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哲学及其疯癫与文明
疯癫与文明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20世纪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的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其思想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都有很大影响。主要著作包括《古典时代疯狂史》(《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1984年6月25日，58岁的福柯因艾滋病死于法国硝石库医院。这家医院的前身正是他的成名作《古典时代疯狂史》所剖析过的一家精神病院。命运跟福柯开了一个玩笑，是他用自己的死，殉了哲学里最酷烈的探索，还是这个世界用他批判过的一切将他埋葬。福柯的哲学里充斥着思想史上的边缘问题：监狱、疯癫、刑法、性欲；他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知识考古学、谱系学、话语一权力；他的思想辐射力遍及哲学、文学、社会学、历史、政治，艺术、法律。
福柯的思想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事精神治疗学和知识史的研究，第二阶段转向论述解构和知识考古学研究，第三阶段转向权力谱系学、规训和监狱史的研究，第四阶段集中研究“自身”和“性”的问题。福柯理论活动的生涯，就从对现代精神治疗制度的批判出发。《疯癫与文明》既是福柯的博士论文的缩写本，也是他的成名作。本著作开启了福柯思想的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它为以后的三大研究阶段的研究奠定了方法及理论上的基础。福柯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论述那种沉默的考古学。
福柯本人的一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
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先生在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一书中曾经介绍到：“福柯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始终感到压抑威胁和恐怖。他父亲为了锻炼他的勇气，把他带到医院手术室看截肢手术，血腥的场面给一个孩子的惊骇是不言而喻的。他家乡当地有一富人的女儿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进医院和修道院，最后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这些可怕的事情对福柯的一生的思想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反抗这种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压迫和恐怖。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和心理学》和他的博士论文《疯癫史》就是这方面最初的努力。”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不难知道福柯之所以关注“疯癫”的缘由了。
求学时代的福柯是一个古怪、孤傲、与他人格格不入的人。“他一般情况下不爱说话，性格内向。但一有机会，他就尖刻地挖苦嘲弄别人……有天晚上，他拿着匕首追赶一个同学”。[2]在以怪异闻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福柯的表现被认为更加奇葩。他的房间布置尤其让人不寒而栗，房间里挂着受严刑拷打而痛苦扭曲的人的蚀刻画。他给同学们的形象是一个心理脆弱、介乎精神病边缘的人。
福柯崇尚尼采的酒神精神，即认为在死亡、地狱、痛苦、折磨和放纵中体会到特别的快感。这是一种流血的愉悦、遭受酷刑的陶醉。年轻时的福柯几次试图自杀，他混迹于“兄弟会”，极度地放纵于酒精、毒品及施虐——受虐淫性活动中，体会那种在兴奋、幻想和癫狂、陶醉及消魂中“摧毁”、“消灭”自己，在“苦痛”中，在一种对血的审美渴望中，拥抱死亡。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不顾生命的威胁加入旧金山公共浴室的放纵行为，他也因此而丧命。
福柯用他有限的生命来对抗无限发展的社会，为被社会边缘化的非理性“伸冤”。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他去世后不久，陪伴他23年的同性伴侣筹建了法国第一个全国性爱滋病组织，他的声音终于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
在1981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坦诚承认，“无论何时我从事某项理论工作，那都是建立在我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并总是与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有关系，我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可以看成是我的自传的断片。”
的确如此，福柯的文章如他本人一样怪异，让人瞠目结舌。他试图站在边缘化的角度去看待正统、理性。福柯认为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规则和标码建立起来的符号建构物。福柯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去分析人们谈话举止、观点和立场，并分析存在于这些话语后面的制度性基础，以及被这些话语观点所认可或预设的权力关系。他要突出的是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这就是福柯为什么在本著作中不遗余力地来说明疯癫和神经病人都是被统治意识形态压制在边缘的异端话语。
《疯癫与文明》这本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疯癫和文明的形成发展历史的时间线索；一条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疯癫的体验线索。全书分为十一章内容：前言、愚人船、大禁闭、疯人、激情与谵妄、疯癫诸相、医生与病人、大恐惧、新的划分和精神病院的诞生以及结论，阐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下理性和疯癫被赋予的不同定义和人们对于疯癫的体验及处理方法的发展变化(即理性对非理性的批判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些描述指出“理性和疯癫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客观的东西，而是一种反身性的社会现实，他们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环
境而被不断地建构。相应地，人类文明也是在理性对非理性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不断地被社会建构的结果。”最后得出结论：“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福柯将本著作所涵盖的范围分为中世纪末期至文艺复兴时期(十五、十六世纪)、古典时期(十七、十八世纪)和精神病院时期(十九、二十世纪），研究了疯癫与理性在历史进程中的演进关系。
中世纪末期至文艺复兴时期——愚人船的放逐——疯癫与理性的出场
中世纪疯癫的表现就是麻风病人的存在。在中世纪，麻风病在欧洲蔓延成灾，所以，中世纪的欧洲人心怀恐惧，在欧洲建立了大量的麻风病院。当时对待麻风病的手段不是如何医治这些病人，而是大肆宣传麻风病是一种罪恶的表现，是上帝惩罚罪恶的神圣证明。于是，必须像惩罚罪犯那样把麻风病人关在麻风病院里。麻风病人在他们自己的天地里，被没有伸过来的手所拯救，即使是被拖离出教会，都使其相信没有脱离上帝的恩宠。麻风病在当时不仅仅被看成一种疾病，而是被赋予了道德方面的意义。麻风病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疾病而存在，就像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言，麻风病人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的文本而存在。
虽然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麻风病人在西方世界消失了，但是正如福柯所说“有些东西无疑比麻风病人存留的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社会意义即“麻风病人虽被排斥在这个世界，这个有形教会的社会之外，但他们的存在依然是对上帝的一个可靠证明，因为这是上帝愤怒和恩宠的一个表征。因此“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麻风病院也作为一种结构存留了下来，与此相关的一些习俗也存留了下来。
文艺复兴时期麻风病虽然消失了，麻风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人们对麻风病人的遗弃和排斥却转移到了麻风病人的接替角色——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身上。这种排斥和遗弃的方式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来，并在想象的图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愚人船”，这就是这个时期人们处理疯人的方式——放逐，不仅有驱逐之意，还有净化作用。疯人似乎在过着一种轻轻松松的流浪生活：“愚人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中的楷模、社会中的典范开始伟大的航行。这些船载着他们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市政当局甚至还为其支付必要的经费。千支百叉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提供一种净化的场域。疯人登上愚人船后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因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
福柯并不否定“癫狂”作为一种精神或行为现象的客观性，更不否定人类社会中的确存在这样特殊的群体——疯子或愚人。但是他认为既不能把疯癫看作是一种精神疾病，也不能把疯人或愚人不当人来看待，而歧视、排斥、打击、迫害他们，剥夺他们做人的权利和应享有的正常人的尊严与生活。恰恰相反，疯癫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和一股强大的力量，对于一个人的事业和命运具有激励、推动和鼓舞作用。疯癫者身上具有令人着迷的精神状态，常常妙语连珠，能够出乎意料地道出真理。因此，不存在疯癫，只存在着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拥有的某种特殊的性格、脾气或秉性，而且主要是人在对自身的依恋中通过自己的错觉而造成疯癫。
疯癫不是和现实世界及其各种隐秘形式相联系，而是与人、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和绝望情欲的疯癫都暴露了人类的缺点和脆弱，以及面对死亡之时的无能为力。
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还很暖昧，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威胁和嘲弄对象。在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他们对于疯癫(愚蠢)的鞭笞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批判方式，同时又“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活动着”，人们恰恰从这些怪异形象中发现了关于人的本性中的一个秘密、一种禀性。正如福柯所说“毫无疑问，疯癫同获得知识的奇异途径有某种关系。”
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疯癫恰恰是对某种无用的科学的惩罚，正是因为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由此可见，从理性和疯癫的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疯癫，还尚未与理性完全分裂，虽然有一种缓慢的分裂正从文学与绘画这两种艺术作品里出现，但是这仍是不完全的分裂。”直到一种哲学话语明白划分了理性与疯癫的界限，关于疯癫的历史才就此展开，并且随着当时文化机制进入了长期的禁闭时期。“疯癫与终极性的联系一旦消失，也就同时意味着它的独立性的消失：疯
癫不再是揭示理性所无法达到领域的力量了，而逐渐成为理性的仪仗和随从。”
古典时期——禁闭所的建立——疯癫与理性的互斥
文艺复兴时期曾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而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文艺复兴之后，疯癫便一直在理性的话语下活动，成为理性研究的对象。笛卡儿在《沉思录》里对疯癫的沉思，使疯癫被完全排除在理性之外，而划归于不理性一类。从此开始，理性得以把疯癫在那诡谲神秘世界里的神游拉回到现实世界中，并将之安放在理性的对立面上，人们开始用理性的视角对它进行解剖和描述。在此之前，理性至少还不具有排斥疯癫的权力，因为我们总能在理性的极限里见到疯癫，在疯癫的极限里看到理性。然而从笛卡尔开始的对真理的探求和沉思，理性因而得到了一个主体性的地位并拥有权力。理性拥有的权力，来自于笛卡尔剔除了那些危害理性的事物，由此看来，理性的权力不是由理性自身建构起来的，而是在排除那些对理性有可能的危险因素中而得到稳固的地位。这个地位似乎既脆弱又牢固，它的脆弱来自于理性并不是自给自足地建立起来，而是通过对危害自身的因素的排除而得以巩固的；与之相反，理性排除的危险因素越多，它的地位就越牢固。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势必要排除疯癫，因为疯癫是对理性认识真理的最大危害；另一方面，理性也通过排除疯癫而得到自身牢固的地位，从而拥有论述疯癫的权力。
疯癫在古典时期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个人的生理或是心理的特异现象，而是被当作一种社会危害——对理性控制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危害——来对待。
在l7世纪，欧洲产生大量禁闭所。在巴黎，每一百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遭到禁闭，而疯人的归宿既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街头，也不是在被放逐的大海上的愚人船里，而是在高墙耸立的禁闭所内，疯人是与游手好闲者、流浪汉、败家子之类的人同被监禁和管理。“18世纪末，霍华德进行了调查。他遍访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主要监禁中心——‘医院、拘留所、监狱’…他看到，违反习惯法者、家庭浪子、无业游民和精神病人都被囚禁在同一大墙之中…在150年间，禁闭已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上述各类人在个人的生理或心理上并没有很大的共同点，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为被禁闭的对象，其原因就自然不在于他们自身，而在于社会对他们的评价。
福柯将1656年建立的巴黎总医院作为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记号，法国总医院是由法国国王下令建立的，是一个收容穷人、罪犯和疯人的行政机构，在总医院里配备了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总医院虽名为医院，但并不是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半司法和行政机构，是一种治安手段和禁闭所。中世纪最大的罪孽是傲慢；在文艺复兴初期，最大的罪孽变成了贪婪；而到了l7世纪，懒散领导和压倒了一切恶习，诚如总医院的创立宗旨，就是阻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目的是用来保证公共安全。这样，禁闭所对游手好闲和流浪乞丐进行肉体和道德的束缚，迫使他们工作，试图用工作来消除游手好闲，用劳动来消除失业。这种行动通过政府强制力保证实施，带着“对待贫困和救助责任的新感情、对待事业和游手好闲等经济问题的新态度”，然而福柯认为从经济和实用价值的动机来看，禁闭所是失败的，是工业化初期的一种笨拙而无效的救治和社会防范措施。总医院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打着救济穷人、兴办福利事业的旗号，试图在欧洲建立一种完全的新社会秩序。
禁闭这种行动不仅是从经济维度出发采取的措施，还体现了道德伦理的维度。疯人并没有被当作一个需要特殊对待的群体，对疯癫的排斥根据是劳动道德准则。疯人与“穷人”、“失业者”、“惩戒犯”等共同被禁闭，继而形成了惩戒。久而久之，疯癫的悲剧性体验逐渐消减之后，一种批判性的体验占据了主流，而批判性体验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疯癫的罪恶感。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劳动有一种赎罪的力量，在劳动中罪恶得以消减，道德得以升华。由此可以看出禁闭所不仅仅是一个强制性的劳动机构，它还是一个道德机构，通过劳动来实施道德训诫改造，使被禁闭者“劳动自救”。禁闭的实质就是“把十七世纪资产阶级的良心开始憧憬的道德城市中的消极因素圈封起来…这是一种美德的统治，在那里人人自危，对风行美德的唯一回报就是避开了惩罚。”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人们是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疯癫被定义为罪恶，是有害的、非道德的，并“作为真正的他者而受到理性的专断与排斥”。
基于这种认识，古典时期出现了两种并行不悖的医治疯癫的技术系统：一种是基于某种关于品质特性的隐含机制，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激情，于是采取强固法、清洗法、浸泡法、运动调节法等物理疗法，通过强烈的刺激清醒疯人意识，使其重归理性秩序；另一种以中世纪与理性自我争辩的话语论述运动，认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双重虚幻，是谵妄，因此通过唤醒法、戏剧表演法、返朴归真法等使疯人彻底醒悟。
由此可以看出疯癫言说自身的地位不断地被降低并由理性代言。十七世纪，疯人被监禁，此时尚无对疯癫的一般性论述，但是疯人作为一个理性团体的他者是可以被轻易指认的，所以理性把疯人放在一个隔离区域中。十八世纪，由于疯人已经被固定为理性的对立面，所以一种关于疯癫的话语便得以开始，一套可以指认疯癫的疯癫话语便得以建构。渐渐地我们将在这个排斥作用下看到关于疯癫的体验逐渐消失，然而属于理性的疯癫则在十九世纪取得它完整的话语权力，在那里，疯癫将在一个更完整的医疗体系下被言说与矫治。
近现代时期——精神病院的诞生——理性对疯癫的言说
而在18、19世纪之交，精神病院的诞生结束了古典时期的大禁闭，新的时代又开始了。随着精神病医学的创立，疯癫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被视为精神病，疯子在疯人院里接受治疗。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它代表未成年者，而以医生为代表的理性则对疯人维持着一个代表统治与榜样的成年人形象。在这样的疯人收容院里，没有禁闭带来的羞辱和痛苦，有的只是一种家长式统治下的平静。
资本主义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态度，已经从过去道德上的否定转变为理性上的否定，在道德上将精神病人与游手好闲者或乞丐等同视之，精神病人还被认为存在着被新教伦理改造为勤勉的劳动者的可能性，而当精神病人被人类社会在理性上否定时，他们除了被送到疯人院与外界隔离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他们被理性视作完全的异己，成为了必须被理性所管制的非理性的破坏力量。
在精神病院，不是疯癫者的“兽性”被压制下去，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不是疯癫者被治愈了，而是这种治疗行为本身就包含着抹杀疯癫真相和实质的异化作用。疯癫者不再被单纯地否定，而是被控制在一种监视中。这样，对疯癫的态度就从谴责过渡到了监视。监视与审判是疯人院的主题，而疯人院的这种结构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结构的缩影。
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实质上将疯癫看作是一种可以矫正的道德过错，人们没有必要对疯子的过错进行残酷的肉体惩罚。人们应该让疯子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并为之负完全责任。有了这种意识，“疯人就将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
迎接疯癫的是象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图克和皮内尔的精神病院。福柯集中地分析了图克和皮内尔建立的疯人院。“疯人院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在福柯看来，皮内尔和图克建立的精神病院不是解放疯人的科学的医疗机构，而是从道德和心理上对疯人实行更加残酷压迫的改造所，疯癫在其中代表着一种未成年的地位，一种幼稚状态。
图克的精神病院是以一套宗教道德来架设其禁闭空间，图克在疯人院里制造神圣的宗教气氛和严格的道德秩序，要求疯人在宗教戒律和道德监视下严守各种行为规范，否则将被赶出疯人院，重回社会受折磨。这种做法使疯人在心理上持续的处于恐怖状态，不断地保持自己的负罪感。“它把那种罪过变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一种与看护的单向关系，使罪过成为有理性的人的他者意识。一种对疯人的生存状态的治疗干涉。换言之，这种负罪感使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在图克看来，即使在疯癫中，宗教所具有的理性力量也可以有效的使精神错乱者恢复到健康状态。因此，疯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只好听命于道德和宗教的说教支配。最终疯人将自己的疯癫确定为罪责，并在意识深处笼罩着令人窒息的责任。尽管休养院不会惩罚疯人的罪过，但是想尽办法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也就是说疯人不再被单纯否定，而是被禁锢在了道德意识的领域之内。精神病院实际上是“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精神病院使疯人和疯癫现象完全沦为以精神病医学面目出现的理性的对象，疯人的行为必须受到外在于他们的理性的支配和约束，他们的思维方式被宣布为非正常的、病态的，因为整个社会只承认一种合法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理性的思维方式。
与图克认为宗教对疯癫具有疗救功能截然相反，皮内尔拒绝将宗教环境引入精神病院中，皮内尔认为宗教刺激和引发了疯癫，宗教不是理性隐秘的古老地带，而是谵妄、幻觉、绝望、忧郁的根源。因此，在精神病院中，宗教不应成为生活的道德基础，它本身应被医治、排斥，宗教应成为医疗对象，一旦将宗教从疯人的头脑中过滤掉，疯人就可能返璞归真，情绪安定。皮内尔将司法和秩序的道德结构置于其精神病院之内。皮内尔通过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以及对医务人员的神化让疯人接受“现代医学”的治疗。但是他也“继续从事宗教的道德事业”，吸收宗教的“安慰和信任的道德力量以及对大自然的顺从”。因此他的疯人院也是一个道德教育的场所。
不论是在图克还是在皮内尔的方案中，医生在精神病院中都起着主导作用。图克和皮内尔的精神病院共通的结构是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在他们的精神病院里，疯人与医生不可能对话，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医生，疯人只是肉体的疯癫而不是头脑的疯癫，因此需要的只是权威而不是交流，“医生凭借的不是知识，而是人格，借用了科学面具的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而与现代医疗方法无关。”在精神病院这个特殊的氛围里，理性以自然科学的面目出现，医生成为科学的代言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他对精神病人具有如家长和法官一般的绝对权威，借助科学所赋予的力量，行使着理性对于非理性的征服，同时也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范和秩序。因此，福柯认为，医学成了司法，治疗成了镇压，疯人被所谓的科学进步所处罚，并投入了“巨大的道德桎梏”。
疯癫的虚妄性不是来自外在的指认，而是疯人自身对其的指认，这是疯人在整个道德秩序要求中异化自身的结果，疯人成了自身疯癫的陌生人。疯癫的幻相在这里不再被承认，理性只是在一旁默默观察疯人，疯癫的舞台不再是面向世界，反而是疯人自身，疯癫将被疯人自己吸收，内化于道德律令之中。这样一来，一种被异化了的共同语言得以产生，疯人与理性的对话得以开始。但是这场对话，既不是文艺复兴时期也不是古典时代的对话方式，十九世纪开启的对话是取消疯癫所言说的内容。我们看到疯癫的谵语只是一个证明自己有罪的形式，至于内容则是一个不必被关注的不真实罢了。在一连串的档案、资料收集的过程中，福柯一直关注着疯癫与理性交汇的模式，理性最后会以其自身的语言完整地论述疯癫，将疯癫涵摄在理性的话语之下，这个涵摄的运作经历了一场缓慢的历史运动才最终得以形成。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种新秩序。随着精神病学成为医学分类中的独立分支，疯癫也被正式视为一种疾病，被整合进了社会结构之中，不再对社会秩序造成任何威胁。这样，理性就宣告了对疯癫绝对而彻底的胜利。
结语
“这本书是一座缄默的纪念碑，象征着他为‘成为自己’而付出的独特努力。”正如福柯以异端的行为解说着疯狂的历史一样，他力图创立疯狂的理性独白，使被理性压抑的疯癫史得以重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实《疯癫与文明》所关注的真正主体并不是疯癫或者理性，而是那些所谓的“精神错乱者”与“精神健全者”二者之间关系的发展与演变。这种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就是一种“沉默”的历史，一种中世纪末盛行的疯子与健全者之间对话消失的历史。中世纪还能进行点对话和沟通，但现代世界却是理性对疯癫的镇压和征服。理性文明是现代世界的产物。福柯笔下的现代世界是一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圆形监狱”。在此居住的人都成了驯服而有用的肉体，都匍匐在现代理性的无限淫威之下，我们也能看到在现代世界里，疯癫话语权的丧失。
福柯对尼采尤为崇尚，尼采所崇尚的酒神即狄尼奥索斯精神是一种梦幻、迷狂和疯癫，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它也是使人复归到自然界原始统一的欢悦，是痛苦和狂喜的相互交织，“使人领略到一种解除个体束缚，复归本真自我的神秘体验”。这种酒神精神一直受到日神阿波罗即理性的束缚，只有那种非凡的迷狂的人才能领会到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由和愉悦。这可能就是历史上大多数哲学家、艺术家被认为是疯子，遭到理性的排斥的原因。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对福柯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他认为人只有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人的存在是一种虚无状态，在绝对迷狂的状态下，人能够体会到存在、虚无、生与死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对尼采探求精神的继承，也是他对自己理论的实践和他极力在《疯癫与文明》中反复阐释的问题。福柯在此书中引经据典，涉及到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和历史各个学科。在他所举的例子里，那些被理性排斥的“疯子”都是那些思想行为不合传统的文人、哲人和艺人。因为只有这些智慧之人才会执着于生命本质的探求，他们大多数都逃脱不了死亡、疯癫的悲剧结果。
在本书中，福柯也指出，获得知识的意志就是权力意志。这意味着人们并不是为了知识而认识，也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真理，而是让知识服务于获取权力、排挤他者。这就意味着人们不敢讲出实在的真理和客观的知识。人们凭借权力区分真与假、理性与疯癫，这种区分暗含着一种挑选。渴望知识的意志在实际运作上如同一个庞大的“排除异己”的机制，是控制、统治和确保利益的权力。我们现在所理解、所掌握的有关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理性的历史，实际上是压制、割裂、扭曲疯癫的历史。因此，现代化条件下所谓的理性可能比疯癫更为疯癫，而所谓的疯癫可能更接近于真正的真理，可能才是真正纯粹的理性。
福柯的一生致力于挑战权威，让边缘化的东西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伟大及人格魅力就在于他敢于闯入禁区，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做真实的自己，使真实的东西发出本来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