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历史研究》主编黎澍老夫子
▲李普（左）黎澍（右）
李普 （1918.8～2010.11.8），湖南涟源人，中国共产党员，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肄业于华中大学历史系。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等职务。
黎澍（1912.2.7～1988.12.9），生于湖南醴陵，中国历史学家。曾就读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历史研究》主编等职务。
文章来源：《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一
我最初认识黎澍是１９３８年在长沙。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总编辑。我刚刚高中毕业，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做救亡工作。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很敬仰他，严格说来恐怕算不上认识，不过见过几次面罢了。
后来我到了重庆。他去了成都，我知道，听人说过。在重庆见过面没有，不记得了。
建国之初我们都到了新华总社。他当资料室主任，我有点儿奇怪，太大才小用了。原来是，当时担任社长的陈克寒提出两个工作让他挑，一个编辑部，一个资料室。他对我说：“每个老单位都有许多习惯法，或者叫不成文法，我想我新来乍到，当个资料室主任比较好一点。”他真是老练，叫我很佩服。后来听到陈克寒说起这一段，更令我十分钦佩。有一次陈克寒对我说：“你们从大后方来的人，我只看错了一个，黎澍，我对他估计不足。”这是真话。一则可见当初克寒心里想的就是要黎澍去资料室，提出编辑部来，是作为陪衬的，是谈话的艺术。黎澍听话听音，一下子就明白了。于是乎双方各遂所愿，一拍即合。二则，他们两人后来都到了中央宣传部，克寒才知道黎澍的分量，克寒写的文章，都要请他修改。黎澍对我说：“陈克寒不是个写文章的人，句子不合文法，确实非修改不可。”
三年以后的１９５３年，我也到了中宣部，跟他接触更多了。叫他黎澍老夫子或老夫子，是在这时候开始的。我们三人——郭小川、陈笑雨、我，常在一起，都这样叫他。如今回想起来尤其觉得很贴切，很有道理。他年岁比我们大些，学识比我们高，言词虽然犀利，又言必有中，神态却很老成安详，不像我们那样毛躁。这个雅称的版权该属于谁，也许三人都有份，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在我心目中，黎澍在亦师亦友之间，我不知道郭、陈两位意下如何。
二
１９８３年我们又成了紧邻。我住三里河，他搬来木樨地２４号楼，李锐住在２２号楼。三里河跟木樨地相隔一条马路，三家往来密切，我们三人常常在一起谈天，上下古今，放言无忌。最近我跟李锐说起黎澍，他说：“当年跟黎澍谈了多少问题，可一个字也没有记，要是记下来，现在可以写多少好文章呢。”
我们都喜欢吃腊味，还有一位朋友于刚也是，谁家弄到湖南腊味就在谁家聚会。不过于刚住在统战部院里，隔得比较远。
那几年李锐还在管中组部的常务，天天要上班。黎澍本来是用不着坐办公室的，１９８２年我们都退下来了，两个自由之身过从更密，可以说三天两头必定见面。他常常打电话来：“你在干什么，能过来谈谈吗？”我就立即跑过去。
这里我想先总括一句，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３０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１９７８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许多同志，１９４２年的整风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不是。那时我不在延安，资历又浅，没有那种经历，更没有那种觉悟。
我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个长过程。我好比进了一所大学，１９７８年讨论好比是我的第一个年级，到今天我也不认为已经毕业了。我可以说至今天天在享受获得新知的快乐，天天在享受破旧立新的喜悦。我拥有许多堪称亦师亦友的朋友，有些比我年轻不少。其中起了启蒙作用的，我受益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黎澍和李锐。他们比我高明很多，甚至可以说高一个档次。我庆幸跟他们住得那么近，三里河的那几年对我晚年太重要了，也就是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
有一天黎澍说，他曾经被称为“党内民主人士”。 42 37728 42 16162 0 0 8743 0 0:00:04 0:00:01 0:00:03 8740和沈容都笑起来，我说我也是。建国之初刚进北京，到新华总社不久，沈容有一位女友对她说，你家那位李普，有点像个党内民主人士。黎澍接着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慢慢才想明白，就是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这有什么不好，我们缺少的正是这个。等级观念那么强，无所不在，是封建主义。”我说，我可没有想那么多，我是在一定的框框里想事情的。我想的是我是从大后方来的，又是个文化人，有点自由主义，特别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后来我才渐渐感觉到，延安出来的人大都有这个本事，绝不随便说话，他们善于保护自己，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炉火纯青，大概是整风特别是其中的“抢救运动”训练出来的。
由这里我想到，要保护自己有时候就必须说假话。整风运动成绩伟大，但副作用同样不少，其中之一就是无形中叫人说假话。无中生有，造谣陷害，拿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样的坏蛋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是好人，他们毫无害人之心，只想保护自己，但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某些场合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同时又得小心不要误伤到别人。这真是一种修养、一种艺术、一种功夫，需要训练，需要锻炼，否则出不来。“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这句话不管是谁说的，多少有点儿道理。由此我想到了“政治”，有一天我说：“我曾经认为我很懂政治，我给年轻人讲课，诚心诚意讲新闻记者应当是个政治活动家。现在我才知道这是自作多情，其实我一点也不懂！”
黎澍说道：“何况你呢？我懂吗，我也不懂！”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研究历史的，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的史书被称为“相砍书”，古代的政治他懂。他出版过一本《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近代的政治他懂。他显然赞成我的意见，现代的政治他曾经也认为当然是懂的，现在才知道，并不懂！有关这个范畴后来他还说了许多，比如：什么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他想了十年也没弄懂。
这个话题当时一笑而罢，又谈起别的来了。后来我想，李锐也并不是瞎说的。他很早就开始研究毛泽东。他在兼任毛泽东秘书的时候获罪遭谴。他在狱中作了许多诗，思考了他半生的经历，出狱以后出版了《龙胆紫》诗集。后来他写了《庐山会议实录》，一时洛阳纸贵，再后来成了研究毛泽东问题的权威。要想弄懂中国的现代政治，不钻研毛泽东的书，不懂毛泽东其人其事、思想和心态，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
黎澍老夫子搬来木樨地的次年，１９８４年８月，他编好了的《再思集》，１９８５年２月出版。１９８８年９月又出版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这时候我已经离开三里河，我是１９８７年末搬走的。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他都同我和我老伴谈过，老夫子一次又一次地讲，使我们一次比一次地发生了更大的兴趣。有时候是翻开书来让我们看一段，再接着讲。我们俩背地里多次感叹：“啊，老夫子是个思想家！”
尽管在十年浩劫之前黎澍已经出类拔萃，而如今的黎澍又已经不是当年的黎澍了，他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了。我同他谈话，读他这时候的文章，常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欣喜，或者如梦初醒的振奋。他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欣喜和振奋呢，我想大概也是这样的吧。深刻和博大的思想，所谓智慧之光，是必定具有这种神奇的力量的。
学术界，不仅仅是历史学界，许多人对他深为推崇，对他的学术贡献和理论勇气评价很高。有学者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黎澍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封建主义问题的人，他一再论证封建主义残余是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障碍。还有学者指出黎澍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创见，是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老夫子的高尚品格我知道，这是我衷心敬重他的原因之一。但是对他学术上的成就，我就没有资格评论。我最想在这里写下来的，是在多次日常的谈天说地中，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甚至令我感到震撼的某些内容。换句话说，我想记下的仅仅是我个人的某些收获。
有一次他说，“双百方针”好不好，好。但是从来没有实行过，为什么？过去我们长期认为，这是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之故；只要划清了界限，学术就可以百家争鸣了。错了，我们是一片天真，蒙在鼓里。“双百”是上面给的，今天能赐给，明天就能收回。你回想一下，最初提出来，很快就表明是钓鱼的诱饵，引蛇出洞。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和法治。人民在政治上不能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利，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有什么保障呢？“双百”提出的本身，就意味着是把政治排除在外的。那么我们再想想，人民在政治上没有的东西，在学术和文艺上却能享受，这可能吗？学术和文艺能这么特殊吗？
当他说到“我们是一片天真”这些话的时候，他表现出严肃的神情。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些谈天说地，都是在这种再思和反思的心态和精神之中进行的，既反思历史、反思时代，也一定把自己摆进去，再思和反思自己。我想，他给我的影响和启迪，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是这一点。我陷于个人迷信之中既深且久，成了鹦鹉、成了工具。真理标准的讨论到今天整整２０年了，如果说这年来我有所觉醒，思路有所开扩，识见有所提高的话，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但是也要感谢这种实事求是的再思和反思。回首往日，何其愚也！
有一天谈到戊戌维新与义和团，黎老夫子认为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他说，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措施，不管它多么不彻底、不切实，却是几千年来农民运动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不可能提出来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戊戌维新由于本身的弱点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它却起了启蒙运动的除旧布新的作用，影响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是任何一次农民运动可以相比的。
如果说上一段话说的是近代史里面一个个别的问题，可以说黎老夫子还断断续续给我们讲了一课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其所以说断断续续，是这个话题他讲了不只一次，而且是随兴之所至，信口说来，不是事先想好了要讲什么的。在我这方面，我把有关的那些话贯穿起来，就形成为完整的一课了。好像是这样开头的，他说：
我们是洪秀全的继承者吗？不是，我们是孙中山的继承者。事实如此，而且只应当如此，也只可能如此。
接着他讲道，过去我们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维新运动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也是立足于“批”。而对于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而完全肯定。那么不用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好像是那两次农民革命的继续了，这是大错特错。
他说：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已经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来挽救封建制度的灭亡，但客观上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一个尾声，一个开端。然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这个运动失败了，才出现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没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完成。
他还说道：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发展到我们的革命。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回头一看，一个环节也少不了。
这些，大概不全是他个人再思的成果，不过同样使我很受教益。他下面说的话，我想可能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他说：过去我们对农民的反抗斗争存在着估计过高的偏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资产阶级 54 37728 54 20482 0 0 6444 0 0:00:05 0:00:03 0:00:02 6446 54 37728 54 20482 0 0 4901 0 0:00:07 0:00:04 0:00:03 4902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估计过低。按照这个思路，好像农民运动做的都是好事，而资产阶级只能做坏事。最后这一句，我想是他为了把问题说透，所以极而言之，他自己和史学界，恐怕都不曾偏到这个程度。
四
１９８４年他发表了题为《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的长篇论文，公开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个长期以来公认为历史唯物论的所谓基本原理，论证它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篇文章早就写好，他知道风险很大，又思考了两年之久才拿出来。果然不出所料，它在思想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赞成者有之，补充和发挥者有之，质疑和反对者也有之，还使得一些以卫道士自居的人大为恼怒。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８８年他去世之前的三年之内，他又连续写了四篇文章加以申述和答辩。
第一篇文章发表前后的某一天，他对我们谈论这个问题。他从书架里抽出一本书来对我说：“这是我主编的，你有了吗，送你一本。”这就是那本《论历史科学》，是马恩列斯一些论述的辑录，１９８０年初版。
他翻开《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那一章来叫我看。他说：现在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学书里照例都有这一章，重点是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这本书里也有这一章，这一章第一节的标题也就是这句话。但是内文里却并没有这句话，你找找看，你找不出来，因为马恩都没有说过。
他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他翻开书来指着一段话说，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
……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
他说：那么这个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从哪里来的呢？最近才查清楚，原来是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从《联共党史》的某些观点引申和附会出来的。由于苏联的无上权威，这个说法在社会主义世界成了金科玉律。黎老夫子接着说：我们，连我自己在内，多年来深信不疑，人云亦云，跟着人家弄错了。
经过多年的考察思索，他雄辩滔滔。他说：如果那句话正确，那么请问：两次世界大战史是谁创造的，沙俄侵华史是谁创造的，日本侵华史是谁创造的，鸦片战争史是谁创造的？如此等等，可见所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距离事实太远了。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遣词造句准确漂亮，我很喜欢。让我在这里抄一段。他说，人心向背的重要性，早为我国古人所认识。但是人民群众过去总是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他们这种决定历史的作用，经常是以曲折的、不显著的甚至是被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接着写道：
如果说，全部历史，千秋功罪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都决定于人民，那么，这就等于说，历史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工，也不存在阶级的区分，统治者不存在功罪问题，这完全不合事实。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是被统治者，是奴隶，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现在尊他们为全部历史的创造者，即使他们承受了非分的光荣，也使他们承受了不应有的罪责。
在他同我的面谈中和他的文章里，他一再强调“事实”，说“距离事实太远”、完全不合事实”，等等。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几年来我多次读他这两本书，多次掩卷深思，对这个如此权威的观点，他是怎样由深信不疑而开始怀疑起来的呢？是对事实的思考提醒了他呢，还是钻研马恩的著作提醒了他呢？我想，多半是古往今来的事实首先启发了他吧。事实是很能教育人的，只要人们敢于和善于思考。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可惜当时我深深地为他的论证和雄辩所折服而没想到提问，现在是泪眼问天天不语了，唯有悲苦！
１９８８年冬天，我和沈容去了海南。本来准备再多住些日子，忽然归心似箭，回到北京才知道老夫子刚刚去世了。这晴天霹雳，令我俩热泪盈眶。我们亏得提前回来，赶上了向他的遗体告别。他的夫人徐滨对我们说：“你们可回来了！黎澍濒危清醒过来的时候两次问起你们：李普回来没有？李普为什么还不回来？”此情此境，叫我多么悲恸！这又使我想起还有一件事，离开海南的前一天晚上，朋友们为我们饯行，谈到学问的问题，我说：“我的一位老朋友那才真叫有学问哪。”我心里想的就是黎澍老夫子。这些难道是某种心灵感应吗？
我们夫妇俩送他到焚化炉前，最后看了他一面，再一次向他鞠躬以后就离开了。往回走的时候，我的哀伤加上了几分迷惘，我想，我是不愿看到他进焚化炉吗？但是我却没有多陪他一会儿，把他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
啊，十年了，老夫子，我多么想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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