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外媒信用舆情观察

进入2019年，外部世界的媒体和研究者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注度继续上升，舆论场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关注度升温

我们检索了2019年1月1日-4月1日在英文世界中发表的有关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文章，主要从观点、涉及对象、演变等角度，对这些来自媒体、研究机构、个人博客的素材进行了粗略的整理。

总体上，外部世界仍然较为关心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方面面，虽然没有其他议题关注度的对比，我们从同一领域一季度情况和之前的比较可以看出趋势，相关素材的量超过50篇，这种频次是以往不曾有过的。

报道和评论的主体主要来自美、英、德等传统西方国家，我们也注意到有印度和越南的声音。（对非英文素材的搜集限于我们的能力暂未涉及）。

一季度有三个月时间，大部分报道和评论出台的时点有迹可循。文章集中出现，基本上有“触发点”。

Deadbeat Map

1月14日，河北高院上线“老赖地图”，经中国日报英文版报道后，引发外媒持续关注。这一“创新”举措，总体上老外无法接受，普遍认为羞辱惩罚和无视隐私保护的举措太“疯狂”了。

英美主流媒体基本都援引中国日报内容作了报道，BBC中文版也从监督和隐私争议的角度用中文作了报道。

事实上，对于近年来法院在解决“执行难”方面的花样翻新的创新，老外一直保持兴趣，不过，解读基本上以负面居多。

黑名单年度报告

2月14日，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2018年失信黑名单年度分析报告》，全面回顾过去一年失信黑名单产生、共享以及联动奖惩情况，内容十分丰富，推出后也引起外媒高度关注，介绍、评述报告中的事实与数据。

被限制购买车票机票的数字令人吃惊，《南华早报》用“长出了牙齿”来形容社会信用体系的威力。

在美联社、卫报报道后，更多媒体跟进，不过一些偷懒的老外并没有看报告原文，而是靠抄袭和想象完成文章，因此误读和夸张也在所难免。

观察和研究的深入

一季度不多的深度报道中，出现新的采访地。除了外国记者们爱去的荣成，杭州、成都、宿迁等城市的信用实践也被近距离观察，细节的描述甚至比国内媒体更加专业和真诚。

从去年华盛顿邮报一篇西方可能误解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文章开始，关于中国政府为什么启动这一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目标、动机），媒体新近的认识角度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有可能是他们采访到了专业并且英文表达顺畅的国内学者，逐渐理解社会信用体系在中国是在全社会诚信缺失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而不是他们之前习惯性演绎的奥威尔云云。“复杂”是新近时常出现的字眼。

有一说一，是媒体基本的要求，不分中外。

除了媒体、博客类的即时报道和评论，学者和研究机构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观察也从未停止。

我们注意到，在一季度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开始引用去年德国学者Genia Kostka的研究成果，提及中国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普遍看法。此前，外媒基于他们传统的狭窄管道，往往以想象而不是充分的采访来得出结论。

同样是德国团队，1月在公平、问责和透明会议(FAT)上提交的专题论文，用数据分析方法剖析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手段侧重，“明确的惩戒、含糊的激励”。这样的研究，即便放在中文世界，也是务实而有见识的。

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外溢效应（我们可能更想看到示范效应这个词），媒体和研究者也开始涉足。乐观和厌恶的情绪各执一端，反映出涉及到权利、隐私、数据安全等方面议题的全球性困境。

起步的信用外宣

作为央视的国际平台，CGTN在一季度推出一篇介绍社会信用体系的文章，试图向英文世界讲述“真相和迷思”。

尽管该文没有在英文世界引起太多回应，但比起往常通稿翻译式的信用外宣，平和且针对性地讲好中国的故事，这至少走出了一步。

正如我们此前提及的，有一些长期关注中国信用实践的外国研究者，同时也在孜孜不倦向英文世界介绍他们所了解的“真相”，包括政策文本翻译这样基础的工作。

这些志愿者当然应该受到尊敬。

一季度，香港城市大学沈菲博士的一篇文章值得推荐，并非为宣传而写，却可以看作外宣的范本。

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有能力促进信用国际交流的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把中国正在进行的实践完整客观地介绍给外部世界，同时也准确传递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看法，哪怕偏颇和片面，也是百益无害的。

相关阅读

附：一季度外媒文章目录

♚

点击阅读☝源点3年☝推文总目录

公益 | 有益 | 有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作者队伍

与8500名读者分享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