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学、政、商三界的通史经营
| 来源：新古史辨
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学、政、商三界的通史经营
马建强
摘
要
早在整理国故运动之初顾颉刚便有作“中国文明史”的意愿，随着古史辨运动的深入，到1930年代通史编纂成为其重要的学术情结。在抗战中，偏居西南的顾颉刚围绕鼓吹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智识、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学术理念，力图组建写作通史的团队，创作通俗化通史与学术化通史。为实现这一理想，顾颉刚在学、政、商三界多方设法，苦心经营。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都限制了顾颉刚庞大通史计划的进行，使其最终走向失败。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以新史学为发端，旨在对传统史学进行现代化改造，“改造国史”成为这个世纪史界的第一个呼声，紧接而来的便是中国通史编纂这一重要学术议题。史界对“通史”进行了现代化的“格义”，使之成为史学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首先是被胡适视为“半僵”的章太炎在1900年率先提出“中国通史”，半新半旧的过渡学人梁启超紧跟其后发表《中国史叙论》（1901），自此之后，通史编纂渐成风气，成为无论新旧各派史家的角力场，顾颉刚就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员。
早在19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初起之时，顾颉刚就有作“中国文明史”的设想[1]（《致王伯祥》，P108-109），并将此纳入到“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中[1]（《致罗家伦》，P238）。后来受命为商务印书馆编本国史教科书曾就通史教科书的写作进行过一番深入思考。随着古史辨运动的展开，顾颉刚对于通史的认识逐渐加深，以为没有一部好的通史对于专门研究不利，于是逐渐产生凭自己的通史撰述“激起一班人编专史的欲望”，再“因各种专史的出版”，推动“将来有更好之通史出现”的学术构想。认为这样既可使整理国故有切实的成绩，也能让史学逐渐上轨道[1]（《致罗家伦》，P253）。步入30年代，顾颉刚在生活境遇与学术理路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影响顾颉刚致力于通史的因素颇多，诸如个人情感因素、史学经世思想、学术竞胜心理以及因生活压力而产生的经济诉求等多重原因，均使通史成为顾颉刚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此后通史编纂议题成为体现顾颉刚生活、情感、学术三者交互影响的一个面向，真实地反映了顾颉刚的学术心态与思想，成为生活史与思想史交融的一个典型案例。
抗战中顾颉刚辗转来到西南（昆明、成都、重庆），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中，他为实现通史编纂计划，数番擘画、苦心经营，利用当时所能争取到的各类学术资源、社会资源，努力推动通史计划的早日实现。为此其不得不周旋于学、政、商三界，在西南战时文化场域中以个人的文化资本进行着竞争博弈。对于越来越活跃于社会的顾颉刚，朱维铮先生在晚年曾评价说：“渐知此公并非所谓纯学者，而是总在政学商三界活动的人物。”[2]，暗含了对顾颉刚的不谅解与批评。相反余英时先生则认为：顾颉刚的生命形态从1930年代开始，虽然“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但其“事业心的根基仍在学术”，并认定学术“只有普及到广大的社会以后才算是尽了它的功能”，“普及化的知识必须以最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其源头活水”。因此他的事业“都是从学术领域延伸出来的文化事业”，目的也是在于支持其学术活动[3]（P196-199）。这番话堪称知言，乃余先生对顾颉刚理解同情之下的洞见。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所苦心经营的通史事业，正可以为余先生这番评论作一个注脚。
1
携通史理想掌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因宣传抗日遭到日本侵略者通缉。逃难南归途中，他回顾年来遭遇，以为“赖日本人之名捕，逼余脱离北平”，反而是“生活史上一个转变机会”。面对这次转机，他最希望的是“闭门却扫，读二十四史，广罗各种常识，以期编撰中国通史”。顾颉刚自信此中国通史“必可加强国民之自信力，即使中国暂亡，犹得为光复旧物之一助，则余之救国工作未尝停顿”[4]（卷三，P673-674）。随后辗转来到西南，首站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初因为养病一个月，顾颉刚得以完成很多学术研究工作，他十分满意这种状态，在日记中曝露心声说道：
这一月的成绩确是不坏。但我安得永有这般的读书写作的机会呢？因此，颇拟将云大职务辞去。如父大人遗产能 给我取到，而且物价不至过高，则不就职务亦未始不可过日子。这样的生活能过几年，“中国通史”一定出得几册 了。 [4]（卷四，P203-203）
未几，成都齐鲁大学向顾颉刚伸出了橄榄枝。1939年5月3日，张维华、刘世传向顾颉刚带来了齐鲁大学希望他去主持国学研究所这一消息。当晚，顾颉刚为此事筹划，以致精神兴奋而失眠[4]（卷四，P226）。这种兴奋当从顾氏学术成长时期的心态和强烈的事业心角度来剖析。顾颉刚的学术奠基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这一中国最早的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因受学术环境熏染，并亲自参与研究所诸多事务，使得顾颉刚深知执掌现代学术机构对于实现学术理念、推动学术发展、扩大学术影响的重要性。20年代末，他在广州中山大学积极参与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事务及筹备组建中研院史语所都是基于这一认识。后来因为与傅斯年闹翻，从学友变为学敌，分庭抗礼，互争雄长，也是凭借执掌学术机构的便利条件。比如1935年顾颉刚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之后，大展手脚，延揽青年才俊，组织编辑出版，在短短的两年时间成果就超过了中研院史语所[5]（P108）。此时齐鲁大学给予顾颉刚主持研究机构一展抱负的机会，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有学者认为，在燕京大学时期，顾颉刚还是以个人研究为主，而到了齐大则是“要实现自己的教育和研究的理念了”[6]，编纂中国通史便是其中之一。顾颉刚向齐鲁大学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不教书，二是作集体研究，三是作边区调查。”[7]（《致张维华》，P118）并写信给齐大校长刘世传，提出自己的学术规划和理念。信中说道：
刚学术无足道，只以服务北大研究院暨厦大、中大、燕大、中央、北平各研究院，故国内文史学者大都认识，经廿年来之酬酢，其学力高下亦均默识于心，诚能将本所经 费划出一部分作为稿费，刚有能力约集第一流人才为本所撰文著书。是本所以有限之资，易得专门学者之并力合作，不徒使本所之地位提高，亦为吾国学术界奠定集体工作之基础。[7]（《致刘世传》， P121）
顾颉刚的学术理想并不在于教书，只想从事研究，对学术人才的培养也多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提出集体研究是希望凭借学术机构组织学人分工合作，用集众研究方式实现他大的学术计划，此前在北京提出的通史计划均以集众研究的方式来实现。边区调查缘于顾颉刚对实地调查这一研究方式的特别钟爱，希望凭借身处西南的地缘之便，获致边区新史料。此举可谓近续北平研究院时他规划的晋察冀乃至外蒙古、甘肃边境的考古调查，远绍他在1931年对胡适吐露的心曲：“感到要作一部《中国通史》，非把全国游历一周不可，俟周游之后再去读史，自然感得亲切的意味，然后再可作史。”[1]（《致胡适》，P474）。
在赴成都就职之前，顾颉刚“在床无事，或中夜忽醒，每思年已如许，苟学不确立，便将终身无成矣”，在这种心境之下顾氏开始谋划确立一己之学并计划一生之著述。顾颉刚认为古史研究是自己学问的本业，而中国通史则是他对时代的责任，他希望能以此“养成全国人民之新人生观及其责任心”。在所拟计划中，通史分为大学用的《中国上世史》、《中国中世史》、《中国近世史》，以此或专载白文，或略加删削则为《中国通史略》，供中学生用。对于一般读者则少载学术方面的文字，名为《中国的历史》或《中国史谈》[4]（卷四，P244）。
1939年9月，顾颉刚携其通史理想赴成都掌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他对齐大国学研究所的规划，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要为通史写作奠定基础。方式则是通过专门学者之并力合作，以集体工作来实现。抗战时，大量文史专门人才流落西南，顾颉刚深信凭借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多年在学术圈中积累的人脉资源，一定能够组织一批专家学人共同汇聚到他的这一学术理念之下合作共事。顾颉刚甫一入主齐大研究所便启动了“整理二十四史”计划，这是继北平研究院时期《史记》标点整理之后，对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重新启动，包括标点和编纂索引及各类专门辞典等。顾颉刚认为对旧史料的整理是一项为中国史学奠基的工作。在顾氏的设计中，二十四史整理完成后，“将其材料分类辑出，编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如种族、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交通、思想、文学等等，更于大类中分析细密之小类，务使史书中各种材料均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后来学者可依据之以作中国各专史及通史”[8]（卷二，P255）。在给好友叶圣陶的信中他说道：
此间国学研究所工作，拟集中精力于整理廿四史上，使散乱材料串上系统而成各种专史之材料集，为将来正式作通史之基础，再将范围扩大至廿四史之外。此事甚大，我辈生命中未必能亲睹其成。但欲引史学上轨道，固非此不可也。[4]（卷四，P300）
这年11月30日，顾颉刚又在日记中自述曰：
此次到齐大研究所任职，立志为中国通史工作打好一个基础：一、编各种专史材料集，庶数十年后有正式之各种专史及通史出版。二、编通史稿，分为十期：1.秦以前，2.秦、汉，3.魏、晋、南北朝，4.隋、唐，5.五代、宋、辽、金，6.元，7.明，8.清初至中叶，9.鸦片之战迄辛亥革命，10.民国。每一期为一册，每一册约自三十万言至五十万言，供一时的应用，且为将来人作正式通史之底本，此事希望十年内能编成。[4]（卷四，P313）
与此同时，顾颉刚广发英雄帖，聘请吕思勉（通史）、蒙文通（古史）、丁山（古史）、童书业（古史）、赵贞信（古史）、钟凤年（战国史）、赵泉澄（清史）、萧一山（太平天国史）、金毓黻（东北史）、韩儒林（蒙回藏史）、夏光南（西南史）、方国瑜（西南史、么些文字典）、李镜池（宗教史）、成觉法师（佛学）、白寿彝（回教史）、方豪（宗教史）、栾调甫（中国哲学、文字学）、容肇祖（中国思想史）、顾廷龙（目录学）、闻宥（语言学）、高亨（文字学）、于道泉（语言学）、吴晗（制度史）、刘朝阳（天文学史、历法史）、陈钟凡（文学史）、龙沐勋（文学史）等或致力通史，或精于断代、专门、地域的学者，为齐大研究所的名誉研究员[8]（卷二，P256-260），期望以分工合作、集体编写的方式完成通史编撰纂。1940年4月20日，顾颉刚又在日记中说道：“校长拟聘汤锡予，吕诚之，侯仁之三位来，如能成事，加上宾四，研究所真人才济济矣，而中国通史之完成亦可期矣。”[4]（卷四，P366）。这其中吕思勉和钱穆在通史方面都有特别的才能，能够得到他们的辅佐，顾颉刚自然对以齐大团体编成通史抱以很高期望。
2
借力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谋划通史编纂
顾颉刚抵达成都以后，时常往返成都、重庆之间，与当时陪都军政要员多有往来，得到诸如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编译馆馆长陈可忠等政界人士对其学术工作的支持，并获机会向蒋介石当面陈词。由此顾颉刚亦伺机从政界借力支援其学术活动以谋划通史，其中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的成立，给顾颉刚提供了机遇。
1940年4月，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顾颉刚受聘担任委员。史地教育委员会是战时史地教育的咨询和决策机构，是指导战时各类史地教育的一个政治与学术相结合的重要组织。该机构的设立是响应蒋介石在1938年8月28日在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精神。在讲话中，蒋介石对战时史地教育表示不满，说道：
多数学生对于本国的历史地理，所得知识既浅薄，多半模糊影响，甚至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忘记了自己的祖先，忘记祖先所遗传下来的固有的疆土！不知自己祖国的历史和地理的人，怎能教他爱国呢……从今以后，大家不好再蹈以前的覆辙，一定要特别注重历史、地理的教育，以激发国民爱国卫国的精神，开拓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新生命。[9]（P210）
这番出自战时最高统帅的言论将史地教育提高到“激发国民爱国卫国的精神”的地位。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在史地教育委员会成立时的致辞中即表示：蒋总裁的言论“确定史地教育为今后建国教育之中心”，要通过史地教育促使青年“油然发生爱国爱民族之心情，献身于抗战建国之工作”[10]（P1）。这样的国家动员对当时史地学界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顾颉刚因此也对史地教育委员会抱以极大希望。第一次开会，顾颉刚因没有买到机票未能出席，但仍然邮寄了两条提案，并请黎东方代表他提交，其一是《拟编中国通史案》，其二是《拟请标点十三经注疏案》。在《拟编中国通史案》中，顾颉刚指出当时社会对于通史“要求既极普通，时势又至迫切，此时固不容不为”，因“由本会就各时代，各地域，各门类中，规定有系统之历史题目若干，以重金征求著作，每一题为一书，分之则各成专书，合之则为通史之长编”[11]（P27）。这套方案的设计大概而言便是从当时他在齐大的布置出发，而在史地教育委员会上提出此案，无疑是希望凭借国家对史地教育的重视，获得官方对其主持编纂通史工作的支持。但结果是《拟请标点十三经注疏案》获决议通过，并由顾颉刚主办，教育部提供经费支持[12]（P16-18），而其通史提案却因教育部已有包含通史在内的《编撰史学丛书案》而未获通过，顾颉刚仅获任教育部丛书计划中的春秋战国史编撰工作。这次会议还确定了《编撰一般史地读物案》，推动面向社会人士的史地教育，提及“历代名人传记丛辑”、“民族英雄传记丛辑”等书的编撰[13]（P14），这与顾颉刚之前希望从事通俗通史编撰以达民众教育之目的的想法相合。国家政策支持，促使顾颉刚在后来的通史计划中更加注重通俗通史的地位和设计。
1941年第二次史地教育委员会会议上，顾颉刚与缪凤林、金毓黻、黎东方共同提出《由本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14]（P24），该议案获得通过，决定将史地教育委员会作为筹备中国史学会的通讯处，并由该会补助经费及发函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1943年3月24日，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召开，会上组建中国史学会，顾颉刚“得票最多，频作主席”，名列理事之首。顾颉刚猜测“恐系蒋委长发条子与教育部办者”[4]（卷五，P50）。早在燕京大学期间就企盼成立中国史学会且以团队之力编写中国通史的顾颉刚，此时终于亲手缔建了中国史学会，这进一步激起了他在事业上的雄心。他在日记中大肆抒发了一番内心事业豪言：
予入世二十余年，虽因名招敌，事业着着失败，而声誉日起，朋侣日多，已立于领导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为国家作事，未免可惜。……予有此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机会，在出版事业上贡献心力，作有计划有系统之进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国史学上得轨道。[4]（卷五，P64-65）
此次史学会的建立，让顾颉刚对自己在当时学术文化界的领导地位更加自信，因此也更加坚定以此地位来从事事业的决心。想要借教育部史地委员会及下属史学会之力，对当时学人进行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用分工合作的方式渐进地实现他的通史理想。他依据当时所掌握的学术和社会资源，列出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表：
这一计划表体现了顾颉刚抗战爆发后来到西南所苦心经营的一切事业。从中可见，顾颉刚身处不同的单位、利用不同的社会资源所从事的一切工作，最终都统摄在“中国通史”这一议题之下，而史学会对其完成正式的通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3
寄望与商界合作经营庞大的通史事业
虽然顾颉刚对于学界和政界都曾寄予厚望，以为能助力自己的通史事业，但在齐大因张维华等人的排挤使工作受到掣肘；政界则因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反对使争取官方支持的计划落空。不过这些挫折并没有令顾颉刚放弃通史编纂这一夙愿，顾颉刚在学、政两界碰壁后将实现其庞大的通史事业理想的重心寄托于商界。1943年顾颉刚感慨：“予已年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计划必可实现，予亦可以无愧此生矣。兹唯一希望者，即资本家能与予合作也。”[4]（卷五，P66）。所谓“此计划”即是包含通俗与学术两部分的庞大通史事业。
在此之前，顾颉刚曾有与商界合作谋求通史编纂事业的想法。1941年11月2日，顾颉刚在重庆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张天泽及编审谭勤余等见面，商谈合作出版《中国名人传》，这一想法应是呼应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鼓励编撰面向社会人士的一般史地读物议案，而选择与出版商合作则体现了顾颉刚的经营理念。战时后方文化消费品匮乏，社会大众对于通俗读物有很大的需求，加之顾颉刚战前出版通俗读物的经验，认为《中国名人传》这样的通俗读物，上有国家抗战建国的文化政策之鼓励，下有广泛的民众需求，一定能够获得良好的销路。一旦成功，便可积累编纂通史的资金，得以在战时经费保障极不稳定的情况下独立支撑通史事业。四天后，顾颉刚开始了《名人传》的拟目工作，半个月后在中央组织部纪念周的演讲中即公开宣布其正致力于通史编纂工作，并透露了写通俗通史和编历代人物传记的想法。顾颉刚认为这一工作可以“发扬中华民族以往光荣的史实，振励今日的信心，而遥寄将来的希望”。至于“写作的方法，除整理旧材料而外，先可编写历代人物的传记，写通俗通史，通俗历史地理等，然后融会贯通而写成整部通史”[8]（P294-295）。其实这一路径正与战前顾颉刚拟定与郑侃嬨编撰各时期史谈，以版税充基金，以备组建史学会来实现通史编纂的思路相似。
1943年春，顾颉刚发起成立“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以王云五、张天泽、金毓黻、缪凤林、罗根泽、史念海、白寿彝等25人为发起人，起草了《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进一步明确了通过编撰通俗人物传进而实现通史计划的设计方案。顾颉刚说到：“以我国历史之久长，史料之丰博，与夫伟大人物之骈肩而接踵，诚欲藉是以唤起民族精神，俾全体国民共赴至善之目标，同荷时代之责任，以完成民族复兴之盛业，其事本不为难”，而所难在于如何将此“高文典册”下逮民众，使“一般人略稔其事而生钦敬之心”。为了在抗战中树立民众的精神国防，“激起其爱国自爱之心，勉为国家民族之健全分子”，对于“懔于救国之大任”的学人来说，“事莫急于史地智识之宣扬”，“而三千年来之先正典型尤当及早化为普遍之观感”。因此顾颉刚发起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以编辑《中国名人传》为第一事”，除了激起民众的爱国自爱之心外，顾颉刚还希望以先正典型“表现其各个时代与各个社会之背景”，“析之为皕册，合之为一书，而《中国通史》之雏形于是乎在矣”。这样一套《名人传》对于一般人来说，“未克读本国全史”却“已握全史之灵珠”[12]（P22-23）。顾颉刚的这一说明书实际是他意欲通过通俗的《名人传》进而实现通史编纂的宣言书。他将此说明书广泛寄给当时在西南的历史学者，希望能够“广集众议”，也期望获得同道的支持。如他寄给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监察使且负责西北考察团的大学同学罗家伦，希望罗家伦能够撰写《左宗棠传》，以此扩大影响“俾资号召”，并“乞为游扬于诸有力者之前，俾着手之初即有经济后援”[1]（《致罗家伦》，P263）。不过很遗憾，顾颉刚的《中国名人传》在进行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这套丛书最初的稿费出于募捐，没有稳定的保障；另一方面，原定在商务出版，战时商务印刷困难，以致书稿不能及时印行[7]（《致金兆梓》，P210）。黎东方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拟借战时群英聚集重庆之机编写一套历史丛书的计划，即是顾颉刚与商务议定合作的“名人传”，虽然计划最初动议于1941年，最终却让“潘公展先生捷足先登而未有结果”[15]（P206）。时任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的潘公展抓住时机，发起编撰《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利用刚成立的中国史学会，请学者共同编写，一年后在潘公展主持的胜利出版社发行。
虽然与商务的合作又告失败，但顾颉刚坚韧的事业心驱使他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思考和努力。1944年，顾颉刚分别在国立编译馆纪念周讲座和齐鲁大学纪念周讲座中发表题为“如何编撰中国通史”[4]（卷五，P297）、“我的学术事业（两部通史，一民众的，一大学）”[4]（卷五，P381）两个公开演讲，继续宣传他的通史事业的理念。1944年7月，顾颉刚与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张天泽合作募集1000万元股份，成立中国出版公司。很快他又重启了《名人传》的出版工作。8月，他给方豪写信谈到《名人传》的出版说：
《名人传》之编辑，即为《通史》嚆矢。去年四出捐款，仅得四五万元，稿费转瞬发尽，未能大有作为。今则得中国出版公司之支持，稿费已无问题，刚拟自今秋起，迁居一较僻静之地，专力事此，庶乎《中国通史》在三四年内可以写就初稿。[7]（P127）
同时，面向大学、研究所的学术性通史计划也在进行中，顾颉刚期望以中国出版公司为平台，集合史念海、韩儒林、傅筑夫、王毓瑚等身处西南的学人筹划编纂出版正式的通史。为此成立了中国通史编辑委员会，拟定了《中国通史编辑委员会与中国出版公司立约草案》、《中国通史编纂简约》、《通史凡例》等。该通史计划十分详尽，显示了顾颉刚在编纂通史问题上的深思熟虑，也体现了他个人通史事业的理想所在。顾颉刚期以两年时间，完成通史一部、断代史一部，该通史出版以后“作者负有永远修订之责任，务使本书成为唯一完善之中国通史”，书撰成之后翻译成各种文字，并“继续进行中国文化史、中国区域史等之著作”。在写作方面要“用流利的白话，旨在便俗”、“提纲挈领，力避琐碎”、“尽量运用近世研究之成绩”。每一章除插图插画外，分正文、脚注、史源、近世研究及问题之现状五项，对各方面都做了规范要求。凡是新史料及近世研究的成绩都以脚注注明出处，对史源及近世研究的成果来源要求标注精准到页码，并提出“犹须致力于史源的批评”，对所涉及的学术问题“须指出某问题由何人提出，及研究讨论之经过，并须说明现已研究至何阶段”。其中脚注、史源、近世研究及问题现状等与正文分开，专备学者参考。顾颉刚的这套设计方案既考虑到了专门学者也考虑到一般读者。除此之外，顾颉刚还特别提出“每版必须补正，期能随学术进步，日新月异，决不可打制纸版，一成不变，致遭落伍之讥”。在这个计划之下，顾颉刚汇集了杨钟健、胡厚宣、傅筑夫、王毓珊、史念海、贺昌群、邓广铭、韩儒林、吴晗、郭廷以、傅振伦等17位学者[8]（P311-314）。在经历前面的失败以后，顾颉刚对此“二十余年来久蕴于心之事”是否能成功，似乎没有了过去那番志在必得的雄心，而只能“馨香以祝之”[4]（卷五，P318）。然而这次计划又没有成功，张天泽出于商业上的谨慎，“迁延复迁延”，股本在通货膨胀中大大缩水，最终顾颉刚“极热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16]（P396）。此次失败后顾颉刚还曾与大东书局商议合作印行标点本廿六史和编印中国通史，均因为对方无意而落空[17]（P372）。直到战后在上海与商人合作成立大中国图书局，顾颉刚仍致力于通史编纂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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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抗战中在西南顾颉刚为了实现编纂通史的学术理想，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和努力，倾尽心血。不夸张地说，此时通史编纂成为顾颉刚所从事的各项事业的中心，他所从事的许多工作，看似互相没有联系，实际均是他宏伟的通史蓝图中的一环。面对战时特殊的社会坏境、学术环境，顾颉刚凭借自己的文化资本，周旋于学、政、商三界，为谋求通史事业的实现苦心经营。这期间他将自己固有的通史理念积极呼应国家政策，与社会实际相融合，调适实现的方式方法。为获得官方支持混迹于国民党陪都党政要员之间，四处游说宣传他的通史理念，逼迫自己与格格不入的政界人物往来，甚至亲自下海与商人合作。这些都是他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实践通史理想的策略选择，对此我们应该有同情之理解。
顾颉刚的通史事业虽然着着失败，但他始终未曾放弃。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主持编纂通史的理想宣告破灭，但直至晚年仍不忘怀。顾颉刚执着于通史编纂，首先，缘于其早年所致力推动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深刻影响，他一生都是“整理国故”运动忠实的学术使徒。顾颉刚的老师胡适曾提出“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18]（P393）。顾颉刚的通史设计也一如胡适“理想中的国学研究”，从整理专史到汇通通史，无所不包。其次，编纂通史寄托了顾颉刚建设新史学的学术信念。顾颉刚通过二十四史等旧史料整理而欲引中国的史学上轨道，为中国史学立基础，又希望通过名人传、通史编纂来创作新史书，这都出于史学建设的目的，体现了顾颉刚在史学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另外，作为一个经历晚清、辛亥到五四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深处一直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冲动、深刻的“新民”情节和强烈的“社会改造”欲望[19]，顾颉刚对自己的通史计划也有超越于学术的希望，当社会需要之时他就愈发想要以编纂通史来激发民族主义、教育民众、改造社会。虽然顾颉刚曾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出“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21]，但实际上他从未将学问与致用之间的联系斩断。《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谈到对编纂中国通史的思考时有如下一段话：“我生于离乱之际，感触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样地有志救国；但是我既没有政治的兴趣，又没有社会活动的才能，我不能和他人合作，我很想就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做我的惟一的救国事业，尽我国民一分子的责任。”[20]（P79）顾颉刚在通史议题中寄托的学术建设与社会改造的理想在抗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苦心经营的通史事业最终失败，根本原因乃在于他庞大的学术计划与当时社会环境脱节。虽然顾颉刚在不同的领域费尽心思、努力经营，希望获得多方面的资源与支持，但是战时的学术环境根本无法为他实现一个长期、庞大的需集众完成的学术理想提供必要条件。顾颉刚为通史事业的努力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屡败屡战，但终其一生都未能实现，余英时先生对顾颉刚内心世界所见甚深，以“未尽的才情”一语来概括他颇具悲剧色彩的命运实在是无比贴切。虽然顾颉刚的“才情”有所“未尽”，事业未能成功，但其为学术理想坚韧奋斗、为社会责任勇于担当的精神却足撼人心，启人深思。
原载于《齐鲁学刊》2016年第2期
[1]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一[A].顾颉刚全集：第39册[C].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朱维铮.顾颉刚日记它是“原始史料”吗？[N].上海早报·东方书评，2009-02-01.
[3]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A].论学会友[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M].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
[5]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A].王煦华主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C].北京：中华书局，2006.
[6]鲁娜.顾颉刚与教会大学[J].上海大学学报，2003，（3）.
[7]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三[A].顾颉刚全集：第41册[C].北京：中华书局，2010.
[8]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二[A].顾颉刚全集：第34册[C].北京：中华书局，2010.
[9]蒋介石.革命的教育（1938年8月28日）[A].蒋委员长言论类编·文化教育言论集[C].重庆：正中书局，1941.
[10]陈立夫.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纪录·部长致辞[A].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第一号[C].重庆：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油印本，1941.
[11]顾颉刚.顾委员颉刚提案·拟《编辑中国通史方案》案[A].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第一号[C].重庆：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油印本，1941.
[12]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一[A].顾颉刚全集：第33册[C].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编撰一般史地读物案[A].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第一号[C].重庆：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油印本，1941.
[14]顾颉刚，缪凤林，金毓黻.由本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A].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概况:第二号[C].重庆：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油印本，1941.
[15]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
[16]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六[A].顾颉刚全集：第38册[C].北京：中华书局，2010.
[17]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8]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A].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9]马建强.革命浪潮中的青少年——辛亥革命前后顾颉刚的思想成长与政治经历考述[J].湖北社会科学，2015，（8）.
[20]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A].顾颉刚全集：第1册[C].北京：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