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评点近三百年学人
整理者按
《师门问学录》是南京大学教授周勋初先生和其马来西亚籍博士生余历雄的从问学记录。众所周知，周勋初先生是文献学领域内的一流学者，对唐宋文史造诣很深。谈话中，常常涉及到对文史学人的评价。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学人评语里面，不但可以管窥这些学人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在字里行间，亦可窥见周勋初先生的治学方法。这些治学思想与方法，对于治文史者，有很实用的学习参考价值。
周勋初
上海市南汇县人，1929年生。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
代表作：《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剳记》
清代朴学家做学问的方法也常是从“读书札记”开始，一本书一本书地看，一条一条地写，综合了较多的史料，又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很受学界的推重。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廿二史剳记》等书都是这样写成的。（P51-52）
清代朴学家的治学方法是先做读书笔记，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写成论文，晚年时又加以总结检讨，传世的著作都比较严谨扎实，经得起考验。（P156）
代表作：《文史通义》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最重要命题是“六经皆史”。这也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P8）
代表作：《戴震集》
戴震的性格高傲，段玉裁、王念孙等都是他的学生，他说钱大昕可作国朝第二人，言下之意，戴震自认为是清朝第一人。戴震的学问确实很了不起，主要是在义理之学与经学、小学等方面，但他也不一定就是清代第一人。因为这种比较没有什么铁定的标推可以遵循。现在的中国学界也常常出现自认为是“某某第一”的狂人，不过这往往是属于商业炒作性质的“作秀”。（P167）
代表作：《十驾斋养新录》
钱大昕的史著以考订精到著称，讲究实证，不好议论，不作发挥，他的学术涉及的面很广，总体成就应不在戴、王、赵诸人之下。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了经过整理的《嘉定钱大昕全集》全十册。如果详细阅读，我们或会认同钱大昕乃“清代史家第一人”之誉。……当然，王、钱、赵三人的学术高下究竟如何，还得看你采用哪一种衡量准绳。目前学界公认清人的最高学问是朴学，钱大昕在朴学的很多方面都有贡献。（P168）
《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
代表作：《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的仕宦较显，官至内阁学士礼部待郎，他也擅长典章制度方面的考证．但在议论方面不如赵翼，成就和名气或许不及钱大听。（P168）
代表作：《廿二史剳记》
赵翼的史学著作属于史论的性质，他在史料考证中好发议论，因是从归纳法中得出的结论，所以观点明确，材料翔实可信。（P168）
代表作：《越缦堂读书记》
李慈铭的官位不大，学问相当好，读书很有见解，但口气很大。读书札记中的片言只语，有时或能提供读者一些启发，有时或是前后自相矛盾，从整体上不一定能够反映出作者的学问体系，而且往往是没什么体系。如果我们撰写论文引用“读书札记”中的观点，需要谨慎审读，看看“读书札记”中是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P128）
代表作：《观堂集林》
王国维和陈寅恪二人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顶尖人物。从目前学界的情况来看，一时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二人的成就。（P53）
陈寅恪
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陈寅恪的一个重要长处就是能够从常见书、普通书中看出大问题，又能够提出白己的见解，很了不起。（P53）
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隋唐政治史的研究，有很多新见。（P53）
陈寅恪先生倡“以诗证史”。（P70）
陈寅恪治学善于从一般的材料中发现新问题，但他推论较多，有时根据个别例证就作出推论，每因证据不足而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但他仍然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启迪。陈寅恪的学问特点是：兼备清代朴学的精神与西方汉学的长处。（P207）
陈寅恪早年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文史的研究，虽然他自称“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实际上他对“十三经”和其他先秦典籍非常熟悉。现在有一些学者对陈寅恪的情况不甚了解，认为陈先生有“当代国学大师”之盛名，便撰文称赞他才学过人，讲学精彩，越讲越神。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早年他在清华大学教书时，罗根泽先生就说老师讲课时常是夹进很多外文，学生都说听不懂。 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内迁成都，借用华西大学校址，陈寅恪在文学院校舍上课，大概是讲“元白诗研究”吧。当时他患眼疾，几乎失明，便常是坐着闭目讲课，这样也就缺少交流，无法形成互动，学生听得没有劲；中间又夹杂很多外语，陈氏自己讲得很得意，笑了起来，听的人却又不大能懂，莫名其妙。程千帆先生说陈寅恪还有个奇怪的习惯，一会儿把帽子戴在头上，一会儿拿下来，有趣得很。开始讲课时慕名者蜂拥而至，其后越来越少，只剩下一些真正想学一些东西的人。孙望、程千帆先生一直坚持到底，他们的话应是可信的。由此可见，现在流行的一些吹捧型的所谓回忆录，也是不可信的。（P226）
陈寅恪的学生很多，但成就高的不能说太多，或因天份不如他，各方面的修养也不如他。（P207）
虽然陈寅恪教书多年，学生很多，但嫡派真传的却不多。有成就的有周一良、王永兴等几位先生。（P226）
代表作：《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周一良先生出身名门，小时候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又曾师从陈寅恪等人，国学与国外学术都有基础，建国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颇有成就；建国后则改行研究外国历史，成就大为逊色，又屡遭政治颠簸，“周氏家学”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P231）
代表作：《陈方恪诗词集》
陈方恪先生排行第七，大家都叫他陈七先生。他是个公认的才子，诗文水平特高。当年朱彊村老人就说最怕见到陈七，因为填词填不过他。解放初期他在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胡先生请他来为我们研究生讲版本目录。陈七先生喜欢清谈，不好好备课，有一位革命第一、学习第二的学生就贴大字报炮轰他，吓得他不敢来了。我倒很喜欢听他讲前朝掌故，所以对炮轰他的人很讨厌，但也无可奈何。（P232）
代表作：《校勘学释例》
陈垣的天份或许不如陈寅恪，他是属于“步步为营”类型的学者。陈垣先生非常强调使用归纳法，有时十分材料才得出一分结论。这两位学者有些像汉代的名将李广和程不识。（P207）
胡适（右）与傅斯年
代表作：《白话文学史》《性命古训辨证》
胡适、傅斯年等人已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规范。（P151）
傅斯年认为，史著应该以史料为主。他曾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口导。这是傅斯年留学德国时受到历史语言学派的影响，在当时中国学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将“历史”与“语言”两个学科归为同一类别，又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现在我们倒觉得这个刊名很奇怪。（P124）
代表作：《中国通史》《中华二千年史》
吕思勉与邓之诚的史学比较清楚地体现出了自清代朴学发展而成近代新史学的痕迹。
吕思勉写了好几部通史和断代史，真正下了苦功的还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部分。
邓之诚的记性很好，对文献也非常熟悉。《中华二千年史》的思路与吕思勉有些接近。邓氏自云采纪事本末体，而又纲目清晰，似更接近清代史学札记的传统。
我本人最喜欢用吕思勉的中国史。他的几部著作，一般都分作两部分，上一部分用纪事本末体，讲政治上的大事；下一部分为新式的“九通”、“书”、“志”之学，讲社会结构、典章制度与文化学术等。他的材料都经过考核，还注明出处，便于参照和引用。
吕思勉、邓之诚都是兼通文学、史学的大学者，能够对中国学术作总体的考虑，既能独力完成史学著作，又能独力撰写文学著作。现在年轻一辈的学者往往分工过细，思考受到局限，未能继承中国古时“文史不分”的传统。（P63）
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而编写的历史著作。相对于王（国维）、陈（寅恪）、吕（思勉）、邓（之诚）等传统文史学家，范文澜被称为“新史学家”。其实，范文澜与陈寅恪是同时代的人，都是属于第一代的学者。我很喜欢阅读范文澜的书，他观点明确，说好说坏，绝不含糊，而且看法每与他人不同。别看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地位最高的老学者，实际上他在评价前人时，每持儒家的观点，这只要看他对李白、杜甫、王维的批评即可明白。他对文学艺术都很内行，常有—些精辟的见解，对人有启发。（P64）
代表作：《甲骨文字研究》
有人称郭沫若为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祖师。这里说的“新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因为他是最早运用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先秦史方面。因为他在新中国建立后身居高位，也扩大了他的影响。（P65）
代表作：《古史辨》
顾颉刚编《古史辨》，影响不可小视。他培养了很多学生，像童书业、杨向奎等，都很有贡献。但他们的成果大都在先秦领域。谭其骧在他的影响下专治历史地理，贡献尤大。（P65）
代表作：《中国通史》22册
白寿彝是顾颉刚的学生。因系回族，少数民族学者不多，身份较突出。与国内同行专家相比，他的研究成果不能算是最高的。中国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有的人因学术成就而抬高了政治声望，有的人因政治地位而抬高了学术声望。国外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劝诫研究生们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不要去追求那些刻意吹捧出来的“声望”。（P64）
代表作：《隋唐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岑仲勉、向达二人接受欧美学术研究方法的影响，他们对近代东、西方的汉学研究成果都有相当广泛的涉猎，虽然他们的研究范围不及吕（思勉）、邓（之诚）二人广阔，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却很有深度，可称专门之学。 现在打算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研究生，我还是鼓励他们读一读岑仲勉《唐史馀渖》《隋唐史》、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等书。（P63）
岑仲勉的《隋唐史》融入了他长期研究文史的许多心得，见解每与他人不同，如对武后与牛李党争的评价等。他对唐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甚为重视，也很关注宗教、民俗和社会风气。
岑氏持论喜与陈寅恪立异。（P64）
代表作：《隋唐五代史》
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上、下册篇幅很大，吸收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材料丰富，分析细致，立论持平。像吕思勉等人之书，毕竟写得早了一些，后几十年的新成果未能纳入，这点可在王著中得到补足。
代表作：《隋唐史》
台湾政治大学王寿南教授有《隋唐史》一种，叙事条理明晰，遇到复杂的问题则以图表显示，所制图表达数十种之多，读时一目了然，也有其特点。
黄永年
代表作：《唐史史料学》
黄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学》是一部唐代文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他对现存的唐代史料与相关的著作，都作了很好的考辨。特别是对《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分析评判，最见功力。（P132）
我曾经读过此书，同意他大部分的观点，但觉得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任何人著书，都不能十全十美，尤其像《唐史史料学》这一类的书，牵涉到的典籍和材料太多，学界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一看到，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仔细读过。黄先生年纪大了，对新的材料和新书的成果不能充分吸收，也可理解，这是无可奈何的事。（P132-P133）
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史》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新学科的建设过程中，郭绍虞先生的贡献最大。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P140）
他曾声称“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背景”。注重思想背景研究，也就成了郭著的一大特色。
方光焘先生说：“郭绍虞这人，长于分析而短于归纳。”这话给我印象很深。……郭绍虞的《先秦儒家之文学观》等文，确是呈现出“长于分析而短于归纳”的弱点。……一般说来，分析之后，应该继之以归纳，提炼出若干论点，让人能明确地掌握，但郭文并不如此，分析之后往往缺乏归纳，有的归纳则又不太明确。（P142）
郭绍虞所归纳出来的一些结论，看似逻辑谨严，实则体系上有混乱，前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也就是说，他据以归纳的对象并非同质的东西。（P144）
郭先生也有一些文章分析与归纳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如《文气的辨析》，条分缕析，把批评史上极为复杂的一个问题源源本本地讲清楚了。（P143）
建国之后，党和政府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要求学界普遍采用这一学说。郭先生很要求进步，他的著作经过多次改写，1959年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依据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学说重写批评史。由于建国初期的理论界始终跟着政治运动团团转，他的几次修订和改写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有些人甚至认为还是他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几本书写得最好。（P144）
代表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他们的思路，或可说是与郭绍虞为远，与朱东润为近。他们的基础或许不如郭绍虞那么深厚，但他们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再加上个人与集体的钻研，他们的代表著作《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大部分，内容丰富，条理明晰，自有其优越之处。尽管这些著作不保郭著那样富于个人特点，但那是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也是势所必然之事。（P145）
王运熙先生生于1926年，年龄与我相差不大，但他出名的时间很早。（P174）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代表作：《文心雕龙义证》
詹锳是西南联大毕业生，后又赴美学习心理学，因此他的学风比较新派。《文心雕龙义证》三厚册，可以说是卡片功夫。这样说，绝无贬义，因为他们那一辈人多数采用卡片积累材料。他们有时在汇集一大批材料之后再加一个按语，归纳出结论，这已经是理论的提升，而不仅是疏通文义的问题了。詹锳下的按语有一些很有水平。（P209）
詹书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汇聚各家文字，顺序排列，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卡片功夫。（P213）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是一部“龙学”的长编。……杨明照撰《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指瑕》，指出很多错误，口气严厉，很不留情面。（P209）
杨明照后来写了这篇《指瑕》，挑出詹书中的25处错误。这些批评大体可以成立。杨文不在理论上进行商兑，因而不会出现见仁见智各持一端的情况。用现在的说法，詹锳的错误，属于文献学范畴，这都是实打实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争辩的余地。例如詹锳把李曰刚的《文心雕龙斠诠》中的“斠诠”都错写成了“斟诠”，引用《吕氏春秋》中的文字而不知小题在后，都是老辈学者不应有的错误。从这些地方看，詹锳在文献学方面的功夫确是不到家。（P210-211）
《文心雕龙义证》积累的材料极为丰富。应该说，以一人之力完成这样一部一百几十万字的巨著，很不容易，非下数十年的功夫不可。詹锳于此沉潜有得，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心得。阅读《文心雕龙》的人，一册在手，可以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又可免翻检之劳，从这一角度看，他对“龙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如对一部著作持高标准严要求的态度，则又可说《义证》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P213）
代表作：《文心雕龙校注》
杨明照的学问比较接近朴学传统。他是四川人，四川的学者大都出于向宗鲁等人的传授，旧学的基础很深厚。杨明照疏证出处的功力最深，他的几部书，如《刘子校注》、《抱朴子外篇校笺》等，都与他在《文心雕龙》方面的几部著作一样，以疏证出处见长。杨明照在版本的研究上也有很高的修养。因此他对詹锳的批评，从版本目录与校雠的角度看，水平确是高上一筹。（P209-P210）
杨先生的修养并不在哲学方面见长，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往往有其局限。（P214）
杨明照先生是“龙学”的权威，他脾气直率，写文章时常常批评他人。（P209）
代表作：《钟嵘诗品笺证稿》
他的这部书名曰“笺证”，重在疏通文义，力气不放在版本上，但这位王老先生精于校雠之学，对古籍整理的工作做得比较认真细致，他的校雠著作是学界公认较可靠的一种。（P103）
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曹道衡先生擅长文史考辨之学，尤其在魏晋南北朝史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
曹道衡是苏州人，曹元忠是他的曾伯祖，晚清著名的学者。潘景郑是曹道衡的舅父，章太炎晚年的学生，国学基础很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曹道衡有家学根抵，又是北京大学毕业，在同辈中是学问较突出的学者。他长期在社科院文研所工作，主要从事研究魏晋南北朝一段，基本上没有涉足唐宋以后的文史研究。他培养出来的博士生也很优秀，有刘跃进、傅刚等人。刘、傅二人主要也是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P215-216）
代表作：《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
张忱石先生学问很好，还擅长编“索引”，他的成果很多，错误较少，是目前获得学界评价很好的“索引专家”。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后附《常见人名异称表》、《人名索引》、《引书索引》等，都是张忱石编的，大家都说编得好。中华书局版“二十五史”中的多种人名索引也是张忱石编的。张忱石做事很肯下苦功，那时还未使用电脑，他用卡片做“索引”，其他人要午睡，他却利用时间做索引，下了很大的功夫。当时有些人觉得这种工作很烦锁，很枯燥，又不易出名，他的这些成果却为治学的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P55-56）
胡小石
代表作：《中国文学史讲稿》
胡小石先生早年在两江师范学堂学农博专业，信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承其家学，接受扬州学派的影响，首先在中国文学史的讲授中引入“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学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P13）
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是胡小石先生的学生，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文体观上也接受了扬州学派的观点，有的章节讲得较为具体，有的章节却讲过了头。刘大杰对中国文学史的总结具有一定的学术根据，很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比起那些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教科书要强得多。
但是，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经过了多次修改，每一次修改都被人批评，越来越失去了原先的学术个性，尤其“文革”时期的改写本，被批评得最厉害。（P60-61）
有人认为刘大杰在20世纪40年代初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写得最好，有人认为80年代新版较好。我想，一本由个人完成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能够经得起半个世纪的考验，而且还继续被读者接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P61）
代表作：《诸子考索》
罗根泽先生的学术强项是在“诸子考索”方面，这是当年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学者最拿手的地方。（P164）
代表作：《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
方光焘先生是我的恩师。……方先生知识面广，见解很高，他常发表一些读书心得，对我启发很大。（P142）
代表作：《汪辟疆文集》
汪辟疆先生校录的《唐人小说》，作了严谨的考订、辑录和雠校的工作，他的研究成果应该不下于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文集》还收录了一篇《唐人小说在文学史上之地位》。更老一辈的学者信奉儒家的传统观点，研究工作中一般多采用正史中的材料，鲁迅和汪先生的研究小说，当时是很先进的。现在的学者则可兼采正史与唐宋笔记小说中的材料。（P70）
代表作：《唐代文史论丛》
卞孝萱先生长期从事唐代小说与政治之研究。他的论文主要收入《唐代文史论丛》和《唐传奇新探》。
卞先生早年曾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对正史中的材料非常熟悉。他善于排比文献材料，辨析异同，多重考证，从中得出一些新的结论。（P70）
代表作：《唐代小说嬗变研究》
程国赋的唐代小说研究较倾向于理论的阐发，文献考证方面的工作做得较少。（P71）
代表作：《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
胡可先的研究方法比较传统。（P65）
代表作：《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最近，我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荐出版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2001年）。这是一部内容充实而新见很多的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唐时期洛阳、两浙的诗人群及韩孟诗人群都有深入的考论。贾晋华原在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在香港城市大学执教。她有机会接触到海外的学术氛围和较多的欧美论著，视野开阔，思维也很敏锐。（P66）
代表作：《唐诗与唐学——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
查屏球《唐诗与唐学——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一书的写作方式和观点也较灵活，有一些新的开拓，是目前青年学者中较好的一部学术著作。我因事多，且年岁已大，读的新书不多，只能就看到的谈谈。（P66）
>摘自《师门问学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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