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属于开创型人物，他的每一次选择皆做得佼佼，但每每总是在高处将至时陡然反转，重启新路。
毛振华
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撰文：袁治军 谢舒 题图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6月刊，原文标题《毛振华：我总算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
6月7日，毛振华再一次回到武大。5年前他捐赠5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的“振华楼”在这一天交付使用。
仪式的开场，播放了一段毛振华在武汉大学求学的主题宣传片。当舞台的大屏上出现一张泛黄的纸笺，上面草就着数行诗句，53岁的毛振华眼睛湿润了。
“从橙红的光影里 / 从苏醒的树林里 / 我扛着简单的行李 / 顺着山的标志 / 走向这高大的梧桐，幽静的山林 / 走向这绿色的琉璃瓦，灰白的墙壁 / 顺着这通向藏书的台阶 / 一级又一级”
这首毛振华大学时代完成的诗歌，取名《我已然留在这里》。此后，他从政、经商，年少得志，曾经是海南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创立的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如今已是中国第一大、世界第四大的信用评级公司，承做了中国资本市场几乎全部金融产品评级的第一单。但是，他的成功并没有止步于商业上的成就。此后他逐步淡出商业，选择以教育为志业，回归校园。
他属于开创型人物，他的每一次选择皆做得佼佼，但每每总是在高处将至时陡然反转，重启新路，令人称奇。毛振华却清楚，他只是从来不曾违背自己的内心而已。如同那首诗作的名字，斗转经年，事实上他从来不曾离开过他精神的故乡，他的母校武汉大学，那是他的来处，也是他精神的归处。
“这笔捐赠是当时我们家族史上最大的一笔开支，为完成这一承诺，他们（注：即毛振华的夫人及他的两位弟弟）做了很大的努力，甚至改变了原来的商业和生活规划。”在“振华楼”交付使用的揭幕仪式上，毛振华说，“我感恩武大人文精神对我的教育，感恩文史哲的老师们。今天我有机会做一点事来表达我的敬意，是我的荣幸。”
当意气风发的珞珈少年被岁月雕刻打磨成荣辱不惊的浩然须眉，毛振华轻舒了一口气：“我总算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
《中国慈善家》2017年6月刊封面
“500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毛总一个农村孩子，15岁上武大，如今感恩之情难以言表。” 毛振华5年前向武大捐赠时，任志强在微博上发表评论称。
1979年毛振华以湖北省石首县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时，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得知成绩后，他曾向老师求教，以他的成绩，报个什么专业会比较稳妥。老师对他说，你的数学分数比较高，将来当个大队会计没问题，当会计需要懂点经济，你就报个经济系吧。
“进校以后我才知道，经济系是武大最热门、录取分数最高的一个系。”毛振华告诉《中国慈善家》，“当年的武大招生可不像现在，一年能招10000多名学生，1979年，武大只招907名学生。”
此前，毛振华几乎从未离开过故乡长山村，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何模样，他连想象的空间都没有。 “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每一天都在兴奋中度过。”
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穆勒（John Mill）、约翰·梅纳·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些闻所未闻的人名和他们的见解从老师、学长的口中一连串蹦进毛振华的耳中，他发现，自己闯入了知识的圣殿。
“每个人进入大学的体会不一样。”毛振华说，“有的人在那里获得了生存技能；有的人在那里得到了社会关系；更多的人，得到的是知识。就我而言，大学首先给我的，是眼界。”
得益于刘道玉校长的改革，武大成为国内首个实行学分制的大学，这让武大的学生跨系跨学科上选修课成为可能。西方哲学史、世界近现代史、古代汉语——在主修的经济学课程之外，毛振华把选修科目的重点放在了学分较高的课程上，为的是早一点拿到毕业证，到社会上去闯荡一番。
“后来的经历证明，我在武大上的选修课所给予我的帮助，一点也不亚于我的专业经济学。从某些方面来说，那些选修课程给我的帮助可能更大一些。经济学，让我有了谋生的工具；对哲学和西方近现代史的学习，则让我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两百多年前，西方诞生了许多哲学、思想巨擘，尼采（Nietzsche）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学、黑格尔（Hegel）的唯心主义，以及马克思（Marx）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涤荡着那个时代每一颗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是两百多年前的那些人，甚至比他们更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先贤们所创立的思想带来的结果。”毛振华说，“陈东升曾说，创新就是率先模仿，这和我后来下海经商时的想法一样，我们要坚定地学习他们先进的理念和制度。”
毛振华在武大学到的知识越多，越感觉自己视野的狭窄。他想起了家乡长山村的伙伴，“在我上大学之前认识的所有人，他们从不曾知道世界上有如此伟大的思想。这些思想应该让更多与我有一样经历的人知道。如果我没有考上武汉大学，没有遇到我的老师，那么，我也会和这种精彩擦身而过。”
他的心里起了念想。“大约就是从那时候，我就在想，有机会，我要回馈教育事业，做一些教育工作。”
多年后，当最初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层层剥落，盘桓内心已久的那个念头日渐清晰和笃定。2007年，随着债券市场的迅猛增长，中诚信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毛振华淡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上。
他任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该所每季度（2016年后改为每月）推出的宏观经济报告，被认为是当局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用学院派的观点来看现实，用中长期的视角来看短期。”十余年间，他和人民大学的宏观经济研究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武大跨学科的学习经历让毛振华拥有了更多维度的视野与思考，他希望传承这些东西，培养出对中国比较了解，有很好的理论功底，对国家和社会有影响有抱负的综合型人才。
“大家通常都是综合型人才。”毛振华说，“比如马克思是哲学家、思想家，但他写了《资本论》，他又是一位经济学家；又比如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他既写过《国富论》这样的经济学巨著，也写过《道德情操论》这样的哲学精品。这种综合型的洞见，来自于他们对社会、对历史不同维度的宏观考察和思索。我希望我的学生，也有这种完整的历史感思考。”
为此，他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们读书，尤其是原著。他认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在于老师让学生看什么书，回答什么问题，和学生做什么样的交流。
在面试博士考生时，毛振华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哪些书？把原著告诉我。”很多学生回答说没有，“我感到奇怪，但再一想，这就是现实。”
“既然他选择了读书，选择了读博士，那么就应该沉下心来思考问题，想清楚做学问的目的。说到底，我的意思是，他们还要有一种情怀，为社会做事的情怀。”毛振华说，“我不太和我的学生讲很宏大的理想教育，但我希望他们做力所能及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对社会有益的事。”
“今年人民大学我带了两个博士生，有一个预答辩没通过，这还是头一次。以前我带的博士生都顺利通过了。”毛振华感慨，“所以我要花很多的精力来做这些事情，这是作为老师的责任。”
即便倾力教学，和当年自己的老师相比，毛振华依然觉得，他这个老师的身份不值一晒。“那不是智力，也不是精力、阅历，甚至不是知识上的差距，而是在教育精神上的差距。”毛振华说，“我的导师对教育的那种专注、那种心无旁骛的追求，还有义无反顾的那种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我都做不到。他教学生，考虑的是什么是正确的，而我们考虑的可能是效果怎么样，仅从这一点来说，我就和我的导师差好远。”
毛振华的武大导师董辅礽先生
导师董辅礽教授于毛振华而言是一生不可企及的巅峰。董辅礽1945年考入武大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代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是几十年持续对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研究为数不多的学者，其关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研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最有影响的成果。
2013年6月13日，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成立，毛振华出任研究院院长。
为了传承张培刚、董辅礽、于光远等老一代经济学家的学术精神，支持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毛振华牵头发起成立了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并设立“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该奖项被业界称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基金会是个公益事业，要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毛振华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十年前的经济理论创新者，他们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改革起到了实际推进作用的人。”
治学育人让毛振华获得了真正的宁静。在淡出中诚信日常管理之前，他曾苦苦坚守了数年，却终于明白，财富不是他的追求。他对商人身份的抗拒，注定这条路只会行至半途。
从武大毕业后，毛振华先是被分配到了湖北省统计局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往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跟着省里的领导四处做调研、写报告。由于工作踏实、文笔出色，他被接连提拔，24岁时，他成为海南省最年轻的处级干部，起草了海南建省后第一份省政府工作报告；两年后，他被调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没有沾沾自喜，有的，只是困惑与迷茫—他坐在机关的办公室里，看着单位里一位37岁的年轻副局长，心里盘算着，11年后他才会成为局级干部，不由感觉时光难熬。
“那个时候做公务员是一种潮流，我凭本事干活，凭本事换新的岗位，但核心还是想升级。”毛振华自我解剖当时的心态，“我不想等11年后才有一个新的岗位去体现自己的价值，等待是最大的痛苦。”
他没有等11年，他只等了两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亲自参与了80年代改革的研究与设计的毛振华敏感地意识到，新一轮的改革即将拉开大幕——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
辞职，下海。这个念头从毛振华的脑海中一旦冒出，便再也抑制不住。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为改革。
“我不想渲染家国情怀。事实上，那是那一代人每个人心中都有的情怀。不仅仅是做企业家，做公务员也一样，只是少有人有机会表达出来。”
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如果你和那个时代的人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经常谈一些和自己无关的话题，不像现在的年青一代，很少会为和自己无关的问题感到烦恼，继而相互探讨。”毛振华说，“我选择下海，不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不是为了做老板，事实上，我从没想过当老板。我那时和大家想的一样，用自己的能力报效祖国。”
如何搞市场经济？毛振华的答案是：我们应该投入到里面去，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天天搞什么方案，搞什么研究，现在不需要研究了，已经定了。他说，“以前我们研究的很多是说你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现在是说我们怎么去搞市场经济，怎么去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更需要的是实践。”
对于这种想法，毛振华选择的探讨对象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陈东升。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到陈东升家里彻夜长谈。 “我们相互启发，讨论该怎么做公司。东升说，现在国外有但是国内还没有的，以后一定会火。于是我想到了信用评级。”
1992年5月，《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相继出台，毛振华逐字逐句从报纸上把条例抄下来，反复参研，筹划着创建中诚信—一家中国版的穆迪公司（Moody's）。这家由约翰·穆迪创立于1909年的公司，于1913年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调侃。
首先要解决的是金融业务许可证的问题。四个月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毛振华终于打动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得到了那张金融业务许可证。接下来要做的，是寻找股东。由于有制度上的保证，又有体改委的两个文件做背书，很快，他便为中诚信找到了12家有国资背景的股东。
1992年10月8日，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它标志着中国第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正式诞生。
“没觉得自己是私人老板，我还是给国家干，我的人事关系还在机关里。那相当于我换了个岗位，并且升官了。”有人问毛振华心境是否有所变化，他回答，“我相当于是局级干部了。如果有一天我从公司回到政府里，那我就是局长。”
只是，在市场中做“局长”和在政府中做“局长”并不可同日而语。1994年，中国资本市场走向低迷，刚刚在市场打拼中略有斩获的中诚信随之陷入困境，经营惨淡。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公司的董事长发起了一次针对毛振华总经理兼法人代表职务调整的投票，如果该动议获准通过，毛振华将被他一手创办的中诚信扫地出门。紧急关头，作为中诚信副董事长的陈东升帮助他涉险过了关。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也是在那次投票之后，才有了股权意识，一点点在市场上收购中诚信的股权。”
为了获得收购股权需要的资金，毛振华到香港任职某上市公司副总裁，三年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成为中诚信最大的股东。
重新掌握主动权的毛振华正准备大展身手，1999年，危机再度来袭。他收到中纪委协助调查的通知，期间又被询问有关中诚信在改制过程中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毛振华坚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商业原则，不存在任何利益输送，但最终他还是被“关”了整整8个月——在被带走协助调查之前，他的妻子已经有孕在身，当他以清白之身重获自由时，孩子已经半岁了。
这次调查带来的意外结果是，当毛振华重新回到中诚信后，许多企业和个人找上门来，要求入股中诚信。其中，也许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给出的入股理由最具有代表性—“中诚信和毛振华经受住了调查，被证明没有问题，选择入股中诚信，是非常安全的。”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放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属于中诚信的时代终于到来。此时的中诚信已经有了相当好的财务基础，评级业务显示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之后不久，中诚信评级业务税后利润过亿元。但是毛振华，却准备逐步淡出了。
“企业家就是一个社会资源的配置者。他可以把企业做得很好，使之可以跨越行业、跨越国家、跨越法律和文化，但这种跨越是一种高风险动作，在这个跨越的过程中，他会产生畏惧感，对失败的恐惧感。”
经历了人事的跌宕、市场的诡谲和莫须有的罪名调查后，毛振华对企业家身份的这种“畏惧感”挥之不去。
“中国市场经济征程比红军长征还要波澜壮阔。长征中有牺牲的、掉队的、病死的和叛变的，而1992年国家机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抱负和理想，投身市场经济，到今天，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得到了掌声。”
2012年9月9日毛振华（左）向武大捐赠5000万元，用于建设人文社科大楼。
从政、经商、治学——毛振华的每一次转型，在他自己看来，都不是“临渊一跃”的被迫式改变，反而更像一条路走到了三岔口，他拐了个弯而已。它们于他都只是“谋生的方式”，惟一的不同，只是碰巧这些用来谋生的方式也是他喜欢做的。
“那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经历，背后也没有多么大的理想在支撑。我是随遇而安的，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毛振华淡淡地说，“就是做公益也是如此。我没有说把家都卖了，把公司卖了，作出多么大的牺牲去做这件事。我不觉得用一个人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来换取（做公益的效果）是值得的，那种苦行僧的方式，我觉得没必要。我做不到，但我不否认有更高尚的人可以。我只是个平凡的人，我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我听从内心的引导，有机会就去做。”
不赞成用“苦行僧”的方式生活，但毛振华也没有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凡事追求享受。他和朋友一起去美国接念书的孩子，朋友选了头等舱，毛振华坐经济舱；从美国回来时，他自己坐经济舱，也让儿子毛赛坐经济舱。于是有人说，毛振华小气。
“一个往返头等舱八、九万块钱，经济舱只要一万多块钱。我有这个（坐头等舱的）钱，可孩子会怎么想？他会觉得钱就该这么花。” 毛振华希望通过身体力行，让儿子养成“把钱用在刀刃上”的习惯。
2006年，毛振华成为海惠·小母牛顾问委员会主席。
对儿子的影响不仅止于此。2006年，毛振华成为海惠·小母牛顾问委员会主席。作为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全球扶贫联盟成员，海惠·小母牛长期致力于在国内通过发展养殖业等项目，帮助贫困农户实现家庭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最终实现自力更生。
毛振华不仅为机构出钱出力，他还把信中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汪潮涌拉来做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他把儿子毛赛也带到了海惠·小母牛在四川组织的公益活动现场，让他在那里做了三个星期的志愿者。
“我参加过许多慈善机构，但小母牛让我真正看到了改变。它不仅仅是靠发一本书、教教英语、发点钱来做慈善，而是把一种观念和爱的传承延续了下去。”毛赛后来回忆当年在汶川和北川做志愿者的经历时，感慨海惠·小母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5年6月，毛赛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青年论坛上，发起创立了海惠·小母牛牛犊荟，他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机构，邀请更多的人，特别是大学生和高中生深入到中国农村，看一看一家有国际背景、扎根中国30多年的专业公益机构是如何做扶贫的；同时，他也希望参与者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扶贫工作贡献实实在在的一己之力。
“有人跟我说他们的孩子参加了牛犊荟后，改变了很多。我觉得我的小孩没有那么大的改变，他们从小就接触、感受这些东西。”毛振华很满意他在潜移默化中为孩子们培养出的良好心态以及理性的财富价值观，“我做公益的时候，会带着他们一起去，让他们自己去感受，他们也很喜欢跟我一起去做这些事情。”毛振华说，“我没有办法决定他们的命运，我想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也就差不多了。”
因了在商业领域的成功，毛振华成为整个家族的骄傲，他亦由此担起了家族的责任。家族中有人要盖房子，毛振华出手帮助；有人考上了大学但家里交不起学费，毛振华帮忙给交。
“但即便如此，我也给不了他们很多东西。”毛振华说，“那些事其实花的钱很少，因为农村的教育不够好，许多孩子考不出去，很小的年纪就辍学出去打工了，所以，我想着应该回馈教育。”
2007年，毛振华和他的两位兄弟，向母校长山小学捐款300万，用于改扩建校舍。毛振华的母亲彭惠芳曾在这所小学教过书，新校舍落成后，长山小学更名为惠芳小学。
在“振华楼”交付使用的揭幕仪式上，毛振华说，“我感恩武大人文精神对我的教育，感恩文史哲的老师们。”
按他的原意，他向武汉大学捐资共建的那幢楼，本想以母亲之名命名，一则表达对教师这个群体的感恩，二则表达他像爱他母亲一样爱着他的母校。但考虑到他的名字有振兴中华之意，对学生能够起到更好的激励作用，他最终理解和接受了“振华楼”这个命名。
“我的名字放置在大楼的外墙上，就像我每天站在这里，向我尊敬的老师们、向我伟大的母校、向母校的人文学科、向母校散发出的人文精神、大学精神致以感恩的敬礼。”在振华楼启用仪式上，毛振华的致辞令人动容，那是他发自内心的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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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中国慈善家》2017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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