆境究竟是什么关系？究竟这个世界还有公义存在吗？很多哲学家对此都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叔本华就认为，在纷繁多姿的现象世界下面，涌动着的是永不停息的意志与愿望。人生的底色总是徘徊在欲望无法满足的痛苦与暂时满足之间。与这种主张不同，斯宾诺莎认为，一味抱怨命运的不如意，是由于无知。我们因为自己有限的认识水平和信息量，总是以为事情应该这样那样，但无论命运还是世界上的一切，都遵照着必然性来运行。所谓自由，并不是无法无天的任意妄为和心想事成，而是对于必然的真正了解。如果你真正理解了命运的必然性，也就不会那么轻易叹息了，或者至少会减轻自己的怨气。人类总是对于快乐视之为理所当然，却对痛苦大加夸张。
这几年大热的科幻小说《三体》，其中有一个“黑暗森林”的假设。这种假设背后的各种逻辑，其实也被很多哲学家探讨过。比如霍布斯就有一个很著名的自然状态学说。他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背后，其实隐含着人际关系的真相，那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往往由于资源的匮乏，或者虚荣的膨胀，从而导致互相残杀。这就是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就是一种大家撕破脸的状态，平时的温文尔雅背后，都是人类对于和平、安全与虚荣的渴望。他说人们不要老觉得家里住着多么惬意，人际关系多么和谐。倘若真如此，为什么人们晚上睡觉会锁门呢？显然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深处充满了对于他人和世界的不信任。
这几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叫做“拖延症”，更有趣的是，除了拖延症，还有对拖延症的焦虑。为什么人生一方面在不停拖延，另一方面又对拖延充满了焦虑呢？如果我们用海德格尔著名的非本真与本真两种不同人生在世的状态来理解，就容易多了。
海德格尔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非自己选择，而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并且始终在这个世界之中。既然在其中，就免不了与形形色色的人、事、物打交道。那种不停拖延的状态，类似于非本真状态。在这种状态里面，我们忘记了自己，而把自己消融在有趣的段子、搞笑的视频、美食食谱、同事朋友的八卦等等事物之中。这种状态虽然无聊，但是却很安全，是我们生活的舒适区。但如果能舒服一辈子也倒罢了，我们经常还焦虑于自己浪费时间的行动，不停在“紧张地玩手机”。
为什么会焦虑呢？是因为除了非本真状态，我们还有另一种本真状态。这种本真状态类似于扔掉手机，全心投入自己事业的状态。这种奋不顾身的决断状态，是来自于我们的死亡。正是因为我们终有一死，而且我们早已经对自己要死这件事心知肚明，我们才会焦虑于自己浪费时间，不停拖延。正是死亡的存在，才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时间感、节奏感，我们才会按照这一有限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命。有了死亡，我们才会认为自己在“拖延”。如果我们永远也不会死，“拖延”又从何谈起呢？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技术带给人们极大便利的同时，人生在世的基本困惑、问题和烦恼却如影随形，只不过差别在于不同的思想家提供了不同的思考道路与安顿方式。这门课程，就是希望通过用短小精悍的形式，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思想方案，用于理解自我、他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自己的命运与生活。每个人处境不同，心性也不相同，我们所提供的方案，总会有适合一个人安顿自己的道路。即便自己的困惑不能完全解决，也至少可以给明不能完全解决的原因何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家们虽然不是凡人，但却比凡人更为深刻地理解着这个世界，关怀着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有光就有人，那就是哲学光芒闪耀过后留下的在世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