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数据与选择的假象——印度Aadhaar和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演变的比较

源点注：本文公开发表于2018年8月，对两个超级人口大国正在进行中的大数据工程进行了实证性研究。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本文是纯粹技术层面的研究，研究对象是新闻媒体，方法和结论都值得学习借鉴。源点SCSs翻译组的Amy、Fine和Leon合作翻译了本文。为便于网络阅读，我们去掉了注释。欢迎批评指正。

大数据与选择的假象

——技术型社会话语下印度Aadhaar和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演变的比较

Saif Shahin，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PHD，美利坚大学传媒学系助理教授。

Pei Zheng，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PHD，伊萨卡学院新闻系助理教授。

注：技术型社会（Technosocial）是一个复合形容词，指向包括社交网站、约会网站、各类论坛和博客等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的各种领域，以及它们对人类互动方式的影响。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变化，其涉及的内涵外延将不断扩大。

概要

印度和中国启动了庞大的工程，旨在收集两国10亿多人的重要个人信息，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全球最大的数据库。然而，印度的Aadhaar和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都存在争议，并引发了不少政治和伦理担忧。政府声称，即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把至关重要的服务与公民关联起来，注册参与这些项目本身是自愿行为。

在本研究中，我们分析了从项目成立以来，作为影响公众对数据和技术实践看法的关键数据中介，即印度和中国两国的新闻媒体，是如何（用它们的话语体系）构建这些项目的。主题模型表明，两国的新闻报道都忽视了公众利益，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企业如何从中获益。在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与政府和公司有联系的媒体，对这些项目可能导致的侵犯隐私和大规模监控行为漠不关心。我们认为，这使得公民在面临“选择”时，无法就是否参与此类项目做出有意义的行为。我们也讨论了这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关键词：Aadhaar，社会信用体系，媒体，隐私，监管，数据

Nandan  Nilekani是最早提出“世界是平的”概念的著名科技企业领袖，他曾领导印度政府的Aadhaar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包含13亿公民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的数据库，包括指纹和虹膜扫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Paul Roemer将该项目称为“世界上最复杂的ID计划”。

由于担心Aadhaar会侵犯印度公民的隐私，Nilekani在法庭上面临质疑，他在一篇报纸专栏文章中以“个人选择自由”为由，为收集个人数据辩护。他认为，“Aadhaar是自愿注册，个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允许(收集数据)几乎不构成侵犯其隐私权”。

Nilekani的论点后来被一位请愿者描述为“不诚实”，因为个人实际上除了注册别无选择，不管政府是否强迫，拥有Aadhaar身份证是获得甚至是基本的社会和金融服务的前提。然而，Nilekani将“个人选择自由”作为Aadhaar的法律和道德基础，这不仅仅是明目张胆的伪善，也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个人自己做出明智的成本效益选择，因此对其负全部责任。这种意识形态信念实际上支撑着所有直接或间接收集用户个人数据的技术公司所使用的用户协议，比如谷歌和脸书。因此，个人——而不是政府或公司——成为了Baruh和Popescu在此类事项中所称的“隐私权决定地”。所有形式的个人数据收集，以及政府和公司对其（不当）的使用，都是以个人选择的名义进行的。

当然，期望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并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前提是他们完全理解这些选择的成本和收益。此外还要进一步假设，塑造公众对技术服务和数据项目理解的社会和文化机构，Sawicki和Craig称之为“数据中介”，透明地向公民展示了他们的成本和收益。新闻媒体是公民了解政府运行数据项目最常见的来源，可能是影响公众对数据项目的看法及其对私人生活的潜在影响的最重要的数据中介。正如Quail和Larabie所观察到的，“媒体言论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价值观，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事业、新闻与知情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动员，以及命名和传播故事和真理的力量”。事实上，这可能就是Nilekani自己选择在报纸专栏撰文反驳针对Aadhaar的请愿书的原因所在。

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对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政府运营数据项目，印度的Aadhaar和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新闻媒体所采取的报道方式。这两个项目收集公民消费活动和社会行为的信息，以预测他们支付信用卡账单和抵押贷款的机会。这两个项目都体现了一种普遍的信念，即大数据——我们不断增强的收集、存储、分析和交叉引用大量数字信息的能力——可以终结“市场崩溃、种族和宗教暴力、政治僵局、普遍腐败和危险的权力集中”。然而，也有人指出，大数据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和政治挑战，包括“危险的权力集中”，掌握在汇编和控制大数据的政府和企业手中，特别是在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与科技公司勾结，实施全球监控之后。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揭示自从印度和中国媒体分别于2009年和2007年开始报道Aadhar和社会信用体系以后，它们是如何被构建的。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探索新闻媒体在多大程度上让公民意识到，这些项目可能会损害他们的隐私，使他们容易受到监视，并进一步巩固政府和企业决定人们如何生活的权力。我们采取了比较和纵向的方法，追踪两国媒体报道的差异，以及这些年来各自的演变过程。

我们的分析既有伦理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消费者在使用大数据技术服务时做出个人选择，并因此对这些选择负责的这种法律假设，在伦理上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概念之上的：公民是“隐私实用主义者”，他们愿意放弃自己的隐私，享受技术带来的好处和便利。尽管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但它依然存在。我们认为，个人作出“选择”的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新闻媒体等数据中介的作用——也必须成为这些对话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我们提请注意政府、企业和新闻媒体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塑造公众对大数据及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和价值的理解。

大数据社会学

技术型社会现象

大数据通常被视为信息时代的一种技术型社会的现象。三个V开头的英文单词（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经常被用来描述大数据：容量、速度和种类，指的是数据集的空前规模、空前的数据生成速度，以及数据类型和形式的空前范围。这些数据来源不一，包括传感器网络、政府数据、信用卡和社交网站上的公众简介。这三个V关注的是数据量，但同样重要的是用于分析和理解数据的新兴技术。大数据分析已经发现了广泛的应用，从让企业预测客户偏好，到让科学家解决疾病。

除了技术和分析，Boyd和Crawford还发现了大数据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神话，即“人们普遍认为大数据集提供更高形式的智能”。这部分内容让人们注意到一种技术观点，即大数据是“客观的”，不受人类弱点的影响。大数据的神话让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支持大数据挖掘、存储和分析的算法最终都是由人类产生的，并且受制于控制人类行为方方面面的相同社会力量。例如，在美国，人们发现一个用于犯罪风险评估的大数据工具不成比例地预测黑人被告是罪犯，“其比率几乎是白人被告的两倍”。对黑人和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也被编码到谷歌照片和尼康相机使用的人脸识别算法中。

隐私和大规模监控

长期以来，政府和商业企业收集和使用或滥用个人数据一直是一个隐私问题。但是，大数据的出现使其成倍地扩大。网站、社交媒体技术、电信运营商、信用卡公司以及其他基于数据的服务，从用户知情或不知情的各种数据点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更阴险的是，大数据允许交叉引用多个数据集：这意味着即使一个数据集没有个人指标，与其他数据集结合也可能创建它们。例如，Acquisti、Gross和Stutzman发现面部识别应用程序可以将约会网站上的匿名个人资料与他们在脸书上公开的照片进行匹配。也有一些为商业利益而分析的“非识别”私人信息的例子。

政府和公司运作的法律框架往往要求用户对自己的隐私负责。用户被定义为“隐私实用主义者”，他们在关心自己的隐私的同时，往往愿意牺牲自己的隐私来享受大数据技术服务带来的好处。即使是美国当局也规定，个人有义务“评估自己的选择，并为自己做出的选择承担责任”。因此，成为“隐私决策中心”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府或企业——这一框架“可能不仅无法保护个人隐私，而且通过降低所有人的隐私水平，对整个社会的隐私计算造成偏见”。对“隐私实用主义者”的信仰依然存在，尽管实证研究一再表明，许多人往往不知道技术服务是如何损害他们的隐私的，而且许多公民希望对提供此类服务的政府和企业的活动进行更多监管。

印度的隐私法遵循同样的逻辑。例如，2000年的《信息技术法》、2008年的该法修正案以及2011年的规则，将生物特征数据定义为“只有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共享的敏感数据”。换句话说，个人对其生物特征数据的安全性负有责任。但“同意”本身的定义如此模糊，几乎没有实际价值。在中国，隐私权被定义为宪法中的一项基本权利。2000年，通过了一些保护互联网信息安全和隐私的法规。但是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控制，要求他们记录用户的电话号码，并保持记录2个月。2012年，一些社交媒体平台要求用户提供实名注册。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实施，要求所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与用户签订合同时征集用户个人信息。

与数字隐私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对政府与科技公司勾结进行大规模监控的担忧。2013年，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披露，美国政府在其他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帮助下运行着全球监控项目，这些公司包括苹果、脸书、谷歌、微软、Skype、雅虎和YouTube。

Safire认为，人们限制了他们在互联网上交换信息的范围，担心他们的在线活动可能会被记录和存储，并有可能被政府机构获取，以便随后进行审查。最近，Stoycheff表示，斯诺登的爆料让公民们对不断受到监视深感忧虑，并对在线公共话语的质量产生了“寒蝉效应”。在中国和印度，关于监测的研究集中于公共卫生问题，如艾滋病毒、出生缺陷和H1N1。

印度和中国的大数据项目

印度的Aadhaar

印度政府独特的身份识别(UID)项目，称为Aadhaar(印地语中的“基础”)，向每个居民发放一个12位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在记录他们的人口统计数据以及指纹和虹膜扫描等生物特征数据后生成的。该项目于2009年开始实施，2010年印度唯一的身份识别机构(UIDAI)开始为Aadhaar登记居民。媒体报道称，截至2017年底，近99%的居民已经登记。政府称其为“社会和普惠金融、公共部门交付改革管理财政预算、增加便利性和促进以人为中心的无障碍治理的战略政策工具”。

该项目的官方目标是通过消除中间人，让人们，尤其是穷人直接获得一系列福利计划，从而遏制福利向公众转移过程中的腐败。但是，尽管声称Aadhaar是自愿参与的，印度政府还是强制要求公民获得各种社会和金融服务，比如维护银行账户和保险单，甚至缴纳税款。然而即使到了2017年，也几乎没有任何立法措施来保护政府和为其工作的科技公司收集的数据。

该项目引发了人们对侵犯隐私和大规模监控的担忧。在Aadhaar项目启动后不久，印度情报官员表示，该项目的目的是清除该国境内的非法移民——这也是为什么要求居民而不仅仅是公民注册Aadhaar项目的原因——而声称Aadhaar将帮助提供福利计划只是一个诡计。安全官员曾试图利用Aadhaar数据库寻找“罪犯”，但被法院阻止了。在Aadhaar下收集到的数据也有泄露和公开的例子。然而，普通民众大多不知道Aadhaar对他们的隐私构成的危险，以及它作为监视工具的潜力。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 

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下，政府建议根据每个公民的日常社会和经济活动，对其进行社会信用评分，以此代表其“可信度”。这个想法在21世纪初开始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圈子里讨论，并提出了规划大纲草案。2014年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指出，《规划纲要》将重点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大领域建设，目标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跟踪和评估你在商店和网上购买的东西，你在任何时候所处的位置，你的朋友是谁，你如何与他们互动，你花多少时间看内容或玩电子游戏，以及你付(或不付)哪些账单和税。

从本质上讲，社会信用体系将允许中国政府和与其合作的技术公司监控每个公民所采取的每项社会、经济和政治行动，以及他们的大部分私人活动。这一提议源于自上世纪80年代转向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社会和经济信任。除此之外，它还阻止个人和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但“中国政府宁愿把精力投入到技术修复上，而不是促进传统道德的有机回归，以减少不信任的鸿沟”。这一想法也引起了数据保护和隐私倡导者的愤怒，他们称之为“实施监视和控制的借口”。

新闻社会学

新闻框架

长期以来，媒体学者一直认为，新闻从来就不是“外在”现实的准确反映。相反，新闻媒体通过以特定的方式构建对问题和事件的报道来“构建”现实。正如Entman所观察到的，记者“选择感知到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它们在交流文本中更加突出，从而促进特定问题的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或处理建议”。换句话说，新闻报道放大了一个问题或事件的某些特征，从而产生对它的某种感知，同时边缘化或无视其他方面。“构建”与心理现象的逻辑观点相一致，即“事实”没有内在的意义——相反，意义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些控制意义形成过程的人能够通过影响他人的看法、态度和行动来施加影响力。

几项研究表明，新闻框架与公众对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之间存在重大联系。但为什么新闻媒体要以某种方式来框定问题呢?Reese认为，新闻的构建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一种文化逻辑。记者报道一个问题的方式，与他们对世界现状是什么样或理应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信念相一致。反过来，这些信念又通过新闻框架在社会上得到再现。Reese因此将构建定义为“组织原则，这些原则是社会共享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存在，这些原则象征性地构建了社会世界”。

新闻意识形态

以文化和批判为导向的媒体学者已经确定了产生新闻框架的各种意识形态。例如，Durham认为，实证主义是新闻的一种意识形态，并在新闻框架的构建过程中深深扎根。实证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是指基于经验证据的知识。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意味着运用“经验证据”对事实进行特定的解释，控制意义的生成过程。他认为，记者试图通过报道“原子事件”来控制意义的形成，这些事件与时空上的其他事件相关，从而将它们编织成特定的社会叙事，并赋予它们特定的意义。

一些学者也强调新自由主义对新闻的意识形态影响。虽然新闻通常被认为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但它最终往往代表着企业和大企业的利益。在美国和英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新闻机构在经济结构上有资本嵌入，依靠其他公司获得广告收入等。但在印度和中国等国，新自由主义对新闻媒体的影响也很明显。Thussu对印度电视新闻的“默多克化”感到遗憾，而Shahin观察到，印度媒体普遍倾向于相信“良性资本主义”。同样，Lee指责中国媒体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

方法

我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了解印度和中国的新闻媒体，作为数据中介是如何分别构建Aadhaar和社会信用体系的。然后我们用实证分析来推断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塑造了新闻报道，以及这种社会过程对公众理解这些大数据项目的影响。为了进行实证分析，我们挖掘了2009年至2016年期间印度对Aadhaar的新闻报道。在Nexis Uni数据库中，限定在印度英文新闻出版物的标题或文章首段范围，搜索“Aadhaar”或“UIDAI”关键词，形成的语料库约有5090篇文章(虽然印度有一些地区语言，但英语是全国唯一使用的语言，同时印度还拥有广泛的英语网络新闻出版物)。我们也在慧科新闻数据库里搜索关于社会信用体系的文章，涵盖了从2007年到2016年的5608篇中文文章。

这两个数据库都包括两国的各种主要和次要出版物。因此，我们的两个语料库分别代表了印度Aadhaar和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新闻报道。但是，传统的定性或定量内容分析要求我们从这些语料库中抽取几百篇文章的小样本，从而有可能遗漏报道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使用主题建模(topic modeling)进行分析，这是一种机器学习技术，使我们能够完整地研究两个语料库。

具体而言，我们甄选了一个叫做LDA（潜在分布）的主题建模法，通过解析文本数据来显示文章所关注的“主题”。每个主题包含着从一系列众多文章中提炼共性、有着高度概括性的“关键词”。理解关键词之间的语义联系可以向研究者揭示主题的意义。

另外，潜在分布分析法也为每个主题间的元素构成提供了分析工具。这样可以分析哪个主题在文中更占主导地位，哪些又没那么重要。这个技术也因此对需要在大量新闻报导去挖掘框架大有裨益。由于其优势，主题建模潜在分布分析法也逐步在新闻分析中有所应用。比较方法学研究发现，它与定性的文本分析相兼容，比其他一些算法研究技术更可靠。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印度语料库和中国语料库分成了年度区间，以便能够跟踪每个语料库中不同主题的逐年演变。主题模型法是通过Python软件来进行实际操作的。Python的主题建模发模块包含了省略区分词（如is/are,the/a等）。用“genism”软件包分析印度语料库，用“jieba”软件包分析汉语语料库，解决了汉语的分词和文本分割问题。用于主题建模的Python模块包括让程序忽略的停止字(如“is/are”和“The /a”)。我们还排除了占整个语料库10%以上的单词，以确保主题中的关键词不太通用。

印度Aadhaar的新闻报道

Aadhaar在印度新闻语料库中出现了一个五主题模型（见表1），其中的两个主题在前几年非常盛行，我们将它标识为“生物识别数据”和“商业利益”（见图1）。生物识别数据有着包括“虹膜”和“指纹”之类的关键词，也有“收集”，这是指政府将在Aadhaar下收集的个人数据类型。这个主题还包括“国家登记人口”（npr），“登记员”，“人口普查”和“登记”这些关键词来表示在何处和怎么来进行数据收集和储存。例如，一篇文章标题为《2011年人口普查期间收集指纹识别或虹膜扫描的生物身份识别系统（UID）项目》的文章报道，政府将在2011年进行常规人口普查时开始收集公民的指纹和虹膜。本主题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内阁，是指正在为收集生物识别数据而制定立法框架的联邦部长内阁。总的来说，这个主题主要关注什么样的生物识别数据会被收集，如何收集和存储，以及支持这一过程的法律和立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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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利益主题的关键词包括“商业”，“客户”，“付款”，“交易”和“税收”。此外，关键词“rbi”指的是作为印度联邦央行的印度储备银行，“kyc”指的是了解你的客户——一项要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掌握客户个人信息的规定。这个主题主要分析商业企业是怎么受益于Aadhaar的。有几篇报道提及，Aadhaar可以让他们的业务更容易地满足KYC审查。也有其他报道认为这会简化付款、交易乃至征税的手续。有很多的报导谈及了印度身份证管理局（UIDAI），负责监督项目的政府机构，正与企业密切合作来推动数据收集。

2011年，第三个主题——“行政流程”——成为主导，关键词包括“行政”、“警察”、“邮政”、“办公室”、“登记”、“表格”、“消费者”和“雇员”。这反映了新闻舆论关注点的转变，从单纯的数据收集和立法框架设计转变为Aadhaar体系的实施细节。这段时间的文章经常会报导如何对市民们开展数据收集，行政机构例如警局和邮局又是如何从中提高运作效率的。据一篇文章报道，“目前，印度首都新德里有14家邮局参与了Aadhaar的公民登记工作，到月底将增加到70家”，印度邮政总局局长Rameshwari Handa在周四说。

不过另外一个主题，“公共福利”在2012年时成为了新的主导话题。关键词包括“公共分配体系”（PDS）、“直接福利转移”（dbt）、“食物”、“cylinders”、“转账”、“支付”、“付款”，这个主题关注的是普通人，特别是穷人，如何从Aadhaar中受益。不少文章谈论到政府是怎么绕过中间机构，直接向公众提供补贴和公共服务的，从而减少腐败现象。有篇报道提到，Aadhaar相关的应用会作用于补贴支付、农村就业计划（MNREGA）的补贴，PDS的物流配送费用，奖学金支付等等。“PDS”是指印度联邦政府通过公共配送体系向边远地区运输物资，从而让群众们能够用补贴价格到当地经销商购买食物和其他一些必需品。几十年来，这一体系一直受到一些问题的困扰，比如像中介从粮食中抽佣又或者是经销商收取不合理费用。媒体认为，Aadhaar让政府得以直接将补贴输送给终端受益人，从而规避掉这些问题。关键词“直接福利转移”是2013年启动的另一个项目，让政府补贴能够直接转给有需要的群众。

主题“行政流程”在2013、2014这两年又再度出现并排在首位，紧随的就是“商业利益”。这次，所有主题都以合理的比例涵盖，包括我们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话题，“隐私政治”。这个主题的关键词是“隐私”“法官”和“公正”。他们表示媒体注意到就Aadhaar项目提出了关于隐私疑虑的法律诉讼。例如，一篇文章提到，“两位法官B S Chauhan和S A Bobde在各邦寻找正确理解印度身份证管理局和群众是否通过项目享受相应服务和具体行为方式的支持证据”。但关注法庭程序的话，但在关注法庭诉讼的同时，文章很少讨论这些诉讼的实质基础。新闻报导不怎么倾向于告知公众Aadahaar项目可能在某些程度损害他们的隐私，把公众曝光在监视之下。

隐私政治还包括另外的关键词如“印人党（bjp）”、“议会”、“党派”、“选举”、“选举人的”和“选民”。国大党是印度资历最老的政党，在2014年选举以前曾长期主导联邦政府，再之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印人党上台执政。有好几篇文章报道了印人党领导的新政府可能不会再执行Aadhaar这个项目，尤其是印人党有部分成员曾在前些年批评了这个项目，包括2014年上任的莫迪总理。不过，到了2015年，印人党很明显要带着复仇的信念推行这个项目，并且要把Aadhaar强制向市民们推行，启动更多的公共服务。有一篇新闻提到，“Aadhaar项目是由国大党领导的第二届团结进步联盟政府（UPA II ）提出的，现在却被莫迪政府继续推行。但执政的印人党还是反对派的时候却一直在抨击这个项目”。隐私政治在2015年是媒体报导最关注的主题，虽然只是稍微的比行政流程和商业利益要大一点点。

中国关于社会信用体系的新闻报道

运用主题建模潜在分布法对中文语料库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主要有五个主题（见表2）。就商业利益和农村福利而言，是除了2011年外一直都是新闻报导的首位主题（见图2），主题关键词包括“小企业”、“农村居民”、“农村地区”、“登记”、“银行”、“纳税人”。这个主题与企业、市民如何受益于社会信用体系，尤其是小企业和农村居民。这两个经济群体因为没有像大公司或者城市居民一样有足够的资本（证明还款能力），长期以来难以从银行借钱。新闻媒体暗示，一个更可靠的信用评估体系，比如社会信用体系提供的体系，将使他们更容易获得融资。此外，社会信用体系数据库将帮助政府更准确地识别贫困农村地区，并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实施扶贫计划。此外，社会信用体系还将为纳税人评级，并建立一个更好的税收管理体系，使自觉守信的纳税人在向银行借款时能从较低的利率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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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业利益和农村福利长期霸榜的时候，其他主题也在不同时间段争过第二。例如，在社会信用体系还在设想当中的2007年初和2008年初，“美国模式”是第二大主题，其中包含“美国”、“资本主义”、“市场化”、“应该”、“规则”和“可信”等关键词。这意味着，从一开始，中国媒体就认为，信用体系的概念并不单单存在于中国，而是早已存在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媒体认为中国“应该”参照美国模式，推动征信体系市场化，建立一个以信用评分为基础的个人评价规则的信用社会。不过，刚好碰上美国陷入次贷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局限性。但是中国媒体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论调，而是将次贷危机描述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信用体系的重要性的一个教训”。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媒体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各级政治和金融管理部门是如何下定决心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行政意图”脱颖而出，关键词是“省份”、“省级”、“部级”、“各省”、“人行”、“潘功胜”（人行副行长），“连维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等。2011年，“立法基础”突然成为最大的话题，超过了商业利益和农村福利，它的关键词，如“政策”、“草案”、“法律”、“合法的”、“非法的”和“召开(会议)”，涉及加强司法架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惩罚失信者，奖励守信个体和公司。这也是中国所称的“社会司法体系”建成的时间，标志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新阶段。媒体把这个司法制度认为是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但2011年是个例外，从2012到2016年，“商业利益”和“农村福利”一度成为最大的主题，其次是行政流程。然而，自2014年以来，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市场监管也变得相当庞大。本课题包括“互联网”、“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知识产权”、“诚信教育”、“揭露”、“价格”等关键词。它反映了媒体对一些问题的报道，比如如何识别虚假网上交易，加强网上产品质量检查，检查虚假广告和不准确的网上产品描述，以及加强公民和企业主的诚信教育，以建立商业诚信。这个主题在2014年6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发布之后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年也是阿里巴巴集团（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及科技企业）在线上销售额和利润超过美国几大零售商，包括沃尔玛、亚马逊和eBay，并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上市。这些事件让媒体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报导主要集中在构建诚信品德和交易守信，鼓励中国电子商务和网上金融的发展。例如，有篇文章援引了阿里巴巴CEO马云的话，“我一直认为诚信会转化为金钱，而这也是我们可能拥有的最大财富。10年前，没人敢在网上买东西，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可以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信用，因此，就是生产力。”

讨论

将印度Aadhaar和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新闻报道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是印度并没有任何一个主题能像中国的“商业利益”和“农村福利”一样占据这么多媒体报道。另外，印度媒体对透过Aadhaar项目采集生物数据的细节更为关心，尤其是在早些时候；中国媒体则更多关注着中国构建信贷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所需要作的系统准备。当然这些差异都是可以想见的。毕竟，这两个大数据项目在范围和特性上有所差别，而且两国媒体和政治体系也南辕北辙。印度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拥有各种各样的独立新闻机构和出版物。相比之下，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新闻媒体大多受到掌控或自我审查。因此，媒体报导的相似性会高得让人有些惊讶，这从理论上和实际研究上都非常明显。

事件驱动是两国媒体报道领域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所导致的问题不在于哪些事件被成功报道，而在于哪些事件被有意忽视。在印度，媒体报道始于政府推出Aadhaar的决定，但这些年来，媒体对于印度国内健全立法体系的缺失始终避而不谈，尽管健全的立法体系是清晰界定Aadhaar目标与局限性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印度政府零敲碎打地发布涉及Aadhaar施行方式与作用范围的政令，以保证项目得以继续推进。这些被新闻工作者们称作“新闻电头（即新闻线索）”的事件统统被媒体报道，但印度立法者在为Aadhaar构建法律基础方面毫无建树的事实，却由于缺乏新闻题材而被新闻工作者们选择性地无视，尽管这一问题极为关键并值得注意。这一事例鲜明地反映出以事件驱动为核心的媒体实践体系的缺陷所在。在中国，当社会信用体系的概念从各类官方与非官方群体中浮出水面时，媒体报道就已经广泛开展，媒体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行政与金融机构如何为社会信用体系项目积极造势。中国的媒体报道同样以事件为导向：当被称为“社会司法体系”的制度体系于2011年问世，并且被认为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时，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根基曾短暂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一年后，这一话题因失去事件驱动而迅速边缘化。

第二，印度和中国媒体有意忽视与事件无关的重要话题，却将那些不与Aadhaar或是社会信用体系直接关联的国内或国际重大事件视为他们新闻传播轨道中的关键节点。在中国，美国次贷危机一度成为与美国相关的样板话题，在2007至2008年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媒体报道中被大量引用；同样地，阿里巴巴海外上市所引发的对“市场监管”的思考成为了2014年的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热门话题。在印度，预期将于2013年推出的“直接利益转移计划”(DBT计划)成功引发了媒体在2012年对于食物补贴与转移支付等问题的关注，促使“公共福利”成为了当年最为热门的话题；而在2014年，全国大选的举行促使与Aadhaar相关的隐私权保障问题被媒体搬上议题，旋即使政治隐私权成为了热门话题。

学者Durham曾指出，实证主义是新闻思想中构成新闻框架的基础。他对新闻框架构造的定义为：归集整合微小的事件并使之成为新的叙事的机制。由这一角度看来，新闻框架将互不相关的事件联结，使之形成社会叙事，并赋予新闻工作者自由解读新闻事件的权力。印度和中国媒体对于非事件话题的忽视，以及将互不相关的国内外热点事件整合纳入与Aadhaar或是社会信用体系相关的新闻框架的行为，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中国新闻工作者借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这一话题，论述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社会体系的必要性，然而次贷危机的发生恰恰揭示了此类社会体系的脆弱，这可能就是媒体错误解读新闻事件的结果。

这一现象恰恰指出了另一个在Aadhaar与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过程中起到奠基作用的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中印两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此类数据归集计划所能创造的商业利益，并以此来论证它们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前述研究已经提到了印度媒体对于“良性资本主义”的信仰和中国媒体“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的倾向。我们的分析结论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同样会为大数据工程的构建提供助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促进企业利润最大化是经济建设的首要目标，而公共福利至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附带结果。

很明显，在中印两国的相关新闻报道中，隐私权问题和公众受监视问题几乎并未被提及。但不容忽视的是，Aadhaar与社会信用体系都具有将公民日常生活交由政府及与之合作的私人技术服务商管控的潜在风险。然而在印度，隐私权问题仅仅在2015年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重要话题之一，并且这些新闻报道通常仅仅流于表面，片面地关注那些稀松平常的隐私权诉讼案件法庭审理过程，却忽视了诉讼当事人所指出的对于自身隐私权受到侵犯的担忧，尽管后者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全国大选举行时。而在中国，隐私权问题从未引起过公众的重视，新闻媒体也鲜有报道。以上种种现象表明，对于那些严重依赖新闻媒体获取信息的中印两国普通民众而言，大数据显然是相对陌生的知识领域，他们并未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全国倡导的大数据工程将会对他们的个人生活造成损害，使他们最终生活在政府和企业的控制之下。

那些所谓“个人选择自由”，即个人在与政府运营的大数据工程和科技公司博弈的过程中，自主掌握个人隐私权的诉求，很可能只是镜花水月。当新闻媒体作为塑造公众对于数据与技术认知的关键中介机构，在制度与思想上同通过大数据工程、技术服务等手段牟利的政府和企业高度保持一致时，个人选择在现实环境面前不过是痴心妄想。同样地，那些将人类视为“隐私实用主义者”，即在面临抉择时将会对失去隐私权之弊与享受数字技术和参与数据项目之利进行权衡，并做出最符合个人利益选择的构想，显然过于简单化。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实质并不吻合，并且也不存在于政治和伦理真空中。这是由于这一“实用主义”理论是在一个推崇技术应用和大数据工程，却有意隐瞒大数据体系对于公民隐私权和免遭监管自由造成损害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换言之，这一理论是被人为创造的。如果不能基于这一认知，我们就不会对绝大部分公民自由“选择”加入大数据工程感到讶异。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府、企业和新闻媒体如何共同作用，使得颇具掠夺性的大数据工程得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展开，而这些国家的公民完全无法阻止此类项目的运作，甚至无法认识到制止此类项目的必要性。这一关系恰好对应了Lukes（英国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学家）所说的“权力的三张面孔”，它的存在迫使民众接受他们在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中的角色，同时抹杀一切抵抗的可能。这一社会构架在新闻报道的语义结构中得到反映并被不断强化，具体表现为在有关大数据工程的新闻报道中，媒体不断向民众灌输他们能够从此类项目中得到的利益，进而按照他们期望的方向塑造民众的认知。

我们的研究蕴含着广泛的社会与政策含义，当我们试图改变当前的社会结构关系，促使公众监视和隐私权侵犯不再被视为正常现象时，由上及下与由下及上的努力都是极为必要的，而这些努力势必会对政治、经济乃至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质造成影响。首先，数据保护与数字权利积极分子应认识到唤起民众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的重要性以及大数据工程为何会对个人隐私造成侵害。实际上，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正承担着数据中间人的角色，通过积极的努力，唤醒民众对于数据实践的公共认知，从而使民众不再盲目依赖于新闻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只有这样，民众才会有能力做出具有意义的自主选择。这类行动主义在印度要相对易于操作，而在中国，政府对于民间发起的，使数字技术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运动颇为抵制。

第二，对于数据隐私认知深刻的法律制定者应积极行动起来，挑战有关“个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保留隐私权”的常识性认知。隐私权应被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可割舍的权力，而不是一件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数据服务和生活便利不应通过牺牲隐私权换取。此外，那些提供此类服务的政府和企业应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将是改变政府和企业错误认知的第一步，任何机构都不应将数据和技术服务视为强化公众监视和社会控制的工具。

这一研究对于新闻媒体担当数据中间人这一角色时的失当行为提出了批评，指出了制度与思想上的紧密关联如何使得新闻媒体在榨取公民个人数据方面同政府和企业沆瀣一气。同时，我们很清楚新闻框架的拟定是一项多方参与的社会进程。因此，本文的第三个观点是，新闻媒体作为数据中间人，同样可以在捍卫数据隐私权的由上及下或是由下及上的努力中发挥盟友作用。然而，这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具有远见的法律制定者和民间社团应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展开具有实质成果的接触，例如，创造可以成为隐私权类新闻报道中新闻线索的事件，或是为与大数据工程相关的文章积极提供信息。

我们所开展的研究的一大优势，在于它的时间与空间范围极为广阔，但这同时也是它的弱点所在。我们的研究设计在使我们成功发现两个媒体和政治制度迥异的国家在大数据工程方面具有类似的媒体报道的同时，也阻碍了我们继续深入探究某一特定时刻或是特定主题。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探寻已有研究中出现的更为有趣的研究主题或是时间阶段，并对细节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例如，在2014年的印度媒体报道中，隐私权与政治的结合值得获得更深入的关注，中国媒体借用2008次贷危机来解读社会信用体系的事件同样值得深入剖析。此外，南南阵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积极推动国家数据与数字化工程，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在新的背景下测试结论相关性来扩大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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