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换座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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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C导读：

2018年1月16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新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位置从主席台下换到了主席台上，坐在了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右手边。

”

2018年1月16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有一个人的座位发生了变化。

新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位置从主席台下换到了主席台上，坐在了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右手边。

主席台换人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由来已久。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高丽、王沪宁、汪洋、杨晶和杨洁篪坐在会议主席台，这是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首次亮相。在当年4月，中联部举行的“一带一路”专题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透露了上述几位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的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四名副组长分别为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以及国务委员杨洁篪。

也是从那次会议开始，每年的年初和年中，这样形式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都会召开。

从2015年2月1日到2018年1月16日，刘鹤都位列其中，不过前几次他都坐在面对主席台对面偏右的位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的斜对面。这次，他坐在了张高丽的右手边。

△2015年2月1日新闻联播画面

△2018年1月16日新闻联播画面

今天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同在主席台坐一排的人，变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国务委员杨晶。

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

刘鹤的两个职务都与“一带一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这是对“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了顶层设计。刘鹤正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

2015年开始，“一带一路”战略将从顶层设计和规划走向逐步落实。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部委则为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则设在了发改委。刘鹤则是国家发改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对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方面，刘鹤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业界评价可见一斑。他本人撰写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还在2015年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被誉为国内经济领域最高奖，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周小川、李克强、许小年、陈锡文、楼继伟等都曾经获得此奖。

多提一句，“顶层设计”这个概念，也与刘鹤有关。

这个词儿源于信息产业，刘鹤曾在1998年至2001年负责国家信息中心工作，2001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又当了两年办公室副主任。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语部分写道：“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而刘鹤全程参加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起草。

“星光熠熠”的达沃斯

下周，刘鹤还有一件要事。

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的邀请，刘鹤将率中国团于22日至25日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这次中国团人数又创新纪录，将有136位成员，在2017年和2016年这个数字分别是120位和93位。

据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维德(David Aikman)介绍，今年年会的第二天就是“中国日”，刘鹤会在当地时间10点50分到11点20分发表特别演讲。

最近三年，中国出席的领导人包括（按时间顺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换成了刘鹤。刘鹤是第一次带队达沃斯论坛的中国团，但他所在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出现在达沃斯论坛却不是第一次。

在2016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刚刚上任不久的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达沃斯出席“中国经济走向何方”分论坛期间对中国经济表达了诸多看法，对当年年初中国股市、汇市的动荡首度做出了官方回应。更让人关注的是，他在担任证监会副主席之前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经济局局长，这个中国经济决策的最核心部门在当时引起世界瞩目。

△方星海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发言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可谓“星光熠熠”，有60余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确认出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印度总理莫迪、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巴西总统特梅尔、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及南非总统祖玛等。

刘鹤吸引的关注度一点也不比他们少。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维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很多参会人士都非常期待刘鹤的到来，期待听到他的演讲，主办方已经接到了很多参会代表希望安排与刘鹤会晤的请求。

刘主任，有的忙咯。

本文来源：政知圈

作者：董鑫

延伸

阅读一

刘鹤：中国经济的未来预见者

2013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伦飞往北京参加中美高层会晤。国家最高领导人指着自己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伦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样的介绍出乎多尼伦的意料，他本来并未安排与刘鹤见面。当晚，多尼伦与刘鹤在人民大会堂预订了一个会议室会面。

刘鹤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如今他已经成为了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主刀者之一。

刘鹤曾就读于北京一〇一中学，1952年学校与中组部所属干部子弟学校“华北中学”合并。郭沫若为校歌作词：

·你是永不自满的象征，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由完成走向更高的完成……

1969年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刘鹤来到吉林省插队。一年后，他加入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赢得“万岁军”称号的38军当兵。

当兵3年后，刘鹤来到北京无线电厂当工人，厂里的主打产品是畅销全国的“牡丹”牌收音机。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办学，他考入该校工业经济系，开启了他的“经济人生”。刘鹤在2008年撰文回忆说：

·30 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刘鹤于1986年获得工业经济系硕士学位。现任中财办副主任的杨伟民也在198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

刘鹤毕业后可谓高起点，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是国务院直属的智囊机构。

1988年，36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开始长达十年的“政策设计”。

青年时期的一些经历往往会对人的一生带来不可思议的改变。1983年吴敬琏曾赴美国耶鲁大学求学，短短一年的学习彻底颠覆了吴敬琏的经济观，而他－“吴市场”－又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刘鹤同样有一段重要的海外经历：1992年刘鹤赴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刘鹤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

2012 年 11 月国家最高领导人任职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选择了广东。 刘鹤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陪同。从那以后，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 

白发刘鹤一下子成为外媒关注的焦点人物，但他还是保持着儒家风格的低调。刘鹤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

·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是的，刘鹤一直注重集体的力量。为此，他还创造了一个特殊的集体：1998 年刘鹤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周小川、吴晓灵、曹远征、楼继伟、郭树清、刘世锦、李剑阁、李扬、周其仁、余永定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形而上”的学术讨论，而是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刘鹤回忆说：

· 记得是在 1998 年 6 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论坛的定位是，集中国内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学术性的讨论，希望邀请国内经济学界各主要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参加，进行不定期的交流。

（左起：周小川、刘鹤、樊纲）

刘鹤就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经济学思想的营养，然后转化为政策实践。吴敬琏在 2006 年出版《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的清醒预见，刘鹤如此评价该书：

·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著作…将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他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对我所参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也了解到，他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对相当多的参与国家重要经济政策制订的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左起：樊纲、吴晓灵、刘鹤、吴敬琏、易纲、蔡昉、许善达）

2011 年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语部分写道：“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这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顶层设计”一词源于信息产业，刘鹤曾在 1998 年至 2001 年负责国家信息中心工作，2001 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刘鹤出任办公室副主任。“十二五”规划纲要公布前 5 个月，刘鹤在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同届校友胡舒立采访时说：

· ‘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 30 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此时刘鹤的国际视野派上了用场。2008 年 9 月 17 日，“黑天鹅” 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两天后，时任总理温家宝派刘鹤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谈对策。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回忆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

不久，刘鹤领衔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的 2012 年第五期，荣获 2015 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篇文章提出了诸多富有预见性的观点：

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注：此处可以窥见“一带一路”的影子）。

经济学家张卓元说，刘鹤所讲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即指危机过后，我国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与后来中央提到的‘新常态’的含义是一致的，刘鹤的观点有其预见性”。刘鹤在文章中写道：

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

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未来的经济改革之路，我们从刘鹤的《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一文 43 56189 43 24301 0 0 9419 0 0:00:05 0:00:02 0:00:03 9418不难洞见未来：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记得 1993 年参加达沃斯论坛，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 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延伸阅读一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作者：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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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二

中财办主任刘鹤的新任务有哪些看点？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宣布，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将于22日至25日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

很多与会者都非常期待刘鹤的到来。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维德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与会人士对于能听到他的演讲的热情高涨，我们已经接到了很多要求安排会晤的请求。

“鉴于刘鹤在理解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届时人们将非常热衷于听到他的观点，更好地解读中国的未来。”艾维德说。

今年共有136位中方参会者将参加此次年会，在2017年和2016年分别是120位和93位。

此次年会的第二天是“中国日”，期间设置的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包括刘鹤的特别演讲。

“政事儿”(微信ID：xjbzse)了解到，此次年会将于1月23日至26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主题为“在分化的世界中加强合作”，主旨为号召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以应对当下重大全球挑战并重新认定各方在合作中所担当的角色与责任。

目前，已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等60多位国际政要确认出席。

近年来，中国高层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已成惯例。

2017年1月17日至20日，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在达沃斯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刘鹤也随同前往达沃斯。

2015年1月21日至24日，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年会在达沃斯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并发表题为《维护和平稳定，推动结构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的特别致辞。

2016年1月20日至23日，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在达沃斯举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并发表题为《为世界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的特别致辞。

此次将赴达沃斯的刘鹤，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还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据国家发改委官网显示，刘鹤在发改委的相关活动信息停留在2017年4月27日，当时，刘鹤出席2017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并就“推动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几个重大问题”作讲话。

出生于1952年1月的刘鹤，早年曾有从军经历，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后，长期在宏观经济决策管理部门任职。

延伸阅读二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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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三

中财办主任刘鹤：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

黑天鹅和灰犀牛，读过中财办主任刘鹤如下这篇文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刘鹤说，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

刘鹤认为，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此次危机并不是“这次不一样”。基于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

这与与莱因哈特、罗格夫《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一书可谓不谋而合，金融危机就是债务危机，“阶段性的大量借款经常发生于泡沫时期，并且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对于高度杠杆化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仅仅侬赖低流动性基础资产的信心来持续滚动短期债务的国家，这种情况很少会持久，特别是在杠杆率持续无节制地上升时。这一次可能看起来不一样，但细看却经常不是。令人鼓舞的是，历史确实给出了政策制定者可用于评估金融危机风险的预警信号——只要他们不过度沉醉于信贷泡沫所推动的成功中，并且不像几个世纪以来的前人一样认为这次不一样。”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在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引用了一句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尽管历史从来不能提供完美的指引，它却是人们探索世界和认识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

刘鹤：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

原创本文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之《21世纪金融监管》中文版所作序言，本书作者为荷兰央行执行董事乔安妮· 凯勒曼、研究主管雅各布·德汗、监管专家中心主任费姆克·德弗里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翻译。

文／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断了世界经济持续3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和实体经济的下行形成具有放大效应的负反馈循环，导致世界经济陷入长时期的深度衰退。危机爆发已经7年多，全球经济金融尽管有所恢复，但依然笼罩在危机的深度阴霾下，这使我们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再次感悟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迫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危机都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今后几年世界经济仍将面临很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对此我们在思想上和战略上要有充分的准备。

从金融发展史来看，金融危机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概率事件。一部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史。研究发现，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际上平均每年会发生6场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

我们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

从经济长周期理论到宏观政策失误，从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到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尽管围绕着危机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议并不比过去少。

这些争议既是我们对危机认识不断深化的必要过程，也在反复让我们品味金德尔伯格所作的论断：金融危机是一个永恒的现象。我们是否只能无奈地接受“危机无法预测，更无法预防”的悲观论调？

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此次危机并不是“这次不一样”。基于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

资产价格大幅上升

债务负担加剧

经济增长率波动

经常账户赤字等。

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从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发展历程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像一个钟摆，总是在政府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之间摆动，难点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有效平衡、发挥最大合力。

危机前美国在经济金融发展上采取了“自由放任主义”，金融自由化、复杂金融创新走向极致。危机后格林斯潘承认，自由市场理论的缺陷和金融机构自我调节能力的全面崩溃令他“万分震惊，难以置信”。分析和认识这次大危机，要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深刻的大背景出发。

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金融监管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重大变革。我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提到，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

美国国会对此次危机的调查结论是，这场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危机既非天灾也非计算机模型的失效，而是源于人类对风险的无动于衷和错误判断。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

面对来自国内政治、社会的巨大压力，美欧大幅提高金融监管标准，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在充分肯定这些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被强化了的监管很可能在若干年后引发难以预料的、更猛烈的监管规避。金融发展很可能继续沿着“危机—管制—金融抑制—放松管制—过度创新—新的危机”的历史周期律演进。

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三条：

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

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

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

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战胜它就意味着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从衡量金融发展的四个维度——深度、效率、可获得性、稳定性来看，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和监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要靠深化金融改革。由于金融资源具有高度流动性，金融市场 具有很强的整体性，金融改革需要特别注重单兵突进和整体协调的关系，防止改革部门化、碎片化。仅在单个领域推进某项改革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过来也会影响这项改革的可行性、可信度。

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通过协同推进金融布局、金融机构、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等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实体经济领域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金融自身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

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

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

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

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

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

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

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关于监管者如何更好地实施监管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往往少见于著述。晓朴同志翻译的《21世纪金融监管》一书弥补了这一缺憾。国际上十余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监管专家对全球金融监管中的一些体制机制和技术性、操作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有些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有些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改革越深入，越需要具备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金融从业者和经济工作者都应当读一读。衷心希望本书能够为推进我国金融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提供有益借鉴。

《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摘要

作者：莱因哈特、罗格夫

不管对事情本身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思想者们至少有一点应存在共识，那就是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最需要的元素是：时间。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在周而复始的变化中寻找恒常，在历史的多棱镜中探求规律，最可依赖的工具依然是数字。本书在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上更为娴熟，而思想性和启迪性丝毫不逊。

为何危机一再发生？作者归结到人类的本性。人类总是过于乐观，认为错误不容易再犯，当历史一旦重演就去寻找新的借口。然而，人类的贪婪与破坏性的原动力总会在一个时期后突破理性的控制，能量在破坏性地释放之后，才会回归相对的宁静与繁荣。无论是为政者在经济繁荣时的政策推销，还是投资者在商海中搜寻价值坐标，再听到“这次不一样”的说法时，听者心中当有判断。

本书不仅仅是考察金融危机历史的工具书，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思维的历练。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在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引用了一句马克-吐温的名言：“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尽管历史从来不能提供完美的指引，它却是人们探索世界和认识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

前言

在本书中，如果说我们关于各类危机的阐述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过度举债。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公司或消费者，繁荣时期的过度举债会造成很大的系统性风险。政府向经济中注入大量现金看起来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私营部门借钱狂欢推高了房价和股价，超出了长期的可持续水平，这些使得银行看上去比平时更加稳健，更加赚钱。这种巨额债务累积会导致风险，因为经济会经不起信心的危机，尤其是当债务都为短期需要，不时借新还旧之时。债务催生的繁荣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决策英明，金融机构盈利能力超凡，国家的生活水平优越，但此类繁荣多结局悲惨。当然，对各个经济体而言，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债务工具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何把债务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平衡好，一直是个挑战。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普通民众都不能忽视这个挑战。

我们认为，获得政府债务数据只是反映政府账目透明度整体较低的一个方面，即使是美国，其透明度都相当低。想想看，政府向抵押贷款机构提供的大规模隐性担保，最终使2008年美国国债实际规模增加了数万亿美元。再想想看，政府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外交易提供了数万亿美元的担保，为不良资产从银行资产负债表剥离提供了隐性担保，就更不用说存在资金缺口的养老金和医疗债务了。政府债务缺乏透明度是通病，要想寻找一些关于中央政府债务的历史基本数据，其难度令人匪夷所思。

明确无疑的是，国家、银行、个人和企业在好年景时总是一再过度负债，而不考虑衰退不可避免来临时会出现什么风险。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介绍了“债务忍无可忍”的概念，即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持续处于违约边缘。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许多玩家常常挖掘出太大的债务洞，以至于深陷其中无法自拔。21世纪头十年后期的美国及其金融体系就是最著名的案例。

政府和政府担保债务（由于有存款保险，也通常包括银行债务）的问题显然过大，因为它可以累积到规模很大，而且长期无须经受市场检验，尤其是有些监管规章阻止其有效地这样做。根据我们的考察，尽管私人债务在许多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政府债务通常是各类金融危机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基本国债数据不透明和难以获得的事实足以证明在情况不妙时，政府会尽其所能地隐藏账目，就如同金融机构在当前金融危机中的所作所为一样。我们认为，在强化政府债务透明度方面，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机构的国际政策可发挥主要作用，可以推动政府债务账目增加比现在要求高得多的透明度。

深入研究过去800年危机的细节和数据，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常谈到和最昂贵的投资建议就是“这次不一样”。这种建议之后常常伴随着大手大脚的冒险行动。金融专家，更常见的是政府中某些人认为，我们正在不断做得更好，我们会变得更聪明，我们会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结论是，旧有的估值准则不再适用。社会民众每每都相信，过去的许多繁荣景象都曾造成灾难性的崩溃，但这次不一样，当前的繁荣是建立在坚实的基本面、结构改革、技术创新和良好政策基础之上的。

绪论

也许最重要的是，无法认识到信心的不稳定与变化无常，尤其当大规模短期债务需要不断延期时，正是造成“这次不一样”综合征的关键因素。经济繁荣时，高度负债的政府、银行或者公司会很兴奋地把债务再延期一段时间。可到头来，还是信心崩溃，贷款人倒闭，危机爆发。

对于一国易受金融危机冲击这一现象，用经济理论怎么解释？具体而言，让我们现在重点关注一下政府，政府是本书所考察危机的主要源头。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如果政府足够节俭，它就不会面对信心危机特别脆弱无力。持续财政盈余（税收收入超过开支）、保持相对低负债水平、以借长期债务为主（例如10年期或以上）、没有太多隐藏的表外对外担保，这样的政府无须太担忧债务危机

与之相反，如果政府经年保持大量财政赤字、积累巨额短期债务，即使其债务负担水平看起来似乎可控，这类政府也很脆弱。当然，不怀好意的政府可以通过借长期债来减小其脆弱性，但市场会立即察觉，并向其长期借款征收极高的利息。事实上，为何一些政府选择借更短期（如一年）而非较长期（如20年）债务的主要原因在于，只要信心能延续，借短债可以享受低利率的好处。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信心以及公众对未来事件预期的变化无常，使得准确预测债务危机到来的时间极为困难。在很多数理经济模型中，高债务水平导致“多重均衡”，债务水平可能会持续，或者可能不会。1对于何种事件会改变信心，以及如何具体衡量信心脆弱性的大小，经济学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在金融危机的历史上，人们一再看到的是当人们预期到某件事发生时，它最终真的会发生。当国家负债过重，当债务支撑的资产价格扩张看起来好得不真实，很可能就会发生危机。但是确切的时机很难猜测，看起来像是马上要发生危机，有时可能还需要多年才能引爆。这种情况就像美国在21世纪头十年的后期。如第13章所示，在危机发生前，所有红灯都在闪烁报警。但直到“事件”发生，美国的许多金融领袖以及许多学者还在说：“这次不一样。”

债务脆弱性问题不亚于长期税收负担问题，有时甚至更为严重。

在本书中，类似的脆弱性问题还出现在其他危机情景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个教训是，维持固定汇率的国家在突发信心危机面前表现脆弱。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可能在一夜之间打翻看似稳定长效的汇率制度。在接下来休整成功后，总是有大量“这次不一样”的评论。之后，信心便如一阵轻烟随即崩溃，2001年12月的阿根廷就是一例。其实，这与债务有本质的联系。正如克鲁格曼的名言：汇率危机的爆发，常常根源于政府不愿采用维持固定汇率所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如果投机者意识到政府最终会丧失支撑本国货币所需的资源，预期到最终会崩溃的结局，他们就会寻找时机逃离这一货币。

“这次不一样”综合征的本质很简单，它源自人们心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信条，即认为金融危机是一件在别的时间、别的国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金融危机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原因在于我们做得比别人好，比别人更聪明，同时我们也从历史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于是我们宣称旧的估值规律已经过时。但是不幸的是，高度杠杆化的经济可能会在金融危机的边缘悄然运行很多年，直到外部环境的变化或者偶然性因素触发信心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债务不耐：连续违约的根源

有证据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入是显著亲周期的（即资本在宏观经济繁荣时期大量流入，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流入较少）。资本流入的亲周期反过来也可能加强这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亲周期。资本流入在经济衰退时期发生逆转，可能是新兴市场国家在衰退时期经常被迫收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发达国家的操作相反）的主要原因，这种操作加剧了经济衰退。1可以证实的是，相对于常见的繁荣—萧条模式而言，拥有受限制但稳定的资本市场通道更能够增进福利。所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受阻于债务市场准入限制这一根深蒂固的观点，不再如想象中那样有说服力。

总之，虽然债务不耐对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而言并不必然致命，但它仍然是一个严重障碍。然而本书介绍的连续违约经验表明，要想克服债务不耐问题，政策制定者应该在长时期内维持很低的债务水平，同时进行更多的基础结构改革，以确保本国能在不产生债务不耐的情况下消化更多的债务负担。它不仅适用于外债，同时也适用于反复出现的国内债务问题。面临大量短期压力的政策制定者仍将选择高风险的贷款，而且如果价格合理，市场也会成全他们。

在写作本书之时，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效仿发达国家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以快速启动经济。但是从债务不耐的角度来看，这些操作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将使这些国家接近债务阈值，这预示着严重的债务偿付困难。再往前看，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平息之后，债务不耐国家面临的挑战将是如何找到非债务形式的资本补充渠道，以防止本国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继续出现重复违约。

延伸阅读三来源：金融城

延伸

阅读四

刘鹤同志简历

　　刘鹤，男，汉族，1952年1月生，河北昌黎人，1969年4月参加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研究员，教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69－1970年　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

　　1970－1973年　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高炮团五七营二连战士、副班长

　　1973－1979年　北京无线电厂工人，团委干事、书记

　　1979－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83－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师

　　1983－1986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1987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干部

　　1987－1988年　国家计委工业综合局干部

　　1988－1991年　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副处长、处长

　　1991－1993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处长（其间：1992.01－1993.01美国西东大学工商学院访问学者）

　　1993－1994年　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4－1998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其间：1994.07－1995.06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1998－2001年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正局级），中经网公司董事长

　　2001－2003年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2003－2011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1－2013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3－2014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4－2017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延伸阅读四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