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推介║蒋宝麟：中国大学史的研究取向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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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近代中国经西学东渐和西制东渐后的“新生事物”。虽制新且时短，但现代中国大学从其创立之初就开始深刻地介入学术建构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之中。而且中国大学制度的形成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与西方国家极为不同的历史情境和路径。一方面，中国的近代大学源自晚清的洋务学堂，其对于“西学”的择取往往从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利目的出发，并主要由政府推动，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特征。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危机的加深，上述倾向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中国大学始终与国家（含中央与地方）处于一种胶着而又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
之于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大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中国大学的历史与文化是当下学界关注的热点，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文学史学者均对此问题倾注了心力。或可言，“大学史”是学术界（包括不同学科领域）与公共舆论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
无论建校时间长短，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有校史。该类校史多为校方为接续传统或回顾本校光荣历史而作，普遍存在结构简单和价值取向偏一的缺陷，而且在学术规范方面亦有所不足。此类“校史”，绝大部分采单一的“革命史观”，除叙述学校建制沿革和教学科研概况外，浓墨重彩聚焦于学生运动。很多“校史”看上去更像是一部“学生运动史”。而且，不同的校史缺乏“个性”，手法和套路多千人一面。用桑兵的话讲，大学“内史”（即“校史”），将大学的历史基本限于一校的校园之内。原先大陆学人所著校史，着重于学生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党派活动，尤其侧重于中国共产党方面；而包括台湾在内的境外学人的著述，则着重于学校的组织、机构、人事、师资、学术成就等方面。[1]因而，他呼吁将大学作为整体历史的“切入的角度和提纲挈领的线索”，成为不是分界和界限的“新大学史”。[2]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学界“重写学术史”的背景下，以陈平原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从文学史、文化史和学术史的新视角重新探讨中国近代大学。[3]目前，对于中国大学史的再研究已产生学术集群效应。从2010年起，《中山大学学报》不定期推出由桑兵主持的“大学与近代中国”专栏，南京大学朱庆葆主编的《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丛书于2015年初起由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
中国大学史是对以往大学校史研究的一种反思和超越，其根本性的理论关怀在于透过大学重新审视现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个案性的“大学”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问题切入点。然而，中国大学史本身并无划一的理论体系，其更多体现出一种方法论和研究取向上的创新，涵义是开放的。本文尝试将通过几个既往研究案例，见之于行事，展示中国大学史的新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
第一节 中国大学史与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中国大学史的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一校之内，而是扩展到整个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国家与社会”理论中，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或学术团体常被归于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在许多研究著述中，大学也被列入“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但是，这种理论框架应有所修正。在近代中国，大学既相对于国家保持独立，又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正是由于此种微妙的关系，大学才能成为审视国家和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
美国华裔学者叶文心的成名作《疏离的学院：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指出近代中国政治与学术两分后，导致社会独立政治理念和专业技能的出现，同时也造成大学（或学院）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相对“疏离”（alienation）的情势。[4]2012年，该书中译本出版，名为《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冯夏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叶著出版后，对海内外的中国大学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大学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论说，成为一个重要的诠释框架。这是后续研究无法回避的。严格来讲，叶著的结构较为松散，各章分别论述英语教育在中国不同类型大学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圣约翰大学与上海资产阶级文化、私立大学与中产阶级、上海大学与1927年的中共革命、国民党“党化”教育以及后五四时代的学生文化等具体问题。但每一个问题均有很强的延展性，为此后中国大学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一般而言，学界及当下的社会舆论界对民国时期大学最大的印象是“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大学一方追求学术自由，国家（政府）则不断将权力渗入大学，挤压大学的自由空间。这往往成为解释大学与国家关系最通常的模式。必须承认，“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与政治干预的颉颃使近代中国大学陷于尴尬而又无奈的境遇。不过，“学术与政治”一般体现知识分子的视角和话语，应该还存在另一个视角——党国视角，和另一套话语——“国家教育与大学”。这里有一个特例：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名义上成为中央大学校长后，在其言论中（未必付诸实施）所体现的是教育理论上的意识形态化和教化，而在实践经验上是仿效黄埔军校和干部培训学校模式。蒋在黄埔军校的校长经历和师生关系政治化带来的实效，构成他对学校和教育的切身体会。另一则事例，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几次校长更替过程中，可以发现，从“党国”层面来讲，战时政治权力对教育文化的渗透逐步加强。不过，“学术”一方的话语权应全面考量，而不是仅关注于知识界和大学如何拒斥政治力量。至少可以说，中央大学的师生们普遍希望能够同时拥有政治象征上的“中央化”和实际意义上的“学术自由”，从而收“最高学府”的名实双至之效。[5]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大学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应充分顾及以上两种立场、视角、话语和经验的碰撞。以当下眼光视之极不正常和极难理解之处，或许在历史语境中正有其“合理”之处。这也是中国大学史理解大学与国家关系的新的价值取向。
近代中国大学离不开政治，以往的“校史”也以此为叙述重点甚至是重心。中国大学史同样关心这一问题，但研究取向有所不同。以许小青的研究为例。[6]许著的叙述起点是1919年江苏教育会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方谋求在该校的基础上筹建一个新的国立大学，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创办。许著结合五四运动后南北学术文化的新旧转化实态和“东南社会”的权力结构，对东南大学筹设的来龙去脉进行详尽的考察。当时，东南大学所在的江苏省由直系军阀控制，相对独立于北京政府，当时省内教育权掌握在省教育会手中，而且教育会在省内的政治事务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种独特的政治环境下，号称“国立”的东南大学实际上是一种“依托地方”的办学模式。即校内拥有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由校长郭秉文和教育会领袖组成的“校董会”控制校务，并非“教授治校”和“大学自治”。故在此中情势中，北京政府、教育部、江苏军阀、江苏省教育会和东南大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隐性平衡。但革命政党的力量开始在校内和东南社会兴起之后，撬动了既有的政治架构。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驱郭”的易长风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势力进入东大。很显然，在许著的学术视野中，东南大学成为理解北洋政治的一个有意思的横切面。大学不仅是政治的发生地，也是政治的参与者。
第二节 中国大学史与近代中国的“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西方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7]对当下中国学界的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造成十分重要的影响。之于国家的“宏大叙事”，“地方性知识”偏重于地方性的“小历史”，并以地方经验反观全国历史。
近代中国大学产生并植根于通都大邑，但“大学”与“地方”的深层联系研究得还相当不充分。另一方面，中国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多偏重“乡村”、“宗族”、“乡约”、“民间信仰”与“地方观念”等面相，大学史很难进入其论域。不过，这种情况已有改观。
王东杰对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的研究，展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大学关系和地方观念与全国观念关系等复杂的面相，为大学与“地方性知识”的勾连起到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8]张仲民认为，王著将问题意识集中于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把“地点”——四川大学置放于更广阔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脉络下来看待——川大的国立化进程是20、30年代国家统一运动的一部分，通过展示中央、地方和学术界在一个特定场域内围绕着“国家”这一深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所产生的权力纠葛及其演变过程，从多元的角度展现了中国近代的国家建构与国家统一运动如何在一所地方大学中实现的过程。同时该书也描绘出当时四川地方的社会心态和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中所夹杂着的方方面面的人事纠葛。[9]王著的方法论启示是，将大学置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大学不仅是地方性的代表，也以特殊的形式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所以说，“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方法为大学史研究增加一个看待问题的视角。
当然，将大学置于“地方”中进行考察，要特别注意个案的特殊性。王东杰的研究推出后，“国立化”成为大学史研究的热点。同样称之为“国立化”，每所大学的情况各有不同。大学“国立”包括三层涵义：一是体现“国家”（或“中央”）的象征意义或正当性；二是在教育行政体制上的隶属关系；三则关乎大学教育经费配置方式的调整。“南京十年”间，许多大学在国家行政系统和经费来源两个层面逐步坐实“国立化”，但步骤并不一致，这一点往往被既往研究忽略。以教育财政而论，中央大学建校初期的国立化程度与东南大学时期相差无几，反而还常因经费来源的危机而存体制定位的紧张。对于此种“国立化”困境，不能简单以“中央∕地方”或“国家∕社会（教育界或大学）”解释框架涵盖；而其完成教育经费“再国立化”的艰难历程，又折射出制度缺陷背景下教育界内部和各级政府对现实利益的争夺。另值得注意的是，国立大学经费的配置方式往往又对“国立”的政治象征和现实两个层面产生重要影响。
蒋宝麟研究1927年前后，从国立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中央大学后，该校教育经费的变化。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期间伴随着一个“国立”逐步落实的进程，且“国”的意义已从悬虚的北京政府变为有强烈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欲求的南京国民政府。然而，在南京政府时期之初财政收支重新划分的新政策下，中央大学的经费来源较之东南大学反而丧失国立性（尽管东南大学经费来源的“国款”实为江苏省截留）。在此种背反性的国立化过程中，中大的经费来源与“国立”定位之间往往有很大张力。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仅换了个校名，中央大学初期的经费来源仍来自于江苏省财政。但是，江苏省对中央大学的“地方主义”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央大学在“中央”和“地方”的夹缝中两无所依。[10]这一研究案例的方法论启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合下，部分大学出现“中央化”趋势，其政治符号是“国立”。但不同大学在“国立化”的同时，其与“地方性”又存在不同的关系。
近代中国大学的“地方性知识”还有一种趋向，即大学的“地方化”。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韩戍对大学“地方化”的定义是“主要和权力斗争及地域意识有关，指地方势力通过对内迁高校的实质性控制，或将其改制为地方性大学，以掌握更多的教育资源，直接或间接与强势的中央对抗”。他以抗战时期内迁的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例，说明大学地方化这一问题。抗战期间，内迁的国立大学，办学经费来自中央政府，不必仰息于地方社会。抗战后，各国立大学迁回原地，并未被“地方化”。私立大学如复旦、大夏两校，校董和校长多是党国要人，向来亲和于政府，能够得到中央的扶持，甚至可以改制国立。像光华大学这样与党国关系疏远，经济实力微弱的私立大学，若要内迁后方，除了临时在中央寻求支持外，只能依靠地方实力派，走一条与地方势力合作办学之路，然而，此举如一把双刃剑，使学校自诞生起便与地方社会密切关联，易于被“地方化”。[11]大学“地方化”是考察抗战时期“地方政治”和“地方社会”的一个独特切入点。
近代中国大学的“地方性知识”从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地方史”的讨论范畴，植根于“地方”的各所大学与“地方”有着程度深浅不一的关联。不过，大学并非都是“地方”的组成部分，更多的时候，只是观察“地方”的一个视角，这个理论自觉应该具备。
另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尚待详审，即“大学与城市”。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制度和知识转型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一个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视角。这一论题既涉及历史学内部的学科交叉，亦关乎教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照，具有极强的学术意义，但至今缺乏系统研究，成果尚少。该主题或能从如下几个方面推进：“近代中国大学与城市的宏观关联”、“城市史视野中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学学术制度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大学校园中的社会经济史和生活史研究”、“近代上海各大学的地理分布与社会网络”等，以期从不同侧面梳理近代中国大学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
第三节 突破“北大神话”：探寻近代中国大学叙事的另一种可能
近代中国有“大学”称谓的当属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初名北洋西学学堂）。但依大部分研究的共识，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立是近代中国大学史叙事的起点。虽然一直到1916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教育体制仍然很不完备，学风亦不正，但清廷最高大学堂和民国北京政府首个国立大学的地位，带给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与生俱来的政治和文化资源。近代北京大学（以及西南联大）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大学史（或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若隐若现地形成了一套“北大研究”模式。[12]
作为大学“代表”的北京大学，的确与近代中国许许多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有着密切的关联。北大校史专家萧超然对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作如下概括：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是传播民主、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还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衣胞之地和党在战斗、活动的重要场所”。[13]以上断语是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对北大定位的典型表达。与之相对，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现代化话语中，学者们多将北京大学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和学术自由传统的源头和基地。从问题的这一面相来看，若忽略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萧超然对北大历史地位所下结论的前半段话也可以在自由主义话语中得以同样表述。可以说，在通行的“北大研究”模式中，北大仿佛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全息元”，不仅蕴藏了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中几乎所有的讯息；而且历史上的北大也成了个大箩筐，研究者可以依据自身不同的需要从北大历史中拣取不同的思想资源。当然，作为“文化”的北大，对于政治的影响和所受到政治策动，也不可忽略。[14]
若从北京大学对中国近代政治和文化史上产生的影响而言，以上所论北大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大致不差。然而，“北大研究”模式却在无形中给中国大学史研究烙下了一个深刻的范式印迹。即产生预设中的大学本位、知识分子本位、“现代化”本位、自由主义本位和“历史地思考现存问题”的总体倾向。由此，北京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大学的一个“神话”；而“历史上的中国大学”之于当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又成为另一个“神话”。
叶文心在其著作中提出“疏离的学院”的概念。她想说明的是，近代中国政治与学术两分后，导致了社会独立政治理念和专业技能的出现，同时也造成大学（或学院）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相对“疏离”（alienation）的情势。[15]这一概念注意到近代中国大学的相对独立性问题（或有“学术自由”的意味在内），这自然是问题的一面。但从另一侧面来看，中国大学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学术一方不断的走向边缘化的历史趋势。这种倾向在1927年后的历史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在很多情形下，当大学遭遇国家时，国家不仅展现政治控制力的一面，而且还有立竿见影的物质支援。在1935年初的清华大学的一次校长招待的茶会上，当时有人提出“最好搞一二项用于军事目的之特殊项目，这样就可与蒋介石打交道”，这是一个新的姿态，工学院教授顾毓琇就说：“南方的大学就是这样干的，因此，我们通过蒋得到很多钱，并大手大脚地花掉了”。[16]按顾毓琇曾在中央大学任教，或许在两校对比之下，感受更强烈些。当顾毓琇接替蒋介石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时，就主动向最高领袖求取研究经费补助，其前后观念颇为一致。半个月后，梅贻琦召集教授商讨学校方针，“多数与会成员不主张与蒋将军建立特殊关系，以免他插手我校”，但同时也不必或不可完全撇清关系，“我们若跟他毫无直接联系，恐怕也很尴尬”。[17]教授们的“暧昧”态度，颇耐人寻味。
中国大学史研究的最大努力方向在于打破单一固化的大学史叙述模式，提供更加开放、多元的诠释框架，凸显动态的“问题”（issues），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机构沿革。当然，从当前海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中国大学史的研究成果虽丰，但真正能达到中国大学史学术标准不算很多。中国大学史的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构建和个案研究的成熟，尚任重道远。
（本文原载：王健主编《中国史理论前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本公众号得到作者授权发布，特此申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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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45页。
[2] 桑兵：《大学与近代中国——栏目解说》，《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58—59页。
[3] 陈平原关于近代中国大学的系列研究主要结集于《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与《大学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 Cambridge, 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5] 蒋宝麟：《抗战时期的国家与大学政治文化：中央大学“易长”研究》，《史林》2009年第3期。
[6] 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7]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8]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9] 张仲民：《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的个案研究评介》，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12月号。
[10] 蒋宝麟：《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1] 韩戍：《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
[12] 有学者称，因为北京大学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科技、教育诸领域占有举足轻重之历史地位，北大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一个“全息胚”，所以提出要建立单独的“北大学”。参见宋月红：《中国近现代学术变迁与“北大学”》，《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63—66页。
[13] 萧超然：《漫议北大历史地位问题》，收入其《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14] Timothy B. Weston, 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1898-1929.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5]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1919-1937, p. 5.
[16]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1935年2月6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42页。
[17]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日记），1935年2月20日，第344页。
来源：杏坛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