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复印资料：海洋史、思想史、内亚中东、日本研究
一、海洋史
1、杨国桢等 | 历史与现实：海洋空间视域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新时期海洋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其概念在当下学界的讨论中缺乏明晰的理论梳理，出现泛滥和误用在所难免。海洋空间的理论架构注重对海洋史概念的时空定位，从海洋空间视域出发，对“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归纳和总结，明确该概念所指向的空间包纳与性质特点，将会为今后的把握和研究提供有效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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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楚雄 | 中国与西方：海洋意识及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前篇）
The conventional foreign policy of China before the First Opium War or the Ming Dynasty has been regarded as continent/land oriented and focused, which ignor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long ocean lines and the need to expand via oceans and secure China’s oceans lines. It’s believed that ancient China didn’t have much ocean consciousness, even without being ful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oceans as one of the key mea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Ye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rgued otherwise. In fact, at least since the Han Dynasty the Chinese had been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oceans for trade. Ever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China’s trade across oceans and did have a clear foreign policy in association with oceans, though showing no interest in any military actions via ocean. This is mainly because China’s ocean consciousness was holistic and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nd subordinate to its overall vision of an orderly world. In other words, China’s ocean strategy was just an integrant part of its comprehensive foreign policy, which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moral force and cultural virtu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isdom, which embraced the humanity as a whole, is quite distinct from some mainstream thought in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at overemphasized on power and a structural order maintained and dominated by limited international actors. This paper intends to shed light on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hinese ocean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its difference with that of the West, to further see their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hich may help u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China’s traditional tributary system as well as the “One Belt, One Route” policy of the current Chines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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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楚雄 | 中国与西方：海洋意识及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后篇）
In fact, the ancient Middle East, the ancient West and ancient China shared something in common: they all believed in a universal rule, stresses the spirit of brotherhood and friendship, the parity between powers, and the ritual of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At the height of empire, however, Roman diplomacy began to not concern with negotiating agreements on an equal basis but imposing its will and managing client states. The Greek historian Polybius once made a famous generalization of Roman foreign policy that “The Romans rely on force in all their undertakings, and consider that having set themselves a task they are bound to carry it through.” Harold Nicolson also concluded that the “owing to the fault of masterfulness” the Romans “sought to impose their will, rather than to negotiate on a basis of reciprocity.” La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3rd century and the Roman’s faith in the effect of power turned the West onto another path, which created a Europe that was chaotic but dynamic. It was lik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on a reverse course, from the Qin-Han unification back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s is known as the “Migration Period” with major migration waves, which introduced a great variety of racial and cultural DNA to the European continent during the “Middle Ages”. Conflicts and wars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Post-Roman Europe featured the England-France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 the Dutch-Spain “Eighty Years’ War” (1568–1648), the “Thirty Years’ War” with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1618-1648), in addition to the Crusades and the Reconquista, which highligh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hristian states and the Muslim states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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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濱下武志：海洋から見た『混一疆理歴代国都之図』の歴史的特徴——龍谷大学蔵『混一疆理歴代国都之図』が示す時代像
龍谷大学所蔵の「混一疆理歴代国都之図」（図1）は、朝鮮において1402年に作製されたとする跋文に基づくならば、現存する最古の世界地図の一つであり、作成以来600年以上を経た現在に至るまで、貴重資料として保存されてきた。マルコポーロの東方見聞録よりも早く、1402年に朝鮮で作製されたといわれる同図は、イスラーム地図学の成果を受け入れながらも、それに朝鮮半島、日本諸島を書き加えており、東アジアの視点から世界を描いた世界図でも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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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玉尚 | 被遗忘的海疆：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
海洋是联系各国、各地区间的孔道，由此产生海上交通、贸易、海港、移民与区域开发、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一百多年来，上述对象一直都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但仍“远未解决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也缺乏社会思想的震撼力，甚至没有改变史学工作者以陆地农业文明为中心的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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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董少新 | 从“东亚”到“东亚海域”：学术、政治与历史世界的构建
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言，世界史（全球史）的书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或曰三种形态：第一种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史，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可谓一东一西两部代表性著作，其特点是将已知世界均纳入书写范围，但又以本国为叙述中心和重点。第二种是1500年至1980年代，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促使西方学界对整个世界的关注，逐渐形成多种世界史理论，但多具有进化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尤其是随着欧洲各民族国家的确立，国别史的建构与书写一直是史学的主流，而世界史长期处于边缘。第三种是1990年以来，20世纪交通、通讯、信息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人口、环境、能源、对世界毁灭性战争的恐慌等问题日益凸显，构建“人类认同”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成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呼声，因此书写新的世界史不仅具有正当性，而且具有迫切性。但新的世界史的书写，仍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国别史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如何搭建合理的并具有说服力的框架、如何平衡不同历史部分与历史内容等问题。当前，介于国别史与全球史之间的区域史研究越来越受重视。那么，区域史的视角是否可以成为新的世界史的一种途径呢？区域史在世界史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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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国强：南海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对越南学术观点的分析与回应
众所周知，考证领土主权不外乎两个依据，其一是法理，其一是历史，两者缺一不可，只有阐明历史事实，才能为法理依据提供前提，片面强调历史依据，或片面强调法理依据，都不足以揭示领土主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论证领土归属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理为准绳”。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基石，深入开展南海历史研究，科学阐释南海历史发展的进程，当然是确定南海主权归属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提出的历史依据或横加指责或有所质疑，声称中国“滥用”历史、“编造”历史。这些批评、指责、质疑不仅割裂了历史与法理之间的相互联系，甚至超出了理论研究的范畴。因此，对南海历史研究加以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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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史
1、佐藤將之：觀念史／概念史／思想史研究書目
本期小編為大家推薦一份課程大綱及書單，這是2017年佐藤將之先生為台大碩博士生開設《東方哲學問題討論》（Seminar on Problems of Oriental Philosophy）一課之內容。 佐藤將之先生重於通過觀念史手法對先秦思想領域展開研究，而閱覽這份書單后，相信諸位同仁也不難發現，這是與我們思想史研究公共號的主旨很契合的，相信對同道中人會有不少幫助，因此上傳與諸位同仁共享，如有對相關書目內容有問題或對佐藤先生著述有疑問，也可及時發給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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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岂之：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从1949年—1999年的五十年间，我国人文学术研究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本文只是从人文学术研究的宽阔领域中选择一个学科——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试着分析其中某些方面的学术成就，并作若干评论（注：感谢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们为我写作此文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就正于这方面的专家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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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汎森：当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评
3月11日，应北京大学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做客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发表了他三次系列演讲的第一讲：当代西方思想史流派及其批评。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主持本次演讲。 王汎森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明清到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等。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书。每出一书，皆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的简体字版，又一次掀起阅读王先生著作的浪潮，也使得他这一次北大讲学之旅格外受到海内外学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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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晨光：思想史的现代策略：论福柯、斯金纳、徐复观之同异
现代史学的两项基础，即史料考证编纂方法与历史因果解释，已备受后现代史学质疑。福柯的谱系学与斯金纳、徐复观的思想史在这种语境下兴起，其均对历史稳定结构、观念与叙事的连贯性提出质疑。三者核心手法主要有两点：首先，将权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讨论具体时空中话语、政治、行动的关系；其次，将以往连续性学术史叙述解构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动，由此其呈现概念本身的断裂性，以古代的知识作为现代的参照，挖掘断裂的历史面来批判现实。但是福柯与斯金纳、徐复观仍有区分，福柯注重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而后两者的思想史则继承现代史学的史料分析手法，对作者主体性怀有敬重，而徐复观的经史之学更有助于纾解后现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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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汎森：思想史研究经验谈
2013年6月21日至2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举行。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海内外20余所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为期4天的研修活动。研修班邀请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叶文心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王汎森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Timothy Cheek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作为研修班的导师，他们四位分别为学员作了主题讲座，并在最后一天举行了一场四人同台对话，并与学员们深入互动。现在将王汎森教授的演讲稿整理成文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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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感受或认同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变局”。从未曾见的外来商品（“洋货”）大量涌入，严重的军事挫败、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恐惧首先给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两千年未有的现实变局引动了更为剧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在如何救亡图存，“中国走向何方”等等尖锐激切的思想变局中隐含着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阐释和出路选择，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宋明理学与“科学的人生观”、“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种种对立、斗争、论战，其意义超出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初稿》一文中我曾认为，“由于中国更追求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中国化等等，都是企图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来更新人们的观念，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孙中山）。这种新思想和新信仰当然形成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极大挑战，从而在各种大小问题上都陷入新旧意识形态的严重纠纷、剧烈冲突和长期论战之中，以致使鲁迅慨叹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鸿章和日本公使森有礼关于服装西化的讨论，便表现出，在中国，即使是变衣服装饰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变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这与近一百年后留长发、穿牛仔服还被振振有辞地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如出一辙）。在日本，就没有这类问题，只要实用方便，神道并无系统的观念来统辖管制。中国文化则由于一整套理性系统的阻碍，使现代化进程更加举步艰难，于是在经历了各种失败之后，终于爆发出世界史上罕见的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启蒙运动，以求为现代化取得思想上的前提和武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335—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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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鹏杰：晚晴、民国思想史研究参考书目
从2014开始，我自己学术研究的兴趣主要转向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民国艺术与思想史、当代艺术与视觉文化、艺术本体论这四个主要方向，近期则是越来越以晚晴、民国思想史为重，因为这个时期的问题涉及现代中国产生至今方方面面的问题，对当下的思考具有不可替代的启发性。在我自己过去的阅读过程中，碰到了一些这方面的好书，另外也从师友的教益中知道了更多的好书，于是我将这些有用的书目做了一个不完整的整理，希望对有兴趣的朋友有点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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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国翔 ：“思想史”不是“学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站
“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等等都是现代西方学术分类下的不同专业领域，既然我们现代的学术分类已经基本接受了西方的学术分类体系，那么，讨论“思想史”的相关问题，首先就要明确在西方专业学术分类中“思想史”的所指。尽管我们在中文世界中对“思想史”这一观念的理解可以赋予中国语境中的特殊内涵，但毕竟不能与西方学术分类中“思想史”的意义毫无关涉。比如说，“中国哲学”中的“哲学”虽然并不对应西方近代以来居于主流的理性主义传统尤其分析哲学所理解的“philosophy”，但却也并非与西方哲学的任何传统毫无可比性与类似之处，像阿多（Pierre Hadot）和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所理解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精神践履”以及“欲望治疗”的“philosophy”，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就和“中国哲学”包括儒、释、道三家的基本精神方向颇为一致。再比如，儒学作为一种“宗教”固然不是那种基于亚伯拉罕传统或者说西亚一神教模式的“宗教”（religion），但各种不同宗教传统，包括西亚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南亚的印度教、佛教以及东亚的儒教和道教，尽管组织形式不同，又都面对同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问题，比如生死、鬼神、修炼等，都提供了自己的回答。事实上，不独历史这一学门及其进一步的各种分支，对于“哲学”、“宗教”、“伦理”等学科，这一点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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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适：谈谈中国思想史
在三千年中间的中国思想史，我想可以寻出一点线索来，不管它是向左，向右，或是向前，向后。中国思想史如此多的材料，如没有线索，必定要散漫。我的见解也许有成见，可是研究了三十多年，也许可给诸位作一参考。简单说来，思想是生活种种的反响，社会上的病态需要医治，社会上的困难需要解决，思想却是对于一时代的问题有所解决。经济对思想的影响最大，尤其是在近两三百年来，经济极为重要。生活的方式，生产的方式，往往影响于思想。下面分三个时代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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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英时：中国思想史研究经验谈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无论在中国、日本或西方，都取得了丰富的成绩。研究的方法和取向也千门万户，人人不同。今天我只能简要地谈一谈我自己研究经验，供大家参考。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一般的历史研究一样，必须从某些预设或假定（assumptions or presuppositions）开始；如果没有预设与假定，则思想史的大量文献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根本无法整理出条理来，更不可能从其中找到思想变迁的历史线索。我研究中国思想史自然也有一些必要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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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宏图：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
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具有重视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这不仅因为思想观念是历史的有机组成，而且还因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行动过程中，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思想观念的制约，要在既定的原则和规范下进行，又不断试图进行超越，创造出新的合法性原则。通过对思想史研究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长久以来，虽然思想史研究一直是欧洲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领域，但还没有真正形成“历史性”的考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80年代，“剑桥学派”的兴起才改变了这一研究范式。“剑桥学派”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也被学界称为历史语境主义，同时也将这场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其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为名称之为“斯金纳式的革命”。当然，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范式或一个学派它经历了约三十年的时间，并通过三代学人的努力才最终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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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亚中东
1、梁道远：中东史学史究竟是什么？
“中东”（the Middle East）是一个“漂浮不定”的概念。黄民兴教授在目前国内唯一一本专门以中东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辑刊《中东问题研究》的“卷首语”中提到：“关于‘中东’的定义有不同说法。狭义的中东包括今天的西亚北非18国……广义的中东则包括了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冷战结束后，‘中东’的定义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曾在里根政府任职、后出任布什政府驻阿富汗大使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扎勒米•哈利勒扎德提出了‘大中东’概念，它包括了传统的中东地区（含北非）、阿富汗、巴基斯坦、高加索和中亚，这些地区在历史上都曾经与狭义的中东地区有过密切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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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昝涛：从世界历史看后IS时代的中东
随着“伊斯兰国”(IS)作为一个有疆土诉求的极端主义实体在形式上走向覆亡，关于“后IS时代”的讨论越来越多。其实，这个话题从未停止过，关注点首先是安全，比如数万参加了恐怖组织的人员可能回流相关国家，另外还有过去数年动荡给当地带来的破坏，以及即将开展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重建等等。作为一个世界近现代史方向的学者，笔者更想从世界历史尤其百年中东史的角度，回溯和讨论一些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世界史”，既是过程，也是方法和视角。后IS时代的中东，在实践上是重回世界历史进程，在认识上也需要回到世界史的视野。
http://mp.weixin.qq.com/s/_QuKCY1oBC9Lyl8ARXMaeA
3、昝涛：对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历史性反思
在对“东突”问题、“三股势力”和现当代中亚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界存在着一种较为流行的“双泛”说(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这一阐释路径是中国学者的概括，比较稳准地切中了上述重大现实问题的肯綮。不过，对于“双泛”问题的认识，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明晰之处。“双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我们对一些敏感的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双泛”是中亚的某种内在的主体性叙事话语。对中亚地区的认识，存在着诸种叙事，但多属外在的、他者的——华夏的、俄罗斯的，现在可能还有美国的。把“双泛”作为一种地方的、内在的、主体性叙事，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中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也只有更为客观地呈现“双泛”的历史形态，才能在今天认清它的缘起、传播过程、失败原因及其当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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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哲丨竞争中的身份认同：1920年代中亚的民族划界与民族建构
如果将时光倒退回1921年的希瓦，在街头询问一群人他们的民族身份是什么，这些长着相似面孔、操着同一方言的人可能会给出极为多样的答案：穆斯林、希瓦人、花喇子模人、乌兹别克人、突厥人、察合台人、萨尔特人……十月革命后中亚的民族划界和民族建构，堪称世界历史上关于身份认同问题最经典的案例之一。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理论，被应用到内亚这片民族观念依然处于前现代状态下的土地，所引发的化学反应格外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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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东汉初，班固著《汉书》，始立《西域传》。他给“西域”下的地理定义是：“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表明所指为今新疆南疆地区。但《汉书·西域传》所述，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而包括了漠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皆立西域传，所记录的范围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而“西域”一词，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
http://mp.weixin.qq.com/s/s6swb3Fi3pCaaeZaetdazQ
6、王建新：丝路发展视域下的内陆亚洲社会文化研究
“一带一路”发展方针的提出，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学术界很快出现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空前研究热潮，商务印书馆近期刊出的《“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等系列作品，显示了学界积极参与讨论，为国家战略提供政策咨询之学术动态。而内亚社会文化多学科综合研究是“一带一路”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西部高校文科快速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我们有条件也有义务将内亚社会文化研究办成文科特色学科，在支撑一流学科建设的同时，为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提供智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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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研究
1、陈奉林：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及其启示
东亚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日本的东亚史研究较早地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视角与方法，强调东亚社会的整体性、差异性和内部结构。日本的东亚史研究适应了世界形势发展的趋势，研究视野与关注领域不断扩大，形成比较严密成熟的研究体系。日本学者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实现了多领域的融合与贯通。他们强调区域史研究的社会功能，把与现实有直接关联的历史问题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对日本的东亚史研究成果，应该采取批判地借鉴的态度，而不是盲目模仿与崇拜，更不能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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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上卫：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概观
概观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首先必须明确对象。这时，“近现代”的时期划分就变得重要起来，这里我们把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19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代作为对象。本文所选取的历史研究主要以人文社会方面的研究为主，也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日本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历史研究积淀深厚，其中，仅是占据主要部分的、在战后展开的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即十分庞大，整理这些研究的文献也很丰富。
http://mp.weixin.qq.com/s/qcROvoAhOeywjdGTAF2xKw
3、申斌：日本的历史学学术训练
日本史学曾长期受到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明治维新后它成为亚洲国家中最早建立起近代历史学学术教育与研究体系的国家，并对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史学转型发生了深刻影响。直到今天，日本的史学研究仍以其高超的水平得到包括我国在内全球学界的高度评价。大树发育自幼苗，伟大的学者从懵懂少年而来，史学界的辉煌成就建立在大学历史系的本科教育基础上，甚至还需要溯及中学历史课这个一般不被归入学术领域的基础教育阶段。笔者拟以自己在日本留学的经历见闻为为基础，介绍下在日本一个人如何从历史系学生成长为学者，希望能对大家更好地理解日本史学提供一点帮助，也给我国的历史学教育培养制度改革提供一点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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