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复印资料：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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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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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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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份存在时间较早，且由大学独立办刊的人文社科类学术刊物，创刊于1930年的《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下文简称《季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本应有着颇为特殊的意义。但从研究现状上看，与《复旦学报》（创刊于1917年）、《燕京学报》（创刊于1927年）、《暨南学报》（创刊于1936年）以及《东吴学报》（创刊于1905年）等同时代重要的人文社科学报相比，国内学术史界与文学史界一直缺乏对《季刊》做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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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以下简称余)：过去一百年来，中国多集中于研究西方的科技中国。而史景迁教授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治学范围从16世纪到现代中国，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出版多本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书籍如《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及《近代中国之追寻》等，极受西方社会欢迎。你的研究及笔下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印象，颇值得我们参考。现在就请你就今天对谈的话题“1898年至1989年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先起个头。 史景迁(以下简称史)：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是一个有趣的开始，中国内地及美国的学者都对戊戌变法十分感兴趣，耶鲁大学最近还特别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在一股1898年的研究风潮中，西方史学研究者也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历史事件，不只是看到戊戌变法的失败或清朝的灭亡，而开始研究自晚清起中国实际已开始推动的政治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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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这个术语起源于西方对二十世纪特有的政治专制和威权社会体制的研究。早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面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新政治体制,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在解释极权现象时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些理论都形成于十八、十九世纪,它们都依据某种传统的概念对比。自由主义倚重的是左派/右派,保守主义依据的是保留(保守)/破坏(激进),马克思主义依据的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这些对比概念的主导下,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是,如果纳粹主义是一种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西班牙法朗哥主义相似的右派保守主义思潮或历史反动形式,那么苏联共产主义又怎么能是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左派雅各宾激进主义形式？保守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威胁是它的无神论和破坏民族传统,那么这种威胁又如何与特别强调民族经验的纳粹主义相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是，如果纳粹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最终危机,那么它的压迫机制和专制文化体制怎么又同社会主义的苏联如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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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大夫率多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有许多隐逸、放达的佳话。从诗词来看好象很多人都向往出世。但是细细一看，却不尽然。这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有人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可谓高度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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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讲，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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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有一个人文精神的悠久传统，在古代，这个人文传统虽然受到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却也发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在固有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成就，更发挥创造性的思维，使人文精神更高度昂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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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国都是著名学者，却少了学术。 如果做一个粗略的统计，中国大概拥有人类社会最庞大的学者团队，在公开场合基本上都要冠以著名的标志，即便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卖葱的还是卖蒜的。这些象牙塔里和象牙塔外的著名学者除了学术，几乎什么都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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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国发生五四运动的1919年，马克斯·韦伯为慕尼黑的青年学子做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著名讲演。在这次名之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韦伯指出，经过数千年科学进步的历程，以理智化为特征的新的时代业已来到，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拥有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韦伯把这一现象称作“为世界除魅”，据说这句话出自席勒的诗句。尽管韦伯是从科学进步而不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世界已被除魅的问题，他的关于除魅社会的命运的论述依然分毫不爽地符合我们现实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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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其家庭出身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就因为他们的天才与智力超出旁人，同样地因为这一点，他们的个人品行往往超越世俗道德，而进入美德的层面。庸众对于知识分子的所谓“文人无行”的指责，实根源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对知识精英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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