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的同学与赵乐际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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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南门合影 左起：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陶景洲
近日浏览各大微信公众号，被两篇文章深深吸引。
一篇是关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题目就叫《我的同学李克强》，作者是陶景洲。陶景洲是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跟李克强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安徽同乡，两人一直过从甚密，始终保持着纯真的同窗情谊。作者在文中回忆了李克强大学时代的生活以及参加工作后的诸多往事，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一个大国总理低调谦和、胸有乾坤、稳扎稳打的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最吸引我的则是文中的这段话：他当了大官之后，我们同学之间有个约定，就是谁也不要去打扰他；我和他交往多年，互相之间从没说过要请对方帮忙办什么事。我想为这个“约定”点赞，为这群申明大义的同学点赞。这帮同学中想来谁都会遇到点难事、棘手事，诸如职务晋升、职称评审、子女就业等等，倘若向李克强提出，且李克强愿意出手相助的话，应该大都能迎刃而解。但他们都不愿以私损公，不愿让物欲玷污纯洁的同窗情谊，勉力为老同学提供一个安静的“从政环境”。他们不亏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生，心中有法条、有道义、有情怀、有担当！
赵乐秦
另一篇是关于中央纪委新任书记赵乐际的。2007年3月，赵乐际由青海省调任陕西省担任省委书记，当时他的弟弟赵乐秦正担任陕西汉中市委副书记、市长。为避裙带之嫌，赵乐秦当年6月离开了陕西，挂职任中国三峡总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助理，后经中组部推荐，次年1月交流到广西贺州市工作。在广西，赵乐秦接连做了贺州、崇左、桂林三市市委书记，官声很好，资历很老，在仕途上始终未能再进一步。即使赵乐际后来位居中组部部长，但赵乐秦也从未想着“沾光”。如今，眼看着自己的两位继任者都已官至副省级，赵乐秦还是甘之若饴。常言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赵乐秦不仅没有“升天”、“沾光”，反倒明显地“吃亏”了。古时尚有“举贤不避亲”之佳话，况且凭着自己的政绩、官声、资格，在仕途上完全应该能再上“台阶”，但赵乐秦却不愿为哥哥“添事”、“添乱”，无怨无悔，甘之若饴，这样的襟怀、境界，多么值得称道呀！
拥有这样的同学，是李克强之幸！拥有这样的弟弟，是赵乐际之幸！
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员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最近读到华东师范大学齐杏发教授关于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文章，文章指出，在社会转型期，外部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还表现为整个社会对官员形成一种贪腐预期，很多人认为官员就应该为亲友办事，取得各种非法收入，在家庭和社会关系网中承担更多的义务，由此倒逼官员走向腐败之路。当前，社会上对官员群体有这一种几乎一致的判断，就是官员群体就应该是有各种隐性收入有各种权力，因此也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如果无法完成这些义务，就会受到来自家庭、亲友等各种群体的挤压，从而迫使部分官员倒向腐败阵营。从另一方面讲，不少官员来自底层，在成长过程中得到很多亲朋好友的扶助，“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在咱们这个有着知恩图报惯习的国度，官员似乎也应该用手中的权力回馈对己有恩者，否则，既会面对舆论的“压力”，也会面临“心灵的折磨”。看看这些年来落马的官员，有多少是被亲戚圈、老乡圈、战友圈、同学圈等“圈”住而跌入犯罪的泥沼的呀！一位广东局级官员在落马后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实我也感到做这个官很无奈，有时亲戚不帮，他们怨恨，有一次妻子还专门开了个家庭会议，全家你一言我一语，‘批斗’我，说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类的话。唉，顶不住啊！”甚至还有坚持原则、廉洁自律的官员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重庆市大足县人事局原副局长李福多因不愿同流合污无法尽孝而最终选择了自杀，山西省大同市原副市长王伟国因不愿用公权为亲属谋私利而惨遭妻兄杀害。
近年来“围猎官员”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讨论，但一般指的都是商人对官员的围猎。实际上，官员亲近之人对官员围猎的机率更高、危害更大，官员也更难防范、应对。官商之间大都是单纯的权钱交换关系，而官员和亲朋好友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关系，剪不断，理不清，除不了。我想，官员身边的每一位亲近之人差不多都不愿官员出事、落马，但每当自己遇到事儿，却常常私心萌动、私利作祟，有意无意地“威逼”官员，从而将其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在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深入推进、各项制度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官员以权谋私的空间愈来愈小，风险却越来越大。惟愿为官者的每一位亲朋好友，都能像李克强的同学、赵乐际的弟弟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大局、大义、大德为重，为官员营造一个安静廉洁的从政环境。
我的同学李克强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陶景洲，陶景洲是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跟李克强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安徽同乡，两人一直都过从甚密，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同窗情谊。看过这篇文章，李克强的谦虚与沉稳跃然纸上。这篇文章发表于2013年，看完有一种“温故知新”的感觉。
文章来源：红尘绘（sexyfun1）
30多年了，当初第一次见到李克强时，他是什么样子，已经记不起来了。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是小孩形象，克强也是从农村插队过来的，并不起眼，没人想到他会有今天的成绩。他比我大三岁，只觉得稍微比我们成熟一点。
克强在班上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上大课时，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座位不固定，他常常坐在后面，课堂表现也不算活跃，并不显眼。
我们班男生宿舍在37号楼3层，我住315室，他住309室还是307，有点模糊了。当时一个宿舍住七人，李克强住在下铺，他也没什么物品，平时老是背个挎包，穿着也很朴素，有一身军装，还有一身中山装，算是最好的两件衣服了。那时大家都很穷，大学四年，他只有两条裤子，我们同学中还有只有一条裤子的。
记得宿舍里有两张共用的桌子，东西很乱，大家都不讲究。宿舍门也都不关，谁的嗓门大，喊一声全都能听见。我没怎么听到过李克强大声嚷嚷。有时候我们一起去打篮球，李克强打得也一般，他比较瘦弱，爱看书，书卷气重些。那时候北大晚上定点熄灯，有同学说李克强在路灯下看书，他也许真看过，不过这不是常态。倒是另外一个同班同学熄灯后躲在被窝里看书，把被子烧了一个大窟窿，很有“轰动”效应，但不是李克强。
那时大家都没钱，饭吃不饱，就多喝汤。学校根据家庭情况发奖学金或者助学金，分几个档次，最少的5块，最多的是15块，我每月有10块钱助学金，李克强不一定有。他父亲是地方上的小官员，不算最穷的。
我们班主任王德意（后来出任过全国妇联主席）觉得李克强很能干，推荐他当了法律系的团支部书记。那时候，北大学生对学生干部都不在乎，也没留意到他当团支部书记时做过什么，只记得他组织过不少活动。
李克强是个热心肠。他在学生会做学生工作时，我们班的姜明安看上了一个中文系的女孩，但是羞于对人家说，就请李克强出面去说。他去了，几天后回来说：“哎呀，中文系的女同学都很开放，说‘既然姜明安看上我了，你就让姜明安过来谈，你来干嘛？’”这是李克强很少有的给人做红娘，但没有成功。
北大当时民主氛围浓厚，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参与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学校里组织辩论，李克强作为学生会干部也参加了，他在这方面比我要活跃得多。
课余时间，李克强多用来读书，他读的专业书比较多。我们班上有学生组织的读书会，也有讨论小组，会争论很多问题，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温总理很强调道德的作用，要求企业家讲道德；相对而言，我们学法律的会更强调法律的作用。在学校时，我们不停地讨论法律和道德、法律和政策到底是什么关系。
龚祥瑞老师的宪政课是我们的必修课。龚老师是留学英国的宪政学大师，我和姜明安都很崇拜他，但他很欣赏李克强。在校期间，他出过一本书《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我们都是助手，出了不少力，他在序言中提到的助手，第一个就是李克强，可见其非常欣赏克强。
大二时开了一门选修课叫经济法，我感觉李克强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个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想法，那个时候对于市场经济的想法和现在大不一样，尽管当时主张市场经济，但什么是市场经济很难说，能有这种想法已经很难得了。
1980年12月，我们班上不少同学在南京法院实习。我在南京中院，克强在一个区法院，主要是当陪审员，但有时也当辩护人。我们曾代理一个四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子，法院指定了4个辩护人，李克强是首席辩护，他认真查阅卷宗，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记得开庭的前一天他组织我们几个人讨论到很晚，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法庭辩护经历。在法庭上，他说话比较慢，还带点合肥口音，表情很严肃。
北大南门合影 左起：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陶景洲
荣毅仁那时候刚创建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不久，聘请了哈佛大学一位法学博士任顾问，这位博士同时在北京大学给我们讲国际法，他带了10多名学生去中信实习，我和李克强都在其中。我们在中信实习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去中信总部所在地崇文门看材料。当时北大的国际法水平可以说是全国第一。
这次实习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中信公司的案例材料中，我们学会了如何用法律规范投资行为、如何用合同来约束企业行为。这对我们掌握中国未来的外商投资政策也很有帮助，记得时隔不久，中国就出台了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我们还去天津港做过实地考察，这是选修课“海商法”的需要，这门课由外籍老师主讲，用英文授课，仅限英语好的人选修。因为涉及海上事故处理等实际问题，我们十几人一起去天津新港考察，上码头，登轮船，专门看了卸货区，了解货轮装卸货的各个环节，内容很细致，李克强表现出很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
李克强的兴趣主要在经济法。毕业那年，他组织20位同学翻译《牛津法律词典》，他是主编之一，前后仅用了一年时间。他的组织能力很强。
毕业时，李克强一度考虑过出国留学的问题。他那时很注意看出国预备研究生的招生榜，想参加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去欧美留学，以后做学术，当教授。他是以全优生的荣誉毕业的，每门功课都是优秀，以他的成绩来看，考上的概率极大。
后来学校党委书记和副校长都找他谈话，劝他留校。他就留在北大经济法教研室当老师，同时兼北大团委书记。当越来越多的团委工作占用他的时间时，经济法教研室一位老师很不高兴，说共青团工作是不务正业，劝李克强继续经济法的教研工作，劝他不要走。
李克强在团中央工作时，我到他们家去了几次。他住的房子很小，没什么特点，书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倒是他的办公室很大，他在团中央分管学校部，工作并不是很忙。他对下属比较关心。有一次，团中央有一个同事要去法国进修，我当时在法国留学，他把这位下属叫过去，要我好好照顾，“照顾不好找你算账。”我们同学间说话都直来直往，不讲客套，他偶尔会轻松幽默一下，开点小玩笑。
他从团中央调到河南工作以后，我们联系少了，不过他对我们仍旧没有官架子。我们同学聚会，就数他级别高，推他坐中间，他总是推来推去不肯坐。记得唯一一次是2002年的同学聚会，他已经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是主政一方的大员了，合影时几个人硬拉着他坐中间，他才坐下。李克强平时和同学拍集体照，总是喜欢站在后面或者站在最边上，从不张扬，这是我见过他唯一一次居中合影。
注意后排右二
每次同学聚会，李克强主要是听，发言比较靠后，说话时比较轻松，没有距离感。他的逻辑性很强，但并不喜欢用一二三四，观点很鲜明。他当了大官之后，我们同学们有个约定，就是谁也不要去打扰他。我和他交往多年，互相之间从没说过要请对方帮忙办什么事。
他去河南时，我给他写过一首七律诗，完整内容记不起来了，中间两句还有点印象，意思是说今日逐鹿中原，来日执掌神州。这一点被我猜中了，因为我一直对他很有信心。他是一个稳扎稳打，吃苦耐劳，胸有乾坤的人，今天成为国家总理，我不是惊喜，而是只有喜，没有惊。
老赵来了！中纪委新掌门是条怎样的汉子？
“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
10月29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会上讲话，给经历五年全面从严治党洗礼的干部群众，吃下一颗“定心丸”。
这是赵乐际履新以来，第一次公开表态，备受关注。
老赵来了，新任中纪委书记是个怎样的人？
党的高级干部多从基层干起，老赵亦如此。
1957年3月，祖籍陕西西安的赵乐际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他曾形容青海对自己的影响：“我从一名普通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青海烙印，深深打下；青海情结，刻骨铭心；深情眷恋，难以释怀。”
17岁时，赵乐际成为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一名知青，之后成为工人，第一份工作是在青海省商业厅当基层通讯员。
1977年，赵乐际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3年后，赵乐际返回青海，在青海省商业厅政治处工作，并先后在青海省商业学校担任老师、教务科副科长和商业厅团委书记。由于在商业厅的出色表现，赵乐际被派往当时商业厅下属单位——青海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出任党委书记、经理。到1991年，赵乐际已经是青海省商业厅厅长、党委书记。
因为父母都是陕西人，赵乐际虽然长在青海，却一直说陕西话，连做报告也不例外。
鼻音重，爱吃面食，身材结实。可以说，老赵是条名副其实的西北汉子。
在商业系统锻炼了十几年后，从1993年起，赵乐际先后出任省财政厅厅长、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兼西宁市委书记。
1997年，赵乐际被选为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1999年他以42岁的年龄，初任青海省代省长，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省长”。
2003年，46岁的赵乐际被任命为青海省委书记，又成为当时政坛“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官场风评他为人头脑灵活、思维敏捷。赵乐际主政期间，展露经济治理的长才，将青海省带入建政后发展最快的时期。
青海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2000年的263.12亿元增加至2003年的390.16亿元，2006年达641亿元。除了经济表现突出外，他也特别重视环境保护，早在2001年就提出：污染环境的企业不要转移到青海，并建立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自然保护区。
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称赞赵乐际“在全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着力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巩固和发展了全省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2007年3月，随父母支边的赵乐际，在他刚到50岁时，受中央委托，踏上三秦故土任职。
这位省委书记做的头件大事，就是“赶走”弟弟，在家乡一度传为佳话。
当时他的弟弟赵乐秦正担任陕西汉中市委副书记、市长。为避裙带之嫌，当年6月离开陕西，挂职任中国三峡总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助理。后经中组部推荐，次年1月交流到广西贺州市工作。
在广西，赵乐秦接连做了贺州、崇左、桂林三市市委书记，官声很好，资历很老，但在仕途上始终未能再进一步。
即使赵乐际后来位居中组部部长，也从没给弟弟晋级开过绿灯。
如今，眼看着自己的两位继任者都已官至副省级，赵乐秦还是甘之若饴。
赵乐秦曾多次引用明末清初一副对联与全市领导干部共勉：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莫言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可见老赵家的家风真不一般，莫分长幼，一脉相承。
把话说回来。
因为特别重视民生，赵乐际在陕西任职期间还获得“亲民书记”的美誉。
他抵陕就职不到一年，足迹遍布三秦大地，每到一处必先问百姓民生，尤其是他在陕南山区说的“扶贫决不能遗漏一人”，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有钱投资什么最靠谱？投资于人最靠谱。”赵乐际说，陕西在养老保障、保障性住房和教育方面的大投入，就是要投资民生、投资于人，让老有所养，让中低收入群体居者有其屋，让小孩受到良好的教育。
2012年5月召开的陕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赵乐际提出陕西发展新目标：“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
5年间陕西省GDP从5369.85亿元增长到1.2万亿元，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平均增速达到14%以上，GDP迈入万亿元俱乐部。财政收入从891.6亿元跃升到2577.97亿元，增长了近3倍。陕西迈入中等发达省份的行列。
这也是陕西百姓增收最快的5年。5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万元增长至2011年的1824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11年达到5028元，年均分别实际增长10%和11.2%。增幅连续5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是主政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和实践经验。
老赵爱读书、爱调研、爱思考，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2008年9月5日，他来到路遥文学馆参观，对陪同人员说：“《人生》我看过，非常好；《平凡的世界》更是一部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作品，是一部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
2012年11月，赵乐际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从政履历基本在较为艰苦的西部地区度过，先后担任过两地“封疆大吏”，从政风格展现出“重和谐”、“顾民生”、“讲环保”等精神……有了这些条件，赵乐际成功“入局”和出掌中组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陕西这片热土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我将一生坚守、弘扬。”说完这话，老赵进京上任。
此次履新，赵乐际成为30余年来第12位中组部部长。而随后这5年，绝非一届轻松的任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不断“打老虎”，而赵乐际领导的中组部则忙于选贤任能。人民日报评论部的官方微信引用民间流行语概括道：“岐山一发力，忙坏赵乐际。”
老赵为人低调，除了公务活动外，很少在媒体前公开亮相。但从他本人和新选拔的“补缺”官员的共同特点上看，中央对干部任用都有着更加明确、具体的标准——从基层干起，年富力强，文化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等等。
5年过后，“风水轮流转”。
一直忙个不停的赵乐际，在党的十九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也来到了“岐山发力”的位置。
事实上，完成从中组部部长到中纪委书记这一角色转换，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尉健行、贺国强等前任都是如此。中组部深刻了解干部成长的规律、走向，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狠抓作风建设的实施部门之一。
过去5年，赵乐际领导下的中组部加强干部监督，严防用人邪风，严查带病提拔。一批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好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而阳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耍的干部受到了惩戒。
上述举措为规范选人用人、净化官场生态，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赵乐际在担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与中央纪委一起强化巡视工作，特别是将选人用人检查纳入中央巡视工作总体部署，进一步磨亮了“巡视”利剑。可以看出，赵乐际对纪委工作并不陌生。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坚定地说，“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
本届中央纪委领导层，除赵乐际外，副书记杨晓渡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两位中纪委领导跻身政治局，更加强化了纪检工作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凸显了中央对反腐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中纪委新掌门来说，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肯定不是什么“一团和气”，而是持之以恒的“刮骨疗毒”、制度反腐的“斩草除根”。
老赵，看你的！
基层起步的赵乐际
1957年3月，赵乐际出生于青海省西宁市。他曾形容青海对自己的影响：“我从一名普通的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青海烙印，深深打下；青海情结，刻骨铭心；深情眷恋，难以释怀。”17岁时，赵乐际成为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一名知青，之后成为工人，第一份工作是在青海省商业厅当基层通讯员。
1977年，赵乐际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3年后，赵乐际返回青海，在青海省商业厅政治处工作，并先后在青海省商业学校担任老师、教务科副科长和商业厅团委书记。由于在商业厅的出色表现，赵乐际被派往当时商业厅下属单位——青海省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出任党委书记、经理。到1991年，赵乐际已经是青海省商业厅厅长、党委书记。在商业系统锻炼了十几年后，从1993年起，赵乐际先后出任省财政厅厅长、青海省副省长、省长。2003年，46岁的赵乐际被任命为青海省委书记，成为当时政坛“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赵乐际主政期间，青海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2000年的263.12亿元增加至2003年的390.16亿元，2006年达641亿元。除了经济表现突出外，他也特别重视环境保护，早在2001年就提出：污染环境的企业不要转移到青海，并建立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自然保护区。
因为父母都是陕西人，赵乐际虽然长在青海，却一直说陕西话，连做报告也不例外。2007年，赵乐际回到故乡陕西任职，当时他的弟弟赵乐秦正担任陕西汉中市委副书记、市长。为避裙带之嫌，赵乐秦于次年1月南调广西贺州市，出任市委书记。这在陕西一度传为佳话。因为特别重视民生，赵乐际还获得“亲民书记”的美誉。他抵陕就职不到一年，足迹遍布三秦大地，每到一处必先问百姓民生，尤其是他在陕南山区说的“扶贫决不能遗漏一人”，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2012年，赵乐际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来源：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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