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论

内容提要：为批驳西方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对立起来，笔者于1985年就从正面论述了恩格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2013年笔者进而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这一新概念。恩格斯一生的理论贡献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和四个领域，这四个时期和四个领域可以充分证明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提出并论证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旨在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精神实质的一致性，更加重视恩格斯对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从而更加有效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 键 词：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对立观

　　2015年8月5日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恩格斯逝世120周年纪念日。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跌宕起伏。在当今尤其需要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更加强劲振兴、蓬勃发展。为此，我认为重新研讨、深入认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一、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

　　早在19世纪7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就曾经从贬义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一词，意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搞个人崇拜，要别人对他顶礼膜拜。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反对个人崇拜，他从来不同意别人过分颂扬他，更反对别人冒充马克思主义的名义随意歪曲他的学说。对此他曾经多次讲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P695)到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悼念马克思时才开始异口同声地从褒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这表明后人景仰马克思指明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所以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终生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于1884年写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在文中他特别说道：“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1](P242)从1886年起，恩格斯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总之，从19世纪8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获得了愈来愈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不断获得众多重大的成就。

　　自1895年8月5日恩格斯辞世后，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公认恩格斯一生对创立、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做出了卓越贡献。大家都很尊敬恩格斯，并且十分认真地学习恩格斯的著作。记得1958年我在图书馆查阅《新青年》杂志时，发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家阿德勒曾经在一篇纪念恩格斯的文章中提出“恩格斯主义”的新概念，当时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没有见到他对恩格斯主义做过具体阐述。改革开放初期，从报刊上得知，西方有些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有不少新进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不时也出现一些谬论。最为突出的典型就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德堡大学的诺曼·莱文教授。他于1975年出版《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全书分十四章，约30万字。这本具有较强学术性的理论著作，虽然也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很多共同点，但是其核心观点是鼓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他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历史观、共产主义观以及策略观等等都与恩格斯的观点不同，都是反对恩格斯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是对立的。莱文在书末还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既然存在着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主义的区别说清楚呢?莱文的论著在美国出版后，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有较大的反响。荷兰工党理论家特洛姆普于1978年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荷兰自由》周刊4月5日这一期上。该文吹捧莱文的著作冲破了“禁区”，论证“无懈可击”，硬说“恩格斯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很荒谬”，“和《资本论》背道而驰”，是“反科学的绝对唯心主义”，是苏联“恶劣的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等等。我读到报刊上对西方这些论著和书评介绍之后，感到很有必要加以批驳，以正视听。当时教学任务很重，只能在课堂上的有关讲题中简要说明西方的这些观点为什么是不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为什么是一致的。

　　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与河南大学约请我牵头主编一部《社会主义大辞典》。我就着意设立“恩格斯主义”这个词条，并且由我自己负责撰写。由于辞典的条目字数不宜过长，我只写了大约1300字。我在释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向来不单独使用‘恩格斯主义’这个概念，因为恩格斯是卡·马克思的亲密战友，他们共同创立了作为无产阶级思想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中已经包括了恩格斯在理论上很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只是由于近来西方有美国学者莱文和荷兰工党理论家特洛姆普等人肆意歪曲恩格斯主义，为此我们可以从正面褒义上使用恩格斯主义。接着我简要阐述了恩格斯一生理论上的贡献。

　　我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发表对“恩格斯主义”作出书面解释的学者，在理论界颇为引人关注和热议。不少人表示非常同意我的看法和做法，认为我不仅批驳了西方学者的错误观点，而且敢于理直气壮地从正面确立恩格斯主义，这是思想高度解放的表现。同时也有人向我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并立、并列，是否会令人感到这是两个主义?”为了消除这种疑虑，从90年代起，我在课堂上再讲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时，就另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新概念。这只是在课堂上讲，并未写成文字公开发表。2013年我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科学第一次应运诞生》。在该文中，我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我说：“就其创立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单数，只体现了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是复数，才显示出两个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独战的成果，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绝世神交的挚友，同心同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窗共研、同力合作，同舟共济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只表现出马克思一个人一枝独秀，一柱擎天，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却展现出前呼后应、益彰真理、珠联璧合、臻于至善，二人合奏，更加优美。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可谓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可比喻为科学太空长久光芒四射的双子星座。”[2]我当时发表的这个新见解，得到了不少知音。江苏省兴化市委党校朱妙宽教授在该学报2014年第4期发表的评论拙文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六个创新点和闪光点》一文，文中认为我“创造了一个新词汇——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这是我在《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科学第一次应运诞生》长文中六个创新点和闪光点之一。同时我也听到有人不同意我这样创新的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恩格斯自称“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只是能手”，恩格斯还自我比喻为“第二小提琴手”，所以恩格斯只是马克思的助手，助手怎么能与雄主并列呢?看来我还要进一步更加充分、更加透彻地来论证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是双星合璧这个学术见解。

　　现在趁纪念恩格斯逝世120周年之际，我拟从纵向经历和横向拓展这两个方面来说明恩格斯一生对创立、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做出的独特贡献，从中论证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

　　二、从恩格斯一生四个时期的理论贡献看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

　　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殁于1895年8月5日，享年75岁。我收藏有十多本德国人、苏联人和中国人写的恩格斯传记。内容都是分章节概述恩格斯一生的经历，但是都没有把恩格斯一生的经历明确划分为几个时期并且说明他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经过细心独立思考，我用五种颜色的金属，形象地把恩格斯的一生划分为黑铁、红钢、黄金、白银和紫铜五个时期。以下粗略地描述恩格斯五彩人生的惊喜变化，从红钢、黄金、白银和紫铜四个重要时期的理论贡献看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

　　第一个时期是从1820年到1843年，这是恩格斯23岁之前的黑铁时期。他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一个整整三代都是资本家的剥削阶级家庭，又是个信奉基督教虔诚主义的宗教世家，他一生下来就受到洗礼成为教徒，从小就在家庭教育和小学、中学的学校教育中不断受到宗教的影响。1837年中学尚差一年毕业就受父命到公司当办事员，第二年又被派到一家大贸易公司实习。他父亲有意把这个长子培养为资本家的接班人。

　　然而恩格斯由家庭出身而生成的黑铁砂，经过多年自我刻苦锻炼，终于把自己改造、燃烧成为红钢。他从母亲的文明家教中得到初步启蒙教育，外祖父又给他讲希腊文明故事。恩格斯从小目睹故乡乌培河谷贫苦工农的悲惨生活，上学时又耳闻附近工厂工人的呻吟，由此，他十分同情劳动人民。他厌恶从事工商贸易杂务，向往读书思考、追求真理。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的经历，促使他深入探究世界与人生的根本问题。到1842年3月，不满22岁的恩格斯就开始在莱茵省反政府的民主派报纸《莱茵报》上发表政论文章。这时他已经是背叛了资本家家庭出身、背离了宗教束缚，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的青年。1842年11月，他刚满22岁就到英国深入工人之中做调查研究，走与工人相结合之路，终于使他从黑铁砂炼成红钢，转变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科学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1843年底，23岁的恩格斯完成了第一篇提出新的科学世界观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他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的标志。

      第二个时期是从1844年到1850年，这是恩格斯从23岁到30岁的从黑铁炼成红钢的青年时期，也是他与马克思合作的第一时期。1844年2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第2、3期合刊，同时发表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文章。两个年轻的思想家、理论家(马克思当时不满26岁，恩格斯不满24岁)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同刊亮相，同时登场，马克思从哲学上论证了共产主义，恩格斯从经济学上论证了共产主义。我认为这是第一次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双星合璧，他们二人共同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844年8月底，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巴黎再次会合后(第一次是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英国前，路经科伦，专门去会见马克思)，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开始终生并肩战斗，携手合作。1845年他们共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神圣家族》一书出版，这是第二次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的明证。1946年他们第二次合著了批判德国真正社会主义派的专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第三次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的成果。1847年，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赶写出《哲学的贫困》一书，恩格斯曾经把自己写的蒲鲁东一书的摘要和评论稿交给马克思参考，马克思在写作中还时常与恩格斯交换意见。更加重要的是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联手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第四次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的神奇产物。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更是他们两位合著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文献，这是第五次显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的精品。1848年2月，欧洲革命爆发后，他们联袂回到德国竭力投身领导革命。他们创办《新莱茵报》作为民主派机关报，力求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革命的政治理论武装广大群众。他们各自在报纸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也都是相互修改过的。恩格斯于1885年5月15日致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至于《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您需要首先断定哪些是真正的马克思写的。例如，有关六月起义的一些文章，其中只有很出色的一篇文章(指《六月革命》——引者注)是他写的，对于斗争等等的全部叙述，都是我写的……一般说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分开。”[3](P312)这岂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的第六次闪光吗?1849年5月《新莱茵报》被查封，随后德国革命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迫流亡伦敦，于1850年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他们继续合作发表论文，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展望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还合力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1850年3月和6月马克思、恩格斯两次联名发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就如何改组党、重新投入战斗提出中肯意见。这一年他们二人还联名发表多篇文稿，阐发自己的政见，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这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的第七次展现。由上述可见，从1844年到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共事的这头七年，年年都是双星合璧，屡放光芒。应该说，他们在长达40年的合作中，年年都有双星合璧的作品或事件出现。因篇幅有限，随后我就只能择要简述，难以逐年逐次排列论及。 

　　第三个时期是从1850年至1870年，这二十年是恩格斯从30岁到50岁的壮年黄金时期。可是由于马克思是职业革命家，成年累月没有固定社会职业的月薪收入，而且他自1843年与燕妮结婚后，又先后生下七个子女，家庭负担很重。为了接济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这20年间恩格斯只好常住曼彻斯特，在他父亲经营的公司打理日常业务，当“埃及的幽囚”②，经常将他的收入汇款到伦敦，使马克思能够专心致志撰写《资本论》和其他文稿。然而这20年间恩格斯还是坚持在晚间和星期日深入研究众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等问题，撰写了大量著作和文稿。1851年，《纽约每日论坛报》经常约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可是马克思的英文写作水平不如恩格斯，所以，他写的文章都需要由恩格斯译为英文寄去发表。马克思还请恩格斯撰写总结德国1848年至1849年革命的文章，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连续写了十九篇文稿，都以马克思的署名在该报发表，稿费全供马克思一家急需。恩格斯写的这些文章就是后来正式出版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本名著。直到1913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人们才得知该书的原作者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这些岂不又是一种极其珍贵形式的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吗?为了使马克思能够专心致志地写作《资本论》，恩格斯就自动在经济学之外的领域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做出贡献。例如，恩格斯深感战争与武装斗争问题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有重大意义，而他自己早年有过在步兵炮兵连服役一年，随后又于1849年在南德参加武装斗争担任副官的实践经验，所以他在经商的业余时间就刻苦钻研军事问题，在50至60年代他写过大量文稿。有《军队》《欧洲军队》《海军》《步兵》《炮兵》《骑兵》《筑城》《舰队》《会战》《进攻》《论线膛炮》《步枪史》《略论作战的几个问题》《山地战》等等。1950年至1957年之间，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分为六册，由曹汀依据1936年俄文版翻译过来。恩格斯因军事学研究的成就被人们称为“伟大的军事科学家”和“无产阶级的将军”。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经商期间，还发表过《波斯与中国》，以及关于波兰问题、关于美国内战等众多国际问题的文章。他还潜心研究爱尔兰历史，下功夫研究自然科学中关于分子的新发现等问题。为商务需要，他还学习多种欧洲语言以及波斯语，掌握了二十多种语言文字，成为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多语种奇才。总之，在曼彻斯特这二十年，尽管恩格斯被迫无奈白天要经营“黑色商务”，他依然在黄金时期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持续放射出金色的光芒。

　　第四个时期是1870年至1883年，这是恩格斯50岁至63岁的盛年时期，也是他最后与马克思合作的十三年。这可以称之为白银时期，他更是银光熠熠，年年生辉。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终结了讨厌的经商岁月，从曼彻斯特迁到伦敦，就住在马克思家邻近。从此，他们几乎天天见面，日日合作。马克思于10月份就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上提名把他补选为委员，并且负责与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支部的通信联系。从此，在第一国际中他们共同为支援各国工人运动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为反对英国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俄国和瑞士的巴枯宁主义等等做了大量理论和实际工作。恩格斯于1872年底1873年初为莱比锡《人民国家报》撰写三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到1887年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专著。这是继1847年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之后，直接集中批判蒲鲁东主义的力作。书中第一次提出“科学社会主义”新概念，力求使广大工人摆脱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1873年他又发表《论权威》一文，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权威。1874年以《流亡者文献》为名发表5篇文章，对波兰、法国和俄国一批流亡者中的各种思想作了评析，提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面临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1876—1878年，恩格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成《反杜林论》这部鸿篇巨制。首先在报刊上陆续连载，内容是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系统批判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的错误观点，同时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十分赞赏恩格斯的这部杰作，并且亲自为之增写了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这岂不是又一种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的新形式吗?1879年恩格斯与马克思联名写信给李卜克内西等人，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令的条件下，坚定立场，端正路线。1880年他们在伦敦接待德国党和法国党领导人，帮助他们努力把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建设好。这一年，恩格斯应拉法格要求，从《反杜林论》一书中抽出一部分改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大众化读物，由拉法格译为法文单独出版。马克思为此书1880年法文版写了前言，肯定此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881年，恩格斯写信给伯恩施坦，继续表明他和马克思对德国党和法国党的关注和建议。这一年恩格斯还研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对他发现的微分法给予高度评价。1882年他们为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译本合写序言。这一年他们还就法国工人贵族状况交换意见，就盖得与拉法格在同可能派的斗争中过于迁就提出批评意见。同年马克思还通过恩格斯要求德国党批判俾斯麦假借国有化鼓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突发心脏病去世，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中有两大科学发现，那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第五个时期，1883年至1895年。这十二年是恩格斯从63岁到75岁的晚年紫铜时期，万紫千红，铜筋铁骨。这一时期，恩格斯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硕果累累，成就非凡，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工作。最后这十二年，他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整理出版马克思遗稿，为重印马克思著作写序。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字迹潦草的《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只有恩格斯一个人能辨认清楚。他花费整整十年苦功，加工整理，为其写序，才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期间他为《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1888年英文版、1890年德文版、1892年波兰文版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写了五篇序言。还为再版马克思的六本著作写序言或者导言，即1885年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版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序，1891年为《哥达纲领批判》写序，为《法兰西内战》和《雇佣劳动和资本》写导言，1895年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导言。他临终前半年多，为出版他和马克思著作的全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做准备工作。其次，出版、发表了十多部自己独立完成的最新论著。主要是1884年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有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断断续续写成、在他过世之后才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这三部书和他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堪称恩格斯的四大理论名著，是恩格斯主义的四大理论丰碑，其中包含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极其丰富的内容。同时他发表的重要论文还有1885年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7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序言、《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92年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1893年的《欧洲能否裁军?》，1894年至1895年的《论早期基督教历史》和《法德农民问题》等等。最后，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他大力促进了1889年巴黎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成立了第二国际；他还指导了第二国际1891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他以73岁高龄参加苏黎世代表大会闭幕式，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他以英、德、法三国语言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讲话。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与德、法、英、意、俄、奥、匈、保、美等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多有联系，在家中热情接待各国来访的新老战友。他不需要翻译人员，能用多国语言与各国战友交谈，尽力给予指示、指导。他的家成为向全世界开放的社会主义论坛。他发表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谆谆教导；还给多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发去贺信并为党报党刊写稿。他是马克思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

　　从恩格斯1843年23岁成为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起，他一生纵向经历了红钢、黄金、白银、紫铜四个时期，一直与他的密友马克思合作，共同铸就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

　　三、从恩格斯一生四个领域的理论贡献看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

　　以下再从横向拓展方面来看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人们通常是按照列宁于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论述，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这样三个组成部分来学习和研究的。其实，这三者只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我于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已表明：“近几年国内外都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五个或七个组成部分的看法，这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三大组成部分，此外还有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共有十几个组成部分。”[4](P282)如果按照这里所列举的马克思主义的十几个组成部分来写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本文将要写得很长，而且比较分散。这里还涉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传统方法主要是按照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这三大组成部分分科、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和开设课程的。我于2005年在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期发表《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研究献议》一文。该文将我1997年以后在校外和外地讲学中所提出的新见解，第一次写成论文公开在刊物上发表。我在文中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按照三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研究，而且还要加强整体研究；从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即人的解放学；要以人的解放为轴心，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基础教学和研究大纲。[5]

　　最近，关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我又有新的想法。近四年多来，中共邯郸市委讲师团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委托我牵头改编并且重新主编一本该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我把这本重新主编的书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真言录》，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是一门科学，是人的解放的科学。我们尽力精选、辑录马克思恩格斯就这一门关于人类解放的首要科学发表过的发自肺腑的真诚之言、真切之言、真实之言、真理之言。

　　究竟要按照什么样的体系来构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科学真言的体系呢?这是我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我独出心裁地把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科学划分为科学世界观、科学历史观、科学现状观和科学未来观这样四大部分、四大板块。科学世界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然、人类、社会三者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认识，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其核心是认清人类解放问题的由来和解决的根本途径，人类要如何与自然和社会和谐共生共处。科学历史观，科学现状观和科学未来观是他们依据科学世界观对人类社会历史、现状和未来分时段纵向连贯的整体系统认识。按照这样四大部分、四大板块就可以较为简易而又有重点地认清恩格斯在理论上的独特贡献。以下分别加以简要说明。

　　首先，在科学世界观方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唯物辩证法研究人类的起源，论证了人类是来源于类人猿，正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是生产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类社会才有剩余产品。恩格斯强调人能改变、改善自然界，使之更提高社会生产力，更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在《反杜林论》中他强调只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更高水平，只有到那时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了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6](P300)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作为科学”，它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他正是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才充分论证了人的创造性劳动是改善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的根本动力。这样以人的创造性劳动为中心完善了科学世界观，正是恩格斯对完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独特贡献。莱文教授所说的恩格斯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完全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在科学历史观方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具体论证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如何引起人类社会结构从氏族、胞族、部族到民族的进化和家庭、阶级、国家、法律、道德、哲学、宗教、文艺等等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以及社会形态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恩格斯还新提出了人类社会有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两种生产理论，指明了这两种生产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唯物史观。这样，唯物史观就不只是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骨骼架子，而且是有头脑有血肉有四肢五官有五脏六腑有神经系统的完整圆满的活生生的有机体。恩格斯晚年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还提出了社会变革的合力论。他于1890年9月21日至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在历史斗争进程中有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它要“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在创造历史中许多单个的意志，在发生相互作用，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6](P510)这个历史合力论使我们认清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文化和个人、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等因素在创造历史中的综合作用，促进我们每个单位的领导人和普通个人深入思考如何去发挥个人的积极进步作用，同时还促进我们历史工作者在研究中如何善于去细心破解历史合力，而避免各种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

　　再次，在科学现状观方面，恩格斯着重考察了马克思逝世后十二年间，现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到晚年他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整整半个世纪中正处于上升阶段，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他醒悟到在欧洲1848年革命时就想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革命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1](P510)。也就是说，到19世纪末，暴力革命、街垒战已经难以发生，无产阶级要善于开展议会合法斗争去掌握政权，而且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将来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他晚年还看到交易所和托拉斯在发展垄断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他还预计到20世纪会爆发资本主义世界大战。他说：对德国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其结局将是“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必定“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7](P401～402)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局果然应验了恩格斯的预言。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时果然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王冠都落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真的胜利了。列宁于1918年7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的《预见》一文中说：“谢天谢地，现在大家都不相信神奇的事情了。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恩格斯的上述预言“这是多么天才的预言!”“很多事情发生得同恩格斯所预料的‘一字不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8](P574～577)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看法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现状观的新发展。

　　最后，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未来观也有新的发展。当今国内外都有人对恩格斯晚年的科学未来观有所误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荷兰工党理论家说恩格斯主义是“苏联极权主义的组织基础”。其实恩格斯在1873年发表《论权威》一文是为了消除无政府主义而强调在生产管理和国家治理中权威的作用，并没有否认民主的作用，并没有把权威与民主相对立。相反，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就明确主张“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可见人民民主才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权威。苏联模式极权主义弊病的根子在于过度强调领袖个人集权的权威和党中央政治局的权威，而破坏了群众集体的权威、民主政治的权威。按苏联1936年宪法规定，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可是在领袖个人过度集权和以党代政体制下，最高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这种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一再延误改革，拖到1991年终于被广大人民抛弃。这个历史教训必须记取。国防大学一位教授对恩格斯晚年的言论也有误解。他于2011年2月10日在某个部门举办的离退休干部座谈会上提出他的新看法。他认为恩格斯于“1886年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他认为1886年2月25日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一文中有一段话共93个字足以为证。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例如，本书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的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内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7](P297)从这93个字可以看出，恩格斯仍然肯定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从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可见他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他只是感到原来那种说法在实践中无益，甚至有害。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践中资本家阶级自己并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要单独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必再采用原来那样的表述方式。可见从恩格斯于1886年所写的这93个字的这段话中，不能得出“1886年恩格斯放弃共产主义理论”的结论。我认为恩格斯晚年对科学未来观主要的新贡献在于他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开来，他已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长远、更艰巨、更有待未来实践来加以具体界定的科学理论和奋斗目标。1894年1月3日他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写的序言中说：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且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9](P490)可见在这里恩格斯已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开来。再过一个多月，即1894年2月13日他给考茨基的回信中就讲得更加明确、更加透彻。他说：“‘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通使用，最好留到必要时更确切的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10](P203)恩格斯的这个遗言，对当今的现实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以上纵横交错、前后贯通的简要论析中，足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确是双星合璧、相得益彰。恩格斯于1878年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这样说过他一生与马克思合作中互相帮助的情景：“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2](P347)1884年10月15日他在致贝克尔的信中这样自述：“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受到。”[2](P219)我们完全可以补充说：失去马克思之后的十二年间，恩格斯不但没有出现什么漏洞，而且他也像马克思一样，出色地充当了第一小提琴手。所以，恩格斯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马克思的助手，而是一生四十年间与马克思互相帮助、密切合作、志同道合、观点一致、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最密切的战友。马克思谢世后他还是独当一面的第一小提琴手。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人杰共创。我们通常使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据我考证最早是1924年7月共产国际五大提出的，原文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译文中把它简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5]。美国作家海明威曾经提出“雁行理论”。意即一雁领头，众雁跟随。他认为，雁行是1+1＞2，意即两人合作，倍增效益。可以说没有恩格斯的终生大力鼎助，马克思的理论成就难以达到那样圆满完善的高峰。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融合才铸就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加光彩夺目，持久辉煌。正是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个人终生紧密合作，才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追随者日益增多。

　　因此，我想当今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视为双星合璧是有充分依据的。马克思于1853年称恩格斯为“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12](P604)。1880年他又称恩格斯为“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之一”[12](P687)。可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两个主义的外来组合，而“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二者的内在融合，它融合为一个主义而不是两个主义。如前所述，马克思生前一直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如果马克思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已经风靡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经出版多种文字的版本广为传播，我想他一定会说：“如果大家要用马克思主义，那就不如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吧!”

　　我之所以要提出并且论证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这是我自己71年来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点心得体会，绝不是要以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提法取代已广为传播一百多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我只是在不断学习之中领悟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简称，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全称，恩格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发展。我提出并且论证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双星合璧，旨在说明：第一，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批驳西方学者把这两者割裂、对立起来，用以否定、贬诋恩格斯主义；第二，提醒我们要重视学习恩格斯对创立、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更加重视恩格斯晚年的著作；第三，警示人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把手与第二把手互相帮助、密切合作、和谐共处的范例和精神，千万不要第一把手与第二把手互相拆台，彼此对抗，势不两立，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长盛永旺的要领。

注释：

　　①全文见高放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1988年版第75页。

　　②“埃及的幽囚”原指古代埃及对被囚禁的犯人要在监狱中加设地牢、地窖等，使之从事艰苦劳动。恩格斯以此比喻自己被迫从商，犹如埃及幽囚受尽苦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高放.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科学第一次应运诞生[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5]高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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