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从儒家到华家
柯华庆教授，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共同自由、党导立宪制和党导民主制等理论建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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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到华家
——试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识形态的重建
作者：柯华庆
摘要
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定于一尊特征决定了一个时代只能有一个正统意识形态。华家意识形态以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变化中的稳定。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四十多年，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指导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习近平精神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因为中华民族走向精神自主的伟大复兴之路是艰难而漫长的。
每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都有也应该有自己的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提供了这个世界“是什么”及“应该是什么”的言简意赅回答，意识形态可以召唤人们加入集体的行动，共同为实现集体的目标而努力。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习近平引用“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说明意识形态必须定于一尊的重要性。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丛生。从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来看，教条自由主义者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的幌子意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有政治体制，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广泛接受；新儒家打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旗号穿上了黄袍马褂，意图回归君主专制时代，为遗老遗少们所热捧。意识形态领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意识形态杂而多、甚至相互矛盾和宣传上的牵强附会、前后矛盾。
当前官方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车头的前后不衔接的系列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这样的惯例，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理论会越来越多、越拖越长。中共宣扬的官方意识形态恰恰具有习近平所批判的“杂而多”特征，相互之间常常是对立、甚至矛盾的。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否 40 39442 40 15900 0 0 4702 0 0:00:08 0:00:03 0:00:05 4704列宁就不可能在帝国主义薄弱的俄国发动革命；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天渊之别，否则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邓小平理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毛泽东思想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是对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精神之间是前后一致的，但又难以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协调一致，甚至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所要批判的对象。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中共所宣示的官方意识形态中间找到矛盾，其中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构成中共党内两大意识形态的激烈对抗。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正当性时成为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杂而多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因而不会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因而结果上也就很难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越是全面系统地研读当前所有官方意识形态越是感到无所适从，因而不可能完全遵循官方意识形态，因而官方意识形态很难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侵蚀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令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
导致现在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意识形态部门仍然固守教条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正统，没有认识到现代意识形态应该建立在科学与实践基础上和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马克思主义能够赋予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党领导权的正当性，但对于复杂的中国现实和变化的时代很难有具体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所设想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无产阶级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更公正的分配。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比较满意，但对资本主义的分配不满意，无产阶级需要夺取政治权力重新进行分配从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面临着社会分配的极不公平，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是颠覆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而非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是极少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是合理的，然而在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继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正统意识形态却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通过革命已经夺取了政治权力，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然而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需要现代化，需要发展市场经济。中国只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高级阶段，中间不可能还经历一个资本主义阶段。当代中国有两类马克思主义者：一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牵强附会解释中共领导人讲话和现有各种制度；另一类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甚至颠覆中国现有体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推断中国的现代化就是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需要资产阶级领导，需要接受资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前一类马克思主义者为有智识的人所不屑，后者则为有识之士所担忧。
现代社会是变革的时代，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能够让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但解决不了复杂的中国现实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按图索骥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否则中国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开放时期也不可能走市场经济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来为马克思主义的在正统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进行辩护。列宁在《共产主义》中说过“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重申了列宁的这一思想：“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所有非教条主义者的基本原则，而非马克思主义所独有。邓小平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实质上就是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运用了科学方法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但实事求是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精神，从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出发，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结果。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独创性的菲薄。
2012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突出了“中国性”，在意识形态上为儒家的复兴提出了可能性，因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正统意识形态都是儒家，人们在文化自信的旗号下宣扬似乎是中华文化特征的儒家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华山脚下生息。据《山海经》记载：“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广十里，远而望之，若华然，故曰华山。”据章太炎考证，中华、华夏之“华”藉以华山而名，中华民族正是以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的玫瑰花作为自己的民族图腾而得名。华山地处黄河中游，三千年前在华山周围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已经存在。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拥有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一直延续到现在。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多元一体格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时期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由此中华文明进入经学时代，自西汉直至辛亥革命，中华民族的正统意识形态都是儒家，儒家意识形态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稳定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十八世纪，中华民族一直是世界的中心。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和中华民族对自我文化“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的高度认同。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送来了现代文明，中华农业文明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中华民族由此开启了艰难而又屈辱的现代化历程。
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正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以孙中山1894年创立兴中会喊出“振兴中华”口号为标志，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逐步成为中华儿女的共识，中华民族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孙中山之后，梁启超和杨度是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强烈意识的代表。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断言“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确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1907年，杨度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断言：“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杨度将中华民族定位为一个博采众长的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
当前，中华民族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无疑需要官方、正统且主流的意识形态来实现伟大复兴，这一意识形态应当召唤所有中华儿女加入民族复兴的行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复兴的不是中华古文明，也不是儒家意识形态，而是要复兴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地位，复兴中华新文化“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地位。
天变，道亦变。近代中西的对抗实质上是工商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较量，以农业文明的失败而告终。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启了民主共和政治，中国政治进入了新的时代，也就是现代政治阶段。现代中国政治与古代中国政治的相同点在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不同在于古代政治是家族政治，而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儒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政治基础是古代君主政治。儒家的经学传统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解读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古代社会是稳定的，而现代社会是变化的，不可能通过研读经典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新儒家希望通过儒家这个旧瓶将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现代美酒装进去，牵强附会和前后矛盾。现代政治需要新瓶装新酒。在政治上，新瓶是人民民主。在意识形态上，新瓶应该是吸收古今中外思想、代表中华民族智慧、体现时代特点的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建立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儒家是自秦汉开始形成的君主专制大一统意识形态，华家是中华民族面对西方文明挑战之后走上民主革命和建设道路开始所形成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儒家和华家都是大一统政治的意识形态，不同在于儒家是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而华家是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所决定的，统一的思想是大一统国家的灵魂，中华民族能否是统一的整体与该时期思想是否统一直接相关。董仲舒早在两千年前就有高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奠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在新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需要正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内容应该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合情合理、逻辑自洽，宣传也需要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入心入脑，从而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在对中华民族主体和时代认知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社会各阶层的智识，凝聚形成统一的观念，引领绝大多数人自觉加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体行动中。
华家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因兴起于中华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创立于民主革命之后，华家意识形态的“华”取自“中华民族”。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应该是多元一导的华家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华家领导”的意识形态，是共识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体。社会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决定了“百家”的存在，然而中华民族要成为具有凝聚力的统一体必须具有正统的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不断壮大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与它能够兼容吸纳外部民族精华纳入一体化的秩序格局密切相关。华家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应该百家精华而成为凝聚力很强的统一体。华家与百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所说的变革型领导关系。华家是领导者，百家是追随者，华家与百家之间的领导与追随关系是为了实现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共同的目标。变革型领导是领导者和追随者彼此将对方的动机和道德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的领导关系。变革型领导最终会成为道德的，因为它提升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双方的人类行为及道德理想的层次，它对双方都会产生一种变革性的影响。华家来自于百家，同时又高于百家，华家与百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意识形态统一体。当前，百家表现为三大传统：不忘本来的新儒家、吸收外来的自由主义和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原则“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具体说就是不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合理理念和面向社会主义价值的华家。“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根本是“面向未来”，“吸收外来”是工具性的，是为“面向未来”服务的，“不忘本来”是“面向未来”的约束条件，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本来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实现未来。首先，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道路，所以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华家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主义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中的“面向未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现在还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华家的一部分，因为社会主义本来就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充分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宪治等等毫无疑问将会成为构建华家意识形态的零部件，因为中国正在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必然会成为华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是华家意识形态中“不忘本来”的部分。不忘本来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面向未来的华家意识形态与本来的儒家意识形态有重要区别。
第一，华家是多元一导的。大一统下的民主社会决定了多元一导的意识形态格局，民主就意味着多元，然而大一统则要求唯一性。多元一导类似于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基础上的民主的统一。与此相对的，儒家是一元的，其目的是维持君主专制统治，不变的是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只有朝代。
第二，华家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华家与儒家有着不同的方法论。华家意识形态建立在科学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也就是说，华家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科学和实践基础上的，而非仅仅对经典的研读，在华家意识形态中，当代即经典。儒家意识形态建立在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上，是经学传统。经学以儒家经典为本，是一种解释经典字面意义、阐明经典蕴含义理的学问。
第三，华家意识形态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是自我革新的。华家根据时代变革而变革，“天变，道亦变”，维持的是变动社会中的秩序。儒家是保守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持的是稳定的秩序。
第四，华家意识形态区分道统与学统。道统是“德性之学”，所代表的是价值判断，也就是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华家意识形态中，人民意志是道统。而学统是“知识之学”，是科学的，通过实证研究和逻辑推理可以解决，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学者应该从事学统的工作。儒家意识形态中，传统读书人历来将道统看成自身安身立命之本，不能区分价值与知识，不区分道统和学统，学统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最后，华家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是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家意识形态的构建者包括意识形态调查研究者、意识形态系统化者和意识形态集大成者。因为华家是民主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不能建立在对经书的研读注释中，必须建立在一个时代民意的基础上，意识形态调查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系统化者对于调查研究者的成果进行前后一致性、结构性、精简性和可接受性系统分析，提炼出逻辑自洽、言简意赅的能够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表述。华家的集大成者从意识形态调查研究者和意识形态系统化者工作的基础上选择和凝练出正统意识形态并用于指导人民大众的行动。华家意识形态中的道统与政统是合一的，因为政党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通过意识形态凝聚共识。在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了形成反映时代特点、逻辑自洽和简明扼要的华家意识形态，有必要成立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组长的中央意识形态领导小组。儒家意识形态中道统与政统是分离的，道统一直掌握在只读圣贤书的文人脑中。道统是价值判断，中国传统读书人之所以能够成为道统的化身是因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法先王”和“隆礼义”经学传统，在古代，只有读书人知道这些。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教育已经普及，专职读书人和一般读书人的价值判断并无高低之分，道统也就不能作为专职读书人的专利了，而是掌握在人民心中。
华家意识形态的开创者是孙中山。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于1918年底写成《孙文学说》。孙文学说也就是“知难行易学说”，强调“行之非艰，知之惟艰”，是孙中山思想中《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孙中山之所以大力倡导“知难行易”是因为孙中山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发现，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凝聚一盘散沙的社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改造中国。孙中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行探索者。在1914年5月，孙中山就致函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苦痛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支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4年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建议改组中国国民党使其成为列宁式政党，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提出新三民主义，从而完成第一个华家意识形态的构建，也就是孙中山学说。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忠实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然后继续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政治独立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走上了经济自强之路。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时代，中华民族走向精神自主的新征程，习近平精神将成为华家第四个意识形态，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华家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某位领导人个人的思想或理论，而是以该领导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和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到底哪一位领导人能够成为华家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是由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正是由于华家意识形态的多元一导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变化性，华家意识形态应该以当代华家集大成者的思想或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仅仅赋予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杂而多，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只能以一位领导人的思想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时代只能是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时代只能是邓小平理论，在习近平时代只能是习近平精神。否则，由于时代变化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就会破坏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使得人们无法遵循。因此，在毛泽东时代事实上是也应该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时代事实上是也应该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不必再提毛泽东思想；未来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习近平精神，不必再提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无容置疑，时代的发展总是会继承前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列主义的建党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精髓，习近平精神将不忘初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吸收政治独立和经济自强的理论成果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定于一尊特征决定了一个时代只能有一个正统意识形态。华家意识形态以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变化中的稳定。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四十多年，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指导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习近平精神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因为中华民族走向精神自主的伟大复兴之路是艰难而漫长的。
参考文献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
姜义华：《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金观涛 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法律出版社，2011年。
伯恩斯：《领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张露璐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
柯华庆：《实效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柯华庆：《第三次变革》，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柯华庆 刘荣：《论共同自由》，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柯华庆 刘荣：《论立宪党导制》，《战略与管理》专刊，2015年第7期。
2017年8月12日一稿于庐山
2017年8月18日二稿于华山
2017年9月1日定稿于北京亦庄
2017年12月5日修改于北京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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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好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