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阅读 | 中国社会信用工程的负面影响

注：本文译自《The Economist》的文章《China invents the digital totalitarian state》2016年12月。翻译并转载此文，不代表源点赞同文章观点，事实上我们已按照《参考消息》的用稿标准，对文中的不敬语汇做了删减。我们一贯反对西方世界带着有色眼镜观看中国的一切，但换个角度看自我，有时候还真的需要借助别人的视角。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凝聚社会的共识，而共识的形成，需要法律、舆论和理论研究的共同努力。

尽管本文对话题本身的严谨程度在近年来审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进程的外媒中值得点赞，我们还是提醒身经百战的源点订阅用户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其他公号转载务请保留以上注明。感谢源点志愿者为翻译本文作出的贡献。

2010年加里·史汀格特的小说“悲伤的真爱故事”，设定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人们都在脖子上佩戴一种应用了评级+技术的“模块”。个人的详细信息被公开显示在信用柱上，那些柱子立在街角，“当你走过的时候，在平视的高度有LED屏显示着你的信用等级”。主人公的个人信息如下：

伦尼·阿布拉莫夫，五年内平均固定收入289420元；当前血压120/70；O型血；年龄39岁；预期寿命83岁；患有高血脂和精神抑郁。消费者档案：异性恋，非运动员，无汽车、无宗教信仰。性偏好：能力较低的亚洲人/韩国人；有虐待儿童倾向。最近购买的商品是从网上下载后自行打印并装订的物品（例如书籍）。

这本小说虚构了一个个人隐私遭到破坏的“敌托邦”。中国可能正在创造这样一个现实。他们正设计一个“社会信用体系”，它的目标不仅是记录公民无处不在的金融信用，也包括他们的社会甚至政治表现。目前还不清楚这个系统的范围会有多大，不知道它将怎样运作，也不清楚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上它会经受怎样的批判。但是（信用体系）建设纲要已经完成了，一些基础性建设也已经到位。早期的信号是中国正着手开展世界上最富有野心的数据社会控制实验。

在上海以北的江苏省睢宁县有个试验计划，从实践层面给出了一些关于这个体系的线索。从2010年开始，当地政府对人们的良好行为给予加分（比如获得国家层面的某种荣誉），对于从较轻的交通违章到“非法上访”等所有行为给予扣分。那些分数最高的人有资格获得比如快速升职或者是插队购买经济适用房等奖励。

这个计划是失败的。它所基于的数据不充分。在一片激烈的反对声中，一份国有报纸《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批评了这个体系。它认为“政治”的数据（如上访）不应该包括在内，并声称“应该是由人民来给政府官员打分而不是政府来给人民打分”。另外一家国有报纸《京华时报》甚至把它和日本在侵华时期颁发“良民证”的做法相提并论。

然而有司好像并没有动摇，而是在2014年出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纲要，今年又制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大约30个地方政府正在归集数据以支持这个系统的建设。这项计划显得非常雄心勃勃，旨在对整个社会的行为产生影响。中国的政府官员声称，到2020年（这项计划）将使 “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

这项计划是有司针对（面临的）最大问题作出的反应：对公众机构的信任危机、及时了解人民观念和兴趣变化的需要（在不让公众投票的情况下）。它试图收集关于普通公民、政府官员和企业等的真实数据。

关于信任的问题

这些年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公众对腐败泛滥的不满也日益强烈。从豆腐渣工程到过期疫苗等一系列丑闻使公众不信任企业，也质疑政府的执法能力。社会信用评分旨在通过对损害中国人生活的腐败官员和企业实施严厉制裁来改变现状，同时也希望随时了解民意。这看起来有点矛盾，在一个鲜有自由表达渠道的社会，大数据有助于使（公众）机构更为可靠。

但是这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重窥探和社会控制。社会信用评分能走多远，取决于政府的意愿、技术的有效性以及共产党对公众关注问题的反应。

谋定而动。2014年发布的“规划纲要”称政府将“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意味着这项计划是得到高层认可的。社会信用被称为“社会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是国家统治的一部分。

文件没有对（社会信用）体系如何运转作具体安排，但明确了它的目标。即通过大数据来提高政府效率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严厉打击制售伪劣商品的企业，并“在全社会褒扬诚信、惩戒失信”。总而言之，社会信用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如何了解“你”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户口”来确定他作为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地区。绝大多数人都有“档案”（个人资料），收集了从他上学到工作甚至收入细节等的所有记录。对这两者特别对档案的管理都比原来宽松了，但他们都还存在。

越来越多在政府、国有企业和大学工作的人员，被要求上交他们的护照以“安全保管”。

对（人们）行为的奖惩被列入政府的日常工作。2013年修订的老年人保障法要求所有成年子女要“经常”（由法庭明确“经常”的定义）看望超过60岁的父母，否则就要被处以罚款或者拘留。少数人因此受到了处罚，有官员说他们的违法行为可能被记入档案，尽管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已经实施了。

中国有一个“行政奖励体系”，每年有成百上千的人获得荣誉和头衔，例如“杰出干部”、“文明个人”和“文明村”等。获奖者得到一大笔奖金、更好的医疗保障以及优先购置保障房的权利。该表彰体系是由领导来评估的。去年，政治局常委会——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的所有七个成员，参加了全国劳模的颁奖典礼。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一个被称为“网格化管理”的分区域监控的体系正在建立起来：警察和志愿者负责监督几百人规模的群体，据称是为了保证垃圾得到收集和纠纷及时调解。这是“（居民）自治”传统的一部分，（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宋朝。

新的监控形式包括无所不在的闭路电视摄像头。2009年全中国有270万台，目前则可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闭路电视装置最多的国家。按照阿里巴巴——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总裁马云的说法，他的公司所在地杭州拥有比纽约更多的监控摄像头，尽管后者的城市规模更大。

数据收集的规模说明（这项工作）的长期目标是记录全中国七亿互联网用户所做的交易、访问的网站以及发送的信息。这似乎极有野心，然而却不太现实。根据泄露的资料，美国国家安全局每月能收集420亿互联网数据，每天能收集50亿个手机位置信息。

为了使监控（系统）得以运转，政府必须将（电子）设备的拥有者与他们留下的数据痕迹相匹配。因此在2012年和2016通过了法律，要求互联网企业记录他们客户的真实姓名及其他个人信息。但是还是有很多虚假的注册信息。同时也不清楚（他们）计划怎样来阻止那些可以伪装用户的IP地址的虚拟专用网络。

孰优孰劣

新兴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建立在对私人生活的监视和控制的历史基础上的。“名单”是这项工程的核心：你需要相应的名单来整理你所收集的数据。这些名单是中国的特色。

国家旅游部门有一份禁飞名单，那些粗鲁无礼的游客可能被禁止出国长达10年。通讯管理局持有一份优先出售物品给经销商的媒体“白名单”。如此种种。

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名单被称为“老赖名单”，是指那些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人。当两个人或者公司发生纠纷，或者两夫妻在就离婚（财产分割）或孩子的抚养权争执不下，双方可以要求法庭裁决。如果败诉的一方拒不偿付，他、她或者它将被列入名单。这些人的名字在法庭以外的电子屏幕上滚动显示。根据最高法院（统计），截止2015年末共有310万“老赖”上榜。

所有的国家都面临执行经济案件的问题，因此“老赖名单”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反常的。但它确实（不同寻常）。它超乎想像地长，提供给许多政府部门和党政机关，他们都可以对老赖实施惩戒。名单上的人们可能被禁止购买飞机、火车的头等或是公务舱；不能买卖或者建造房屋；或是不能送他们的孩子去上收费昂贵的学校。对于参军、入党或提升以及评优评先也有限制。如果是公司，则不能发行股票或者债券，不能接受外国投资，也不能承接政府工程。截止到2016年8月，禁止老赖购买飞机票的记录已达五百万人次。这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法律强制执行。

中国人性格的原罪

假设（社会信用）体系可以从“老赖”黑名单延伸出去，从而跟踪对哪些制售毒奶粉或者建造劣质房屋的企业动态，然而，从今年5月和9月发布的备忘录来看，它还可能更加深入。“老赖”名单被称为是“社会信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它是一个庞大系统的一部分，而经济犯罪只是其中一种错误行为。其它受到关注的“失信行为”还有诸如“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如严重破坏通信信息秩序”和“扰乱社会秩序的非法集会以及危机国防利益”等。

尽管没有明确表述，从表面上看这些备忘录可以让国家把许多数据整合起来：每个人的户口、档案，从电子监视获得的信息、旅客黑名单以及全国劳模等等。甚至，在12月发布的电子游戏规则也声称，违反规则的公司和玩家将被列入黑名单，并归入社会信用数据库。最糟糕的是，社会信用体系将成为一个360度全方位的数字监控系统。

这么说好像有点耸人听闻。毕竟像谷歌、脸书等西方国家的数据营销企业——甚至美国总统竞选活动——都拥有海量的个人数据，而没有对公民自由造成严重危害，至少目前还没有。

但是中国在处理个人信息问题上与西方不同。在民主国家，法律限制了企业处理个人信息的权限，以及政府能获得的范围。这样的保护措施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在中国压根不存在。国家安全法和新出台的《信息安全法》赋予政府无限制地获取个人信息的权限。同时，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拥有数据的公司例如阿里巴巴、百度（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和腾讯（运营着一个流行社交软件），都一如既往地满足政府对数据的需求。

民主国家的大数据系统都不是为了社会控制而规划的。

所以，一个庞大社会信用体系能够运作么？中国人面临着两大技术难题：数据质量和分析手段的敏感性。无处不在的大数据项目——例如英国国家卫生部尝试创建一个全国范围的医疗数据库——就遇到了如何防止错误信息扰乱系统的难题（这也同样困扰着睢宁的试验）。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坏数据的问题会更加严重。庞大的数据量也有可能诱发网络犯罪来窃取或者修改信息。

如何分析数据也同样成问题。社会信用体系最引起关注和警惕的特点是将“信用分”归结于社会和政治活动。这里，好像是美国营销行业的模式。企业基于职业安全、健康风险和青少年犯罪等情况来算出信用分以预测人们的消费模式。但是失误不胜枚举。一个名为世界隐私论坛的非盈利组织称，信用分是建立在成千上百条没有精确性、公开性和完整性标准的数据基础上的。正如（他们的）报告所总结的，“错误率和错误的解读正成为大问题”。错误的输入必然导致错误的输出。

可能出现的问题

政府很了解这些难点。它允许在公办的媒体上就此展开难得多的讨论，意味着它可能是在决定涉入多深之前先试试水。例如，在最近在上海召开的一个高层次“社会信用论坛”上，就谈到了如何核查（信用）分和纠正错误。许多人认为需要提升法律的保护。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章政说，许多复杂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行政措施应当得到控制。

《京华时报》的一篇评论抱怨说人们因为没有付电费而被限制出国和向银行贷款。“我从不反对建立和提升信用信息系统”，作者杨耕深（音译）写道，“我只是反对利用信用来扩张权力，对公民权利空间作进一步深入的压缩”。

对于社会信用体系还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政府也还没有决定，是否将这个系统主要用于制裁打击骗子还是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大哥”。关于它所掌握的信息有哪些应该纳入这个系统也还不确定。监控技术还没有在中国绝大部分地方进行测试。

然而政府正在提升社会控制的能力和范围。许多要素已经具备：数据库、数字监控（系统）、奖惩系统、以及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家长式制度。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整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