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考古证明：司马迁的《史记》需要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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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国，一个由游牧部落白狄鲜虞建立的诸侯国，曾与“战国七雄”争锋逐鹿，司马迁的《史记》却没把它写入王侯所属的《世家》系列。很长一段时间，中山国的形象只存在于零散的非正史记载中。直到沉睡了两千多年的中山国的都城被发掘出来，“中山国”的世代谱系和真实形象才呼之欲出。恢宏的王城与近两万件器物的出土，说明《史记》不写中山国，真是一个缺憾！

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出土的《兆域图》是一幅王陵的平面规划图：按照该图比例尺换算，整座王陵规模极其宏大，地面建筑是用于祭祀先王陵寝的飨堂，两侧并排着两个王后堂，整个墓区还分内宫、外宫。公元前4世纪的一天，经过长时间的规划、营建，飨堂建筑群正式落成，中山国的全体贵族们在中山王率领下，一起出席了当天举行的祭祀大典。根据《兆域图》描绘，结合相关历史记载，插画师完成了这张历史场景复原图，它描绘了中山王陵飨堂前举行的宏大祭祀场面   绘图／刘璠

《史记》为许多不是“王”的诸侯立传，却忽略了称王的中山国

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秦国。这一年，伟大的诗人屈原开始了第二次被流放的苦旅，并在途中自杀。可以告慰屈原之灵的是：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楚国写了《楚世家》，洋洋洒洒详述了这个诸侯国八百年的兴衰史，屈原个人也有列传一篇，“三闾大夫”之名因此流芳百世。

百家争鸣、群雄逐鹿的战国，深深影响了今天的中国版图和区域文化。比如，河北省因拥有燕、赵两国故地而号称“燕赵大地”。但实际上，在冀北的燕故地和冀南的赵故地之间，还存在过一个与燕赵双雄并立的诸侯国——中山国。就在楚怀王客死秦地的同一年，中山国被赵武灵王的铁骑所灭，从此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与楚不同的是，中山是个因缺乏详细记载而迷雾重重的神秘古国。屈原诗句中的“迷不知吾所如”，仿佛就是古中山国谜团的写照。

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先后“僭越”称王的诸侯有11家，位列正史之首的《史记》为其中十国立了传：秦有《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齐有《齐太公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吴有《吴太伯世家》、燕有《燕召公世家》、宋有《宋微子世家》、楚国有《楚世家》、越有《越王勾践世家》、赵有《赵世家》、魏有《魏世家》、韩有《韩世家》。未称王的诸侯鲁、卫、晋、郑也有一席之地。“千乘之国”中山军事实力仅次于战国七雄，又曾经称王，却没有进入世家系列，颇让人困惑。

我是带着这样的困惑，到中山国故地去寻访的。这一路上颇费周折：从北京坐一个半小时高铁到石家庄，然后坐一个小时大巴到平山县，最后坐半个多小时中巴车到该县的三汲乡。中巴司机指了个方向说：“王城的废土堆就在那里。”随后，一脸狐疑的我被撇在了乡间小道上，呆呆地望着一大片金黄的玉米地。手机突然有了信号，地图导航提示：再步行半个小时方能抵达目的地。

今河北地区为燕、赵、中山三个战国诸侯国的故地，但是人们关注河北历史文化时，往往只知道燕赵，而忽略了中山。在群雄纷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神秘的中山国曾留下过耀眼的光芒。鼎盛时期的中山，有战车九千乘，仅次于号称“万乘之国”的战国七雄。这个神秘古国曾被大文豪郭沫若先生称为“艺术王国”，吸引诸多学者苦苦寻觅。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扑朔迷离的中山王陵和都城灵寿古城，绚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灵寿故城之城址，位于东灵山、西灵山以南，滹沱河北岸，有两条天然河沟为护城河，城中北部有一座小山岗，与史书中“山在邑中”的描写吻合   供图／黄军虎

中山桓公为中山国第三任君主，他完成了最后以一次复国大业，并定都灵寿。长满荒草的土丘，是位于灵寿城东北部的中山桓公墓，目前尚未进行发掘

司机说的“废土堆”坐落于方圆十几公里的农田阡陌间，是中山国在战国中后期的都城——灵寿故城遗址。在卫星遥感图上，我们轻易就可以看到一座不规则长方形的城池轮廓。附近还有个村子叫“故城村”，已经有数百年历史。吊诡的是，这座城明明就在人们眼皮底下，大家很长时间都没想到，这“故城”就是中山国昔日的都城！远处低山脚下有一圈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围墙，这里便是灵寿城的城垣遗址。城垣西北角城外，有目前发掘过的最大一座中山王墓，文物部门所设的灵寿故城遗址管理所，就守在陵墓边上。该所所长黄军虎，近年来痴迷于中山国文化研究，并自称是“土生土长的中山国人”。按照约定，他早早地在办公室等候我的到来。随着他和诸多专家的讲述，中山国的前世今生，在我脑海里有了清晰的脉络。

中山国与周边诸侯地缘关系示意图   绘图／孟凡萌

中山国的先祖白狄鲜虞曾在北方漂泊了数百年，来到太行山东麓之后，其都城曾三次变迁，直到战国中后期，才定都于灵寿城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山国的军事、政治地位微妙而重要——这个“山中之国”夹在燕、赵、齐诸强之间，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一度能够纵横捭阖而不倒，是维持“争衡天下”局面的重要砝码。中山国诞生之前，其先祖白狄曾在北方广大地区叱咤风云数百年。中山国先民白狄鲜虞，是游牧民族狄的一支，他们从今陕西西北部先是迁至山西盂县、昔阳一带，后来来到河北正定、新乐一带，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中山国，此后都城曾经三迁。灵寿故城的遗址，坐落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的农田阡陌间。面对农田和荒草间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遗存，我们不能不感叹这样的遗存是伟大的奇迹：这是一片位于太行山东麓平原、滹沱河中上游，千百年来被人们反复开发而显得支离破碎的“熟地”。幸好，都城夹在滹沱河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和岗南水库之间，所以没被水库淹没。也正因为处于水库涵养区，古城与城外的多处陵墓，没有被喧嚣侵扰。

战国时期中山国疆域图   绘图／孟凡萌

不经意间挖出的大瓦片，引出了一座恢弘王都的发掘

一个身世扑朔迷离的诸侯国，亟需一次大的考古发掘，来弥补历史记载的遗憾。郭沫若生前曾苦苦寻觅中山国的踪迹，但直到他去世，这个神秘古国依然毫无踪迹。

直到1974年冬季，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公社（今平山县三汲乡），当地几位农民不经意间去土丘取土，无意中挖出了一堆瓦片。在此之前，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有大量土丘被判断为古墓，几座大土丘早就编过号。急忙赶来的考古人员发现，那是战国时期的瓦，按照古代礼制，是用在宫殿上的（板瓦长92厘米，宽55厘米；筒瓦长90厘米，宽23厘米）。

鼎盛期中山国疆域以今河北石家庄为中心，北跨保定地区南部，南至衡水地区西部，出土文物上的信息，印证了“中山之地方五百里”的说法。《竹书纪年》、《左传》、《史记》等典籍中，不时会跳出几行关于“中山”的记载。不过，这些零零星星的文字片段不成系统，因此让中山国被披上了模糊而神秘的面纱。直到中山国战国都城重见天日后，加上许多出土文物的印证，这个诸侯国的总体面貌才浮出水面。强盛期中山国的疆域包括今石家庄地区大部、河北保定地区南部、衡水地区西部，南北跨度约200公里，东西跨度约150公里。按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上所标比例推算，中山国疆土合战国时长度单位为南北距离606里，东西距离454里，面积与《战国策》中“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之说基本吻合。经过20多年的调查、勘探和发掘，灵寿故城遗址中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城垣、古道和墓葬区，有的城墙夯土厚度达50多米，都城的雄伟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时，一位农民向考古队说起了一件往事：村里有个叫刘西梅的人，有一年夏天下大雨，把他家田垄冲垮了，他就在另一块空地上起土填埂挡水，结果挖出一块有文字的石头，可他们都不识字。考古人员来到刘西梅家，抚去石面上的尘土，看到了19个古文字。时任考古队队长的陈应祺先生把文字做成拓片，寄给了北京的著名古文字专家李学勤。经过研究，李先生断定石头为战国遗物，并认出了所刻之字是“监罟有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贤者”。翻译成白话就是，一个叫公乘得和一个叫旧将曼的人，说“我们两个曾为国王看守园囿、给他捕鱼，现在又给他看守陵墓”。原来，这是2000多年前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话。考古学家据此推断：附近应该有战国王陵！

随着田野调查和现场发掘的推进，考古人员在大土丘附近发现了多处制作陶器、铜器和玉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不远处，还发现了古城墙的夯土地基……经过多年持续勘察，城址范围不断扩大，面目也越来越清晰：整座城包括了古城城址、城外陵区以及居民区，占地面积达40平方公里。它北靠两座山头，分别叫东灵山、西灵山，南临滹沱河，东西长4公里，南北宽约4.5公里。

陈应祺等人仔细观察出土实物，对照相关文字描述，做出初步判断：这埋藏地下2000多年的废墟，很有可能是迷失已久的中山国都城，而且是其鼎盛期的都城——灵寿！接下来，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国君墓地，如能从中发现文字，中山国的各种谜团才有可能一一解开。经过一段调查，他们将王陵区分为两部分：灵寿故城西两公里的西灵山南坡高地上有大墓两处，分别编号为1、2；灵寿故城内西北部有墓地4处，分别编号为3、4、5、6。

1号墓是体型最大的一个，虽经两千多年风雨侵蚀，封土仍高达15米，东西底边长92米，南北底边长110米。封土上的建筑，应该是文献中所说的“飨堂”，在古代丧葬制度中，是王侯级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飨堂”早已坍塌，但根据现场遗迹判断，这个墓顶建筑共由一层飨堂、两层回廊组成，气派恢弘，可知墓中主人地位显赫。

1975年秋天，6号墓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主墓室被打开那一刻，人们十分扫兴，因为这里遭到了严重盗掘，里边是空的。然而，帮助挖掘的民工在主墓室侧面不小心踩空了一脚。“天哪！”围观的人惊呼道。亲历发掘过程的陈应祺回忆说：“哧溜一声，那只脚就下去了，一个大窟窿。因为墓里与墓外温差大，冒出了一股热气。”无意中的一脚踩下去，一个之前从未见过的墓葬格局出现了：两侧竟有两个与主墓室互不相连的陪葬仓库。

这种超常规的墓室结构，此后被证明是战国中山国王陵墓所独有。几百件精美的器物，正在那里沉睡，它们幸运地躲过了盗墓贼的搜掠。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一组山字形青铜大礼器，最高者143厘米，重达50多公斤。这种造型罕见的礼器，可列于帐前和城头，以象征国家和王者权威。此类礼器，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为中山国所特有，堪称中山国之“国徽”。

山字形青铜礼器。两组共11件巧夺天工的山形铜器，是战国墓葬中前所未有的发现，也是中山国所独有的一种大型礼器。图中的铜山字形器是一种仪仗礼器，中山成公墓出土了一套6件，每件高达143厘米；中山王墓中出土了一套5件，每件通高119厘米。器物上部呈“山”字形，反映了中山国崇山的文化习俗；器物下部中间有安插木柱的圆筒状銎，出土时銎内还残留朽木。山字形器插在木柱上竖立排列，气势雄伟。这种礼器为中山国所特有，造型庄重，立于木柱之上排列在帐前，象征着中山国王高高在上的权威

6号墓有两个库室，1号墓有3个库室。遗憾的是，清理完4个库室之后，依然没有发现当时的文字。最后一个库室，终于没让人失望：除了琳琅满目的珍宝，文字终于有了！在一件高63厘米、重28公斤的巨大方壶上，四面刻满450个字铭文。它的内容告诉后人，这里埋葬着中山国一位最有作为的君王，他的名字叫“错”。

这件夔龙纹刻铭青铜方壶铭文中还特别记载了中山国征伐燕国的战争，即公元前314年，中山与燕、赵、韩、魏“五国相王”（相互承认“称王”）后，中山国攻打燕国之战——史料对此记载语焉不详，铭文则详述了战争经过。为了纪念胜利，中山人专门筑了这尊铁足大鼎，并雕刻铭文记之。铭文特别提到，王“错”之前还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4位先王。考古学家据此考证出，此前发掘的6号墓，埋葬的就是战国中山国第四代君王——成公，而1号墓的主人“错”是中山国第五代国君。而《吕氏春秋》等典籍中记载，此后中山还有一个王叫“（妾子）（次虫）”，以及被赵扶持的傀儡王尚。如此推算：中山国君历7代，一半以上不见于文献记载。

都城遗址的发现及19000余件出土文物，弥补了历史记载的缺憾，丰满的中山国形象呼之欲出。

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千乘之国”，历经磨难，数次复国重建

在一则叫《中山狼传》的故事中，东郭先生遇狼的地方正是中山国所在，猎狼的晋国权臣赵简子，后来成为赵国的开国之君。故事中，被赵简子追击的狼向东郭求救，东郭先生将狼装进麻袋里，支走了猎人。脱离险境后，狼不但不感激东郭，竟还想吃掉他。在这里，“中山狼”是恩将仇报之人的代名词。故事其实是明代人演绎出来的，并非一定真的发生在中山国。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中山国的认知，多以负面印象为主。

中山王墓车马坑陪葬的马车装饰极其华美，甚至每一个零部件都有镶金嵌银的工艺，制作水平之高让今人难以想象。虽破碎不堪，但有不少金属配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使我们对当时车辆的形制结构有了细致入微的了解。车马坑刚出土时，还残存着红色、黑色等各色漆痕，有的车上有丝织物朽迹，可能是车上华丽的帷幔。中山王墓的车马坑、杂殉坑共葬10辆车，其中王车的形体最大、装饰最华美。中山国马车的形状与中原所出基本相同，但形体较小，车轮直径仅有80厘米左右，可能同中山国丘陵山地为主的地形有关，而小车便于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根据考古发掘实物和相关信息，我们绘制了这张中山国战国马车复原图   绘图/付大伟 

先秦时期，我国北方游牧地区的部落联盟统称“狄”。关于狄之疆域，梁启超先生在《春秋夷蛮戎狄考》中说：“春秋时代……盖自陕西之延安、山西之隰州、吉州、洛安、太原，直隶之广平、顺德、正定、保定、永平，河南之卫辉，皆为狄也。”在长期的征战融合和生活交往中，狄的草原游牧文化与华夏诸国农耕文化相互碰撞、吸收，他们逐渐学会了说汉语，并接受了部分中原习俗。

中山国的先民白狄鲜虞，就是狄的一支，他们从今陕西西北部先是迁至山西盂县、昔阳一带，后来进入河北正定、新乐一带活动。公元前506年起，鲜虞改称中山，一直到公元前406年被魏国攻占都城——这100年时间为“早期中山国”。灭国后，白狄鲜虞人经过25年奋发图强，于公元前381年复国，一直到公元前296年亡于赵国——这一阶段为“晚期中山国”。

北方游牧民族在汉文古籍中常被视为“狼族”，作为狄之白狄鲜虞部建立的诸侯国，中山跟狼联系在一起，也就不难理解了。改名中山后的鲜虞人，从游牧过渡到定居。公元前489年春，《中山狼》中那位追狼的晋大夫赵鞅率军大破中山。此后20余年间，中山一度名存实亡，记载完全空白。一直到了公元前414年，乘赵国内乱，中山武公率部落向太行山东平原迁徙，在一个叫“顾”的地方（今河北定州市）建立新都，按照华夏诸国的组织方式和礼制，规范了中山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武公之后是成公，然后就是青铜器铭文中提到的桓公。他在位时的公元前406年，强大的魏国消灭了建国刚刚8年的中山，其残余势力，在桓公带领下退回太行山打游击战。公元前381年前后，鲜虞余众随国君复出，向东杀出太行山，再次完成了复国之业。

复国后的桓公痛定思痛、励精图治，迁都于灵寿城，也就是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那座规模宏大的灵寿故城遗址！从此，灵寿一直是中山国的都城，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是中山国鼎盛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中山利用其“枢辖”之利，在燕赵夹缝中顽强生存，成为争衡天下的砝码

夹在燕赵两强之间的中山国强敌环伺——被燕、赵、齐等强大的国家所包围。不过，在险恶的外部环境下，中山国做到了“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史学家王先谦语）。王先谦在其著作中指出：“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战国历史舞台上的中山国，是中原与塞北、平原与山地间的枢纽。利用“枢辖”之便利，中山国附魏而魏强，入赵则赵盛，宛如一块举足轻重的砝码，本身重量虽轻，却常常能左右大局。

出身游牧地区的中山人擅长骑射，在地薄人众的基本国情下，其民形成了浓厚的经商之风。因为山多地狭，中山比占有大量平原的诸侯国更重视商业，其商贾遍布各诸侯的名都大邑。依托其枢纽位置和太行山中的铜、铁、金等矿产，中山国还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经济。王墓内出土的金子做的王车构件、剑柄、金佩饰，连同宠物狗的金银项圈等，可见其手工艺水平之超群。

中山还利用其“枢辖”优势，在国君之下设直属的“相邦”，被国君授予管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祭祀等行政大权，相当于最高行政长官。战国中山1号墓出土的大鼎和方壶铭文中，记载了相邦司马（贝周）的政绩，说司马（贝周）是王错的“贤才良将”。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司马（贝周）率军讨伐获胜。司马氏曾三任相邦，协助过成王、王错及王（妾子）（次虫）。除设相邦外，中山还在都城培养了一批通晓历史和各国事务并擅长游说的“外交家”，张登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他机智多谋，长期为中山国的利益奔走四方，游说各路诸侯。

依托“枢辖”地位而推行的这些政策，一度让中山国内政外交稳固、经济发展迅速，在诸侯群雄角逐中应对自如。虽然实力有限，但中山多次挫败周边大国的侵扰，让任何诸侯都不敢小觑。

奢华精美的出土器物，是中山国鼎盛的见证，也是其衰亡的征兆

王错被认为是中山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疆域版图得到了大幅扩张，方圆达五百里。其子（妾子）（次虫）继承大业后，更是欲大展一番宏图。就在举国上下以为，中山将与战国诸雄平起平坐、一较高下时，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急转。公元前307年，赵国突然攻打中山。持续攻打至公元前296年，中山退出战国的历史舞台。从鼎盛到灭亡，只有短短16年，颇让人费解。

石质六博棋盘。中山国的人们能歌善舞，有娱乐游戏之风，两千多年前制作的娱乐游戏用具，直接见证了中山国上下这种浓厚的玩乐嬉戏之风。《史记·货殖列传》称：“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图中的石质六博棋盘，是中山王族的娱乐用品，将雕塑艺术和实用功能结合得非常完美。六博，又称六储、陆博，是古代流行的棋类游戏。棋具包括棋盘、棋子、箸、骰子，分黑白两方，每方六子，一枭五散，故称六博，其中以枭为贵。双方先用骰子掷采，再据掷采的结果行棋，以先杀枭者为胜，战国时期的具体游戏规则已失传。这两副棋盘用青石板制成，盘面以浮雕手法刻有饕餮、虎、蟠虺纹等组成的图案，图案上下、左右两两对称

中山国盛行田猎，出产的猎狗在当时十分著名，中山王墓出土的两具狗骨架的颈项上都戴着金银制成的项圈。这两副项圈用长方形金片卷成扁管状，管的外面正中有一条凹沟将扁管平分为两部分，管的内面中间有合缝，管的四角有细孔用来联缀，最后把金银两种扁管相间穿在革带上制成项圈。在项圈的外侧中间部位，缀有一个铜环，用来结带。以金银项圈为爱犬佩戴，反映了中山国上层贵族生活之奢侈

图为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组器形精美的编钟 

不得不承认，错时期的中山国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这种主动逞强的做法，打破了曾经的平衡和稳定局面，也违背了先辈奉行的国策。他在位期间，先是跟韩、魏、燕、赵会盟，由“公”而僭越称“王”，联合对抗齐、楚、秦。但是不久，中山就趁燕国内乱攻城略地，也就是青铜器铭文上记载的那次大捷。这次战争，既是值得骄傲的战绩，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赵国本来已是强敌，如此一来又多了燕国一个死敌。

作为小国，一时的强盛，让中山人冲昏了头脑，没能及时警惕大国的觊觎。北方燕国因为与齐国开战而自顾不暇，南部的赵国则对其虎视眈眈。当初，中山在太行山中段山麓地带复国，硬生生将赵国南北领土分割开来，让后者南北交通不得不绕道。为此，赵国一直积蓄力量试图吞并中山。

早在公元前377年、前376年，赵国就两次进攻中山，均铩羽而归。原来，中山人游牧出身，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其弓箭骑兵来去如风。正是如此，赵武灵王开始施行著名的“胡服骑射”。等到公元前307年，赵国瞅准时机发动了对中山的持续攻击，最终用“以胡治胡”的方式，终结了中山国的历史。

中山由盛而亡，跟赵国的崛起不无关系，但更多是自己作孽：外交接连失策、高层生活腐化、农兵耕战懈怠。公元前314年之前，中山与齐国结盟，之后却联合邻邦对抗齐国，失去了强大的盟友——从这时开始，祖辈奉行的“交相控引，争衡天下”政策被忘得一干二净。此后，刚与燕国结盟，中山竟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进攻燕国，把盟友变成了敌对一方。

面对强敌环绕的危局，王错的继承人王（妾子）（次虫）毫无改革开放进取之心。当时，秦、赵、魏等大开国门招聘人才，推行变法，改革弊政。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更是向游牧民族学习“胡服骑射”，而中山这个有着游牧背景的诸侯，反倒醉心起书斋里的孔墨学说。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反倒复古，推行起“贵儒学、贱壮士”政策。现在来看，《中山狼》的故事倒也不全是杜撰，东郭先生那个不通世务的腐儒，当时就是慕名到中山去求个一官半职的。

回头看中山都城出土的精美绝伦的器物，那奢华的大九鼎、迷幻的错金器、亮瞎狗眼的金项圈，固然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同时也是贵族高层贪图享乐、腐败不堪的写照。王（妾子）（次虫）一即位就为其父修造了巨大的陵墓，墓地上祭祀用的飨堂极其豪华，陪葬珍宝无数。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迅速刮起腐朽之风。正如《吕氏春秋》所言：“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依，固无休息，康乐歌谣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

前几次中山及其前身鲜虞被灭，都是亡而不灭，宗庙和宗室得到保留。这一回，赵国攻破中山灵寿城后，先是扶持了傀儡之君王尚，不久将其流放到今陕西榆林一带，并铲平了王错等君王的陵墓。幸运的是，中山国独特设计的陪葬仓库，让众多珍贵器物得以保存。

夔龙饰青玉环

透雕夔龙黄玉佩

中山贵族墓小玉人

中山国考古中出土的玉器，以其新颖的纹饰和技法，毫不雷同的艺术造型和图案纹样，体现着工匠们鬼斧神工的琢玉技巧。中山王墓出土玉器多达3000多件，在中国玉器考古史上实属罕见。玉器的器形有玉环、玉璧、玉璜、玉佩、玉带钩、玉饰、玉片等，取材十分广泛。其技法以透雕、浮雕、阴刻为主，刀法随花纹不同而变化。这些玉器雕件，以其新颖的纹饰和技法，毫不雷同的艺术造型和图案纹样，鲜明地反映出中山国玉工鬼斧神工的琢玉技巧。其中，龙形玉佩几乎占出土玉器的1/4。图中所选的透雕夔龙黄玉佩、夔龙饰青玉环就是中山玉器中颇具代表性的佼佼者。中山王族3号墓出土的小玉人为随葬人俑，有的是妇女，有的是儿童。女俑头梳牛角形或圆形发髻，身着圆领窄袖束腰长袍，袍上饰有花格纹，是战国时期鲜虞人特有的发型和服饰，为研究战国时期少数民族服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山国人”从小长在灵寿故城的古墓旁，因为对古中山国文化着迷，开始从事古青铜器复原工作。黄子爵很小的时候，其父黄军虎就担任了古中山国遗址管理所所长。此后，他们一家就跟中山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文化环境下的耳濡目染，让他对古中山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在报考大学专业时，黄子爵选择了文物鉴赏与修复专业。大学毕业后，正赶上平山县启动了古中山国遗址公园建设规划，他于是就在刚成立的古中山国研究会担任相关工作。在此期间，黄子爵不停地钻研古中山国青铜器复制工艺，尤其是当时的错金银技术。如今，他成立了一家青铜工作坊，并以修复、复制中山国时期的青铜器为主业。几年下来，他已经有数千件作品问世

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

不为中山国立传，是司马迁碍于家族脸面，还是另有隐情？

回到最初的问题：司马迁为什么不为中山国立传？关于此事，坊间有一种传言，认为司马迁的直系祖先就是在中山国担任“相邦”的司马氏。而这支司马氏中出了背信弃义之人，又有祸国之奸佞，行迹过于卑劣，如果为中山国立传，司马迁恐怕难免要面对这段不光彩的家史。

其实不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司马氏谱系：“……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按照司马迁的自述，司马氏世代负责整理周朝历史。到周惠王、襄王两朝，先祖离开周去了晋国，后来晋内乱后又去秦国。在此前后，司马氏开始分散，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有的在秦，司马迁的祖先是在秦国这一支。最为常见的误会是把中山国相邦马熹与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混淆，其实两人生活的时代相差100多年。

回顾中山国的前世今生之后，我们也大体可知：司马迁不为中山国立传的原因并没那么神秘。先秦时期，有华夏和四夷的区分：遵守周礼的地区称为夏，对遵守周礼的人们和民族称为华，不遵守周礼的地区称为蛮、夷、戎、狄。中山国源于北方之狄。现在看来，“蛮夷戎狄”是一种偏见，因为历史局限，纵是司马迁这种秉笔直书的史学家，也难免受这种观念影响。

有一种可能：中山的经济军事实力固然盛极一时，但其国运多磨，前期来回迁徙，国家机构不健全，没能像中原诸侯那样有专门的史官记述，以致让后来的史家无法找到清晰脉络，所以只能被动出现在他国的相关记载中。中山国君7代，有一半以上不见于秦汉之前文献，只能据铭文弥补。即使司马迁摒弃偏见，想把中山列入“世家”，史料不足恐怕也是难以克服的难题。

中山国灵寿城不像中原诸侯都城那样方方正正，在山麓冲积扇上建造的夯土城垣，更多是随地势河道蜿蜒。灵寿城的城墙没有明显的拐角，四周不规整，主要依地形、沿河岸蜿蜒而成。经过至少2300年的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城垣大部分已经不存，残存着一些夯土基。整座城池分为东城和西城，两者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夯土城垣相隔，这条隔墙基部宽25米、深约4米，中段和北段保存尚好。残存的隔墙长5100米，南段部分没有筑完，留下一大段空隙，北段隔墙高出地面2米，完整的隔墙墙基中段最宽25米、厚度为3.2米。通过对隔墙墙基进行解剖，专家了解到，当时的城垣是用版筑法夯土而修造起来的

无论正史是否为中山立传，那些白狄后裔当时在文化习俗上已与华夏诸国无太大差别，其后世也多融入中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

背景资料

傅熹年
著名古建筑史学家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兆域图》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能完全实现的陵园总平面规划图。过去认为是汉代出现的斗拱技术，其做法在中山国已经出现了；唐宋以来木结构上惯用的主要连接榫卯之一的“螳螂头”此时也在使用了。这些都大大地超出了我们已往对战国建筑的认识。

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出土的金银错《兆域图》铜板，长94厘米、宽48厘米、厚约1厘米，用金银镶错绘出了一幅陵园的平面图，对陵园建筑的各个部分和相互距离标注了尺寸，这是关于战国时期陵墓建筑的一个极重要的发现。据出土铜器铭文，1号墓为中山王的陵墓，2号墓是哀后墓，其余3个墓的墓主在规划时还健在。以后十余年间，赵灭中山，王族及前王遗属可能都被迁到了陕西，他们死后就不能再葬在这个陵园。所以，《兆域图》实际上是一个没有能完全实现的陵园总平面规划图。

过去我们从《周礼·春官·家人》中知道，先秦时陵墓已有规划图，这块《兆域图》铜板的出土，使我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图的实物。图上除坟丘尺寸之外，更多地是表现了陵园建筑情况，所以它是了解当时建筑情况、建筑设计和制图技术的重要实物；图上所注尺寸又是了解中山国度量尺度的重要资料。

如果把《兆域图》与中山国墓葬出土文物结合起来考虑，我们还能有以下发现：过去认为是汉代出现的斗拱技术，其做法在中山国已经出现了；唐宋以来木结构上惯用的主要连接榫卯之一的“螳螂头”此时也在使用了。这些都大大地超出了我们已往对战国建筑的认识。这些重要发现，丰富了我们对战国建筑的认识，提醒我们要重新对战国建筑的水平进行评估。

错金银《兆域图》铜板

《兆域图》飨堂复原想象图   绘图／孟凡萌

在战国时期北方各诸侯国中，中山国器具的艺术性和浪漫气息最为突出，与同时期奇幻诡异的楚国器物相比，也毫不逊色。其错金银及镶嵌工艺的普遍使用，是当时任何诸侯国所不能及的。

李建丽
河北博物院副院长

在战国时期北方各诸侯国中，中山国使用的器具艺术的浪漫气息最为突出，与同时期奇幻诡异的楚国器物相比，也毫不逊色。

中山国出土器物的工艺装饰丰富多彩，几乎囊括了战国时期所有的装饰技法，如鎏金、错金银、镶红铜、填漆、浮雕、细线雕、镂空，这些装饰手法，运用到器物上时，如同给它们披上一层锦绣斑斓的外衣。

银首男俑铜灯。乱世中的中山工匠制造出了充满想象力的青铜器，较其他各诸侯国手工艺品，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错金银工艺更是一绝。中山成公墓出土了一件可以拆装组合的银首人俑铜灯，整体创意和结构十分巧妙：造型是一个耍蛇男子的形象，其头部用白银精心制作，眼珠用黑宝石镶嵌，一身长裙曳地、胡须微翘、笑容可掬。男子两手各握一条蛇，两条蛇的头部分别擎住一只灯盘；左边平地放置的灯盘中，一条蟒蛇盘踞其间，吻部高挺顶住他右手所握之蛇，保证了全灯重心稳定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器物是连接两扇屏风的插座，出土于中山王墓。案，在古代指的是小桌，此案的案面已朽，只存案座。方案的底盘为圆形，由两雄两雌的四只梅花鹿承托。底盘之上昂首挺立四条双翼双尾的神龙，龙的双尾向两侧环绕，反勾住头上的双角；龙的双翼在中央聚合成半球形，龙尾连接四只展翅的凤鸟。案座整体造型动静结合、疏密得当、新颖奇特。方案上的错金银纹饰精巧而繁复，线条流畅斑斓。四条龙的龙头分别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的形式按照当时木构建筑的挑檐结构制成，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战国斗拱应用实例

中山国文明具有鲜活的草原民族特色，将游牧文化气息与高度发达的中原技术完美融合，创造出了许多既端庄肃穆，又天马行空的青铜器。中山国出土铜器数量众多，最具代表性的是高63厘米的刻铭铜方壶（为酒器和礼器）和刻铭铁足大铜鼎（为食器和礼器）——这两件大型礼器，不仅为研究中山国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也代表战国时代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此外，在一件扁铜壶和一件圆铜壶中，还有2000多年前残留的美酒。圆壶中的酒液还剩半壶，呈墨绿色，重3公斤；扁壶中的酒还有七八成，重6.7公斤，呈浅翡翠绿色。中山王墓出土青铜酒器比重很大，且体量硕大，印证了中山国出酒的相关记载

中山王墓出土列鼎两组。青铜器分为礼器、兵器、实用器等，青铜礼器无疑最引人注目。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物为鼎，使用制度最严格，我们常说的“九鼎”是天子的标配。战国时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各个称王诸侯都自行铸造九鼎，中山国王也不例外，中山成公和王错陵墓均有九鼎出土

具有游牧民族背景的中山国工匠，有着极强的造型能力，拜生活所赐，他们塑造的圆雕生肖动物尤其鲜活。写实的动物有生动的猛虎、静卧的小鹿、负重的犀牛、憨实的小獏、活泼的小猴、飞翔的雄鹰以及爬行的乌龟等等，而幻想出的动物形象则有神游的龙、飞舞的凤、身插双翼的神兽、单足卷尾的夔龙等，形形色色的动物无不栩栩如生。错金银虎噬鹿屏风铜底座表现了老虎将小鹿送入巨口之中的瞬间，老虎的凶猛敏捷与小鹿的柔弱无助形成鲜明对比；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案座龙凤扭结盘绕，动中寓静，疏密得法；银首人俑铜灯人物各部分比例精准，几条长蛇蜿蜒舞动，烛光灯影赏心悦目；黑陶鸟柱盘造型简练传神，线条挺拔优雅，干净利落……那时的能工巧匠对造型的准确把握和非凡的创造力，令人拍案叫绝。

北方各诸侯国中，中山国器具的艺术性和浪漫气息最为突出，与同时期奇幻诡异的楚国器物相比，也毫不逊色。二者一南一北，为两朵奇葩，各有千秋。在金属铸造、玉器、漆器和陶器的制造技术上，中山国并不输于楚国；在造型艺术上，中山之器少了些中规中矩的沉稳，却多了几分游牧民族天马行空的想象，出现了大量圆雕作品，使其愈见豪放与鲜活；在器物装饰上，中山国器物不似楚国器物纹饰那般繁复精准，但错金银及镶嵌工艺的普遍使用，是当时任何诸侯国所不能及的。

来源： 地理人文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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