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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4 青年史学家
青年史学家人文社科丨高等教育丨社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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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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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芹:环境史: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


环境史是一门以特定时空下人类生态系统为基本范畴,研究系统内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变化、发展,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统摄性和跨学界特征的新学科。根据国际环境史学界的一般认识,环境史的主题可分为三大类:自然环境变迁及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其反作用;人类关于自然环境的思想以及对待它的态度。从这几类主题看,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但明确地将它们归属为环境史,并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门类加以定位,则是20世纪晚期出现的学术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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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华:环境史研究的时代担当


环境史研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系统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历史,既是一门新史学,也是一种面向现实的基础性研究。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史学,发掘新的历史事实,提出新的价值判断,推动历史观念更新,可为理性认识环境危机、积极应对环境挑战、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视角和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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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芹:从关注“一条鱼”谈环境史的创新


这里提及的“一条鱼”,是指英国泰晤士河里的“最后一条”鲑鱼( Atlantic Salmon,Salmo salar)。为什么要关注、研究和讲述泰晤士河里的“最后一条”鲑鱼?简单来说,这与环境史的兴起、发展以及创新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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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叙事范型演变路径的追溯与反思(1957—1960)


环境史诞生之初,囿于现实问题的紧迫性,形成“问题史学”的撰史模式。受其支配,在自身的起源正名上表现为“环境问题催生说”,研究内容上表现为以“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历史本体,价值评判上表现为“衰败论叙事”的历史认知。它们层层递进,互为因果,仍浸润于当下的环境史研究,尽管起初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环境史学科自觉意识的强化,其弊端日益明显。“环境问题催生说”的理论深度有待挖掘。“生产方式”的历史本体逐渐走向优化协同。“衰败论叙事”的历史认知需实现从“自然之死”向“工业有机体”的自我超越。秉承环境史固有的批判性,总结特征,剖析弊端,厘清环境史叙事范型的演变,绘制人与自然交互的总体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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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 : 历史、理论和方法


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它不但促成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还引起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历史学也不例外。环境史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国际史学界 70 年代以来最引人关注的新领域之一。我国早已把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其他学科研究环境问题的成果层出不穷, 历史学的反应却相当迟缓。本文将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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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1957—1960)


环境史的定义目前习用的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一词是指历史见证的不再只是个人生死的故事,而是关于社会与物种,及其与周遭环境的关系。环境史与当代环境主义思潮有关,而后者之思想渊源可上溯至17至18世纪一些西欧人对陌生的热带地区环境之实际经验。此外,自19世纪中叶以来,环境的观念就已运用于历史地理的研究。自1970年代以来,环境史才逐渐成为历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美国史家伍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在“要求重新检讨全球文化的时机中”展开,而目的在于“加深我们了解在时间过程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影响环境和得到了什么结果”。对于中国历史学者而言,环境史尤其是一个新领域,因为第一份研究构想是在1990年才由任教于澳洲国立大学的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



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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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冠群: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


新世纪以来,全球史与跨国史的范式被应用于法国革命史研究,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为学术传统悠久的大革命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史与跨国史视野下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侧重从全球经济的发展、殖民地与法国本土的互动、帝国间的全球竞争、跨国启蒙运动等角度探讨革命的起源以及发展动力问题。在20世纪后期的革命史学中,以经济与社会因素为中心的正统派逐渐让位于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修正派。新近出现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范式,在保留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内重新考察经济与社会结构问题之于大革命的意义。本文通过爬梳相关著述,探析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起源学说,解读殖民地与大革命的关联,归纳全球转向下不同法国革命史研究路径的特征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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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义雄:国史、国际关系史与全球史: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三个视角


当“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时,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国难、屈辱、沉沦和与之相伴的“近代化”变迁,构成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时至今日,晚清中外关系史的重大事件和演进历程,仍然支撑着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但是,近二三十年来,在国内史学界,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似乎相对沉寂,除少数专题外,未出现堪称重要的学术进展。或许可以从社会环境的变迁、近代史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方法和学术观念的多元化等方面解释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不需要为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是否具有某种“地位”而担忧,应该思考的是,这个领域是否还有可供开拓的学术空间?如何在当代治学条件和学术环境下,对此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探索?笔者见识有限,对国外学者研究之状况,不敢妄评,以下仅结合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之现状,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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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丨20本书入门“全球史”研究


世界史研究正逐步超越国别史的研究模式,向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互动型全球史研究模式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也预示着全球史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全球史研究既不是“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研究,也不是简单叠加的国别史研究,而应该是全球系统的互动史研究(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腊碧士)。全球史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去中心化”。自古以来,知识之间的迁移都是双向进行的。英语世界的历史研究并不是全球史研究的一切,其研究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建构中心的过程。 

关键词:日美关系; 中美关系; 经贸摩擦; 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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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 解读斯温·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


汤因比基金会 (Toynbee Prize Foundation,TPF)1987年成立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致力于通过多种学术活动促进全球史学家的联系,是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的附属组织。近年来,该基金会网站刊登了一系列对全球史研究领域前沿学者的访谈文章。为促进华语学术界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经基金会网站“访谈”栏目授权,本号推出一系列由该网站刊发的访谈文章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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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似可诠释当下全球化时代人们对“全球史”不断升温的热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展开“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史研究怎样才能避免对西方学术曾经有过的照抄硬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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