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司马迁算不上历史学家?

我们必须重新与历史对话 

2010年底,《文史知识》改版重组,来信要我写稿,希望是深入现场的叙事,由此激起我物换星移的感慨:被开除多年的历史叙事,已经甄别平反,回到历史学中来了。

曾几何时,历史学变成了科学,永远找不到的规律成了历史学的目的,宛若八股文的论文成了历史学的载体,可怜的《史记》和《通鉴》,失去了自身的完美和光彩,成了被解剖的死体,被肢解的对象。不遇的司马迁和司马光,不但被剥夺了历史学家的称号,甚至连讲师的资格都无法获得,因为他们没有写过一篇历史论文。

我是在外国的中国史学家,不在中国的外国史学家,因为两头错开了路,早早地游离于主流之外,扯起一面“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的风帆,纵舟自任,放歌独白。

2006年底,我写完了新型的历史叙事《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因为内容兼具文学和史学,形式既非论文也非笔记小说,四不像的作品,一时间找不到组织。迷茫无奈当中,我将部分内容选送《文史知识》,结果是退稿,被客气地告知,尊稿不适合刊载本刊云云。

将选文发表在历史网站象牙塔上,受到读书界的欢迎。2007年由中华书局以《复活的历史 秦帝国的崩溃》为题出版,2010年,改定后由台湾联经出版以《秦崩 从秦始皇到刘邦》为题出版。从方方面面的反映来看,专家和大众都有称许的认可,算是入了流。

不过,该书究竟如何定位,始终没有一个满意的结论。有人说是历史普及读物,有人说是大众读物,我都难以赞同。普及的相对词是专门,大众的相对词是专家。我写历史叙事,既普及又专门,不但是写给大众看的,也是写给专家看的。

我治史多年,也算是专家了,对于专家的境况滋味,最是清楚了解。因为生命有限而知识无涯,专家们都只能在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内深入精研,出了这个狭小领域的门,专家就成了大众,就需要普及的知识了。一位甲骨文的专家,他的明史知识,不一定比大栅栏茶馆里的一位评书听客更丰富。英文里有一个词“public history”,翻译为公众史学,倒是比较靠谱,因为不管是专家还是大众,都是公众的一员。

今年三月,我去台北,到中央研究院访问胡适故居,参拜老校长的陵园。在史语所与邢义田先生久谈,历史学家丧失叙事能力的现状,是我们久来的话题。谈话间,义田先生的一位高足游逸飞博士在座,他刚读了《秦崩》,写了一篇书评,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作者的历史叙事并非单纯说书,而是统摄各种研究方法的‘再叙事’”。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墓正面

与邢义田先生在胡适纪念馆

统摄各种研究方法,是我追求的目标,由此概括出“再叙事”的提法,给了我定位的启发。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历史须要不断地“再叙事”。以我最熟悉的秦汉史而论,两千年前,司马迁依据他所掌握的史料,对这一段历史作了精彩的叙事,是他与历史的一段对话。两千年后,我们不但掌握了大量司马迁所不曾使用过的史料,而且,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度,更是远远超出司马迁所能达到的水平,自然而然,将那一段历史重新叙述,不但可能,而且必须，我们必须与历史重新对话。

张国刚先生说:“历史学作品如果不是叙事的,那么它只能算是半成品或者中间产品,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竹头木屑、一砖一瓦－以备构筑历史叙事大厦之用。《史记》是叙事的，司马迁到各地搜集的‘放失旧闻’就是中间产品。《资治通鉴》是叙事的，《通鉴考异》只能是‘竹头木屑’”。

国刚先生所言,深得我心。我以二司马为先师模范,一边搜集放失旧闻,积累竹头木屑、一砖一瓦,一边着手构筑历史叙事的山居草屋。《大战彭城》的系列叙事,就是我所构筑的汉帝国大建筑的门庭进路。在写作中,我力求超越文学和史学的隔阂,调和专家和大众的喜好,希望筑成一种公众的人文之学。

最后,寄语新版的《文史知识》,让人文之光,普照往事今生。

重新与历史对话，我为胡适先生庆幸，因为睿智地为人生作了正确的选择，所以得到生的尊严和死的安宁。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墓侧面

本文原载于李开元的博客：2011年7月2日 08:51:28的日志，引用请查阅原文。

原文链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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