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臧否学人及其和弟子辛德勇的趣闻
| 来源：叙拉古之惑
叙拉古之惑案：我对黄永年先生并不了解，只看过他老人家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和《唐史史料学》。对其的粗略印象有两点，第一，他是陈寅恪论著最强悍的商榷者，比较遗憾的是，两人虽然曾在一个学术年代中共存了十几年，但陈寅恪先生当时双目失明，年事已高，并不能对黄永年的质疑作出回应。第二，黄永年先生有一个被人称为“辛神”的学生——辛德勇。这几年辛德勇教授两部研究专著在公共领域引来了很高的关注度，一部《制作汉武帝》，一部是《海昏侯刘贺》。当然，辛德勇的治学范围，绝不限于此，只不过另外的书实在是曲高和寡，不太容易在史学圈外引发关注。
这两天脑海里莫名的想起了“黄永年”这个名字，联想到之前看过的有关于黄永年的逸闻趣事的几篇文章。索性就把这几篇文章中的有趣的地方辑录出来，供大家一乐。这里主要分“上下”，“上篇”的材料是从刘铮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的文章《黄永年先生月旦人物》辑录，刘铮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根据黄永年的学生曹旅宁悉心收集材料编著而成的《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但是曹旅宁出于各种考量，将黄永年先生臧否的对象的名字都做了“马赛克”处理，而刘铮这篇文章，就是做了一个稽古工作，将其隐晦的名字的揭开谜底。“下篇”的内容，主要来自辛德勇教授对乃师的回忆文字。
上篇
“匡亚明的《孔子评传》不知怎样，但批评他的某人却是不学无术的，在复旦人很讨厌，老了一部书还像书吗？”（这里的某人指蔡尚思，他的文章《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发表于《书林》杂志1986年第一期。）
“都是指某位老先生，书倒是看得不少，有些不懂装懂，他要编一部中华人民通史，头脑不清，是年老了，还是年轻时就不清，不懂文字学，搞什么《说文约注》，内行看了发笑，连吴梅村诗都不懂。”（这当然是指张舜徽先生了，张先生著有《中华人民通史》《说文解字约注》。）
“杨伯峻《春秋左传校注》挖除古人的注，我实在不懂有啥好处。”
“来先生学问平平。胡先生精于甲骨，惜范围太窄，为人乃是所谓君子……韩先生跳不出教科书的框框，所为也多教科书一类，学生超过他，如杨际平。岑先生，小考证，大了便出错，如对两税法的研究就错得一塌糊涂。”（“来先生”可能指来新夏。“胡先生”指胡厚宣。“韩先生”可能指韩国磐，其著有《魏晋南北朝史纲》《隋唐五代史纲》等。“岑先生”指岑仲勉。）
“谢先生人很好，但他的学问有其先师梁任公的遗风，不深。周先生的文言文做得不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贺先生的考证，童先生讲是不行的。”（“谢先生”指谢国桢。“周先生”指周一良。“贺先生”可能指贺贺昌群。“童先生”指黄永年先生的岳父童书业。）
“得读尊著《脂麻通鉴》，认为是此文丛（按，指《书趣文丛》第一辑）中上品佳作，较唐振常、朱维铮辈高明多矣。”（《书趣文丛》第一辑收入唐振常《饔飧集》及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两书。）
“看季羡林之《牛棚杂忆》则认为太浅薄，殊与此君之盛名不相称耳。”
“治敦煌者多偏于文书，壁画多治艺术者在研究，而此辈对历史、对文化史多门外汉，常书鸿及段某辈均此种水平。”（这里提到的是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
“7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登了章先生《金庸招不到博士以后》……这位培公有个毛病，即他喜欢谁，崇拜谁，你就千万不能够犯谁，否则必跳起来，强词夺理地来一通。”（这里是指推崇金庸小说的章培恒先生。）
“对三联版的黄仁宇著作及另一位现居美国的台湾秦汉史专家的作品不满。”（后面一位当然是指许倬云先生。）
“周予同学问不行，太滑头。”
“记得那次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上午的《西游记》版本，主要是批判一个澳籍华人的观点。”（这当然是指柳存仁先生。黄永年先生在谈《西游记》的文章中提过柳存仁先生的名字，但并未作为主要批判对象，这是作文与讲话的区别。）
“陈寅恪先生学问甚好，但文章实在不好，不是内容而是笔法，北大王先生是他这一路，但始终跳不出陈先生的圈子。”（叙拉古之惑案：这里说的“北大王先生”应该是王永兴，著有《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
“并对时下時下博导泛滥表示不满。说：‘未名湖畔要找三十条狗不容易，三百个博导呼之即來。’”
黄永年先生学究天人，他的评价自有其道理，但是对于后学而言，却不必以黄先生所非而非。想起豆瓣上看到的一句话：“斯特劳斯可以看不起波普尔，刘小枫可以看不起波普尔，但你不是斯特劳斯，也不是刘小枫。”所以，没有到黄先生的学问境界，自然没有资格去继承他的成见。
下篇
1982年初，我在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史念海先生的指导下，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学位。第一次和两位师兄去导师家里拜谒，就在史念海先生家的客厅里，见到了黄永年先生。这一年黄永年先生招收了两位唐史专业的研究生，在名义上，并不是我的导师，但这一天我们入门拜师，史念海先生特地请黄永年先生一道坐在那里，接受我们的礼拜，分明是让我们执入室弟子之礼向黄永年先生求教。事隔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很谨慎地和先生说：“我只能算作是您的私淑弟子，不敢盗用您学生的名义，出去招摇撞骗。”先生立即正色回答说：“你就是我的学生。”（《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辛德勇自认是其（黄永年）私淑弟子，但又不敢以“黄门弟子”自居。有一次，他对黄永年先生说，自己不敢打着黄先生弟子的旗号出去“招摇撞骗”。结果,黄永年先生生气了：“辛德勇，你就是我的学生。我认你这个弟子，你居然不认我这个老师？”（《甘当匠人的学人》）
路上经过放映电影的露天场地，我好奇地自言自语说：“哦，怎么会是这样看电影？”先生听到后，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看电影。”业精于勤，荒于嬉，史念海先生刚刚要求我们要勤奋读书，我却首先关注起怎样看电影，话刚一出口，就有几分自责，可是听到黄永年先生说他从来不看电影，还是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这是对我的间接训斥。随后经过浴池，我想洗澡总是人所必为的事情，这不会犯什么忌讳，便又自语道：“原来是在这里洗澡。”孰不料先生同样皱着眉头说：“管它干什么，反正我从来不洗澡。”说罢，带着我们直奔图书馆而去。在我看来，从来不看电影，差不多意味着没有任何消遣和娱乐；从不洗澡，则更为不可思议，这意味着对饮食起居完全不管不顾，只是一味读书写文章。怪不得先生给我们介绍如何利用图书馆时，讲得是那样明了，原来他的生活只是看书。心里想，史念海先生若是把我们交给这样的老师来调教，未来几年的学习生活，不知会何等恐怖。（《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黄先生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持续读书多长时间。（《甘当匠人的学人》）
先生对《左传》熟悉到大体可以背诵的程度，却没有写过很专门的文章，原因只是童书业先生系以治先秦史为专长，先生不愿别人误以为他是在承受着岳父的荫庇。（《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随从先生读书没有多久，最初的严师形象，不知不觉中已经转换成为一位充溢着慈爱的长辈，每当私下里见面，便放肆地插科打诨，和先生开起了玩笑。先生评判学术虽很严厉，但对学生的考试和学业论文，却从不做苛刻的要求，只是循循诱导学生主动学习，勤于思考。学生们听课时往往都有些担心，考试成绩一出来，则是皆大欢喜。（《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我修养不好，很容易冲动，也很固执，有一次竟因事恶语顶撞先生，拂袖而走；还有一次与先生争执不休，毫不礼让，惹得先生拍案怒斥，厉声宣示要将我逐出师门。正是通过这两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先生严厉外表之下异常宽厚的胸怀。事情过后，我依旧负气避开不理先生，都是先生主动找我谈话，没有训斥我的无礼，没有责骂我的轻狂，而是语重心长地劝导说：“辛德勇，你这样的脾气，一定要改一改，不然的话，将来在社会上不知要吃多少亏呀。”因为性格刚烈，先生自己曾受到过很多不公平的对待。每当回想起这些话的时候，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先生话语中饱含的关怀和期望。先生谈话风趣诙谐，但性情刚毅，轻易不表露情感。读研究生时，我因基础差，为多看些书，连续有两个春节，留在学校，没有回家乡东北。先生知道后，为消解我的孤独，就让寿成师兄来叫我到家里去过除夕。除了吃年饭，先生什么也没有讲，但我能感受到先生的慈爱。1992年我离开西安，调到北京工作，先生还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请师母特地做我爱吃的锅贴，为我饯行。当时我饭量很大，烙出一锅锅贴，先生和家人都不吃，眼看着我独自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先生才放心地目送我去往车站。在西安随侍先生读书问学十年，留在心底里的最后一幕场景，就是先生看我吃锅贴的眼神。 （《辛德勇：在黄永年老师身边读书的日子》）
【补】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了茅海建《怀念陈旭麓先生》、《忆陈师旭麓先生》两篇文章：
“我对学生谈到最多的是,我与陈先生之间经常性的争执,特别是他在京西宾馆开史学会时,我和他之间的对吵。当时的我相当激进,主张以西化东,他对此不同意,认为西化不了东。与陈先生同住一房间的先生(我已忘记其姓名)出来为我们师生劝架。现在我的年龄大了,感到了陈先生的正确,西确实也化不了东。夷入夏后,会有多种形态的异化。而我现在的学生却不敢跟我对吵,他们似乎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之后,又是我的失落。 ”（《怀念陈旭麓先生》）
“随着师生交往纷密，我们到先生处也越来越放得开。那时物资供应紧张，上海的香烟是要凭票的，每个月几包“牡丹”，几包“前门”，几包“飞马”。我当时染上抽烟的恶习，又不敢回家向父母要香烟票，结果只能买差烟，到先生处就去抽他的烟。有时先生不在，就到抽屉里去找，有好的就不肯抽坏的。记得一次先生对我们喊道：“不要都给我抽光了，留一点我好接待客人！”到了过年过节，学生们都去先生家吃饭，他的女儿林林会烧一手好菜，每次都把这位出阁的女儿叫回来给学生们烧菜。我印象最深终生都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是，一天我去先生家，推门就听到林林说：“爸爸，今天的西瓜买得太小了，茅海建来了就不够吃了！”见到我，一屋子的笑声。后来，我读到罗尔纲先生的《师门五年记》，就很能理解罗先生所说的熙熙春阳。”（《忆陈师旭麓先生》）
他（辛德勇）告诉我（韦力）此书（《四妇人集》）实是黄永年先生所藏，到最后这部书归了自己，是因为陆建瀛所刻的《尔雅义疏》，此书常见的是咸丰六年海源阁刻本，虽然这个版本较为完整，但里面也有一些错误，所以第二年陆建瀛就在南京请王念孙帮着校订之后，重新刊刻。但第二年，太平军就打下了南京，陆建瀛也因此而死去，书版也毁掉了，所以陆建瀛刻的《尔雅义疏》，流传稀见。辛老师无意中在北京买到了这么一部，被黄永年知道后，就找他索要，辛老师不愿意给，黄先生对此很不满意，说辛德勇什么都好，就是对善本的问题上太过小气，黄先生说如果是自己的老师跟自己要书，他马上就送过去，但辛德勇这样的人，一沾到书的事儿，就立刻变成了坏人。正在这一年，拍卖会上出现了一部《四妇人集》，这部书因为刊刻漂亮而拍得了善价，辛德勇跟老师聊到这个话题时，黄先生说自己手里有，你要感兴趣，就用《四妇人集》换《尔雅义疏》，因为老师对这部书如此看重，这让辛德勇犹豫了起来，黄先生就把犹豫看成了同意，于是黄先生把《四妇人集》带来到北京，跟辛德勇交换。但黄先生看到《尔雅义疏》时，又感觉到品相不好，说自己的《四妇人集》品相绝佳，在拍场上能卖几万块，而这个《尔雅义疏》如果上拍，能卖出两千块就不错。当时宋平生也在场，就跟黄先生说，不带他这样的，因为是老师一再要求交换，而并不是辛德勇，但辛德勇认为，老师说得其实也对，于是就又给黄先生加了一部孙志祖的《家语疏证》，这让老师很高兴，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于是对辛德勇的评价由坏人转成了好人。（《韦力：辛德勇未亥斋：学问是这样炼成的》）
“黄永年老师也这么看。我到北大讲授这个课的时候，告诉了他，他冲我撇着嘴说，连辛德勇都能讲目录版本学了。那言外之意，这个行当竟然堕落到了这种程度。我跟黄老师太熟了，用不着跟他客气，就直接回答他，您万寿无疆之后，我当然就是目录版本学权威了，哈哈。”（《韦力：辛德勇未亥斋：学问是这样炼成的》）
研讨会期间，他领着几个人到苏州去买书。我因为要参与会务，也就没跟去。那个晚上去宾馆里看他，老远就见他背着手在房间门口踱步，一会儿踱出来，一会儿又进去，步态煞是轻盈。我第一次见他这样，觉得很好玩，忙走过去；他愈发得意，连说：“开心，今天开心！抓着辛德勇帮我刷书！”德勇先生坐在门里边，一面拿一个大棕刷飞快地刷着书，一面嘴里念念有词地回应着黄先生的调侃，动作和语调都特别地飞扬。（《张伟然：黄永年先生二三事》）
“辛德勇，我的脑子不行了，你说的這些，我听起來太吃力，都听不懂了。你自己考虑成熟，就赶快法表吧。要赶快写文章，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
辛德勇：送别我的老师》）
在我看来，一个学人，一生能有一部传世著作，一个继承衣钵足矣。黄先生得一辛德勇，该是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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