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复印资料：近年来近代史研究热点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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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

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三十年发展很快；五十年代时研究者寥寥无几，现在已达千人以上。研究重点是中国的近现代史，其研究规模可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国内外近现代史书目一览（一九四九——一九七七）》中窥见一斑。截止一九七七年，英语世界，主要是美国，出版了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共九百八十六种。我这篇报告就以近现代史为重点，兼及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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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中国近现代史的贯通与滞碍

史学为一整体的学问,应在全面关照之下研究具体。所以读完书再做学问,乃治学的必由之路。所谓通识,应是贯通融通之通,通透通达之通。若以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横通为通,则势必南辕北辙。中国近现代史材料多,史事繁,本来要求学人功力更强,才有可能求通,可是研究的起步较晚,结论过快,史料史事大都未经认真梳理,学人的训练不足,取径又不免偏狭,往往由专门学习直接进入专题研究,很少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其所谓宏观,大多教科书式的泛论,或格义舶来的范式,看似笼罩,实则隔膜。如今大学教学和学界治学的取法途径,每每与应有之道相离相悖,主要问题显然并不在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是似有越来越不会做史学,所获也越来越不像历史的趋向。长此以往,当年章太炎、张尔田等人“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的预言,终将不幸而言中。在体制和导向变更之前,要想根本改变这种出货而不出人,结果货难免劣质的状况,似无可能,况且并非人人可以达到贯通的境界。不过,任何环境条件下,都有高下优劣之别,而芸芸众生中间,总有读书种子。为来者计,回到起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而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或不无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只是越基本的规则把握和做到越有难度,与畏难的人之常情适相反对。于是呈现一种怪相,超越成了趋易避难的遁词,做不了史学于是便一言以蔽之曰旧而追求新史学。然而,最新最美的图画固然可以画在一张白纸上,却不能任由全外行随意涂鸦,而美其名曰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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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研究“范式”的争论,不但持续时间漫长,而且双方壁垒分明,论辩色彩浓厚,在最近几十年以实证研究为主导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为引人关注。通过争鸣,论辩双方厘清了各自的基本立场以及与对方的主要分歧,并分别作出相当程度的调适。就主要方面而论,通过范式之争,“革命史范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现代化范式”则逐渐“脱敏”,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空间。因此,应从总体上肯定这一争论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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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宇：2017年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2017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可谓新意迭现，成果丰硕。2017年11月底，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召开的第四届“民国史高峰论坛”上，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若要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就必须跳出既有的研究框架，重新审视中与西，内与外，上与下，新与旧，并且应以新的问题意识，带动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以期获得新的历史认识。这一共识，似乎可以用来总结2017年的研究概况。本文拟以专题形式对本年度近代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热点问题作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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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中国科学院1950年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考析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是为1949年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中科院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盖范围更为全面的历史研究所，这一举措一方面体现了中共“厚今薄古”的史学理念，是对延安史学趋向的延续；另一方面，此举直接导因于范文澜之选择，意在名正言顺地避开原中研院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以古代史研究见长的史家，以避免人事纠葛。其背后隐然可见新时代史学界之延安史学与民国“旧史学”之间颇为微妙的紧张关系。1949年后，史坛发生权势转移，延安史学进驻中心，但因其学术积累方面尚有所欠缺，难以独力撑起整个史学繁荣之局面。在最高当局的直接介入下，1954年成立上古、中古、近代3个史学研究所，引入民国“旧史学”，打破延安史学在中科院的垄断地位。此种举措虽被陈寅恪讥为“临时抱佛脚”，却为顺应当时史坛实际格局的开明之举。细绎各方对中科院史学机构设置的不同考量，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史学界的复杂形态可能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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