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国关学院院长：为啥中国总有些知识分子胳膊肘往外拐？
杨光斌是河南省桐柏县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制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为啥中国总有些知识分子胳膊肘往外拐？
文 | 杨光斌
摘要
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很难做到去价值化，看问题多少都会有先入为主的价值带入，这是人性，也是生活中的常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在生活中一定要不问真相、不问是非地陷入价值承诺，这更是研究国际关系或外交政策观察的大忌。无论一个国家标榜的外交目标有多高尚，说到底就是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只不过在实现这种安全利益的时候要找到价值性说法、合法性论述，以让其政策成本更低。美国就是这样开展对外政策的，价值观外交也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特朗普政府宣称要放弃价值观外交。
所谓软实力和巧实力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外交政策的专业性或公共性观察者，在论及美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时，总是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去论述，结果证明，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错的，有的甚至一错再错。
比如，在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而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时候，有观察者认为，尽管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代价，但方向是对的，是正确的进步，因为阿拉伯地区迎来了民主。结果是什么呢？一战后建立起来的秩序被彻底破坏，叙利亚一夜回到原始社会状态。这种观察既不清楚西式民主其实是党争民主，党争民主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制造认同政治的同时也制造了国内分裂，也没有真正搞清楚大中东地区历史与国情的复杂性，只是按照一个抽象的好概念去判断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 ，知识性教训可谓深重。
又如，在美朝关系上，有的观察者同样是按美国提供的价值观去判断的，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对朝鲜的负面价值偏好，期待美国去换政权，一次又一次地预判美朝战争正在迫近。哪怕是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期间，美国主流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朝鲜半岛趋向和平，报道半岛南北一同进入开幕式现场，但国内的一些观察者还在大谈特谈战争选项。这是观察者自己的选项，却不是美国政府、尤其不是美国社会的选择。
再如，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网络上的一种声音是中国没有遵守WTO规则，因此美国应该惩罚中国以促使中国遵守规则。这又是在按照美国的腔调去判断中国。事实上，无论是国内的国际贸易专家还是WTO自身都承认，中国很好地履行了当初的承诺，只不过是WTO的一些规则不再适应中国这种超级规模的新型经济体，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也在于非西方新型经济体崛起改变了过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将国内法凌驾于WTO规则即国际法之上。因此，指责中国的那部分舆论，同样是缺少知识基础乃至事实基础的一种价值观承诺的结果。
凡此种种，很多“专业性”观察严重偏离了基本情况，结果只能是一错再错。教训够深刻的了，是时候反思了。本来讲究实践理性的中国人，为什么要以强烈的价值偏好去观察这个最讲究理性、最讲究利益博弈的外交政策？原因当然不止一二，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缺少话语权。
话语权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思维能力和思想表达能力。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话语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落后的中国只能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建设自己的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国社会科学”中却没有“中国”这个本体论，结果一些人便习惯性地以形成于异域、特别是美国的概念、理论来观察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自觉不自觉地都是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看问题，结果美国无论干什么都是对的，其他国家都是错的。由此可见，不能说美国的“接触政策”和价值观外交是失败的。
世界政治的真相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世界政治的等级性、不平等性、不公正性远远大于国内？被西式民主“洗礼”的转型国家又有几个实现了预期目标？这个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良善了吗？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观察世界政治的新知，需要一种新世界观。中国提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不但是一种新世界秩序，也应该是围绕如何建设这个新世界而产出的替代性新知识。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环球时报”（ID：hqsbwx）,不代本公众号观点。
拓展阅读：
鲁迅笔下的九类知识分子
钱理群
一、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
鲁迅讲，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
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地“出山”了，这时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
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之类，包括屈原，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产物。“帮闲”不过是写写诗，猜猜谜语，说说笑话；“帮忙”则是要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大事。
司马相如、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下棋，做清客，而愿作“帮忙”，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当主人作恶之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
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二、“二丑”
“二丑”出自绍兴戏曲，在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清客、幕僚也就是帮闲。但是一方面他帮主人的闲，一方面又向观众做鬼脸，说“你看，这个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与主人划清界限。“二丑”是不忠实的奴才。
知识分子聪明而敏感，主人气焰正盛之时，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之时，他敏感到了，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结果成为“二丑”。
三、隐士
鲁迅把中国文学尤其是唐朝文学划分为两种：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廊庙文学是帮忙帮闲的文学或者叫在朝文学。在野的文学就是山林文学，不做帮忙帮闲，离开主子的衙门，隐入山林。但是中国隐士与西方隐士不同。
西方隐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隐，因此西方隐士常常同时又是苦行僧，不断对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中国隐士是政治性的，帮忙、帮闲不成便去做隐士。
隐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一有机会，便由隐士自然转为帮忙帮闲，算是“候补的帮忙帮闲”。在中国做隐士还有一个好处：易出名。出名之后成为高士，名声若传到皇帝耳中，也许有机会得到重用。
由此，隐士成为一种资本，做隐士可以提高地位，成为进一步做帮忙帮闲的资本。鲁迅尖锐指出，登仕、隐士都是“噉饭之道”，是达到自己目的，升官发财的途径。最可怕的是“谋官谋隐两不成”。
可见官是要谋的，隐也是要谋的，官和隐没有本质区别。隐士看似悠闲，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悠然见南山”也需要物质基础，陶渊明有奴才给他做饭、种地。饿着肚子，陶渊明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
隐士并非不食烟火，也要追求物质的东西。鲁迅分析隐士心理：“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不闻，他心平如水”，但是“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们一伙的”，则“虽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聪目明，奋袂而起”。这真可谓入木三分。
四、君子和雅人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杀时发抖的样子。这是君子的特点，也是其内在的矛盾。鲁迅加以夸张的嘲讽，说君子将牛羊赶得远远的，然后“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了”。
这样的雅人其实是俗的，他毕竟要吃牛羊肉。作为人，永不能避开俗世。问题在于，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远远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他害怕看残酷的事情，对残酷的事情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借以保全自己的“性灵”。
鲁迅讲了两个笑话。有一个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这看起来很“性灵”，但仍不够，因为还得吃饭，所以还要有一个卖大米的。又一个人希望秋天时，他吐半口血，由一个侍女扶着，病恹恹地去看海棠。
这看起来非常的雅。秋天，病恹恹地看海棠，还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见再有诗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着。这两个笑话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识分子其实脱离不了俗世。
而这种雅，这种君子之志，不过是对血腥、对残酷的回避。他们用病恹恹地看海棠之类的雅事来掩盖吃人杀人的血淋淋的现实。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他们不可能不俗，得吃饭，得活着；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如此严厉的批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五、革命小贩
有一个叫杨邨人的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革命队伍。据说是因为“家有老父母”。其实是否干革命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曾经干革命，却出卖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击当年的革命战友，包括鲁迅。
鲁迅于是作文“骂”他。杨邨人回信说自己有苦衷，两头不讨好：当年的革命战友对我不好，当局者对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鲁迅指出就是因为你只是“革命小贩”。你拿革命来做买卖，但在当局者看来，你门面太小，资本不够。
当局者看中“永远的阔人”：革命前是阔人，革命后还是阔人。这样的人永远不吃亏。还有一种人彻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胆子太小，背叛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
六、“革命工头”、“奴隶总管”
这是鲁迅与周扬论战时提出的概念：他们是革命者，甚至是领导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头。鲁迅常说，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当奴隶，要我为他们干活，我每回回过头来稍示反抗，还说我对革命不够努力，要我拼命干，但他其实不过是个工头。
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还是个奴隶主。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概念：过去的统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资本家，而现在的统治者，却打着革命旗帜，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为工头和奴隶总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七、文坛三户
鲁迅观察20世纪30年代文坛，发现三种类型的作家。第一种是破落户，当年曾经红过一阵子，但现在“边缘化”了，家境大不如前，于是他就抚今追昔，常常吟诵着“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很有些“顾影自怜”的味道。
第二种是暴发户。破落户还是有一定资本的，暴发户则是由于偶然原因，突然出名。于是他买很多的书，“房间里有《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头上有石印骈文，但是他读不断”。
他一方面吟唱着“襟上杭州旧酒痕”，但又害怕人们看不到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旧长袍，已经是西装笔挺了，于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刚暴发没多久便即破落的暴发破落户，他们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又没有顾影自怜的风姿。
这类人有两个发展前景。向积极方面发展，就成为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是为“才子加流氓”；向消极方面发展，便成为瘪三，到处讨吃，得一顿饭而已。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八、京派与海派
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是各国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则近官，涉海则近商。京派是官的帮忙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帮闲。从官那里得食，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绰绰。
北京文人频频向官方暗递秋波，但只能“暗递”，还不能公开投靠，公开就要受谴责，所以只能“隐”。当商的帮忙帮闲，其情状则“显”。
北京文人与上海文人有明显不同，上海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北京文人则稳重、城府很深的样子。糟糕的是，单纯做官的帮忙或单纯做商的帮忙都不行了，于是南北合流，把断砖、旧袜、皮袍与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杂烩。
九、大众的帮忙、帮闲
他打着大众的旗号，做大众的代言人。其实，他的个体意志服从于大众意志，做的是大众的帮忙帮闲。应该说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
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主要是官的帮忙帮闲，到了近代社会，也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但继续做官的帮忙帮闲，而且有做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
针对上述状况，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也用权，但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他与大众是平等的，可以作大众的事业，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
鲁迅又提出了“包围论”。他说，无论什么人，尤其是“猛人”，周围都有一群包围者。人们无法与之直接见面，只能通过包围他的人去了解他。
包围者往往起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他歪曲“猛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使“猛人”逐渐变得昏庸，成为包围者的傀儡。这样的包围者常常是由知识分子扮演，也是帮忙帮闲之一种，既可怕又可憎。
鲁迅善于取绰号，用绰号高度概括对手的特点，神情毕肖，如“革命工头”、“革命小贩”，这些绰号永远跟随着对手，天涯海角也甩不掉。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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