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赐稿 |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大数据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
作者简介：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人文科学院院长。
在我们看来，大数据的产生是人类探寻世界发展规律和规划自我发展道路上的一种积极产物。大数据及其意义似可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加以解读：
在直接的意义上，大数据是相对于“小数据”或者传统数据而言的，指人类首次有可能从自然、社会和人的活动中获得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存取高速、富于价值意义的数据并将其集合起来，形成巨大的数据库，把世界和事物的存在方式转变为周全详尽的海量数据存在方式，借助于它们来实现对外部世界和自我进行更为全面、细致、深入和准确地把握。
在较广的意义上，大数据意味着与大数据采集、存贮、处理、传输和应用相关的整个信息技术、设施体系和运行方式等，构建起一个个数据化的世界。人们有可能在不直接接触现实世界的前提下通过接触数据世界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把握；通过感知和运行数据世界来重构和影响现实世界，形成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互动，展示出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数字化进程，表明现代信息科技和网络世界发展到了全新阶段和更高水平。
在更广的意义上，大数据意味着高度信息化时代的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从事着数据化的生产、生活、交往、思考与实践，构建起一整套紧密依托于现代信息网络和数据化系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等，大数据不仅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在全面引领着人类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时代性提升。
在最广的意义上，大数据意味着一种依托于大科技、大信息和大数据而构建的全新的自然图景、社会图景和人类图景，以大数据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正在转变为一种自然观、社会观、人类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和改造自我进入到更加全面清晰准确的水平和更加自觉有效的阶段。
但无法回避的是，方兴未艾的大数据已经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和挑战，也提供了许多创新的机会。
首先，从“假设出发”还是从“数据出发”开始我们的研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直是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模式。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甚至“全数据”的存在成为我们很多学科和领域研究的前提，它们表征着许多难以辨析的事实，要求我们做出必要的解读和说明。
其次，以“个别样本”还是以“海量数据”为对象来开展研究？由于采集数据困难，过去人文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不得不依赖于抽样调查，采集到的永远是个别样本信息，为此而不得不加大抽样的比例，但最大比例的样本也不可能穷尽对象，因此所有的结论都带有推论的性质。大数据时代，人们有可能通过就一定事物采集全样本，提供全数据，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对象性基础和前提。
再次，是“感性接触”还是“行为统计”更为可靠？人文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直接接触作为真实可靠的基础，例如直接对话、直面访谈、电话采访等，这有其感性直观和可靠的一面。但人们的思想内在于心灵，充满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具有独立性、分散性、个体性和变动性特点，其表达往往受到交往者之间的互动感觉和场景的直接影响，尤其是涉及一些敏感话题会产生某种特殊遮蔽甚至智慧博弈，感性接触并不一定都真实可靠。大数据通过行为统计，对于数据细粒度的分割，全方位长时间累积搜集，尤其是在对人们在大量的“鼠标选择”“网络投票”中展示出的价值取向、美丑好恶、评价标准等，展示出个体真实的心灵世界，勾勒出社会总体心理状态，描绘时代精神的大体走向，有可能为人文学科的理性研究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对象和基础。
又次，以“实体规律”还是以“统计规律”为研究目的？过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要依托对社会现象的局部观察和实体性探索，大数据将社会变量变成可统计、可度量、可计算的对象，通过追踪社会中作为最小组成单位的“人”以及对全局性社会形态的包容性跟踪累积，在一个相对低廉的研究成本中展现社会和社会组织的高精度社会实景，实现以整体和全体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更好地探析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内在规律、演化趋势和未来走向。例如，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可以尝试借助于大数据来建立评估体系并进行国际比较，从而得出科学结论。
要自觉学习和有效运用复杂性思维。大数据的世界是个极为复杂的世界，需要复杂性的思维方式。近代经典科学倾向于简单性，产生出线性因果的观察视角和还原论的研究思路。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却存在着许多与不确定性、突变性、非平衡性、非线性、模糊性等密切相关的复杂现象，由此而产生出耗散结构理论等现代复杂性科学。人文世界是个更加复杂的情感世界和价值世界，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人际互动和情感交织，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风险，需要学习借鉴复杂性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要自觉学习和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层次和水平：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数据装备处理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信息；能够科学合理解读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信息所蕴含的意义；能够运用大数据技术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现实的良性健康发展，引领社会文明的数字化发展方向。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对客观部分提升为可以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相媲美的“硬科学”，这将极大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对当代世界的解释力和影响力。
要自觉更新和发展自我。我们要勇于掌握技术又善于超越技术，尽最大努力去学习掌握和运用大科学技术，走在时代的潮头，同时又要防止为技术所裹挟，避免成为简单的技术主义者，努力保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高度、理论品格和价值定位，勇于反思和批判。大数据时代离不开任何专业却也不会拘泥于任何专业，要自觉地站在当代学科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背景下开展研究，既立足专业又超越专业。大数据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对象世界、数据世界与数据技术的多维互动，这也需要我们勇于实现自我超越。只有自觉地置身于自然—社会—人—数据的复杂巨系统中，人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的主人，成为大数据的主人，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人。
延伸阅读 |
欧阳康： 当前中国的问题透析、价值重构与综合创新
【关键词】中国道路 问题透析 价值重构 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6）09-0011-04
*本文为国家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项目编号：教社科司函（2014）177号]、国家社科规划办《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哲学基础》（项目编号：16ZZD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繁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深切关注并合理解读转型期中国所存在的复杂问题，同时要重视价值取向，准确把握并积极引领当前中国的价值演变与体系重构，还要善于变革创新，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进综合创新。
一、深度透析当代中国的复杂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进步，成就举世瞩目，令人自豪，但也存在诸多极为复杂的困难与问题，要求必须警醒与重视。应该说，当前中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在20世纪中国的快速而又深度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发生和扩展的。对这个转型过程及其复杂性的正确认知决定着把握当代中国问题的深度、广度和准确程度。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好几个方面同时发生、好几个阶段交错展开的。从社会性质上看，是传统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型；从意识形态上看，是由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杂体系经过比较传统的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转型；从所有制上看，是由传统封建土地所有制经过大一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体系的转型；从经济体系上看，是由自然经济形式经过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从生产方式上是，是由传统农业生产和小生产体系经过高度统一的大生产向多元化多层次的现代生产体系的转型；从分配方式上看，是由传统的按土地和资产占有分配经过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向按劳分配为主各种要素都参与复合分配形式的转型，从文化上看，是由传统中华文化经过革命文化与部分殖民地文化并存向现代一元主导多元文化并存转型，等等。
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显著特点是：第一，转型内容跃迁度大，先后经历了三种主要的时代性形态，包含了从最传统落后的社会形式到最现代的社会形式；第二，转型时间迅速，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多种社会形态纷至沓来，交错发生，交替登场，让人目不暇接；第三，转型因素复杂并存，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各种要素既有自己的转型要求和规律，又相互渗透与出现不对应和错位，多种相互对立的历史形态和性质对立的因素同时存在；第四，转型动力内外交错，国内与国际、内政与外交之间矛盾交相辉映；第五，转型过程不彻底，一个阶段尚未完成，下一个阶段又开始了；等等。
正是由于这种极为复杂、特殊而又迅捷的转型，造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极为复杂的交错性矛盾与互渗性社会问题。其突出特点是：
第一，背反性要素的系统性碰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前有未有的开放心态，自觉主动地向世界各种文明类型学习，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各种积极价值要素都吸收到了中国，融汇到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又在不断学习、移植、借鉴、转化的过程中创造出许多新的价值元素，使之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从中获得了许多发展机遇和红利。但这些要素原来各自发生、生存于非常不同的社会有机系统，依托于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体系，各有其发生作用的背景条件和支撑体系需求和功能，彼此之间不发生接触，也不会有矛盾与碰撞。现在纳入到一个新的社会系统中，彼此之间不一定当然地相互配备和协调，难以形成有机融洽体系，还有可能产生摩擦与矛盾，甚至对峙与碰撞，有的时候这种要素间的冲突还会非常尖锐，激烈和甚至必然会发生矛盾与冲突。例如，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等。
第二，历时态矛盾的共时态汇聚。中国当前所存在的问题是累积性难题，所面临的矛盾是压缩性矛盾。中国在落后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在20多年的历程里快速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获得了极大成就，也难免将其几百年间所经历的各种矛盾以压缩的方式汇聚于当今的中国社会。自然经济时期的懒散与低效，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贪欲与卑劣，大工业时期的组织与理性，高科技时期的高效与风险，后现代时期的反叛与消解，等等。现在的复杂的社会问题群中，既有传统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有传统资本主义矛盾；既有新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既有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矛盾，也有社会自身不断产生出来的新的矛盾，等等。各个时期的问题与矛盾集中于中国大地，时序交错，空间异构，问题交织互渗，带有很强的悖论性特点，复杂性程度是其它国家并不多见的，可以被看作当前中国所独有的 “中国难题”。
二、积极引领当代中国的价值重构
社会生活的核心是价值，社会转型的关键是价值的解构与重构。当代中国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价值多元化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机遇，使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活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主流价值，削弱了核心价值，影响到社会各种力量的凝聚与整合。为此必须对社会的多元价值现实做出定性、定量与定时分析，更好把握复杂的多元价值体系，引领未来走向。
第一，就其定性判断而言，当前社会价值复杂价值体系中的价值元素中哪些是正当和合理的，哪些是不正当和不合理的？各自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依据何在？哪些是顺应社会文明进步方向从而可以依靠并积极扶持的？哪些是代表消极落后并应当逐步削弱和消解的？
第二，就其定量判断而言，这不同的价值元素各自在中国社会占什么地位和多大比例是合适的？一个和谐发展的中国社会应当给不同的价值实体多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第三，就其定时判断而言，不同的价值元素各自所处的时代性特征如何？是代表着过去的历史残留从而丧失其时代性与生命力的？还是作为文明的萌芽而代表着未来发展趋向的？在当下存在与发展的价值与态势如何？
第四，就其社会相关性而言，不同的价值元素之间的相关性如何？是可以并存与和谐相处的？还是相互制约彼此消解的？还是矛盾冲突此消彼长的？
第五，就其社群代表而言,不同的价值元素各自以那些人群以致阶层为代表？这不同社会群体以致不同阶层有哪些利益诉求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正当性及其程度如何？
第六，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多样化的价值元素挑战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主流价值，影响到社会的凝聚与整合。应当看到，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剧变与转型期，社会价值多元多样相互激荡，难免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1]
三、勇于推进当代中国的综合创新
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需要理论支撑，也需要智慧引领。既要学会以复杂性的思维看世界、看中国，又要学会应对价值多元化的复杂局面，抓住矛盾凸显期、改革攻坚期、发展决胜期的核心问题，推进中国的思想理论进步和社会实践进步。在这里，一方面必须正视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勇于理论批判，深化理论研究，使其具有更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必须警惕社会的蜕化，勇于实践批判，通过正当有效的国家治理来引领和规范社会价值状态，使之趋于合理化和健康化。
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核心在于科学解释和合理应对当前中国的价值多元化及其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人类文明发展的当代逻辑是线性单一进程还是多元复合进程？原来设想社会发展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单一进程，几种社会形态相互衔接，依序替代，从低级走向高级，从过去走向未来。现在看来，确实存在比较复杂的情况，除了当年恩格斯曾经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外，中国社会内部也有的区域和民族经历了发展阶段的跨越，尤其是当前还面临着如何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曾经有过的兴盛和20世纪最后十年所出现的解体与曲折。
其次，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相互取代还是可以多元并存合作共赢？原来曾经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社会制度是根本对立、你死我活的，社会主义只能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社会而产生和存在。社会形态不同于也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现在看来，由于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力量，长期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批判作用，促使着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与调节，社会主义的很多原则自觉不自觉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了现实。而社会主义也把原来被认为是专属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等纳入到了自己的发展体系之中，并获得更大发展动力和空间。
再次，社会主义世界现代化的多种模式中哪些更能代表和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趋向？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关于现代化的探索主要有五种模式：即西欧国家为
主体的最为早期和经典的现代化；美国的依托于“五月花号公约”而建立的超越于欧洲的现代化，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东亚的依托儒家文明而构建的现代化；拉美的在“华盛顿共识”指引下的现代化，等等。这五种现代化各有其时段特点、地域特色和国度特色。当年都曾经有所学习和运用，但不是其中任何模式的简单照搬。现在看来，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出能够保存各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各国尤其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又次，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应当并可能在哪些方面优胜于和超越于非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给中国共产党以警示，也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与探索提出了紧迫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尝试着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现代化管理制度，全球化经济金融体系，市场经济，人的社会主体地位等多种元素内在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超越于现存的一切制度，为人类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科学合理而又可行的中国方案。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道路才有可能顺应和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推进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是实践创新，为此必须勇于和善于对实践进行合理性反思与批判。应当注意到，理论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实践也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在非科学的理论与不合理的实践之间有一种相关性，非科学的理论表达着也必然造就不合理的实践，不合理的实践也实现和论证着非科学的理论。因此，理论工作者所追求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科学理论与合理实践的内在统一。一方面，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正确地反映和指导合理的实践；另一方面，只有合理的实践才能产生和支持科学的理论。应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其实践论意义而言，正是要对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合理性做出具体的区分与评价，做出必要的取舍，以使我党的发展观念趋于科学化，并以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努力消除和减少哪些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与合理实践的统一，是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动态过程中的具体历史统一。这个过程，既是与不科学的理论和不合理的实践展开双重批判的过程，也是努力实现对于科学理论与合理实践的双重建构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中国实践的思想创造过程，也是中国实践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阐发并得以提升的过程。在这个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打造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体系，当然也就不是仅仅用中文来更好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获得中国内涵，融入中国精神，指导中国道路，汇聚中国力量，展示中国故事，讲出中国风格，创造中国形态等等，从而具有更加丰富的实际内涵和价值旨趣。就其思想渊源而言，不仅要努力传承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丰富内容，也要努力注入当代西方优秀文化精华和中华优秀文化精华，促进中西马的时代性融合，并由此而获得巨大的超越性和丰富性。就其现实对象而言，就是要更加深入地扎根于和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升华其理论表现，无愧于其思想指导，正确引领中国道路，发展中华文明。就其精神气质而言，就是要努力汇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展示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最为宝贵的时代精神。就其现实形态而言，就是要自觉植根于并活跃在当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广泛的生产、生活和实践之中，获得最为鲜活的生命和最多样的形态。就其世界意义而言，就是要彰显中国文化，突出中国声音，唱响中国旋律，创造中国价值，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中华民族应有而又独到的贡献。
注释
[1] 欧阳康：《强化国家治理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与善治导向》，《光明日报》2015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