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云论剑：左手利剑右手算盘 | 川普“让美国重回伟大”方略已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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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中国》作者纳瓦罗将执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
英国《金融时报》 迪米 , 肖恩•唐南 华盛顿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计划在美国白宫内部成立一个“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负责产业政策，并将任命一个对华鹰派人物、民粹主义经济信息的制造者来领导这个新委员会。
据英国《金融时报》了解，特朗普选择由毕业自哈佛(Harvard)的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来领导国家贸易委员会。纳瓦罗著有《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等书，常年来不断警告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一场经济战争，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态度——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向全美选民兜售同样的信息。
特朗普说：“几年前我读过彼得关于美国贸易问题的一本书，他那清晰的论点，周密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有远见地记述了全球主义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并为复兴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路。”
特朗普过渡团队形容纳瓦罗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他将制定贸易政策，缩小我们的贸易逆差，扩大我们的经济增长，帮助我们阻止就业机会流出国境”。他获得的这个任命是特朗普调整贸易政策的第二个动作，特朗普将试图贯彻他的核心经济策略，即振兴美国制造业，在国内工业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英国《金融时报》本月早些时候曾报道，特朗普已选择由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亿万富翁投资者、已获商务部长提名——来负责其贸易政策，他将创建一个新的机构间机制，以减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的影响力，该机构多年来负责谈判贸易协议。
特朗普团队表示，国家贸易委员会将负责一个“买美国、雇美国”(Buy America, Hire America)计划，促进基础设施和国防等领域的就业机会。它将与白宫其他三个机构相互合作，它们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和国内政策委员会(Domestic Policy Council)。
他们还表示，这标志着白宫内部首次有了一个专门负责制造业事务的办公室——强烈表明特朗普计划兑现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诺。
罗斯称：“我们在竞选期间就是一个伟大的团队，在执政期间，我们依然会是一个伟大团队。”
特朗普已快速完成对内阁成员和高级幕僚团队的任命，主要倚重拥有商业和军事经验的人士，基本上避开了华盛顿不少执政经验丰富的人士。
在主流经济学家、许多商界人士以及支持贸易的共和党人士看来，新设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举措很可能具有争议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把缩小贸易逆差当作目标很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特朗普增加开支的计划和利率升高可能还会令当前局势复杂化，这两个因素已经导致美元大幅升值，这恐将削弱美国的出口竞争力，通常会导致更大的贸易逆差。
特朗普的经济计划主要是由纳瓦罗和罗斯起草的，该计划呼吁着重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和振兴制造业，称这两者将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速恢复至3.5%左右的历史平均水平。
特朗普的过渡团队表示，目前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执教的纳瓦罗将在贸易谈判的“创新策略”方面为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总统提供建议，并与其他部门合作共同提振美国制造业。
凤凰国际智库
新白宫疑华派贸易重臣纳瓦罗：美国必须强势回归亚洲！
特朗普过渡团队称，由纳瓦罗负责的新设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将与白宫现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内政政策委员会密切合作，以完成特朗普“通过军事和经济实力达成繁荣与和平”的愿景。
资料图：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12月21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在白宫设立一个新的政策顾问机构“国家贸易委员会”(National Trade Council)，并任命从选举期间即被他延揽为经济政策顾问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学教授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领衔该委员会，并担任美国总统在贸易和工业政策方面的顾问。 在特朗普过渡团队发出的声明中解释，这一新设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总统在贸易谈判中提供创新策略，并与其他机关一起评定美国的制造能力和国防工业，协助失业的美国工人重新寻找就业机会，还将领导一项名为“购买美国制造、雇佣美国人”的项目，以保证特朗普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许诺得到执行。声明称，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设立，进一步体现了特朗普“让美国制造业重新伟大起来，并让每个美国人有机会获得体面工资和良好工作机会”的决心。 在政治位阶上，过渡团队的声明称，新设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将与白宫现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及内政政策委员会密切合作，以完成特朗普“通过军事和经济实力达成繁荣与和平”的愿景。声明称，“这也是首次有一个直接隶属于白宫的委员会，将美国制造业和美国工人放在首位，并且战略性地思考美国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以及贸易和制造业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任命发出后，美国普遍舆论认为，这一新设的白宫委员会将不可避免地与现有的美国贸易政策主责机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职权发生重迭，甚至将引发政策主导权方面的竞争。不少分析还指出，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提出的各项强硬主张，尤其是在贸易与区域安全上对中国抱持的怀疑态度和指责思路，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从特朗普竞选之初,就开始支持他的纳瓦罗。 在本次美国总统投票日前夕，2016年11月7日，纳瓦罗曾和另一位特朗普团队的政策顾问格雷（Alexander Gray），共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上发表专文。在严词批评奥巴马和希拉里主导的“转向亚太”(pivot to the Asia-Pacific)政策之余，这篇文章也较系统地展现了这位未来将主导贸易、制造业和军事工业政策的“疑华派”重臣，对亚太局势的评析和政策主张。 批奥巴马让亚洲盟友倒向中国 纳瓦罗和葛雷认为，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提出“转向亚太”战略，最初是为了反制中国在亚太区域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和利益诉求，“看起来是一个合适并且及时的回应”。 然而，纳瓦罗批评，奥巴马政府在推动“转向亚太”战略时，最积极的方面并非军事，而是经济，推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通过就是典型之举。 但纳瓦罗称，TPP这个意图把12个环太平洋国家联合起来的大型贸易协定，“并非用来帮助迫切需要增长的美国经济”，而是被奥巴马政府用作一个国家安全手段，去抑制中国的崛起。 这样的作法有没有成效呢？纳瓦罗讥讽道，不论是“声音很大”的TPP、还是“棒子很小”的美国萎缩中的海军实力，都没有办法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快速军事化”，包括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岛礁上增强防卫力量等等。 在这篇文章中，纳瓦罗对奥巴马政府在建军方面的轻忽显得痛心疾首。他声称，在奥巴马任内，美国海军萎缩到一战以降的最小规模；陆军则是二战以前的最小规模；空军的规模则是史上最小的航空母舰也是最老的。而整个美军的跨军种备战能力，更是一个世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纳瓦罗认为，美国海军是亚洲区域稳定“最重要的来源”，“它现在保卫着每年超过5千亿美元的途经南中国海的贸易”，并“制衡中国增长中的野心”。纳瓦罗称，随着中国在太平洋区域布署的潜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且准备在2030年以前大幅增加军舰和潜艇数量，特朗普的海军扩张政策─将美国海军军舰数量从现在的274扩增到350艘，将能重申美国对亚太盟友的长期责任，“并持续扮演亚洲自由秩序保障者的传统角色” 在这篇文章中，纳瓦罗批评奥巴马和希拉里任内只夸言经济、不重军事的亚太政策，不但给了中国崛起的机会，还错误地对朝鲜给予“战略耐心”，确没有收到任何成果。反而让朝鲜进行了4次核试验，增加了地区的不稳定和危险程度，甚至让朝鲜有机会发展出能够攻击美国西海岸的导弹。 此外，纳瓦罗还声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都对奥巴马和希拉里“从卸责转为虚伪”的外交政策感到沮丧，“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高调拒绝美国的领导，转向中国，就是明显的例子”。此外，在发生军事政变之后，美国在亚洲的重要防务盟友泰国，也开始与中国走得更近，“甚至连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 特朗普会如何重树美国亚太地位 在细数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如何失败后，纳瓦罗仍认为，美国现在还是有很多机会，重新树立在亚洲的地缘战略地位，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的“不自量力”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观感。 纳瓦罗称，尽管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令人反感，但是像日本、韩国、印度甚至缅甸和越南，都继续寻求与美国加强关系，并将中国视为威胁，“如果有决心和远见，这将是美国下一届政府抓住这一战略机会的黄金时机。” 在投票前夕发出的这篇文章中，纳瓦罗批评希拉里“此前作为失败战略的主要领导人，就已经显示她完全不适合重建亚洲政策”。相对而言，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则有一种“清晰而简洁”的方向。 文章分析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思路主要有两个原则：第一，是在外交政策上，永远不会牺牲美国的经济利益。纳瓦罗称，此前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推行TPP，都只会削弱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和保护自身和盟国的能力。第二，特朗普会坚定地执行“用实力带来和平”这一项“由里根提出，但是被奥巴马政府抛弃的公理”。 纳瓦罗说，如果特朗普当选，他将会“简单地、务实地、尊重地”与日本和韩国，商议为它们提供进一步支持的方式。纳瓦罗认为，美国不仅仅在二战后重建了这两个国家，而且美国人的金钱和鲜血，也让这些盟国发展出了成熟的民主制度和发达的经济；如今，“让日本和韩国等国，公平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意义重大”。此外，美国未来还将与欧洲的盟国进行类似商议，对北约的防务分担进行类似谈判。 在纳瓦罗和另一位竞选顾问─现已被提名为商务部长的罗斯（Wilbur Ross）合撰的一份特朗普经济政策白皮书中，他们责怪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加剧了美国工厂的海外业务外包、工作机会流失以及国内商业投资的疲软。 他们引述一份研究称，在1999─2003年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还稳定在一年约1600亿美元左右，但从2004─2008年间，就猛增到每年平均6400亿美元的水平。他们还援引其他学者说法，将美国工人工资的下降、制造业的衰落，失业率的上升和工人终身收入的减低，都归咎于经贸方面的“中国冲击波”。 在这篇写于2016年9月的经济政策白皮书中，纳瓦罗和罗斯指出，未来的特朗普政府，将会对抗中国对美国产品课征的高关税及棉花等产品的进口配额；同时，还会要求中国政府放松名目多样的各种非关税障碍，放宽对美国农产品、汽车、肥料、通信设备的进口。此外，特朗普政府将不会再“允许中国倾销数十亿美元计的非正当补贴产品，例如钢铁”到美国市场来。 纳瓦罗和罗斯还称，“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将很快意识到，他们将面对的是在贸易上强势的特朗普，而不是在奥巴马─希拉里时期遭遇的那种软弱”。 纳瓦罗在发表于《外交政策》网站的文章末尾提出，特朗普在竞选中，展现了对“建立一个成功的亚洲和全球外交政策”的清晰理解。而这一政策的基础，是“不减弱支撑美国国家利益的实力”，从而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竞争者，都相信“美国总统做的，会和自己说过的一样”。 国家贸易委员会作用几何 在纳瓦罗的任命公布之后，美国最大的工会─代表85万钢铁产业工人的“钢铁工人联合会”(USW)随即发出声明，欢迎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设立。 声明中称，“过去，贸易长期以来，都被白宫国安会当作是一种外交政策的工具，而非促进国内生产和创造就业的方法。美国制造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钢铁工人联合会”认为，新设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将提升贸易和制造业政策的位阶，“由于制造业对国家经济和安全的重要性，它值得更特别的关注”。 综观纳瓦罗在特朗普竞选期间的主要主张，都可以看出他将扩张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当作与中国进行更强势贸易谈判的实力筹码。而“战略性地思考美国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更直接被写入了纳瓦罗领衔的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列。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在贸易谈判中一旦有所退让，即能让特朗普向美国工人阶级选民和商界有所交代；若中国对美的态度相对强硬，则特朗普政府扩大军备、向国防工业和本土制造业输血的政策和预算方案，又能获得更多的舆论支持。 将对外贸易谈判、发展军事工业、促进美国制造和就业等多种任务捆绑在一起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其功能设置和定位，已和纳瓦罗个人的思路颇为契合。但在未来，这一新机构和纳瓦罗本人，能在美国对外及对华政策中扮演多大的角色，还得端视特朗普的授重倚重程度，及其与白宫国安会、国务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等各机关的动态竞合。
新京报
刁大明：“中国或成最大赢家”预判被击碎！
《致命中国：与龙对抗》、《卧虎：中国军力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将要来临的对华战争》……这些标题骇人听闻、哗众取宠的书籍很难想象出自一位经济学家之手。而如今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这位彼得·纳瓦罗教授竟被予以重任：他将执掌特朗普政府的国家贸易委员会。这一任命无疑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出了极具不确定性的负面信号。
首先，纳瓦罗已确定成为特朗普政府经贸政策的主要参与者与协调者。他将领导的所谓“国家贸易委员会”是设置在总统白宫办事机构框架下的顾问与协调部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内政策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以及国土安全委员会类似，国家贸易委员会的浮出水面凸显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重新调整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收益地位、从而强化对国内经济与就业的提振效果的明确战略意图。而在无需国会参议院批准的情况下，号称“特朗普竞选团队中唯一经济学家”的纳瓦罗就任后将继续成为贸易与产业政策意义上的白宫“首席顾问”，并将在政策过程中充当财政部、商务部、贸易代表办公室乃至国会内相关委员会之间的关键协调人。
第二，纳瓦罗的就位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特朗普经贸政策乃至对外战略的方向。从公开言论看，纳瓦罗以激进的反全球化立场著称，充斥着对中国当今经济成就的偏见与否定。他的得势至少意味着，此前广泛认为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的言论最终落实可能性较低的判断必须再做修正，反而反自由贸易、去全球化倾向凸显。甚至就在宣布纳瓦罗任命的同日，媒体又传出了特朗普团队正在考虑通过总统行政令方式提升外国输美产品关税的消息。换言之，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关于经贸问题的一系列极端表达，比如增收中国输美产品45%关税，即便在程度上有所调整，但极可能会在同一向度上采取各种方式加以兑现。
更为严峻的是，纳瓦罗还多次渲染中国的所谓“军事威胁”，反复宣扬所谓“以实力促和平”的亚太乃至对华策略。而这种以更为强硬的、强调军事存在的亚太战略向中国施压、换取中国在经贸上满足美国利益的手段也极为符合特朗普近日来“大交易”倾向的战略端倪。
第三，中美关系特别是在经贸领域或将进入新一轮调试与磨合期。特朗普对纳瓦罗的重用，基本上可以击碎关于“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的预判。在竞选中，特朗普曾反复强调三个理念，即“本土主义”、“美国优先”及“首要威胁”。这里的“首要威胁”首当其冲的是恐怖主义；但如果将这三个概念联立起来，“首要威胁”更像是针对“本土主义”和“美国优先”的“首要威胁”。
所谓“本土主义”和“美国优先”的核心显然是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与就业问题，而在纳瓦罗们看来，针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首要威胁一定是具有竞争性的外部经济体，也就是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非盟友的中国。从这个逻辑上讲，特朗普在其任用的对中东事务颇有想法的军事将领们的驱动下，甚至在与俄罗斯实现某些合作的基础上，调整中东政策之后，一定会把矛头回指中国。如此态势首先会对中美经贸关系构成巨大挑战。随着作为压舱石与推进器的经贸事务进入调整状态，中美关系也势必要面对某些从试探到适应的不确定性。
作为全球化最大的主导者与得利者，如今的美国却让纳瓦罗之流大行其道，最终不免会付出无可估量的代价。若一味强调满足本国利益，不惜伤害中美关系合作共赢前景的民粹路径，也将是短视的，且会自食其果。正如纳瓦罗自己在其畅销投资读物《如果巴西下雨就买星巴克股票》中写的那样，“如果你进入市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快点赚钱，这种想法很可能会影响判断力。恐惧会在犯错时笼罩住你，贪婪最终会毁掉你”。
刁大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布鲁斯·卡明斯：世界撼动中国！
作为审慎的保守派，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一直关注20世纪结束前的东亚地区历史，于美国与东亚关系用力尤深，《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一书便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本文节选自该书第六章，主要着眼于美国人视野中的，作为隐喻的中国问题。卡明斯历数了美国人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对中国做出的相互矛盾的判断，强调美国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承认中国的地位，而不是使之继续成为替充满偏见的美国政治的失败背书，并最终导致美国无法正确面对世界形势的某种隐喻。“保马”推送此文，肯定文中一些有价值的判断，但同时对其部分内容持有不同意见，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予以甄别。本文选自《视差：美国与东亚的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0月），感谢译者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中文系的李茂增老师授权“保马”独家推送！
保马在最近一部名为《邮差Ⅱ》的意大利电影中，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教了从未受过教育的邮差第一个字，后来又教了他隐喻的艺术。邮差非常机敏，马上问了聂鲁达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会不会也是某个东西的隐喻？”聂鲁达稍事沉吟，说他需要思考一下。但他最终也没有回答邮差的问题。
对美国人来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隐喻。一说起“中国”，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一连串隐喻，从而昭示出一段中美关系史，以及五十年来我们的政要、专家、学者们的“中国观察”：不变的中国，循环的中国，迷一般的紫禁城，盒子套盒子，东亚病夫，大地，土地改革者，中国撼动世界，谁丢掉了中国，遏制抑或解放，中苏铁板一块，金门和马祖，《东方红》，遏制而不孤立，乒乓外交，改变世界的一周，后毛时代萎缩之中国，四人帮，四个现代化，中国牌，蚕式导弹，最惠国，后邓时代萎缩之中国，中国（再次）撼动世界，兴衰循环（再次），不变的中国（依然是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学者专家至今仍然没有摆脱关于中国的一个核心隐喻：穷一生之力也不可尽知的巨大，漫长的历史，众多的人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当前世界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与这种类似“中国”京剧的喧嚣相伴随的，是专家们所提供的有关中国走向及我们必须如何（尽全国之力）应对的方案，可谓矛盾百出。随便拿起一本登载着专家意见的报刊杂志，你都会读到截然相反的论断：中国正在解体，不，中国团结而稳定；中美关系摇摇欲坠、几近崩溃，不，双方正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必须对可怕的中国进行“遏制”，不，不妨与对外开放的中国“结秦晋之好”；中国持续进行的军事扩张令人不安，不，中国军费不足、武器装备落后；中国经济不正常地持续过热、危机四伏，不，它现在已经是或即将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将进攻台湾，不，台湾很快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者；中国将接管南沙群岛，不，不可能，因为中国没有能力；既然香港已不再是英国殖民地，那么中国将征服之，不，多年来，香港一直在对中国进行殖民。隔代返祖的中国正韬光养晦，等待历史轮回中下一个转折期的到来……不，正好相反。
与所有这些全都不同的是，当毛登上象征着天国般安泰的城门（即天安门）、建立起人民共和国时，乔治·凯南评论说：“中国无足轻重。它并不重要。它永远不可能强大起来。”凯南认为，中国没有成体系的工业基地――这是其战争能力严重不足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在沿海地区分布着一些由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边缘工业；因此中国不应该包括在他的遏制战略之中。日本有这样的基地，因此它才是美国东亚战略的关键。至于邓小平，他通过1980年代在中国高层政治中所实行的急进而危险的阴阳术――偶数年改革而奇数年保守，开启了一条实用主义的中间道路。这是一个绝好的模式。比之于围绕着中国问题所产生的耸人听闻、南辕北辙的种种喧嚣，这种基于灵活的现实政治、高瞻远瞩的思考，无疑是一个更好的出发点。倘能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中国从何而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判断它将去往何处。
福柯的隐喻告诉我们，文化好比一座由一条护城河保护着的封建城堡。护城河由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性选择、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拒绝组成，将异已之物和陌生之物要么拒之门外，要么收编驯服。也许有必要重申一下关于中华文明的主流隐喻：庄严，冷漠，自给自足，安于现状，随时准备拒绝野蛮人――除非它马上臣服，随时准备将外来者溶化于海洋般极具包容性的中华习俗之中。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命运静候着蒙古人、满洲人以及西方人――基于许多理由――的到来。
总之，中国“城堡”是一个将已知宇宙悉数揽入怀抱的巨大帝国，其“护城河”保证了它的文明能够划疆自治。两百年前，东亚有两大王朝、两大君主。看上去两个王朝都将万世永治，而两个君主也将因为各自的长治久安而永享崇戴。1392年立国的朝鲜李氏王朝在英祖大王带领下，一马平川，来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1776年。朝鲜是中国最重要的藩属国，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向1736－1796年在位的乾隆皇帝上表称臣。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Ⅲ，在位49年）派使团来到中国宫廷，要求开放贸易往来。乾隆皇帝答复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也就是说，乔治三世应该以英祖大王为榜样，带上体面的贡品，排队等待向居于文明中心、统御四海的神王朝贡。看来“中国”确乎是一个恰当的隐喻――就当时而言。
中国现代史始于国门被英国人打开之际，对于这一时刻，费子智（C. P. Fitzgerald）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令所有人――无论国内外――大吃一惊的是，这座庞大的建筑物……瞬间轰然倒塌，而目瞪口呆的欧洲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松开手中的门把手。”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这座曾经抚有整个中国的庞大建筑再也没能恢复完整，其间经历了贫弱、抗争、中央政府倒台、国家分崩离析、屡遭挫折、屡次走入死胡同、国内和国际战争、宏阔的社会革命。1949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站起来了”时，全国各地的中国人无不心潮激荡，因为至少，中国重归统一，外侮停止，外敌被驱。五十年来，包括儒教、民族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中国精英，始终团结于“自强”旗帜之下，始终奉行著名的“体用”方案，即以中国经验、中国哲学“立基”，以西方学说、西方技术“致用”。那么，政权巩固以后又如何呢？
共产主义甫一胜利，朝鲜半岛的冲突便接踵而至。战争不仅给朝鲜人带来了毁灭性破坏，也使中国陷入了深重危机。战争始终囿于朝鲜半岛（尽管差一点溢出）。战后，中国在新独立国家和仍未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中赢得了崇高威望――当时，反殖民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然而，由于这场战争，整整一代人失去了中美和解的机会。当时，美国坚定地支持毛的死敌蒋介石，并成功制造了台湾和大陆的分裂。这场热战，加上1950年代冷战的加剧以及美国的经济封锁，使得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投入苏联集团的怀抱。
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最早提出了另外一种策略，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的原因，这一策略却被长时间搁置，直到1970年才由尼克松付诸实现，而1950年代，尼克松正是艾奇逊的反对者。艾奇逊的策略是，充分认识共产主义中国作为手段的价值，将其纳入世界经济并使之对西方产生依赖。和乔治·凯南一样，艾奇逊认为，莫斯科不可能当真付出太多以帮助中国休养生息并实现工业化；中国迟早有一天需要求助于西方。作为亲英派和国际主义者，艾奇逊试图与英国一起促使中国对外开放，希望以此分裂北京和莫斯科，并最终以自由贸易之溶剂消除中国的叛乱冲动。而要达此目的，就要设法承认中国反帝民族运动的合理一面，并将中国拉入到世界经济之中。
艾奇逊策略的阿喀琉斯之踵乃是台湾。和总统一样，艾奇逊非常不喜欢1949年败逃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也压根儿不指望蒋介石在台湾能比在大陆时更好地遏制共产主义。与此同时，艾奇逊又不希望共产党占领台湾，以便像二战时的日本那样将太平洋的辽阔海域纳入自己的掌控。他想要接受的是岛屿而不是政权，因此从1949年到1950年，他长期玩弄两面派手法。中国内战时期，他在公开场合假装奉行“静观其变”策略，私下里却告诉助手，“我们必须谨防泄露我们希望岛屿脱离大陆的秘密。”朝鲜战争使得杜鲁门得偿所愿，他将第七舰队楔入了台湾和大陆之间。时至今日，双方仍划疆分治。
1950年代初期的历史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战略。质言之，三种宏阔的政治经济构想，以及各自相应的外交策略，赋予了后1949的中国以勃勃生机。所有这些构想都符合全中国所有民族主义者一致认同的目标：增进财富，壮大国力。所有这些构想都由高层――起初是毛，后来是邓――毫无征兆地提出，都主张摧枯拉朽的彻底转变，都呈风雷滚滚、惊心动魄之势。所有这些构想都试图对付乾隆皇帝即已开始面对的同一个对手：一个生机勃勃、先后由英美执其牛耳的世界经济体系。
在这一进程的大部分时段，革命中国与古代中国的做派庶几相似：高墙深垒，闭关自守，以应对西方挑战，结果只能是不进反退。它适应现代世界的唯一方式是非此即彼，以非凡的共产主义取代工业资本主义，并试图以跨越的方式赶超西方，结果只能是不进反退。1960年代，在“自力更生”名义下，同时对苏联和美国实行关门主义，结果同样是不进反退。唯一未曾尝试的战略是，像1868年之后的日本那样加入西方，――其实早在当时，中国就已经完全落后于曾经的藩属国日本了。
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并亲身感受被政府长期讥讽为资本主义梦魇的财富、国力和公民社会；与此同时，正是曾经亲手描绘这些讽刺画的领导人，开始从西方寻求突破中国发展之僵局的路径。如此一来，即使是那些依然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成就、对政权的建立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人，也有恍然如梦之感。“外国人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有多么痛苦，”一位深孚众望的知识分子对一位造访的美国人说。
从横跨两个世纪的冲突与对抗中，不难体味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全部历程。站立在它所仅知的世界的中心，虽然对自身文明与生俱来的优越性无比自信，但面对将自己打得落花流水的西方世界，中国实则始终没有克服其屈辱感。
1950年代的第一阶段奉行的是正统的斯大林式工业路线。考虑到两极对抗和美国封锁的刺激，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可避免的选择：全面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外交上，处在两极冲突中的中国自然而然地采取了“一边倒”策略。毛强调指出，中国在世界上处于落后状态，工业化程度还很“低”；受1950年代中期中国强劲增长势头的鼓舞，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以期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结果引发了一场深重的经济危机。与1950年代的总纲领相适应的外交政策也因为中苏反目而宣告失效，中国发现自己身处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双重威胁之下。但是正像一本在中国传播甚广的著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指出的那样，毛的农业政策和制度还是发挥了作用，至少它让数量巨大的中国农民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扎根于土地（且自始至终认为他们是在进行革命），而不是像大数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今日中国）的农民那样洪水般地涌入城市。
关于接下来中国戏剧性转向背后的原因，没有比1961年毛对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评价说得更清楚的了。赫鲁晓夫主张对华盛顿和资本主义采取既和平共处又相互竞争的路线，毛评论说：“这是要把实际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也就是说，中国的“一边倒”策略预计将从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中撤出，转而建立一个针锋相对的社会主义体系，以与前者对抗并力图取而代之；苏联的修正主义则要为放弃这场斗争承担责任。斯大林体系被取代后，几乎无迹可求，不仅如此，由于其腐朽性，由于会增加集团内部的依赖性，它甚至失去了其原初的存在理由；最后，不用说，由美国领导的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还和过去一样强大。如果这四点成立的话，那么中国要么可以通过自力更生战略谋求独立自主，要么可以最优惠的条件进入世界市场。笼统说，中国在1960年代中晚期选择的是第一条路径，1970年代后期以降选择的则是第二条路径。两种选择都设定了一个独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只不过第一种选择声称要从中退出，而第二种选择则意味着进入。
1960年代的自力更生战略是最杰出、最独特的毛式政治经济，其特点是全民总动员，同时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道德和意识形态激励。其国内表现形式是文化大革命，相应的对外策略则是团结第三世界。
同一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启了对华关系之大门，并通过进一步离间中苏关系，收到了以共遏共之效。这是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其后，中美关系迅速回暖，几乎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75年12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席，欢迎杰拉德·福特和贝蒂·福特夫妇。两人高举茅台酒杯，聆听邓发表国宴致辞：
天下大乱，形势很好……战争和革命的因素不断增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
但邓实际想说的是：
天下大乱，形势很糟。战争因素不断减少，革命更无从谈起。国家要合作，民族要富强，人民痛恨革命。中国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
晚近时期，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多地遭受了来自人权活动家的明枪暗箭，但从北京的角度看，所有这些批评都不过是彻头彻尾的伪善之举。当韩国军队在光州施暴时，人权活动家们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了全将军旋即荣幸地访问了华盛顿？北京抗辩说，在香港有望回归之前，英国从不允许它有任何效仿民主之举（确乎如此）；台湾是在经历了四十年的军事戒严统治之后，才于1991年结束“动员戡乱时期”的（同样确乎如此）。但此一时彼一时。东亚的发展型国家已经纷纷开始向着直接选举和基本的政治自由转进，尽管它们最为心仪的楷模乃是日本旷日持久的一党民主。因此，在对其政治体制解压之前，中国所可寄望的，乃是以人权和民主的支持者为一方、以经济增长的支持者为另一方的永无休止的争论。
然而，对中国未来来说，异常强劲的经济逆流更其关键：接下来的若干年，台湾和香港都将对中国的开放城市和“金项链”地区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出口区的选择决非偶然：珠海与澳门相向而立，深圳与香港一水之隔，汕头和厦门正对台湾海峡。它们乃是确保中国进入世界经济的出口贸易中心和枢纽（1995年第一季度，中国出口增长率是让人瞠目结舌的62%，其中至少40%来自正对着香港的广东省），却远不像旧时的广州公行那样被束手束脚。后者兴起于乾隆皇帝拒绝乔治三世之后，虽然已开始进行适度的贸易，但依然将西方货物拒之门外。
1997年之前，中国最大的两个海外投资者是香港和台湾，接下来是美国，其中截止1994年年底，香港（和澳门）占据了所有海外投资的63%；而同一年台湾在中国的投资总额是四十亿美元。这种强大的逆向作用会不会使中国受到刺激，并进而扼杀香港政治或运用武力反对台湾？香港快速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又会不会像其经济一样，对邻近的中国地区形成殖民？中国会不会继续发射东风号中程导弹以警告麦克阿瑟将军之“不沉的航空母舰”（就像1996年那样），又或者会不会进一步深化它正在与台湾进行的价值200亿美元、利好多多的贸易往来？（从1990年到1994年，中国与台湾的贸易增长了500%，其中大陆获得了台湾出口额的15%，而台湾只获得了大陆的2%。）在新近的台湾选举中，与大陆重修旧好的某个政党尝到了甜头，在该政党的强力推动下，海峡两岸交流的增长已是大势所趋。生机蓬勃的交流已经使台湾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不妥协。但这实际也颇不合时宜。
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决定将台湾归还蒋介石，与其说是为了奖赏中国，不如说是为了惩罚日本。如我们所见，直到最近，日本在争取民心民意方面的努力，都远远超过民族主义者。但协议毕竟是协议，更不要说两位总统的决定又大大强化了开罗协议。尼克松于1972年、卡特于1978年，分别用台岛做交易，换取了新的对华关系。当中国如其惯常所做的那样，宣称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运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捍卫主权和领土之完整”时，它确乎完全拥有了其国际权利。对中国来说，这之所以是一条神圣的原则，恰恰是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原则。惟其如此，中国才坚持一条原则：最后关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它将使用武力。
然而，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中却处处可以听到其改革方案中的实用主义的回声，正如毛的外交政策虽然气势汹汹，却总是审慎而精于算计一样（正如艾伦·怀廷[Allen S. Whiting]所表明的那样）。邓的“一国两制”构想意味着默认了台湾可以长期保持自治。1984年，他说，中国需要利用未来两个十年的和平发展自身，并且对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幅裁减。到1986年，国防预算在国家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减少到了1977年的一半，仅占9.3%；从那以后，国防预算则以年均12%的速度递增，其中主要是在1990年代初期用以提高对军队的安抚、稳定力度，确保军队忠诚，同时也是为了平息海湾战争中美式武器的高性能所引发的军事恐慌。
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军费略高于南朝鲜和台湾之和，而其武器进口额则只有两者的四分之一（1988年至1992年，中国是15亿美元，南朝鲜和台湾是58亿美元）。中国拥有最多的乃是在海湾战争中被美国摧毁的苏联装备，因此缺乏攻克台湾的两栖登陆能力及空中掩护力量。无视四十年来台湾民主子虚乌有的事实，去为所谓的台湾民主而战，实在荒唐。因为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的提议而为台湾的民主而战，结果同样荒唐，因为人们永远无从知道他对中国的敌意是因为北京的政治抑或是因为中国对北卡罗莱纳纺织工业的出口。C. P.菲茨杰拉德显然更为明智：“不可能和平地将中国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历史上，曾一再出经出现过利用冲突分裂中国的种种努力，但无一例外都引发了战争。
”
然而，民主问题仍将拖累中国与台湾之间快速增长的经济关系，同时也将拖累中国自身。这是一个决定中国能否实现最终统一的真正问题，是决定台湾能否回归的根本问题。虽然绝大多数台湾人最终不计前嫌地宽恕了1940年代后期曾将枪口指向自己、对自己实行强迫统治的大陆人，但很难想象他们会屈从地穿上1990年代北京威权政治的紧身衣。
在发表于《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柯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主张，“我们必须遏制中国。”“擒牛当趁其未壮”，也就是说，要马上动手。另外一些杰出的观察家如贺开宇（Karen Elliot House），1995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中国正在开始一个“碰撞的过程”。她认为其他东亚国家“都正在寻求将美国作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样板”，并高度肯定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而中国正好相反，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极不稳定，因此它“寻求的是一种半任性半偏执的外交政策”。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者”也不失时机地论证说，不断增长的实力必然很快就会使中国滋生出统治东亚和东南亚乃至整个世界的野心；强大的中国希望功成名就。
本章的艰巨任务是证明中国其实并非如此：中国的历史非常独特，其扩张仅限于周边，而且手段多有节制。1949年之后，中国运用武力的范围同样没有超出历史上的区域，而且比过去表现得更为明智、更有成效。中国领导人可能依然会宣扬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但这一传统同时也会告诫他们，专凭武力说话的霸权必有致命之弱点。同样，武力解决不了中国的深层问题――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要应对挑战，只能通过文明而非武力。
乔治·凯南曾断言中国在世界政治中无足轻重，而仿佛成心要拆他的台，美国在亚洲打了两场旨在遏制中国的战争。结果是在朝鲜，中国和北朝鲜粗野的农民军和我们的军队打成了平手；而另一支冥顽不化的农民军，则在那个当年曾在巴黎告诉邓小平何处能找到最好的羊角面包的人带领下，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两场战争中，我们无谓地牺牲了110000个美国人的生命；现在，在中国已经拥有了带有核弹头、可以打到美国腹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情况下，又有人主张我们再来一次。如我们所见，在柯翰默、贺开宇及其他许多评论家的鼓噪下，从1990年到1994年，五角大楼不止一次试图再次发动对北朝鲜的战争。所幸，破天荒第一次，克林顿当局运用外交手段与北朝鲜进行了斡旋，而且出乎几乎所有专家学者们的预料，这一政策取得了成功。
美国人有眼不识胜利。经过了1975年以来二十年的和平，越南已经变成了我们素所希望的国家：亲美，对世界市场开放，购买美国商品。中国也在向着同一个方向转进，并在1975年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即使护城河的建造者北朝鲜现在也在谋求参与这场唯一的游戏。它们碰巧依然都还被共产主义者所领导。如前所说，没有一个东亚国家“寻求以美国为样板”。正如1997年（但也只是在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我们所说，他们追随的是日本――这个国家已经被证明是心脏上的一个病灶（而共产主义不过是皮肤病而已，如果我们愿意，它们马上就可以消失）。不妨想象一下，眼看着那个曾经践踏过他们的国家和灵魂的帝国在二战后重新富裕了起来，自己却不得不应对血淋淋的战争和惨淡的农业，而且还完全得不到美国人的理解，中国人和朝鲜人会是怎样一幅势所必然的样子！
然而，凯南有一点是对的：日本是东亚的一个活跃因素。迄今为止，它依然是唯一一个实现了全面工业化且技术上达到了先进水平的亚洲国家，因此它也是西方列强唯一的真正对手。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虽然是偷偷摸摸地――遏制着日本，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1990年代，遏制进一步加强了，理由是五角大楼最主要的遏制对象苏联消失了。我们现在又将如何同时对也想要遏制日本的中国进行遏制呢？现在，东亚的权力平衡已经初步形成并将延续相当长时间，日本的经济优势将被中国的核武器，以及两个朝鲜、中国、台湾、越南庞大常规部队所抵销，更不要说普遍的工业增长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力量。那么，何不放任自流？
决不能放任自流，因为中国乃是某物的隐喻：对向来花费无度但已经失去了目标的五角大楼来说，对再也找不到值得发起认真攻击之左派的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对在一个同样失去了道德中心的国度里寻找自身的美国理想主义者来说，对把自己想象为和人类边界恰相重合、因而无法理解真正之差异的美国政体来说，中国都是其它某物的隐喻。中国当然有诸多的恶习积弊，但在长期的历史中却形成了一个卓尔不群的优点：善意忽视其近邻。作为一种公认为是厚施薄取的文明――与日本恰成对比，中国文化表明，如果伟大的文明能够以身作则（凯南也经常认为大国应该以身作则），所有向往中央帝国的国家也能如此，那么其余的国家就会各安其位：英王乔治三世便是一个好例。它足以解释在很长时间里，何以会有众多的藩属国靡然归化于中央帝国。
伟大学者菲茨杰拉德认为，中华文明的第一根支柱是帝国，即希腊和罗马在东亚长期结合的产物。第二根支柱是稳定的农业即赛珍珠所谓“大地”，它给帝国的扩张带来了诸多隐性的限制。第三根支柱则是道统。农民耕耘土地，士大夫耕耘典籍，从而使得普天之下所有的身心都得到满足，同时充当了自给自足模式的护城河。没有了这两个阶层的支持，任何帝国的统治都难以维系。
尽管褒贬纷纭，但与旧时的帝王们相比，毛在各方面都不遑多让：他统一了中国，并通过征服西藏、介入朝鲜，使之展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气魄；他促使了马克思学说的不断中国化，并且很快就和莫斯科的正统学说产生了龃龉；他为农民制定了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官员（如果不是学者的话）权限；最重要的是，他为下一代挖好了护城河，从而确保了中国的独立。
因此，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就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帝国和道统都不复存在；歧视知识分子；拜政府专门计划所赐，每天都有数量众多的农民不但离开了土地，同时也丢掉了其古老的生活方式。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慨叹，在当今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坚固的或确定的。”不妨设想一下中国人会做何感想。到本世纪末，古老的支柱都已经倒塌，只剩下了“致富”这条权宜之计。中国的确还拥有其官僚队伍――不过，长期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要么儒教要么共产主义的商品和劳务分配机制。现在，中央政府正循着其楷模日本的足迹进行自我转型；它将尝试按照中国之利益，即既富且强，来调教资本主义之虎。和它的邻居们一样，它将会碰到由世界经济施加给它的不可预知的种种限制，将不得不加入而不是统治由发达工业国家所组成的霸权体系。两百年后，我们将看到，中国是否建立起了一条现代与中国兼得的原则。
当下的中国领导人拼命想要找到一条护城河，一条无论什么样的护城河，以便在中国和世界经济之间留出一段距离。但要建这样一条护城河，就必须要找到中国所独有的一条原则并加强之，然而并没有一条现成可用的原则。可以预言，中国将会分化：希望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重铸新的领主地位的帝国主义者，希望在国内为自己建立自由之岛屿的知识分子，喋喋不休、大谈特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内官僚主义者，发思古之幽情、怀念农业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以及想要打着失落的道统之名号镇压异端的政府官员。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只能贻患无穷。但是如果经济能够在一个更其伟大的中国的背景下持续增长，它们也只会制造一些麻烦而已；没有人能够撼动世界。国内竞争将在官僚和企业领导人之间展开，后者将以东亚之独特方式完成资本的循环。届时世界将撼动中国。
中国乃是这样一个国家，两个世纪以来，其国家领导人驾驭它不断地左冲右突，以期寻找到一条进入现代西方世界的原则。诚然，没有哪个外国人能够就这条原则提出什么建议；或者更更确切地说，理解中国的唯一路径乃是自我认知。要寻求明智的政策，首先必须承认中国长期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屈辱，而这又要求西方人必须心怀歉疚：我们已经将中国撼动得足够厉害了；我们现在应该尽量少去指手画脚，以便肯定一个不再那么专制的中央政府、促进法制、鼓励中国公民已经获得的基本政治权利――不要幻想我们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长期的经济主义应该成为我们对华关系的主题，为的是帮助两国人民寻求一种崭新的关系。我们是希望中国用导弹来威胁台湾，还是希望中国以对美贸易妥协的方式对其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书进行润色？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不妨想一想二十年来中国已经走出了多远。一旦中国被世界市场的万有引力所捕获，一切都将尘埃落定。然而前提必须是两国人民重新认识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明的本质。届时，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将最终变成纯粹的中国。也许那时中国已经撼动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