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的谢蔡六郎、三纲五常、林海张杨、李白杜甫、国富国强……
| 来源：清北读书
中国经济学界
谢蔡六郎，
三纲五常，
林海张杨，
李白杜甫，
国富国强。
其中：
谢蔡六郎————谢国忠、蔡洪斌、胡祖六、郎咸平；
三纲五常————樊纲、易纲、胡鞍钢、张五常；
林海张杨————林毅夫、海闻、张维迎、杨小凯；
李白杜甫————李稻葵、白重恩、邹恒甫；
国富国强————谭国富、田国强。
3月19日，易纲60岁生日的第14天，他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新一任行长。
40年前，他是知青队长，在北京郊外的生产队，经历了那个一切都要定量供应的计划经济时代，他在困惑中开始思考政府的职能与定位。
25年前，他是“盗火者”，在北京大学一个荒废的花园，经历了一番“洋插队”后，他和一帮熟谙经济学理论的青年学者创建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里，他们开始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道路。后来荒废的花园变成了古朴秀雅的朗润园，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长为中外闻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重镇。他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原因是可以普及经济学思想火种，再由学生们将这火种燎原。
今天，命运把他放在了更受人关注的位置上：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前，易纲已经在央行副行长的位置上工作多年，在整个央行体系也已工作了20年之久，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在新的位置上，他将如何接棒走向纵深的金融改革，他能做些什么，他将做些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接棒之前
在正式接棒前，易纲已经负责央行各项工作，主管货币政策、国际业务。在此之前，易纲以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身份配合周小川，几乎参与了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事件：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到推进并收官利率市场化，再到力促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
相差十岁的易纲与周小川，身上有着众多相似的标签：都拥有博士学位，被视作央行学者型官员的典型代表，著作颇多；拥有良好的国际沟通能力和视野，因此，易纲的接任被市场视为中国金融改革将无缝延续的最佳注解。
易纲将执掌的是“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中央银行：在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央行将重新统领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并履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此前，负责统筹金融发展和监管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已将办公室设在了央行。
中国金融系统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对易纲已经相当熟谙：学而优则仕的他近年来在“8·11”汇改等关键时点频繁亮相，向市场传达央行的态度、释疑政策；作为央行系统内第一个海龟官员，易纲过去近十年陪同周小川多次亮相国际舞台，在IMF与世行年会、G20央行行长与财长会议等场合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学者型官员
生于1958年的易纲，毕业于北京第162中学，上高中时曾写过插队题材小说的他，在高中毕业后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在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开始了插队生活。
1978年，20岁的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就改报经济学了。”2012年4月作为北大经济系77级一员的易纲在回忆时称，“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0年，易纲被公派出国，随后的六年左右时间，易纲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易纲先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担任助教、副教授，并在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
这段留学经历和后来易纲从事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易纲在2012年做客金融博物馆读书会时曾回忆，1986年自己当助理教授的税前月薪是几千美金，只有两天有课，而自己妈妈一个小学校长，工资只有99元人民币：“在我心里她是一个全能的人，能力比我要强多了，她管一个学校，管几十个老师，我在想为什么中美劳动生产率差距这么大？原因何在？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和我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1994年，易纲选择回国并回到母校，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这一举动源于1993年夏天，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留英经济学会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举行了一场名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实践研讨会”，同为北大校友的林毅夫、易纲，以及张维迎商量回国搞一个集科研、教学等为一体的实体机构，这便有了后来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质疑者和思考者
从参与创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始，或许他已经在为今天做准备。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回忆：“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对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建者来说，这次会面就像是布雷登森林会议和格莱美音乐节的合一。他们戴着瓶底儿一样厚的眼镜，身穿化纤面料的西服，求解繁琐的方程式，既争论严肃的经济问题，也随着音乐放开歌喉。
实际上从1994年回国起，易纲的研究范围就不再局限于金融领域，他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在他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他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这本书中除了对于经济问题的许多论述，还有很多对于环境问题的思索。
而在课堂上，他谈论最多的除了货币政策，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选择。他谈到了云南、贵州，对那里生态的破坏和严重的污染感到焦虑。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或许这也是他获得任命的原因之一，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需要世界视野，也需要基于中国本土的现实思索。
改革新命题
1997年，易纲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折。这年，他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政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以及央行行长助理等职务。在十年时间内，参与和影响着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1998年，加入央行未久的易纲初试锋芒，预警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了对策，认为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2003年，他集结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解释了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过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货币政策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界都更多把易纲看做一名学者，而往往忽视了其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一面。
易纲自己也更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依然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授课。他对学生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严在哪里，什么是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又是国家的权利。”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堂上，易纲讲课在谈及政府行为的时候，他回忆了一桩往事：
1976年，时年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最后评价道。
转眼数十年，如今易纲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关键人物，其影响范围也早已超过了一块地该种什么庄稼，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国民经济运转，并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影响还将传递给世界。他举起哪只手，全世界都会屏息观望。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官网上，易纲至今依旧是全职教授，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金融理论与实践操作。在其简介页面列出的全部27个学术论文，横跨23年（从1987年到2010年），其中16篇为中文，11篇用英文所著。
而易纲1999年与人合著的《货币银行学》，过了近20年至今仍然是中国高校里金融学的经典教科书。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易纲在自己的第二部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序言中给出了答案，不同于其第一本论文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该书收录的是易纲任职央行期间在2003-2009年期间写的主要论文。
“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现在的出版物是太多了，信息量在爆炸式增长，可以说是好的东西不多，一般的、东拼西凑的、差的东西不少。” 易纲在序言中写道：“虽然我对目前出版物垃圾横流的现状忧虑，但我还是相信市场有其甄别的办法，还是相信市场经济吧。”
这是他在央行“服役”的第21个年头。从1997年开始，易纲就开始在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管局局长、副行长等职，一直深耕于货币政策领域。面对前任周小川15年央行行长生涯，站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历史节点上，易纲如何继续扛起改革大旗？他能做什么，他将做什么，他又会怎么做？
研究起点：通胀与货币
易纲是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1980年，22岁的易纲在北大经济系读大三，被派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哈姆林大学学习，并通过一篇关于统计模型精选方法的论文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易纲在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联合分校的经济系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在1994年，他和一同归国的林毅夫等人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教授、副主任等职。1997年，他从北京大学的讲台转战央行，开始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并开启了长达20年的央行生涯。
在美国求学期间，易纲的研究领域侧重在计量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方面，而其研究的核心就是货币问题。当时虽然身在国外，但易纲等一批留学人员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经济形势。1988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当年末通胀率一度达到27.9%。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是怎么产生的，中国应该如何解决，这不仅是困扰国内经济学家的难题，也是易纲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当时弗里德曼“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观点传入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货币超发是通胀高企的根源。
1990年—1993年期间，易纲发表了8篇英文论文，都是研究中国通货膨胀、价格波动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后来，他发现，中国的货币扩张主因在于外汇储备增加，即便央行控制住了货币供应量，但“跑冒滴漏”的外汇占款仍旧增加了货币投放。
此后，关于通胀的研究，他一直在持续。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第二年，即1998年，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现象。易纲当时提出的对策是长短期政策协调使用，短期来看，
应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中长期来说，应该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在1998年底的一次研讨会上，他指出，通货紧缩的深层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破坏, 建立并完善中国的信用制度才是治理通货紧缩的根本。
2003年，他集结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较为系统地解释了中国货币高速增长的过程并阐述了其货币政策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后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个时候，他的视野已经从金融领域也更多地延伸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方面。
丰富的学术经历，让易纲成为媒体口中的学者型官员，其学术功底在业内皆有口碑。他拥有宽广的知识结构，著作和论文数量丰富。目前，他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有 11 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并著有10本中文著作。
相信市场的改革者
在改革问题上，易纲与周小川同样属于坚定的改革者。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易纲的知青岁月让他了解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据南方周末报道，易纲曾经回忆起他18岁时在北京顺义县插队的故事：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回忆时总结。
计划还是市场，曾一度是困扰中国知识学界的难题。对在海外留学的易纲来说，其深受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易纲曾在一个公开讲座上说，“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让社会进步，要进行反思。”苏联和中国，以及东欧一些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家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可以说血和生命的代价，改革开放和渐进的进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会发展方式。
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的易纲，曾在2015年第1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做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含义已经发生改变。今天，国有经济占比已经不大，虽然在全世界来看占比还是较大，但是和1978年中国的情况相比已经小了很多。目前非公经济就业已占总就业80%以上，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指政府要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的职能要从直接抓经济项目、招商引资转移到执法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他一直强调产权对于宏观和微观的重要性，他在1988年《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一文中就提到，在计划经济下很多产权是不清楚的，目前贪污腐败、利益输送等问题，根源之一就在于产权不清。而在市场经济下，产权是清楚的。
“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他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一文中提出疑问。他认为，中国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坚持了市场经济。易纲的论文集、2009年出版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的思想就是所有的政策应该如何相信市场，如何保护产权。
通过这本书还可以看出，除了金融改革、货币政策，易纲还关心环境保护，比如大城市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等问题。同时，他还特别关心国民素质问题。他在书中写道，“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在他看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
人民币“入篮”
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
在央行工作的日子，易纲参与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和改革，包括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近两年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民币加入SDR。
2016年10月1日，SDR新货币篮子正式生效。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后，人民币成为SDR货币篮子中的第五种货币。一年后，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全面回顾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历程，
对于人民币“入篮”的历程和意义，去年12月20日，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系列讲座第1期暨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8期上，进行了深入介绍。
他介绍，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提出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国方案”。自此，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增强SDR作用开始进入G20峰会议程。经过多轮讨论，终于在2015年，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加入SDR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易纲说，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金融体系韧性和抵御风险能力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愈加成熟，都为人民币加入SDR奠定了基础。
他同时指出，人民币距离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还存在差距，在信用卡、第三方支付、支付清算系统、托管系统以及市场的开放程度等方面都有待完善。“我们要找到这些差距，使之成为我们进步的动力。我们今后的方针是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不断地缩小同真正的储备货币和一流的金融市场之间的差距，不断地进步。”
对于中国经济领域下一步如何改革开放，他认为，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减少外汇管制，这“三驾马车”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协同推进。
易纲表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必须要考虑减少外汇管制。但也要注意，减少资本管制、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如果走得太快，又容易发生类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此前亚洲金融危机的错误，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势必会倒退，重新进行管制，这将使整个推进过程变得更加缓慢和漫长。
在他看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须同时推进。易纲表示，应考虑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能够更加灵活，反映市场供求，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金融稳定器和国际收支的调节器。“这三个方面必须同时考虑，如果在哪一个方面走得冒进，其他两个方面不配套，都会发生问题。这是三个方面同时改革的一个要求。”
货币政策下一步？
在今年两会上，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的“一行三会”变成了当前“一委一行两会”模式。未来，央行如何发挥其协调作用，以及中国货币政策走向，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于2018年及中期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可以预见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会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易纲在两会答记者时解释了“松紧适度”的考量，他说，松紧适度主要针对实体经济而言。“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此外，流动性方面的松紧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去年底，易纲也撰文分析了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政策思路。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创造条件。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易纲在文中表示，央行将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与此同时，金融业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方向也不会变。易纲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的重要性。他在上述文章中指出，央行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内控制度，增强自主合理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提高金融市场深度入手继续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进一步疏通央行政策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
他指出，当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汇率能够发挥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有序推进和汇率弹性的增强能够有效提升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人民银行将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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