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云履踪：马宏雯 | 寻到灯火阑珊处，我已非我他还他】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好友马宏雯女士应我约请为《白纸黑字》图书第四辑所赐稿，大约写于2012年底。当时我在读者传媒广州公司创办两本新杂志，并延续一个笔述私人历史的系列图书项目《白纸黑字》，请南方周末的鄢烈山老师客串此书主编，主要邀约国内如土家野夫之类的才情文人撰稿。可惜的是，因书稿作者涉及敏感人士，《白纸黑字》第四辑最终没能通过终审出版，宏雯此文也就没能见诸读者。2016年1月5日，好友庆辉翻出此稿，建议我编发停云诗画公号，并嘱我介绍一下此文写作背景。宏雯女士生平际遇，可能是我朋友圈里迄今最接近台湾女作家三毛与荷西故事的一位，他和美国丈夫Gary先生的跨国姻缘和婚后生活，真实地演绎了海角天涯神仙眷侣的人间美谈，我个人以为远超中国清代《浮生六记》芸娘沈公子故事。
马宏雯 | 寻到灯火阑珊处，我已非我他还他
《白纸黑字》第四辑约稿
当一个美国前嬉皮士、现无政府主义者，娶了一个顺从组织原则、思想端正的中国共产党员，然后带着她像吉普塞人一样满世界流浪，结果会怎样？
七年后，我坐在美国西海岸的卡梅尔写这篇文字时，发现自己已变成了一个自由主义崇尚者和素食者，而Gary隐藏在中产阶级外表下的，仍然是那个愤世嫉俗的前嬉皮士。
于是想起《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一句歌词：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但是Gary不同意：你并没有变成另一个人，你只是做回了自己。
一
卡梅尔的冬天阴雨阵阵，我们穿上了最厚的衣服，Gary又新买了围巾和手套，这样全副武装走在游客熙来攘往的街上，时常会碰到一些穿短裤和T恤的人。“该死的加拿大人！”Gary悄声说。他把所有不怕冷的人都归为加拿大人，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蔑视我们的抗寒能力。
卡梅尔是我们在美国的最后一站，六个月的时间足够我们把这个美丽小镇和周遭方圆几十里掘地三尺。
两个月后，我们已俨然是本地人了，抱着书从图书馆出来，再提着菜蓝子走进杂货铺，并以本地人的名义要求打折。我们知道哪家画廊进了新作品，哪家铺子的番茄是本地生长的，哪家意大利餐厅的厨子其实是墨西哥人。
看着游客在古色古香的街上，对着一间挨一间的画廊和艺术品商店像我们当初一样的兴奋好奇，我们的会心微笑中夹着几分不屑，Gary忘了自己那时从外面回来，大声对我说：“我只是去趟邮局，就经过了二、三十个画廊，太精彩了。”
大部分时间，我们会像这样在一个地方居住数月，尝试用一个居住者而不是旅游者的寻常心态去体验，等待内心的感受慢慢到来。当季节变迁，我们便像候鸟一样来次大迁徒，去到一个新的时空。
多数人旅行，终要回家。但我们没有家，所有的家当就是几口旅行箱。归宿总在下一站，不计算回程，心里只怀着对前方的向往，到达和出发是同样的快乐。每当我以为来到了一个最美的地方，后来却发现下一处的风景更美。
其实当初我曾严肃地问过Gary，为什么不想置一个固定的家。他说：家在心里，不在身外，心中有家，便处处是家，你我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一路走来，我越来越喜欢上了这种简单而又丰富的生活。简单到可以天天穿一样的衣服，丰富到可以遇见那么多不一样的人，简单到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住自己喜欢的地方，丰富到获得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最大交融。
Gary认为，旅行是发现自己宿命的最好方法，在身心得到充分释放的旅途中，最有可能找到你正在寻找的人生答案，就像有人说的：走得越远，离自己内心就越近。
路上，很多听说我们生活状况的人，都用羡慕的口吻说：真希望也像你们那样去走。但接下来的一句肯定是：但是不行，我有太多牵绊。Gary不以为然：难道别人告诉你不能做的事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你自己也要告诉自己不能做？
边走边看，我常常被自己曾经的无知无觉惊得目瞪口呆，内心的跌宕远大于生活环境的变迁，我是谁？曾经的那个我是我，还是现在的这个我是我？我究竟在梦的哪一边？
二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泰国的清迈，那是我头回出国，手里拿着Gary写给我的细得不能再细的旅行注意事项。他来机场接我，穿着一件领圈洗得发毛、肩上已有几个零丁小洞的棉布T恤。我断不是嫌贫爱富的人，心里不免还是嘀咕。几年后想起这事问他，他早已忘了，“浅红的那件？那是我最喜欢的T恤，很软很舒服。当然，也可能是其它的T恤更糟。”
到清迈见面是我的主意，下意识中是想躲开周遭的眼睛。从昆明飞到清迈只需一个小时，却到了一个从地理到风俗都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少了拘谨，松了束缚，心里空空如也地来接纳一个新的开始。
虽然之前已和Gary交换了几十封邮件，但我还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真人和想象合二为一。他站在那儿，既不好看，也不难看，满脑子古怪的念头，我不曾料到那些就是后来打开我一把一把心锁的钥匙。
旅店在清迈城外的清静处，到处长着我从没见过的奇异花草。餐厅是院子里的一个竹棚，爬满了籐蔓。能干的老板娘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带着我看得懂的笑容，在同样敞开的厨房做菜，弄得香气四溢，我很快喜欢上了清香爽辣的泰国菜。她的丈夫，一个英国老头则坐在那里只管结账。
大概是Gary的破衫卸下了我的戒备，轻松自在的我和闲散随意的他，城里城外到处转，天上地下聊了很多。现在回想清迈当时的模样，已是模糊，清晰记得的只是我当时的心情，莫名的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记得他抱着三个装水的大玻璃瓶子，仍要走在前面替我开门。
Gary知道我有失眠的问题后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保证管用。他边说边做示范：轻轻敲打头顶、前额、下巴等七八个部位，每敲一个地方说一遍：我深深地、完全地原谅我自己、接受我自己。
我嘲笑道：“我不相信魔咒，再说了，我有很多问题，无法完全接受自己，我意志薄弱，粗心大意，太瘦，头发干枯，多着呢。”
“一个人怎么可能不接受自己呢？”他觉得不可思议，“嗨！这是你！你可以不喜欢某些外在的事物，但你生来如此、存在于内的自身又如何能不接受？在生命的最初，我相信你没有这个念头，是后来别人告诉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你才开始对自己不满意的。”
“我不满意自己，才有改变自己的动力，才能进步呀。”
他握住我的手，直视我的眼睛，“听着，你一旦开始按别人的标准去改变，你就已经放弃了自己，这种自暴自弃毁掉了很多人。一个人只有接受并喜欢自己，才谈得上完善自己。”
“你对自己身上的坏毛病也接受吗？”
“那些坏毛病不是我的，是从外面塞进来的，我会努力把它们清除出去。除此之外，我接受我身上所有的长处和短处。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真相，这个真相，不是我父亲或政府指定的那个，不是传统文化标注的那个，更不是广告描绘的那个，只是我自己的真相。”
这是生平第一次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不按榜样的模式，而以自己的本来面目活着。我不能确定是否同意他，但他清晰的眼神里一种稳定和坚守的力量吸引了我，这家伙似乎有所有问题的所有答案，就算他没有答案，他也知道到哪儿去找。我隐约感到自己其实迷失已久，现在偶遇一个从另一向度走来的旅人，微笑着邀我同行。
事实证明跟他走是对的。在那以后的日子里，虽然我们也遇到过读不懂对方的时候，但最终拓宽频道后，总能找到谐调的频率。他带我去看世界，他告诉我自己的人生探索经历，让我知道外面那个缤纷天地有无数的不同值得欣赏，有无数的差异值得尊重。
清迈的四天让我的人生转了个大弯。
三
第二次见面是一个月后在印度。Gary因为笃信印度传统医疗阿育吠陀，经常去那里调养身体。我们约好在那里再见，然后一起回中国。
那时我对印度知之甚少，只从一些只言片语中获悉，中国人有资格藐视印度。
印度给旅游者的印象通常是爱恨参半。因为有Gary的引领，我没有被它脏乱简陋、喧嚣嘈杂的表象吓住，反而被它的灵异触到了心底的虚弱。
在班加罗尔的一家疗养院住了二十多天后，我对阿育吠陀稍稍有了认识，知道它和中医一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讲求身心灵皆治，因而每日清晨也去学静坐和瑜珈。
木质的殿堂弥散着质朴和安详，幽远的梵音，燃香的神秘气息，神符、花环，我被浸润在一片慰籍之中，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融化。
一日进城，Gary去使馆办事，把我寄存在一个花花绿绿的商店里。转了一圈后，我跟那个竭力向我推销床罩的商人聊了起来。他问：你信什么教？我随口回答：我不信教。他脸上震惊的表情我至今难忘：“那你痛苦的时候怎么办呢？”我顿时语塞，现在想来，这个问题能让我思考一辈子。
他絮絮叨叨地讲起了自己的宗教生活，每日要祷告三次之类的。离开时，我象征性地买了块桌布，他却深情款款地手捂着胸口央求我买那个床罩：“买下吧，那会让我非常快乐！”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样子，我犹豫着，转念一想无论买还是不买，我们两人中总会有一个不快乐，他痛苦了有他的宗教，我痛苦了无处可去。于是在他哀怨的凝视下，我毅然离去，他看上去心都要碎了。
但是印度予我的确实是宗教上的启蒙。这之前，我视宗教为迷信和荒唐，在一个不信神不信鬼只信权威的国度长大，我习惯用刚烈的态度看待所有涉及灵性的事物。如今蓦然看到生活在另一个精神世界的人们，那样细心地呵护自己的灵魂，不觉惊骇：我的灵魂可安好？
问印度人为什么需要宗教，就像问鱼为什么需要水一样。在这个被称为宗教博物馆的国家，宗教就是生活，这种情结，我们也许无法解释也难以接受，但是无所谓，它不需要你理解和接受，无论你来这里是寻找什么或不寻找什么，它就在那儿。只要你给自己一点时间，允许它触摸你的心，纠结就会慢慢地拧松、旋开。
印度是让人与自己心目中的上帝离得最近的地方，因为这种灵性，我喜欢上了这里。
四
行走美国大地，不时遇到迎面走来的陌生人冲我一笑，我警觉地想：他认识我？有什么企图？
但是每天遇到的陌生人都这样对我笑，我也开始对他们笑了。过马路时，路上的车早早地停下等着，我很别扭但很感动；进商场时，前面的人帮我推着门，直到我接手，我也学会了帮后面的人推着门；身边的人打了个喷嚏，会连忙说：对不起。
在美国住了一阵后，我对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友善感触良多，回想到过的那么多地方，似乎只有在中国，陌生人之间象刺猬一样老是张着刺，随时准备战斗。“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以前从没意识到的问题，现在却让我困惑不已。
来自陌生人的微笑象冬日的阳光一样美好，不经意地洒在我身上，揭掉了包裹着我的第一层硬壳。
窗外，一只黄色的小鸟在我的花盒里寻寻觅觅，我不知道它竟那样轻盈，能站在一片叶子上而不倾倒。要是几年前，我脑子里蹦出来的念头一定是如何把它抓住关进鸟笼里养着玩。那时Gary常常取笑我：看见动物就想抓来吃，看见大树就想砍了做家具。
后来，每天看见野兔在房前的草地上颠着屁股来来去去，蜂鸟在檐下的花芯里钻进钻出，野鹿把我种的花吃得只剩桩子，一只长腿鹭鸶总是若有所思地站在池溏边，Gary一见它就喊：“嗨，斯格塔，你在这儿干嘛？”斯格塔是他的一个细脚伶仃的朋友，松鼠站在我们散步的小路中间，竟拒绝给我们让路；海边，肥胖的海狮躺在礁石上晒太阳，巨大的海牛从廊桥下游过，鱼群在透明的海水里游成一条黑色的长流。
它们慢慢成了我寻常的邻居和朋友，不再是我眼里的食物或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异类，而它们竟也不把我看成是危险的敌人，那么轻易地就原谅了我曾经的残暴。在看了一个动物保护者的演讲后，我再也忘不了那句问话：动物究竟做错了什么，值得我们这样残忍地对待它们？唯一的答案是：它们错在是动物。按此逻辑，世上的一切杀戮都是受害者的错。
一日等公交车，车来后刚好停在我面前，门一开，我抬腿就上，司机做了个阻止的手势，开始降下车门踏板，原来站台上有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我连忙羞愧地躲到一边。之前我不是没看见他，但对我来说和没看见一样，因为我生长的那个地方，从来遵守的是“强者先行”的规则，这是我们少有的没有被摧毁反而发扬光大的传统，我带着这条金科玉律来到异国，它却让我在众人面前丢了脸。
下车的时候，我学着其他人那样，对司机说了声：谢谢！谢谢他教会了我尊重弱者，我还要谢谢我左邻右舍的动物们，它们教会了我尊重生命。
五
春天，我们驾车斜穿美国，在西部小镇塞多纳的一个小餐厅里，Gary巧遇他心目中的英雄，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创始人基兰·萨克林，连忙象个追星族似的走过去握手攀谈。我自知插不上嘴，只远远坐着看。
那是个秃头大胡子，一点也不帅，却让Gary钦佩至极。他领导的这个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异常地专注、犀利，他们替濒临灭绝的石蛙、灰狼、甲虫，成百次把政府和财大气粗的集团公司拖上法庭，凭借智慧和勇气，使胜诉率达到93%。他们敏锐广布的触角，随时监视着四方的动向，并在网站上向公众通报，号召所有人参与他们的行动。他们摧毁了加利福利亚原始森林采伐计划，一年又一年让壳牌公司在阿拉斯加北极圈内钻探石油的企图落空，成功阻止了美国政府签发大峡谷铀矿开采证……用Gary的话说，三天两头踢政府的屁股。
我想起这一路所看到的动人魂魄的壮美景色，却不知那背后有勇士的保护。充分利用法律是他们获胜的关键，而法律能迫使权势屈服，才是我心目中的奇迹，因为我在那个势态相反的环境里，看到了太多付出了更大艰辛乃至牺牲而不能取胜的抗争。
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在华盛顿，Gary带我去参观国会大厦、最高法院，旁听议会辩论，游览白宫和国家造币厂，亲眼看见权力坐在一把寻常的椅子，而不是神坛上，因为那上面坐着的，是法律，这是当初制度设计的时候就排好的座次，这才使得基兰•萨克林能够凭借一部濒危动物保护法，迫使政府放弃修筑投资上亿的水坝，因为河岸上生活着一些只能在这里才能生存的珍稀蜗牛。
同时，Gary则是我看到的无权势者如何遵从法律的例子。开车在路上，即使在空无一物、一眼能看出几十里地的旷野，只要遇到停车查看标志，他一定会停下车来，煞有介事地转动脑袋，左右查看，然后起步，惹得我每次都要嘲笑他几句。每年报税的时候，连我在中国区区几百元人民币的收入，他也要一五一十报上。他这样做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对法律的敬畏。所以这个不逃一分钱税的人，经常拍桌子打板凳地质问政府：你们是怎么花我的钱的。
Gary天生反骨，却不钻法律的空子，是因为这个社会尚有公平存在，无权势者对法律尚有信任，对自己尚有信心。一项国策出台，Gary若有抱怨指责，必给国会、总统、议员写信，我问他：“你明明知道这些信是泥牛入海，为什么还是要写？”
他说：“我无法做我做不了的事，但我可以做我能做的。
六
书店橱窗里摆放一些新上架的书，我的目光停留在其中一本封面的人物照片上，这是那个我曾经看都不愿看的面孔、想都不愿想的名字，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连他真正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不知道，却对他满怀愤恨，连看一眼都是对我所坚守的信念的冒犯。Gary常说我是在盒子里长大的，看来只有盒子里长成的方脑袋，才具有不需要证据支撑的坚定。
我对Gary说想去找一本他的书来读一读。
“以前我连提到他，你都要生气，现在却有兴趣读他的书？”
“我想知道我到底恨他什么。”
“你知道你变了吗？以前相信的，现在开始怀疑了，以前不信的，现在想了解了。”
我以前常和Gary为时政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我认为他当然是戴着西方有色眼镜，这种人不可理喻，只能走着瞧。
走着瞧的结果是我自己心态出现了变化。我现在已不耻于承认自己的变化，但有点惊讶它是怎么发生的？
Gary说：“信息来源越单一，就越容易确信，信息来源越广泛，就越无法确信。”换句话说，无知的人不知道自己无知，知道得越多的人，越知道自己无知。
曾经坚定的信念是怎样崩溃的，Gary认为第一道裂缝是我发现自己过去生活在谎言中。“没有政府不说谎，”他说，“怕的只是你不知道或是不相信他们在说谎。”
“当信息来源众多，你即使不知道谁真谁假，谁对谁错，但至少你知道有不止一种可能性。这些信息供你基于自己的智慧和常识，去分辨，去判断，信息开放就是获得怀疑的权力和思考的能力。”
但我知道现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有些人就算再多事实摆在面前，他也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旅行，有时只有信息是不够的，你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很重要。旅行给你一个摆脱固定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机会，去掉了这个屏障，真相随时有可能触到你的心，你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七
整理好思绪，又上路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到了缅因。
这是个美得让人忘忧，然后忘我的地方，它总让我想起两个字：透明——空气透明，阳光透明，山、树、花、海，一律清亮得如童话般纯净，灵动闪烁。
我们在糜鹿头湖边的一幢木屋里住了下来，时常跟着房东老两口钻到灌木丛里采野蓝莓和覆盆子，到湖里游水划船。
日子一天一天流过，我们开始关注起当地的售房信息。有天找到一栋两层带地下室的大房子，连带着5英亩的地，5英亩！三个足球场那么大，上面长满了树，开车5分钟进到开普敦城里，价格竟比在中国二线城市买套公寓还低。
按捺着喜悦，和中介签好了服务合同，耐心等待后面琐碎的手续和流程，我们开始做起了当地主的梦。
我们将在这里安居，我会在前面的草坪上种花，到屋后的林子里去砍一棵树拖回来，在宽敞的地下车库里做家具（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认为自己有这个本领），Gary说他可以在露台上晒日光浴而不会被人偷窥了春光；我们能有更多的衣服可以招摇，更多的书籍可以保存，有自己喜欢的锅碗瓢盆……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此幸福地终老一生。”
我们面面相觑，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个逻辑的危险性。一直以来我们遵循的原则是欣赏而不占有，拥有点什么，不如做点什么，谁知一不小心竟被缅因的山水销了魂，差点被羁绊在这个温柔乡里。
地主诚可贵，自由价更高。三个月后，我们卷巴卷巴行李，去了新西兰。
八
话说这天路过皇后镇郊外，竟被Gary怂恿着走进了据称是世界蹦极跳发源地的AJ Hackett Bungy的大堂，透过巨大的玻璃望出去，远处的蹦极桥高高地架在离河面40米高的山谷里，背后是绵绵无尽的群山。我犹豫着，心里又恐慌又兴奋，始终拿不定主意。Gary说他以前跳过，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跟自己打了半个小时的仗后，我决定试一试，反正随时还可以反悔。
办手续时，他们问我要不要直接掉进水里，我连忙摇头，这一跳若不被吓死已是万幸，可别又被呛死。“拜托把绳子收短点。”我嘱咐道。
直到爬上桥，我仍不确定自己要不要跳。桥上的工作人员，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冲我竖起大拇指，我对他做了个苦脸，想让他知道我很害怕。
打好绑腿，扣好松紧绳，我被半推着挪到了跳台边缘，顺着脚尖看下去，是深不可测的恐惧。小伙子显然见多了这样吓得半死的人，说：别往下面看，看前面那座大桥。
我抬头望着远处那座美丽的大桥，顿时相信，只要纵身一跳，就能飞进那片美景。面前这个惊心动魄的边缘，意味着未知的体验和渴望。
不容我多想，那人开始数：一、二、三，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究竟应该脚先下去还是头先下去？身后一声喊：跳！我飞身扑了出去，心从嗓子眼里被倒了出来。
那天直到晚上，我的心仍在狂跳不已，真是吓得不轻，但十分开心。
时时想起当初只身飞到清迈的那段经历，我庆幸自己骨子里还存有一些冒险的勇气，推自己跳出盒子，跌入未知，得以遇见Gary，跟着他踏上了一条少人行走、不见尽头的路，无意中却在路上找到了一些自己失落的碎片，逐渐修补出一个可以辨识的自己。我的许多疑问得到了答案，又由这些答案引出了更多的疑问，让我继续搜寻向前。
我已无意再回到热闹的大道上，被人流挟裹着，脚不沾地地奔向人人都去的地方，我已知道灯火阑珊处才有去到内心的路，而我的旅程刚刚开始，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