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王学典的25个经典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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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著名历史学家
王学典先生《十八大以来儒学变迁之大势》，堪称经典之作。近日，认真学习，深感先生站位高远，鞭辟入里，化繁为简，把长期以来儒学界乃至社科界乃至党政群各界诸多模糊认知予以澄清，说得清楚，看得明白。其中许多经典判断，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王炳春
著名历史学家王学典。秋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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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作为中国文明的主体，儒学的地位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随着时代的忽左忽右而东倒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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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寻找中国崛起背后支撑因素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正在得到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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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其体系化的伦理政治思想能够教化人心改良社会，且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新路径这一事实，也让国家中枢机构以及其他层面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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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舆论环境开始朝着“中国化”的方向被加以重构。造成这一变迁的主要动力，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开启了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巨大转变，一个文化复兴与文化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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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文化由于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一直是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唯有传统文化的地位则处在漂浮游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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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到访曲阜，是文化领域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甚至是一次重大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应有地位从此开始恢复。习近平的讲话，打通了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主流价值系统的壁垒和隔阂，把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当代文化贯通起来，把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根基奠定在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基础上。这既是一场更高阶段的文化中国化、本土化运动正式展开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反传统”倾向终结的标志。
山东省委外宣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主任魏长民为2015、2016连续两年蝉联中新社山东分社年度人物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颁奖。梁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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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昭示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苏和新生。传统文化复兴结束了民间自发的阶段，开始进入政府主导的新时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因而告别了那种群龙无首、自由无序、泥沙俱下乃至泡沫横飞的状态，走上秩序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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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十八大以来最为重大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事件，这意味着困扰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自卑情结终于走到了尽头。
09
哲学社会科学有无中国特色，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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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地位的变迁、变动和调整，为近年来儒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近年来儒学研究在理论、思想、观念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新收获，在若干专题研究和重大基础文献整理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促使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大陆儒学研究随之也呈现出若干新特点、新趋向。
王学典教授所在的《文史哲》杂志编辑部。秋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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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堪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重要思想流派；中国大陆正在真正成为世界儒学研究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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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在中国大陆儒学研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负面因素，是中国文化的负资产，因而儒学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态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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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儒学的价值则被国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学研究已经基本“脱敏”，完全“合法”，甚至更符合中国当下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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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转型的一个庞大的中国，不断给儒学提出新的命题，从而也就不断刺激着儒学的发展。这是顶尖儒学家纷纷来到中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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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结合，而几千年来的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特殊国情最基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基于传统儒学视角诠释、提炼、推广当代中国经验，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大陆儒学研究的最有潜力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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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世界顶尖儒学研究专家纷纷应聘来中国大陆工作，这是世界儒学研究中心正在向中国大陆迁移的最好说明。儒学研究中心长期在海外的局面已告结束，港台以及韩国、新加坡等所长期享有的儒学桥梁地位也渐渐丧失。
王学典在《文史哲》杂志编辑部。秋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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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儒学的崛起是儒学中心回到大陆的主要思想动力。对“政治儒学”已成为儒学圈的中心话题，而且它因挑战了“心性儒学”而动摇了港台儒学原有的学术地位。在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儒学取代心性儒学的主体地位，既符合儒学的内在思想逻辑，也是儒学在社会秩序重整的新时代所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以“政治儒学”为特征的大陆儒学，冲击乃至取代以往港台、海外儒学的地位，因而也就具备了某种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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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在经过二十余年的跑道滑行准备之后，于最近五年，以迅猛的姿态腾飞而起。儒学史上的各个知识点、尤其是各个关节点，都正在被深耕细作，许多固有认识也被不断刷新。以往儒学研究仅被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即“中国哲学”而存在，如今这一格局已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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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在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角度向儒学聚焦。在不同学科交汇聚合的视线中，儒学的未来已不仅仅是儒教、儒俗，而是向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展开。一种“九科治儒”的新局面，业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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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体系化建构业已取得重大突破。在人文社会科学纷纷朝儒学转向之际，原本就从事儒学研究的哲学领域的学者，早已不满足于“照着讲”的儒学史研究，开始了“接着讲”的哲学建构。目前，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仍是儒学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方式已由大型丛书的编撰影印，进入精细化的“深加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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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生活相关度较高的儒学研究课题在稳步向前推进。虽然目前礼制的“恢复”性研究尚未进入“制礼作乐”的实践阶段，但作为守先待后的古礼钩沉和具有学理深度的当代解释，委实是在为儒家传统所主导的中国古礼再返现代生活重新奠基。
王学典在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接受记者采访。 李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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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联手，正在成为儒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新动能，并形成文化研究的新模式。由政府牵头，举政府之力来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研究，这是中国独有的体制优势。政府主导在经济领域所实现的奇迹，有望在文化领域得以重现，其中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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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存在相脱节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明显有了改善，但是毋庸讳言，作为儒学研究主力军的中国哲学界在偏重哲学史进路、照着并接着宋明儒学讲的同时，明显轻忽了汉唐经学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十八大以来，随着儒学日益被接纳为治国理政与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当下的儒学研究亦开始往更具现实感的方向调整，但与巨大的现实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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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与儒家文献整理取得了系统性进展相比，儒学理论研究显得相对滞后。在和自由主义的交锋中儒学虽然初步找到了自己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的位置，但自由主义毕竟有着三百年的现代学术积累，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在学理根基与制度建构的很多方面则显得捉襟见肘。只有从理论和制度两方面处理好这一问题，儒学才会拥有更强大的现代学术形态，而只有这样的儒学学术才足以托举起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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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国大陆儒学界尚未涌现出堪与当年的哈佛燕京学社相比拟的高端学术研究与交流平台，此与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向中国大陆回迁的事实极不相称。探索高端儒学学术机构的运作规律，将一家或几家现有机构打造成世界级儒学重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应该被提上国家的日程。
原文：王学典
文字整理：王炳春
编排：马瑾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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