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撰写了《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
文章批评了张五常、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称他们鼓吹的“私有制万岁”有问题。
文章被党刊《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栏目官方微博刊发后，引起了热烈讨论，文章的核心内容如下：
原标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作者： 周新城【周新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
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里，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产”是指生产资料，这个“共”是指共同占有。共产主义就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使命。忘记这一条，就意味着背叛，不能称之为共产党员。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却竭力批判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主张私有化。他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公有制违背了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同自私的本性相适应的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是永恒的，不可能消灭。于是他们喊出了“私有制万岁”的口号。他们认为，“人间正道私有化”，改革就是推行私有化。这种思想是那么“深入人心”，以致当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张五常在一个经济管理部门召开的干部会上介绍“改革经验”时，狂妄地叫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岂不是咄咄怪事！真不知道这些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真心还是假意！
有人在翻译问题上做文章，说翻译翻错了，不应该译为“消灭私有制”，应该译为“扬弃私有制”，意思是私有制是消灭不了的，必需吸收其精华，抛弃不合理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消灭私有制？他们语焉不详了，大体上还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私有制符合人的自私本性那一套。不过由于打着学术的旗号，还颇能唬人。对此，我国著名翻译家、理论家、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专门撰文予以批驳。他从多方面论证，译为“消灭私有制”是符合原意的，完全正确的。这些人想为私有制辩护，就说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马克思、恩格斯头上，拉大旗当虎皮，这种做法实在是令人不齿。
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
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过消灭私有制的主张。身处在封建主义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初现端倪的历史时代的托马斯.莫尔，对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手段和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对横遭圈地之祸而颠沛流离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他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在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探索中，他构思了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人人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占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丰衣足食，道德高尚，人人无忧无虑的理想王国。他在《乌托邦》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个理想王国。这本书开创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启迪了整整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后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进一步发展了莫尔的思想，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对它在资本主义初期就洞察这个制度的弊病，預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历史趋势，天才地猜测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予以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但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不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他们是从人的理性出发，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出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描绘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这些主张不是建立在分析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诉诸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因而是不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他们找不到实现理想的力量，拒绝一切政治行动，他们总是向整个社会呼吁，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认为只要人们理解他们的思想体系，就可以建立新社会。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内容，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论证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他们不是从人的善良愿望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设计新社会的方案的。他们认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作象征。”“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他们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实际存在的物质生产关系出发，得出消灭私有制的结论的。
他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每一件产品都不是单个工人个人的产物，而是由一群工人共同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供社会消费，生产上需要的物资由社会提供，各个生产单位密切联系在一起，整个国民经济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社会的需要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是由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的目的是追逐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生产方式同占有方式发生了矛盾，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总根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间内无限制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马克思也形象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
《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问题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一种倾向，即竭力淡化以至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义。一时间“不问所有，只问所用”的论调颇为流行。仿佛什么公有制、私有制都是无所谓的，无关紧要，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行了。有人主张：“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那都是虚的，不管用，把经济搞上去，才是实的。不要问姓“公”姓“私”，导致不要问姓“社”姓“资”，也就是不要问社会制度性质这样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导致经济学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失误，例如，对分配领域的问题，总的倾向是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进行研究，仅仅围绕具体分配政策做文章，这就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庸俗社会主义”倾向。然而公有制有公有制的分配方式，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离开所有制，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分配问题呢？淡化甚至不问所有制问题，这种看法政治上是错误的，学术上是说不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淡化不得。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物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人们相互之间也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不同其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孤立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任何生产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离开生产关系，就不会有物质生产。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多种多样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内容的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在有人占有生产资料、有人丧失生产资料的社会里，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在生产过程中就占有优势，他可以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丧失生产资料的人剩余劳动创造的产品。这就是剥削。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人人在生产资料面前是平等的，谁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获得收入，这就为消灭剥削奠定了基础。生产是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服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的目的，也决定了劳动过程中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性质。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正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离开所有制，就无法认识经济关系的本质，也就无法判断社会的性质。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列宁也强调这一点，他说：“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发展而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他们总是强调所有制问题，强调要消灭私有制。淡化所有制，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毫无疑问，消灭私有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实现。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一问题时指出，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消灭私有制，“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一般讲，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发展又很不平衡，决定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具有积极作用。在实际生活中，就不能完全消灭私有制，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例如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我们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私有制经济还要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但是，应该指出，第一，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绝不是因为私有制是“符合人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由生产力落后这种状况所决定的；第二，将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的，这一目标无需隐瞒。利用私有制，发展经济，为最终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忘记了最终目标，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前，围绕要不要坚持和发展公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国有经济的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是坚持和发展公有制还是削弱公有制、推行私有化，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国有经济。这是好理解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0月10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重要讲话。这一讲话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有企业还要不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他接着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业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我们要从政治上看待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争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梁柱，没有国有企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是要垮塌旳。
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经济。说法不大一样，矛头指向却非常一致：改革必须消灭国有企业。各种妖魔化国有企业的言论，几乎成为舆论的主流，于是一段时间里，刮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鼓吹社会主义不需要国有企业，最坚决、最激进的，也许要算吴敬琏了。他从新自由主义出发，怎么看国有企业都不顺眼，非要彻底消灭不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评价我国的改革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怎么说是最坏的时代？他说，搞了30多年的改革，结果形成了“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体制？除了没有实现彻底市场化之外，就是还保留了一些国有企业。他说，要彻底地改革，必须取消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国有经济。最可恶的是他制造了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不需要有国有经济的谣言。吴敬琏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时说，“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造谣、撒谎，连眼睛都不贬一下，这就是他的本事。我们随便翻一下《邓小平文选》，就可以看到他是在信口开河。1985年8月，在谈到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讲国有经济，但谁都知道全民所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宪法》第7条载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另外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你不赞成国有经济，就说是你不赞成，把谣言造到邓小平身上，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
有一位省统计局副局长在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时，公开说，国有企业确实是个“怪胎”，“官不官，民不民”，而且跟私营企业争夺资源，改了那么多年，问题不断。经过多年的改革，好像国有企业减少了，但不断派生出新的国有企业，而且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断做大。他认为，中国改革应该接受科斯的忠告，彻底消灭国有企业，让私营企业自由竞争。这是“最重要的”。消灭国有企业的心情，溢于言表。而且是在中央坚决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下，公然抬出新自由主义的老祖宗科斯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要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改革的顽固劲头还真不小。
一位曾经担任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说，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过，如果说国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俾斯麦就是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俾斯麦主张烟草国营。他强调，说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那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民有、民营、民享”，这新三民主义才是社会主义。他主张消灭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民营化”。这里，他是在公然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恩格斯实际上要说的是，不是任何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是有道理的。国有经济，古已有之。封建社会的国有经济，例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那是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属于封建主义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总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属性，没有改变雇用和剥削工人的关系，这种国有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运用这些生产资料为人民谋福利，这时国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位“经济学家”通过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为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制造舆论。其用心极其险恶。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掌握生产资料，建立国有经济，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
上面讲过，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提出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即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一种客观必然性。那么，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哪个组织能够代表整个社会来占有生产资料、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呢？显然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代表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阶层的总代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宣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国家所有制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都把国家所有制确定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其依据就在这里。主张消灭国有企业，从理论上讲，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
喧嚷消灭国有经济的衮衮诸公，有的是声名显赫、社会影响颇大的“著名经济学家”，有的是身居高位、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真不知道他们读到《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公有制经济的论断，是什么心情？这不是直接打他们的脸吗！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
经常有人以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不应该消灭私有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这是我国宪法上写着的。中国现在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现象。
我们读一下做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的十三大决议吧。决议指出，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需要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来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社会化。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生产资料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在许多地区、部门还不具备。因此，我们不能实行单一公有制，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可见，私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主义是要消灭私有制的，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凝固化、永恒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分配领域，既有由公有制决定的按劳分配（这是主要的），又有由私有制决定的按要素分配（这是次要的），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剥削、两极分化现象；在生产目的方面，既有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又有追逐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经济运行中，既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一句话，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两种因素并存，相互矛盾斗争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个处于过渡状态的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有两种方向、两种前途。一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不断增大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向社会主义较高阶段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另一种方向、前途，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里决定性的问题两种因素的力量的消长。关键是我们朝着哪个方向工作。如果听任消灭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的主张泛滥，并付诸实践，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情景完全可能出现。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危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总是要变化的，不可能万岁。
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加显示出理想、信念的重要性。“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牢记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是远大的理想，是未来的事，但也是现实的。应该把我们的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来，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应该都是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一步。不忘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牢记消灭私有制的使命，严格履行入党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踏踏实实地工作，《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庄严宣告，一定能够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宁全集》，第31卷，第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列宁文稿》第1卷第7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吴敬琏、马国川：《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吴敬琏在2013年10月16日接受凤凰网记者采访的纪录。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293页。
来源：求是
清华侯若石教授点名批评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你怎么看？
清华侯若石教授点名批评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
摘要
近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侯若石教授，点名批评了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三名对我国经济改革理论有较大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某些理论观点，认为他们的改革理论是“嫌贫爱富”，是从西方搬来的并且已经落伍的、正在走向没落的理论。 侯文同时尖锐地指出，三名经济学家鼓吹的英美式“现代企业制度”绝对不适合我国国企改革的模式。
一石激起千层浪。侯文的发表，立即在经济学界和有关方面的引起广泛注意和高度重视。据我们所知，这篇文章除在网上不断大 量被人转贴外，《中国改革》、《前线》、《社会科学报》等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和报纸也纷纷转载或邀其另行撰写了内容相近的 文章发表。为使广大网友了解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和内容，现将侯文摘要发表，供读者参考。
一、在“制度创新”大旗下的历史倒退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某些主张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学家不断发表维护高收入者利益和歧视低收入者的 观点。
比如，张维迎认为，目前出现的一些企业家不依法纳税的现象不是犯法，而是犯错误。有的学者认为，贫富差距不平等是必然的。 如厉以宁认为，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 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去打工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庭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公 平。这些学者坚持认为，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不是靠“杀富济贫”就能解决的，市场经济中的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必然的、正常的现象。
目前，中国城市最贫穷的人与最富有的人财富差距不断拉大，在一些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这个现象更为突出。这一切都是在 “制度创新”的旗号下进行的，其理论基础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解释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 总是围绕“产权”而展开，并且过分强调企业经理的作用，甚至把企业经理的地位置于所有者之上。
所以，现代企业制度所采用的公司治理方式是专制性的，是集权制度。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通过民主化程序来解决企业决 策分歧非常没有效率，因此，企业只能由经理人搞**. 厉以宁等人嫌贫爱富的观点与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有密切关系。这种理论在 国企改革中的主要作法是企业产权变更和对经理人的股权赠予。所以，厉以宁、吴敬琏、张维迎等在中国改革中最有影响的几位 经济学家，都主张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向经理赠送企业股权。然而，事实说明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予说成制 度创新是荒谬的。
首先，根据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这些著名学者提出的股份制理论推行的所谓“制度创新”根本不是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而 是古老的企业制度。例如，在一些地方，经理人收购成为产权变更的主要方式。且不说经理人借此侵占国有企业资产是否合理和 合法，从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的历史看，这就是历史的倒退。有些国有企业变为总经理一个人所有，企业实际上成为家族企业；有 些国有企业为几个经理人所有，企业成为合伙企业。在企业发展历史上，这两种企业制度都是最原始的企业制度。
其次，根据吴、厉、张三人提出的公司治理理论，所采取的“制度创新”方法是“张冠李戴”。在西方，不同的公司治理体系采 用不同的治理方式。例如，股权赠予被广泛应用在英美公司体系，而在不实行这个体系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它就不是激励经理 人的主要方式，在企业经理人从公司获得的财富中它的比重就不大，甚至为零。
把股权赠予搬到中国来，作为激励经理人的方法是极不合适的。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国有资产所有者成 为大股东，这与以大股东为主的德日公司体系更相近。在这个体系中，由于大股东有能力直接监督经理人，股权赠予的必要性因 而大大减弱。今天，即使在英美体系中，减少和控制股权赠予也正在成为公司治理革新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反而放大它的作用， 这是历史的倒退。
二、“现代企业制度”是落伍的、正走向没落的企业制度
1 、现代企业制度忽略生产能力的发展，片面强调交易成本和激励机制是完全错误的
正当国内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极力鼓吹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时，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在研究这个制度走向没落的趋势。在发达国家，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管理者都认识到，现代企业制度生存了近百年，正面临被改造的命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 的企业实践看，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已不再局限于一个企业之内，那种一个企业包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垂直一体化的企业界 限开始被打破。因此，尽管不能否认现代企业制度曾经并且仍然是当今世界占主导性的生产组织方式，但它的局限性已经暴露于 世。
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交易成本假说”（所谓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发现价格的成本），新 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是决定一种经济体制结构的制度基础，因此，它强调交易成本，忽略企业的生产形态。它主张认为由于 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自己的经营代替了企业之外的市场交易所起的生产协调职能，在企业内部完全由企业家指挥生产，企业家 的行政指令高于一切，代替了市场交易。
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经理人在企业内拥有了专制权，于是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士利用这种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到20世纪90 年代末，美国最大的100 家大公司的“高管”的工资收入由1970年是普通劳动者的39倍，扩大到了1000倍。近年来，西方国家接 连出现大公司财务丑闻，暴露了现代企业制度专制性的弊病。高级经理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 为自己谋取暴利；通过做账，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对劳动者和社会大众造成严重危害。
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管”获得股权，成为企业大股东，造成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混淆不清，出现了 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得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遭遇挑战。
人类的生产组织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发达国家，能够克服现代企业制度的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崭露头角。
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包揽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垂直一体化的企业的界限被打破。因此，某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将代替现代 企业制度，成为主导性的生产组织方式。近年来，国外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在积极推广新的生 产组织方式。
但我国经济学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无视生产组织方式的新变化，仍把现代企业制度当作生产组织方式唯一的 选择，认为交易成本是决定制度结构的主要因素，认为它能彻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所以，至今活跃在理论前沿的著名经济学 家仍把新自由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视为解释企业制度的唯一正确理论。他们主张的改革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1 ）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生产组织的惟一方式；（2 ）新制度经济学是解释企业制度的唯一理论；（3 ）主张股东主导的公司 治理方式；（4 ）过分强调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作用。
众所周知，决定企业存在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而不是交易。现代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且，企业 本来就是生产单位，生产能力必然是决定企业的核心因素。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把企业重点放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而忽略 对生产能力的发展。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马克思主义有关企业的论断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
西方的一些尊重客观事实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不会遵照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看问题，但他们从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仍然得出了生产 力是企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的看法。同时，企业实践表明，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变化，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必然会相应变化， 而这是交易成本不能解释的。面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合理性，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也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片面的观 点，承认交易成本不是决定制度结构的主要因素。
我们不应否认交易成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也不应否认交易成本理论有其合理性。但是，必须看到，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的原理，现代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所以，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相比较，决定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更重要的是生产成本。但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却片面强调交易成本，忽略生产能力的发展，把企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对企业管 理者的激励上，过度强调激励机制的建立，是极为错误的。
2 、股东主导的治理模式并不是公司治理的唯一模式
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等人至今仍坚持交易成本理论，为的是说明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或治理结构是最有效的。
治理指的是处理不同利益者关系的方式。在西方企业理论中，现代企业的治理被称为公司治理，即处理参与企业的不同利益者关 系的方式。在中国，则被翻译为法人治理。在英语中，“公司”和“法人”是同一个词。但是，由于公司有自己的法人代表，如 果把公司治理说成是法人治理，就很容易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只能由公司的法人代表进行。因此，国内有些学者把公司治理说成法 人治理的用意在于，把股东和经理人之外的其他企业参与者完全排除掉，进而将股东主导作为公司治理的唯一模式。
企业到底应该对谁负责？或者说，应该由谁指挥、约束经理？张维迎主张：以股东为主导，经理对股东负责，股东对经理进行控 制。由于监督经理是需要成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经理人。又由于股东只要求一个“满意的利润”，只要企业利润大 于这个满意利润，经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超额利润。所以他认为，企业应该由经理人在企业搞**. 他还认为，“通过民主化程序 解决企业内的分歧非常没有效率，这种决策，是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的官僚化体制。”吴敬琏则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 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
这些说法是十分武断的，因为公司治理体系和模式具有多样性。当今世界公司治理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股东主导模式，其治 理方向是股东监督和激励经理人，控制经理行为。这种模式治理的一大特点是股东与经理人之外的其他企业参与者的利益与公司 治理无关。因此，这种公司治理结构只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劳动者和其他企业参与者都被排斥在公司治 理结构之外。这种模式主要是英美公司的治理体系。
另一类是利益相关者模式。这种模式即是：劳动者、消费者、贷款者、供应商和企业所在地区的居民都要参与公司治理。在这种 模式中，治理的方向是限制大股东的权利，防止小股东利益被剥夺。因此，为了更有力地监督大股东，劳动者和贷款银行等也是 公司董事会的必要成员。近年来在西方，突破股东治理结构的局限性，已经提到各国公司制度改革的日程上，越来越多的公司开 始实行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方式。
张维迎为了反对利益相关者模式，居然说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分歧，是官僚化体制。这种把民主化与官僚体制划上等号的观点，不 仅是一个逻辑错误，而且是无视劳动者作用的立场错误。
在世界各国公司治理模式和体系日趋多样化的今天，张维迎、厉以宁、吴敬琏等人仍主张实行股东主导模式和英美公司治理体系， 不但再次显示他们的观点是片面的，而且表明他们是主张将劳动者排斥在公司治理之外的结果。
3 、三位学者主张的公司治理方向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
张维迎认为，将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是误导，而应将经理视为“实际的所有者”。这就表明，他内心认为，企业权力应完全由经 理掌握，只有激励经理才能提高企业绩效。这个观点不但成为国内经理们利用手中经营管理权索取股票期权的理由，而且成为主 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强烈要求向经理赠送企业股权的理论依据。本来，在发达国家，约束和激励公司经理人的 公司治理方式是多样的，例如，企业并购、大股东控制、投资者代理人参与、董事会组成的调整、企业利益相关者参与等等，向 经理人赠送股权只是其中一种方式。
而且，对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早就有人提出质疑。国外的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增加经理人的股权，与企业的业绩并不相关，而且， 这种作法对企业健康发展还有负面作用。比如，经理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股权收益，对投资项目采取保守态度，不利于企业的长期 发展。2003年，美国一家公司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认为，公司经理人的收入过高，赠送股权并没有改善公司业绩，应当 大力改革公司治理方式，减少经理人的收入。这些事实证明，张维迎等人提出的对经理人赠送股权进行激励的办法是片面的。
张维迎曾说：“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机制可以保证经营工作由称职的人来承担。”为了 论证他的谬论，甚至污蔑广大穷人具有说谎的积极性。他说：“越是富有的人越没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越是贫穷 的人越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能力），因此，让资本所有者拥有当企业家的优先权是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占据企业家岗位 的重要机制。”正是由于张维迎、厉以宁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这些年来不断吹捧富人，污蔑穷人，鼓吹贫富不平等的合理性，把 劳动者排斥在公司治理结构之外，才使得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在中国改革中转化成了主要为企业经理利益服务的理论。因此，说他 们的理论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谬论，并不为过。
三、公司治理应当着眼于提高企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针对企业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矛盾，发达国家开始反思现代企业制度。认识到现代企业制度除了放大了企业经 理的专制性，造成经理滥用权力，损害了劳动者和其他企业参与者的利益外，还造成企业以短期赢利为目标，影响了整个社会经 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由此，引起了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以革新公司治理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改革。改革的要义是企业制度应利于 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首先，从正确处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出发，重新界定公司治理的目标，做到公司与社会保持一致。把它从公司内部扩展到外部。 在任何国家，公司治理机制都有两个不可缺少而又不可分离的目标：一是扩大企业的业绩；二是确保公司与社会保持一致。20世 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出现了外包生产的新趋势，一些加工制造业务或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了其他企业。原来由一个企业完成生 产经营的所有功能，现在由多个企业来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经营已不再局限在一个企业之内。
实现共同生产产品的目标需要长期稳定的市场，企业之间保持连续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变得极为重要，这样，就必须突破现代企 业制度的功利性、经营目标的短期性、治理结构的对立性。这就是说，公司治理不但要监督管理者的行为，限制经理人和其他企 业内部人滥用权力和侵吞企业资产，而且要确保企业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确保公司能够保护投资者和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保 护公司内部人的私利。
其次，重新定义企业的作用和地位。在任何国家，企业都是行使社会责任和经济发展职能的主要机构。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 来，在全球范围兴起了一场要求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运动。它强调，公司除 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当考虑企业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而这其中，劳动者的利益是公司社会责任中最主要的内容。
所以，公司治理机制应与政府共同引导及确保公司采取对全社会有益的行为，应将公司治理机制中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 代理关系扩展到公司之外，使社会与公司之间也成为委托――代理关系，即确保公司在行使自己盈利行为的同时，担负起一定的 社会责任。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主动担负社会责任，它的可信度就高。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最终或根本目标更应 该是为劳动群众谋福利，为全社会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本应具有这种社会性。所以，我们应当让企业向有利于劳动者和社 会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按照张维迎、吴敬琏、厉以宁等人的那种只为富人服务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张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把 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予视为制度创新，那就只能是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只能是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
附一篇：卢麒元观点
市场化与私有化
——对厉以宁和吴敬琏的深刻批判
没有足够的哲学功底，就不要妄言经济学逻辑。妄言经济学逻辑，不仅仅会犯教条主义错误，还有可能导致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灾难。
吴敬琏先生和厉以宁先生，被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且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倚重，他们的经济学逻辑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然而，单纯就经济学水平而言，此二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哲学讲究辩证，经济学判断从来都是相对的，或者说经济学没有绝对是非标准。再深入一步，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度的问题，也就是所谓边际效用问题。任何事情都存在局限性，正所谓过犹不及。
吴先生和厉先生走极端了。
吴敬琏先生推崇市场化。笔者阅读过吴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老实说，吴先生的学问尚欠周严。吴先生的研究欠缺两样东西：第一，市场化效能的外部约束条件;第二，市场化效能的边际确定与控制。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第一，越是好的市场，越需要有效的行政干预;第二，市场是一个有限概念，过度市场化一定酿成灾难，必须确定市场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必须通过制度和政策实施有效地控制。换句话说，建立市场的同时，必须完善实施管理控制的制度和手段。否则，真理向前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吴先生及其弟子门生对推动中国市场化有贡献。但是，那种近乎宗教信仰的市场化理论，严重误导了中国政府对改革方向的认知。他们对于中国畸形的市场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而不应该是建立“赌场”，更不应该是建立“屠宰场”。
厉以宁先生推崇私有化。笔者阅读过厉先生的大部分经济学著作。老实说，厉先生的学问不仅仅欠缺周严，还存在严重的道德缺失。厉先生对股份制情有独钟。很遗憾，厉先生却没有搞清楚公有制、股份制与私有制之间的关系。厉先生戮力推行的其实不是真正的股份制，而是狭义私有制。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制，本质上是公有制的一种模式。厉先生所倡导的畸形股份制改革，是将国有资产通过违宪和违法的方式转变成为私有财产。这是打着股份制招牌，违宪违法地推行私有制。管理层违宪和违法的情况非常严重，旧股东(人民)未能行使股东权力，管理层私自将股东资产转移(侵吞)了，这是极端严重的犯罪行为。稍具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主体性缺失源于代理权越位。解决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在于抑制代理权越位现象，落实实名股东(从人大代表中抽签选择即可)的股东权力。笔者很惊讶，厉先生及其子弟门生却不想落实国有股权的实名股东参与方案，他们玩了狸猫换太子的游戏，他们促成管理层违宪和违法地将国有变成了私有。将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私有化后，我国人民丧失了本就拥有的财产权，成为了一无所有的打工者。没有底线的私有化，无异于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本质上是对自由人进行奴化。老实说，古今中外都罕见如此无知兼无耻的“经济学大师”。
市场化和私有化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但是，这种逻辑关系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恰恰相反，这种逻辑关系是或然的和相对的。市场化和私有化都存在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政府存在的价值在于寻找、控制、坚守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绝对边界和效用边际。笔者再重申一遍：过度市场化和过度私有化，将促成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自由，这是奴化自由公民的伪经济学逻辑，这种理论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对“吴市场”和“厉股份”的荒谬经济学逻辑，我们早就应该进行彻底批判了。
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讲究高水平的对立统一。一切自由都是相对的。绝对自由是以绝对不自由为代价的。没有红绿灯和斑马线，汽车的自由将让行人付出血的代价。我国主流经济学家，爲了让利益集团获得绝对自由，已经让全体国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主要工作是完善对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管理、监督和控制机制，必须使市场化和私有化受到有效的制约和控制。在中国，绝对不能继续推进无底线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了。这是对人民的犯罪。所谓“杀出血路”，不然“就是死路”，这哪里是在讨论问题?这种疯狂的态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这是在鼓动造反，这是在挑起革命。
本文最后，笔者想点评一下世界银行《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该报告的核心仍然是两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值得警觉的是，该报告的落脚点其实是在人民币上。请注意：
第一、人民币的币值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备兑支付能力，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可支配的财产和收入的总额。政府可支配的财产和收入的总额是共和国的财政实力，这是人民币发行数量的依据，也是人民币信用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减持国有资产、降低国家税收、增加政府负债等等建议，其意图均在于肢解国家财政职能，弱化中国政府的备兑支付能力。也就是为掏空人民币币值做前期准备工作。其终极目的是要瓦解中国国家信用。
我们必须集合并强化中央财政的职能，我们要准备打一场人民币保卫战。
第二、世行所谓的金融改革，无论是利率市场化还是汇率市场化，其意图都是打破中国政府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为国际金融资本“屠城”暗开城门。所谓央行独立性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私有化，不过是为国际金融资本提供“屠城”的工具而已。
我们必须将金融主权牢牢掌握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手中，绝对不允许违宪和违法的行为肆意发生。我们必须牢牢控制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绝对不能允许中国的金融市场失控。
第三、再分配问题超越了一般市场功能，必须通过政府强势介入来解决。其中，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转移支付是两种主要方式。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转移支付均为国家经济管理主权，此问题严禁任何境外机构介入。协助境外敌对势力侵犯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已经构成叛国罪，国家安全机构对相关人士应保持高度警觉。此份世界银行报告涉嫌侵犯我国经济管理主权，我国政府应向其发出严厉的警告。
我们必须加强税收杠杆和社会保障的综合运用，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和效能。同时，我们更迫切的要解决实质负利率和实质负汇率的严重问题，我们再也不能向资本特权者进行金融转移支付了。
笔者申明，笔者一向支持有序建立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长效机制，笔者甚至建议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但是，笔者一再强调，一定要明确市场化的边界，一定要确定市场化的效用边际，并据此建立完善的管理控制手段。没有能力管控，就不要轻言松绑。老实说，笔者对有关部门的认识水平和管控能力始终存有疑虑。
笔者希望，有关方面多学一点哲学。最低限度，要做到两明：自知之明和兼听则明。在特定时期，在特定条件下，市场化和私有化存在着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辩证，要认识事务的相对性，不要搞绝对，不要走极端，要努力实现高水平的对立统一。
就请吴先生和厉先生去颐养天年吧。就请佐利克先生回美国去忽悠吧。中国还是有一些爱国的、独立的、高素质的优秀经济学家的。关于市场化和私有化问题，中国人一定会给出系统解决方案的。
来源：凯迪社区、共同自由
来源：学术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