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共党史硕士的返乡观察

小弟某末流211历史学本科毕业，本欲在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继续学习，却在保研时阴差阳错投入某校马院中共党史专业。刚刚确定录取之时，心中颇有不快，但在经过一年有余的学习与阅读之后，惊喜发现，党史的学术化进程已今非昔比，而党史的范围，正是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真正兴趣所在。本科时，中近史的老师给我们留的课程作业，是写自己的家族史，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无奈仅靠电话询问家中的往事，并无法弄清楚。过年回家，外出拜年、听人闲聊，成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方式，再加上最近的学习与阅读体会，遂在今年决定不揣浅薄，写下此文。

小弟家在北方地区三线城市的下辖县，自小学开始就去外面上学，但每周末都回奶奶家，初中开始才只在寒暑假回来几天，爷爷去世之后，奶奶搬到县城，基本只在过年才回老家几天。老家在县城南十公里处，二百余户，六百多人，有三个大姓：董、陈、晋，人数比例约为4∶1∶1。三个姓氏上溯一百余年，基本是由几户人家发展而来，在一二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几乎每家都沾亲带故。一条大路穿村而过，所以村子的布局还不算逼仄。村子从二十多年前在村支书的号召下开始就种植蔬菜大棚，收益不错，人均GDP虽无具体统计，但应不在中国人均水平之下。十多年前成为附近十几个村子里第一个将村子里的每条大小路均作了路面硬化，并自己打井铺上了自来水管道。

以上是背景，以下是观察与体会。

一、乡村的变化：没有变化的变化

乡村近十年来的最大变化，便是没有变化。

这不仅是我的感受，而且也是一直在村里住的舅舅对我的感叹。记得小时候，村子里经常有盖新房子的，我们便去捡石子玩。但是近几年，不要说盖新房子的，就算是翻新房子的也几乎没有了。反而越来越多的房子空了，从外面就可以看出是已经有段时间没人住了。与此相对的，是过年大家见面的最大谈资，就是“在县城买房子了”、“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某某某什么时候买的房子”等。县城与市区里的房价一涨再涨，甚至有的小区最夸张的是一年不到涨了一倍，与这一波农村买房的趋势是离不开的。

而留在村子里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甚至更多的是真正的“上了年纪”（可能在75以上），因为年龄不大的、身体好的，更多的被子女接到城里，负责照料孙辈。中年人种地的并不多了，种蔬菜大棚的，也更多的是白天回来晚上回城，仅农忙时在村里常住。当大量青年人选择离开乡村外出赚钱，或者选择在村里从事比粮食种植收益更高的农业生产，但是却普遍将赚钱的目的定为立足城市时，乡村的衰落甚至是消亡就不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了。

此外，许多早年间外出上学、工作便已留在城里的人们，每年回到老家的唯一目的，或者说动力，是自己上了年纪的父辈甚至是祖辈，除了这些老人，几乎很难再找到他们与这座村子的其他更紧密的联系。当生命的列车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到终点，他们也就几乎断掉了与这座村子的联系。他们一年不多的几次归乡，也就仅限于年关、忌日的上坟。而他们的后代，对这座村子的记忆，可能是那个小时候到过的没有WiFi、没有暖气空调，又旧又破的地方，也可能是一片空白。也许等他们年纪大了，思乡之情翻涌而上时，会想到再回来看看。

二、最熟悉的陌生人：格格不入的年轻人

三十上午正好是本地的大集，于是带着相机去溜达了一圈。三两成群的年轻人从身边走过，在一群黑白灰为主的大龄人群中显得尤为扎眼。他们看我，我看他们。他们看的是我的相机，我看的是他们的穿戴。小伙们要么梳着油头，要么韩流烫染，风衣或皮衣加身；女生们则大多有着着精致的妆容，自然也少不了今年的潮流爆款——过膝靴，穿着打扮清楚的显示了外地上学的身份。到人多的地方，我跟在三个男生后边，听到他们在谈论房价与买房的问题，城市没听清楚，只听到“200万”、“可以换个便宜点的地方”。他们走在路上，偶尔会遇到父辈熟人，内容无非就是“哟，这不谁家那小谁吗？都这么大了，不敢认了”，年轻人更多的是一脸惊愕，然后赔笑似得点点头应和两句，就赶紧走开了。

到大年初一，早上拜年。我在17年春节才第一跟着父辈外出拜年，18年春节没有出去，在家待着。无论是外出拜年还是在家待着看别人来拜年，其实都是一样的，我爸或我被人问的最多的就是“这是你（谁）家的孩子啊，都这么大了，现在做什么了”，我也只是在旁边跟着一起笑。有些老人，我对他们的印象也几乎都停留在十多年前了，有些，甚至一问才知道已经去世多年了。有些本家的亲戚，关系还都很近，最起码没出五服，和父辈们显得极为熟悉，但是我也几乎认不得几个了，更别说我那从小就在城里长大的堂姐了。有些事情总是相对应的，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熟悉的陌生小孩，同样，这些亲戚的孩子在我们看来也是一样的。父辈们对这种情况也有所察觉，忍不住感叹：“上一辈还有我们去拜年，等我们老了，就没人给我们拜年了。”

所以，这一亲戚关系，血缘上虽说是斩不断的，但是却在依靠父辈们的熟悉来维系，当他们老去，这些关系怎么可能靠我们这一代继续维系呢？毕竟我们都是“陌生人”。而当我们这批外出上学的年轻人决定不再回来的时候，这层关系的维护便失去了最后一点基础。在这个宗族观念近乎为零的村子里，以血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正在逐渐解体，走向消亡，最终留下的只有可能是“家庭”，而不再是“家族”。

三、利益：乡村人际关系的核心

当然，现阶段家族还是一个明确的存在实体，只是，在这个实体赖以存在和维系的基础中，血缘要素日益淡薄，利益则从幕后走向前台。此处的利益，更多的指经济层面，直白说，就是钱。

年关之前，恰逢基层换届选举。加之去年（2017年）本县决定将自然村合并，重组新的行政村。基本的思路就是将临近的二到四个不等的自然村，在行政上合并为一个，共组一套“党政班子”，但是还是保留了所谓的组长，具体负责原先各村的事务。抛开领导推行此项政策的动机与目的，在底下的村民看来，合并之后的行政村，支部书记似乎有了更大的权力，其他的机会也会较大，再加上近几年国家对农村干部的补贴力度加大，于是在合并之后的第一次选举中，竞争激烈。在几年前，像这种距离县城较远，被并入县城拆迁改造的几率渺茫，且附近没有工厂占地的村子，支书并不是一个人人向往的位子，要么是本村大姓里威望较高的人，要么是当年生产队的队长长期担任，选举时并不需要特意走动，村民也无其他更好人选，一干十几几十年的大有人在。但现在，村民有了更多的选举对象，并且每个选举对象都会给予一定的经济利益（实际或口头约定）。

于是往往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本村占多数的同姓家族中出现多人竞争；第二，本村占多数的同姓家族中出现多人竞争，其他同姓家族中有一人竞选；第三，本村占多数的同姓家族中一人竞选，其他同姓家族中有一人竞选。非本村第一大姓家族的人去竞选，能够让异姓人去投你一票，还有什么比钱更有好用的吗？邻村今年当选的，便是本村的非大姓竞选人，据说出现了明码标价的现象。此外，当选概率最大的还有一种情况：老支书的儿子。此处不展开。

大胆的设想一下，在中国，像华西村那种可以将“农村变城市”的村子还是凤毛麟角，像文中的村子则是普遍情况。距离城区较近的村子，可以在城区外扩的进程中顺利的实现转型，但是一个人口三十万左右的区县，其城区外扩的范围与速度总是有限的。离城区较远，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被城市化可能的农村，该走向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