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思潮中的奇葩：张申府中国化思想及其独特禀性
董 德 福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中国化思潮中的奇葩
张申府中国化思想及其独特禀性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212013
[摘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化”社会思潮中，张申府的中国化思想独树一帜。张申府所论“中国化”，内涵十分宽泛，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包括民主与科学在内的西方思想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当代化。他的中国化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认为中国化需以当代中国为本位，突出本土化和当代化；二是注重从方法论层面论述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三是在中、西、马“三流归一”中实现中国化。与毛泽东等人服务于革命实践的中国化思想有所不同，张申府主要从纯学理的角度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当代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同时，他的中国化思想还存在着表述含糊不清、脱离革命实践、缺乏系统论证、与“五四”精神若接若离等缺陷。
[关键词]张申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当代化
原文刊登在《学术研究》2015年第8期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强烈要求树立文化自觉，增强民族自信。在此背景下，“中国化”遂成为凝聚各方力量的一面旗帜，成为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潮。张申府（1893-1986）是中国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后因故退党，一生游走于政治与学术之间，尤擅长罗素哲学研究与介绍。他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作为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曾与陈伯达、艾思奇等一起倡导新启蒙运动，就“中国化”问题常有所议论，试图通过文化建设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他的中国化思想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化社会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因其内涵、路径、侧重点、表述方式的别具一格而受到关注。张申府所论“中国化”，内涵十分宽泛，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包括民主与科学在内的西方思想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当代化。
一、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中国化
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现实国情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将源自外国的理论和方法复制到中国，有水土不服之虞，用张申府的话说，“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1]民主和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两大贡献，也是当今世界的思想主流，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但民主与科学毕竟源自西方文化系统与西方社会环境，“硬把西洋的样子向中国套，那一定会陷到主观教条，宗派主义，独断的门户之见里去。”[2]张申府明确指出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不具有普世性，运用于中国必须考虑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斟酌损益，使之染上中国色彩。
（一）西方民主中国化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民主人士，张申府在民主理论方面颇多建树，特别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的民主思想并将其中国化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张申府的民主中国化思想主要体现在民主类型的中国化和民主内容的中国化两个方面。
1.民主类型的中国化。20世纪世界上主要存在着英美式民主和苏联式民主两种类型。中
﹡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项目批准号为13JD710005）、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为2010SJB720003）的阶段性成果。
国必须走民主道路，这是无疑的。但究竟走哪一种类型的民主条道路呢？张申府指出：“中国的民主只是中国的民主，既不是英美的民主，也不是苏联的民主”。“中国的民主必须以中国为体以中国为本位而行之；中国的民主也必须不但不奴于他国，也不在精神上倚赖他国而行之。”[3]此即是说，中国既不能走欧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苏联式的民主道路，而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道理其实很简单，英美社会主要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苏联则主要是工农及工农生成的知识分子合成唯一的阶级。“中国社会的构成与英美，与苏联，这样不同，彼此的政治经济，彼此的民主，又怎能一样？”因此之故，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独特的类型，是“多阶级的平等，多阶级融洽，多阶级合作的民主。这是中国民主的可能，这也是中国民主的理想”。[4]这就是说，中国的民主不同于欧美式民主或苏联式民主，是第三种民主类型。在中国只有这样的民主才是可能的，才合乎中国的现实与理想。
2.民主内容的中国化。张申府认为，民主不仅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一种生活习惯、道德标准和精神气质，从而超越了对民主的意识形态理解，或者说把民主的意识形态属性泛化了。考虑到中国面临形势的特殊性，张申府并没有将民主限制在传统的政治领域，而是对民主的内涵作了全新的诠释和扩展，提出民主应该包括思想民主、社会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所谓思想民主主要是指思想自由，通过思想解放，摆脱独断专横的专制主义的桎梏，人人得以凭理性发表意见，不但求学术的日益高深，也要求学术的日益广大和普及；所谓社会民主，就是树立个人本位的观点，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妇女解放；所谓经济民主，是以社会福利为出发点，以计划的手段调节经济，类似于苏联的经济制度；所谓政治民主，是指通过建立宪政制度，实现人权保障和三权分立制衡；所谓国际民主，指成立国际组织促进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5]从以上民主内容来看，思想民主意在维护思想自由与思想多元化，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主要的目的是清除封建独裁专制对人权的侵害，经济民主则是试图从根本上铲除专制的经济基础，而国际民主重在倡导国际间的平等合作、反对国际压迫。
不仅如此，张申府1942年在《友声与民主》一文中还对民主与纪律、民主与集中、民主与领袖权威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民主与纪律、集中、领袖非但不冲突、不敌对，而且相辅相成，民主使纪律、集中更能够得到切实贯彻，更能够强化领袖的力量，以适应抗日救国的时代需要。[6]作为党外民主人士，张申府的这一观点是深刻的，与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是颇值得注意的。动员全国的力量一致抗日，没有自由民主是万万不能的，缺少领袖权威也是难以奏效的。为了应付时局的需要，张申府不惜背离“五四”自由民主精神，维护领袖权威，这是时代使然。他对民主内容的个性阐述和对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的洞见，无不针对当时中国抗日救亡的具体国情，是民主观念、民主制度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产物，充分体现了其民主中国化的思想。这一思想告诉我们，西方的民主并非普世价值，亦非民主的极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具体环境需要不同的民主。张申府是中国现代史上较早阐述民主中国化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民主中国化思想及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见解，是中国特色民主的组成部分。
（二）西方科学中国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张申府认为这是“五四”好的精神、进步的传统，有必要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发扬光大。张申府不是一般地宣扬科学，不是从中国是不是需要科学的角度立论，而是着眼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学，以及如何使科学（包括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在中国生根。为此，他独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的思想，指出“科学中国化的意思就是要使中国在科学上有其特殊的贡献，使科学染上中国的特色。”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科学中国化呢？
首先，科学中国化必须做到科学传播中国化。由于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的中西之别，直接译介西方的科学著作、科学思想，中国人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科学传播必须实现中国化。张申府认为这种中国化也可以称为“人化”，即“讲说学问，叙述学问，把学问使人懂，却应该讲述得、叙述得有人味儿。……而在中国说人化，当然要先中国化。”[7]只有如此，中国民众才能较容易地接受西方科学思想和技术，科学思想和技术才能在中国普及，才能最终应用于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在物质上贫穷落后的局面，提高中国人的科学素养。
其次，科学中国化必须做到立足国情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张申府认为，科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其结果，也体现在其精神和方法及受此精神和方法影响的人们的行为和态度。那种只注重科学的结果，以为只要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直接搬移到中国就使中国实现了科学的主张是错误的。鉴于中国人只在物质层面接受西方科学，而在心习思想层面远离科学这一现实，张申府提出“要使科学影响一般人生，改变人的心习思想。那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更大有培植的必要。”[8]宣传介绍西方的科学，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从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正因为科学的方法、精神、态度、脾气是中国所最缺的，因而也是最值得倡导的。
再次，科学中国化必须做到在科学和中国传统的结合中实现双赢。在张申府看来，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是“仁”的思想，而西方最优秀的文化是科学思想。科学侧重于理论理性，旨在认识世界，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属于认识论的范畴。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人们既可以用科学来做好事，也可以用科学来为恶。西方国家在发展科学和应用科学之时，忽视了科学为人类谋幸福的道德属性，导致科学虽然进步神速，但是人间生活并不美好，到处充斥着偏枯、失调、不均等现象。张申府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提醒中国绝不能步西方世界的后尘。他主张用中国“仁”的价值观矫正、引导西方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因为“仁”属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要追求至善。他希望用“仁”这个实践理性来规整科学这一理论理性，从而达到“仁”与“科学”合则双赢的局面，并通过此举使科学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也就是人性化。应该说，张申府的这一思想是精湛的，它是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所作的一个创造性回应，更是他提出的“科学中国化”思想的一个具体主张。
在中国化社会思潮中，张申府的“科学中国化”主张无疑是独特的。一般认为，科学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它是没有国界的。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张申府提出的“科学中国化”主张呢？我们认为，张申府提倡“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旨在重塑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本意并非是在中国形成一种特殊的科学，而是指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接受能力，实现科学传播大众化；是指根据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之所缺，特别提倡科学精神和方法；是指用中国传统“仁”的价值观避免西方科学的误用。张申府的哲学睿智和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关切，使得他在中、西、马三种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中游刃有余，因此之故，他的科学中国化思想在与顽固守旧派一味拒斥西方科学的非理性态度划清界限的同时，也区别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老根发新芽论，更不同于全盘西化派的移植西方科学说。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前提，在百年中国史上，无论从自觉性还是从实绩和影响来看，毛泽东均堪称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人。与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张申府主要从纯学理的角度，非系统性地倡导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试图在中、西、马的结合中为中国哲学打开通向现代之门，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议的回应
讨论“中国化”问题，必须聚焦1938年，聚焦革命圣地延安。是年4月，艾思奇在所撰《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9]这是哲学界“中国化”倡议的先声。是年7月，陈伯达在《我们的文化运动的民族特征》一文中也提出“中国化的民族文化”概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是年夏秋之际，在毛泽东、何思敬等人倡导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旗帜、原则和目标指导下从事哲学理论研究，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努力同党内教条主义做斗争。是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继续号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届于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影响，以及张申府与陈伯达的交往，虽然张申府赴延安未成，[①]来自革命圣地的中国化思潮对张申府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张申府于1939年2月10日发表了《论中国化》一文，文章开头就用很大篇幅引用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长段文字表述，并且在他认为重要的文字下面特意加了着重点，紧接着很明确地表示“这一段话的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由这一段话，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10]张申府《论中国化》一文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中国化”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论述，特别是围绕为什么要中国化和怎样中国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张申府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翻译者之一，他先后翻译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932年）、《马克思致恩格斯》（1933年）、《论辩证法》（1941年）等等，积极研究和传播唯物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养料。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论证、宣扬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途径的开拓，均做出了重要贡献。考虑到张申府在国民党统治区政学两界颇有名望，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证和赞扬，扩大了毛泽东这一主张的影响力。
（二）对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式解读
辩证法是张申府哲学思想的核心。张申府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一方面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他认为中国传统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实有相通之处，并自觉地以中国哲学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又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阐释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能够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和运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层面的中国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张申府辩证法思想集中体现在矛盾观和发展观两个方面，而尤以矛盾观为核心。张申府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矛盾，万事万物的变化根源于矛盾运动，“矛盾不已，演化无穷。”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揭示，与毛泽东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有所不同的是，张申府着重强调矛盾双方的调和与转化，强调宇宙间万事万物间的关联，“相反而相成，矛盾之谐和”的理念贯穿于他的辩证法思想的各方面。他在《所思》一书中用“相反的之同一或一体”、“正负错综，相反相成”、“矛盾的谐和，至善之所止”等句式表达了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在动、转变、消息、生灭、推衍、牵联、关系中观察事物的矛盾运动，突出“一与多之会通，断与续之和融，量与质之相转，动与静之联生。”张申府重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丰富的辩证法资源，指出“中国哲学的出发点确在是活的。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11]他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中仁、中庸等范畴的分析和易的解读，充分显现了辩证法是中华民族思想中固有的特色。张申府说：“辩证法就是易，就是变化。中国人很早便讲易。易经上讲易有二个原则即‘一阴一阳之谓易’。也就是说一正一反这两种作用构成变化。易经上还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再然后有男女。’这些说法实在有些现在辩证法唯物论的意思。由此可见辩证法唯物论是合中国传统的。”[12]张申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式解读，将中国传统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对接，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固有的辩证法思想，在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固有辩证法的科学化、理论化、现代化。
（三）具体相对论触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张申府在哲学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提出了“具体相对论”，这是他的哲学的中心点，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绝对相对论”或“相对绝对论”。其内涵就是“对于一句话，对于一个道理，或一种理论，都不可以孤立来看，更不可以抽象来说，也不可以笼统模糊含混着就算了然，就断定其是与非。……一句说话，这样解释，在某范围，就某方面说，可以是对的，但是换一样解释，或出了那个范围，就另一方面说，也许就错了。一个道理，在这个时候，对这个地方，处在这个环境之下，可以是对的，但是换一个时候，对另一种地方，处另一样环境之下，也许就错了。”[13]真理都是有条件、有范围、有时空限制的，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的真理，在另一个范围和时间中可能就不是真理了。张申府认为只有掌握了具体相对论的思想，才能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知道是之所以是，非之所以非。可见，具体相对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不仅如此，张申府还特别强调“具体化”的重要性，认为具体化是中国化的进一步，比中国化更为根本。他说：“具体化，现在不论在学问上，在生活中，都太要紧了。时来流行的所谓中国化，其实是不够的，更不够根本。根本怎样？根本乃在具体化，否则必也只一句空话而已。”[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两个维度，[15]1938年毛泽东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维度理解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在解决中国问题中显示其真理的魅力。张申府对“具体化”和强调，显然有助于使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观念进一步巩固和深入人心。世界上不存在亘古不变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真理，真理都是具体的，具有相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使马克思主义通过具体化由相对走向绝对的途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具体相对论触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三、张申府中国化思想的个性特征
（一）中国化需以当代中国为本位
张申府中国化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当代中国本位的思想，突出本土化、民族化和当代化。所谓本土化、民族化就是从中国的民族特性出发，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始终不忘“中国为主”，不迷失“自己”。马克思主义“要通俗化，大众化，当然必须先中国化，本国化，本土化。”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自有其特殊性，任何外国的东西用在中国，必须“斟酌着中国化，使他切合中国的国情。”[16]张申府中国化思想的根本要义是“民族性”，面对抗日救亡的形势，“民族性”似乎成为抗日、爱国的时代标杆，他从民族性角度凸显中国化，与抗日救亡的时局、与他本人积极参加且领导救亡运动的经历紧密相关。本于此本土化、民族化的立场，张申府认为激进主义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以及全盘俄化的革命道路，都是不中用的，必须以我为主学习、消化、吸收西方文化或俄国经验。从当代化的角度看，文化保守主义的见解也是错误的，实践已经证明单纯的固守儒家学说并不能拯救中国，因为儒家传统已不符合中国当代的实际了。可见，张申府的中国化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本位包括两重意义，既包括外国思想的本土化，也包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当代化。中国化的要义就是适合中国当代国情，解决中国当代实际问题。中国化不是抽象的，只有做到外国思想的本土化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化，才算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算是真正的中国化，才真正体现了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才能最终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
（二）在方法论层面强调中国化
张申府中国化思想之所以独具一格，就在于他主要是从方法论角度立论的。他说：“凡是一种新哲学，总是有一种新方法的。实在，罗素对于哲学最伟大创辟的成就贡献，造时代而且千古不磨的成就贡献，也就在他的新方法。”[17]“现代唯物论的重要本在它是方法，本在它是实践的，本在它大有助于实践，本在它是大可用的方法，本在它是用来可以大有效验的利器。”[18]他客观的分析了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并且将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大客观法和具体相对论，用此方法分析阐述其中国化思想，以谋求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转化，使西方思想在中国生根。与同时期的其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略不相类，张申府关于逻辑解析、辩证唯物、具体相对论、大客观主义、实活中等，都是有关认识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只有从方法论的层面上去理解张申府的中国化思想，才能见其真价值。他虽也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给予了高度赞赏，但他的重点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换言之，他是泛论“中国化”，是从方法论层面肯定毛泽东的命题的，是基于分析方法、实践方法、辩证方法应该得出的结论。
（三）在融贯中西中实现中国化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思想史上，中、西、马三种文化、哲学流派阵营分明，互不相容。张申府冲破门户壁垒的偏见，第一次鲜明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西方分析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张，大力宣扬“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中独辟蹊径，孤独前行。他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因为“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中西马三流归一代表着哲学发展的方向。[19]需要指出的是，“三流归一”并不是三者并重，在他的思想之中，辩证唯物论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张申府认为简单地移植西方文化，或保守中国的旧文化，或机械地融合中西文化都不可取，而应该另辟蹊径，通过辩证综合重构中国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也是有前瞻性的。它的根是中国的，魂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西方的。“三流归一”、“辩证综合”思想是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的独特禀性之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对于新时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客观上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践行，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20]
四、张申府中国化思想的得与失
张申府中国化思想是丰富的、复杂的，在新启蒙运动中可谓独树一帜，在百年中国化思潮中也是独特的。正因为其独特，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固定的套路来评价之。总结梳理其中国化思想的得与失，对于加强中国化问题研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张申府中国化思想的独特贡献
1.为中国化确立哲学基础
1938年前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革命的知识界所热议的对象，中国化思想日渐丰富与成熟。但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中国化？其哲学基础和具体方法是什么？这是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性问题，必须优先加以解决。张申府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用“通”和“特”的文字表述对此作出了解释。他指出：“中国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就是中国革命。谁拿西洋的成名陈范来扣，谁拿西洋已有的革命来比方，都是难得得当的。不可为特而忘通；同样也不可为通而忘特。”[21]“有力量的主义学说思想理论必是活的，必是能够在此时此地扎根生长的，必是能够抓住此时此地的群众的。换言之，也就是适于此时此地的实际需要的。”[22]两个“不可”三个“必是”，贯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要求，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哲学基础，其必然结论就是：“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23]张申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哲学论证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50年代仍继续关注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②]这是难能可贵并值得称道的。
2.提出理性主义文化建设道路
谈“中国化”问题离不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论述。抗日救亡的危殆情势，国共合作的时代要求，迫使知识分子程度不等地放弃自由主义文化理念，转而团结在民族文化的旗帜下。张申府“中国化”思想和新启蒙运动期间对“五四”的评价，自然也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他借用“超越五四”的口号，一则表明其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一则与时代潮流靠拢。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基于西方文明所具有的弊端，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通过尊崇孔教，来凝聚民族自信，挽救民族危亡。而文化激进主义者则将中国的贫穷落后一并委诸古人，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抛弃传统才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张申府对上述两种极端主张持否定态度，他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试图寻找第三条文化建设道路。他说：“为理想之形成应将东西所有旧有的东西，都加以重估，评衡，及别择。一脚踢与一兜包的办法，是同一样地要不得的。保守东方旧化说不可行。移植西洋旧化说不可行。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也同一地不可行。”[24]这种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实开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先河，成为中华民族吸收继承中外优秀文化以建立新形态中国文化的重要原则。当然，“张申府‘辩证综合’的文化建设观，还只是一个粗略的构想，并没有能够成为系统的理论观点，更没有成为现实的成果。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使张申府‘辩证综合’的文化建设观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然而，随着历史条件的转换，张申府关于文化建设要‘辩证综合’这朵思想奇葩，结成了张岱年‘综合创新’的理论之果。”[25]
3.致力于传统价值的再发掘
张申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深谙罗素的解析哲学，又推崇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哲学。这种哲学并非西方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翻版，亦非简单的中西哲学杂陈，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建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个性化尝试，也是创造性诠释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利器。张申府通过借鉴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将现代精神注入到传统文化之中，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仁”、“中”、“易”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现代解说之中。首先，张申府将仁从封建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从主体性的角度探讨了仁的概念，赋予仁以自由、民主、科学等理性主义的色彩。其次，他从认识论和道德哲学的角度阐释中国的中庸思想，用唯物辩证法解释中国易的思想，将中国传统哲学纳入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对传统哲学作出了创造性的阐释，使之具有现代形态。
在新启蒙运动中，张申府致力于传统文化价值的再发掘。他反对“五四”在打到孔家店时连同孔子也一并打倒的极端做法，主张要“扬弃五四”，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张申府指出，儒学独尊有害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教条化的儒学已然没有生命，但儒学精义仍有价值在，“今日中国所最需要的中国的哲学家，必乃是有最新最切实的知识，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色精义，而发扬之，而履践之，而参照中国的哲学，而指出中国未来应走之路者。”[26]在张申府看来，罗素的解析哲学代表了西洋最好的哲学传统，列宁辩证唯物论代表世界最新的哲学传统，但他并不主张简单地将罗素哲学或列宁哲学搬到中国来，而是认为今日中国最需要的哲学家，必须能认识并践履“中国哲学的特色精义”，如此才能实现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只有这样的哲学，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需要，才有前途和生命。
（二）张申府中国化思想的缺陷
张申府侧重于阐述外来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将传统文化的当代化也纳入中国化的范畴。为了适应“救亡压倒启蒙”的形势，他在强调中国化需以当代中国为本位的同时，对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在辩证阐述民主与纪律、集中、领袖的同时，把民主视作贯彻集中、加强领袖权威的手段。此外，他的中国化思想在语言表述、价值目的、论证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1.表述含糊不清
在张申府的中国化思想中，包含着中国固有文化中国化，这一表述是否准确值得商榷。一般而言，中国化即是体现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之意，所指主要是外国思想文化的中国化，如历史上佛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方文化中国化、西方民主科学中国化等等。张申府提出中国旧有文化中国化，虽然也很有意义，它强调中国古代文化必须经过现代阐释，才能符合当今中国国情，这是可取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化，这个概念本身却是含糊不清的，实际是指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化，套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中国文化的与时俱进，即时代化的意思。将中国传统思想当代化也纳入中国化的范畴，略显勉强和另类。[③]
2.脱离革命实践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化思潮中，张申府无疑是一位健将，但他提出中国化思想，并非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情和对中国革命的关切，对中共党史上的“左”倾教条主义也无兴趣，只是以纯知识分子的身份，关注西方民主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化问题，其目的在于提倡一种辩证综合的方法论，并藉以建设第三种文化，而不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因而其影响必然是有限的。事实上，他不曾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特定问题发表过明确的意见，因此，不能过分夸大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对比当时提出中国化主张的其他理论家或者革命家李大钊、陈独秀、艾思奇和毛泽东等人，张申府的中国化思想明显地侧重于以文化重构为导向，试图建构一种适合于中国民族的新文化。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艾思奇、陈伯达等则侧重于以革命实践为导向，重点在于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具体路径，通过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革命，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一个政治党派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张申府本人虽也是革命家出身，曾有功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但他后来毕竟脱离了党，对中国革命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不可能像毛泽东他们那样感同身受，他的中国化思想势必缺乏现实针对性，并因此在中国化思潮研究中被边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3.缺乏系统论证
张申府是一个极具才赋的哲学家，看待问题眼光犀利，分析问题见解独到，语言表述睿智隽永。但是他的中国化思想往往散见于个别的篇章，大多是基于哲学灵感和现实关怀的随想，诗性化的文体表达和随感式的语言文字，使得他的中国化思想呈碎片化特征，表述缺少系统性和严谨性，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论证自然也不充分，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中国化思想的影响力。这对张申府这样一位罗素研究专家而言，是很难理解的。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他在接受采访时即对自己未能写出一本大书而深表遗憾。[④]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缺点，而从另一种意义上看却是优势和贡献所在。张申府是中国现代特立独行的哲学家，其哲学构思与哲学叙述别具一格，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哲学。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张先生并不锐意营构哲学体系，更没有苦心创作鸿篇巨制，他所留下的是许多言简意深、亦理亦诗的哲学短篇。然而，正是在这些篇章中，记录了他的追求与思考，灌注了他的理想与激情，凝结了他的爱与恨，从而孕育了一种新的哲学精神。这种新的哲学精神的基本点是：在‘解析’与‘唯物’之间、西学与中学之间、逻辑与诗之间，寻求一种结合点，由此而融会古今中西哲学的精华，创造出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27]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4.与“五四”精神若接若离的摇摆性
张申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对五四时期自由、民主的价值领会颇深。他一生发表过多篇纪念“五四”的文章，在赞许“五四”精神的同时，对“五四”非理性、激进反传统、全盘西化、思想肤浅等缺点进行了批评。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致力于新启蒙运动和中国化运动，都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自许。张申府既是知识分子，又是革命活动家，虽自称哲学是他生命的中心，主张不以政治干预学术（哲学），在政治方面缺少智慧，[28]但他的一生政治色彩仍是十分鲜明的，政治对他学术主张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赞助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议，但由于远离革命根据地延安，致使他未能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表更多更系统的主张；虽然他敌视国民党，痛恨蒋介石，但迫于生计和研究经费，他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化思想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相提并论；虽然他常以“五四”精神相标榜，但抗日救亡的紧迫形势和时代任务，及国民党极权统治的利诱，使他暂时性地放弃反传统、倡西学、张个性自由的“五四”精神。
张申府的中国化思想是深刻的，也是复杂的，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本人的政治智慧、学术风格和生活境遇，不可能对之作出正确的评价。作为延安之外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张申府畅谈西方科学民主中国化，论证并宣扬共产党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化，实属难能可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2][3][4][5][6][7][8][10][14][16][17][22][23][24]《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541、473、540、532、457、304-305、174、304、346、305-307、441、363、304、63-64页。
[9]《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7-388页。
[11][19][21][26]《张申府文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1、434、123、180-182页。
[12][13][18]《张申府文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6、342-343、305页。
[15]董德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齐鲁学刊》2012年第5期。
[20]刘霞：《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有益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
[25]郭一曲：《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探索——张申府思想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28][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219页。
[27]李维武：《张申府先生的哲学精神》，张岱年、汤一介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页。
[①]武汉沦陷后，张申府曾尝试前往西北的共产党边区，但没有成功，一些知识分子像陈伯达、艾思奇等（他们在1937年新启蒙运动高峰时期曾与张申府共事）这时已经到达由毛泽东领导的边区。前往边区不成，张唯有于1939年转赴西南的国民党基地。见[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②] 1957年4月27日，张申府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应时文章《发扬五四的精神：“放”》，继续关注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他再次强调要用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新方法创造性地丰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原理与我们的具体实际情况与历史特殊条件，最密切最适当地结合起来”。见《张申府文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7页。
[③] 有学者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将西方的思想与学术进行改造，使之变为中国特有的形式，或者使之能够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环境；一是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学术，以便与西学抗衡。冯崇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开放时代》1998年第2期。据此理解，张申府将中国传统思想当代化纳入中国化范畴也不算另类。
[④]张申府一生有过太多的政治活动，使他难以作系统的哲学探求，晚年在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采访时，常常以没能完成一部系统的学术著作而深表遗憾结尾。见[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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