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华：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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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
朱国华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根据作者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论坛（第1场）
——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与学术评价”上的发言整理而成（节选）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 观点荟萃♥
西学的中国化乃是中国学术原创未来的基本前提。但显然，如果西学达不到相当程度的忠实输入，则无法构成对本土文化有效的智性资源，也就是说对它的中国化无从谈起。
时至今日，中国的学术研究虽然较之一个世纪之前，已经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总体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保守本土文化成绩很差不说， 西学方面尽管在若干有限领域（例如现象学或维特根斯坦研究）获得切实的进展，但就全局而言情况并不好到哪里去。西方任何一位大师可能都得到了译介，但是权威研究者屈指可数，在国际相关领域里也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必须首先摆脱各种抱残守缺的心态，超越各种民族虚荣心和文化自卑（包括以自大形式表现出的自卑），诚实地批判性反思我们人文学科的不足，对于西学，我们应该继续聆听八十年前鲁迅斩钉截铁的呼喊：“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从我开始认真从事西方当代美学或文论研究以来，常常会遭遇到诸多师友这样的诘问：你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异域的理论学习之中，意欲何为？ 这样或隐或显的质疑甚或挑战其实还常以各类话语形式呈现出来，例如诸如此类的疑问：从晚清到今天，我们学习西方也为时不短了，我们一直这样学下去，何时是个尽头？成天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还能指望中国学术原创的未来吗？中国人难道失去了文化自信力了么？与其拾人牙慧，不如另起炉灶！中国的问题，西方理论能解决么？隔靴搔痒罢了！
我们研究西方的理论，显然达不到西方人的研究水平，等我们好不容易弄懂一点康德、黑格尔，他们早在大谈现象学或结构主义了，等我们稍微搞明白一点这些新学，他们的思想又早进入后现代了，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龟兔赛跑，我们似乎永远追不上。既如此，还不如研究我们本土的理论。诸如此类。事实上，我曾经在一些场合做出了多少某些零碎的答复，但无疑，对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学术疑虑，采取相对随意草率的回应，不足以解决问题，也并不是对学界共同体展现尊重的一种方式。可是，要较为系统地讨论如此宏大的问题，我们又该从何说起呢？
陈寅恪对中国学术未来的宏观预判有过这样一段名言：“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尽管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远见卓识，但是其中一项基本预设我是非常赞同的：即西学的中国化乃是中国学术原创未来的基本前提。但显然，如果西学达不到相当程度的忠实输入，则无法构成对本土文化有效的智性资源，也就是说对它的中国化无从谈起。
青年陈寅恪曾经预言，中国人注重实用的态度或可靠实业或经商得以致富，但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或文学艺术，则与西人相比不会有太大胜算：“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而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今天距离陈寅恪预言时的1919年也接近一个世纪了，中国虽然并未成为世界首富，但是2013年胡润研究院世界富豪榜上，10亿美元以上的中国人已经跃居亚军席位了。不幸的是，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未获得类似的光荣。看起来一切皆如陈寅恪所预料。当代中国固然有许多优秀的学者，但并没有公认的学术大师，而文怀沙之徒被某些人尤其是媒体界人士称为大师，不过是学界的一个笑柄。谈起学术研究，我们今天每每言必称民国，推尊王国维、朱光潜、陈寅恪等等大师，但其实，民国的学术成就果然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了么？
对民国的怀旧情绪，很可能更多地是出于对那个时代学术环境的浪漫化想象，或者更直白地说，是出于对当下恶劣学术状况的强烈不满。民国学术获得的总体成就究竟如何呢？不妨继续征引陈寅恪对他自己那个时代学术状况的评价：“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若将此意以观全国学术现状，则……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所谓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 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可以说，在他看来，中国的学术水平乏善可陈，远未摆脱蹒跚学步的幼稚状态。不用说学术独立无从谈起，即使是原汁原味地输入西方的文化产品，也已经并非易事了。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我们所推尊的民国大师们，与欧美的人文学科的文化伟人相比，总体上来说，其学术影响范围还局限于国内，并没有哪怕一位在高踞于国际学术界的金字塔之上，获得广泛的深度认可。而且，尽管这些大师们几乎无一不强调指出，吸收外来之学术与保守本土文化两者同为创造未来民族文化之根本，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他们的中学底子相当出色，但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他们总体上来看，很难说完成得非常出色。
以王国维、朱光潜为例，他们分别对叔本华、克罗齐的接受，都对构成其理论核心的认识论、本体论的论述未能给予足够重视，他们的理论演练实际上绕过了与我们文化深层结构迥然有异的那些知识构型，并在寻找相似性法则的引导之下，以本土经验摄取了能够与传统架构相融通的西学要素。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他们对西学并没有真正遵循澄怀观道、虚己以听的原则，或者说阿多诺所倡导的“客体性优先”的基本立场，相反，他们无论是否在意识层面有所觉察，客观上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依然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接受态度，起作用的仍然是传统文化本位的文化主体性取向。
这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后来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转向了传统，朱光潜基本上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制在美学领域，而自己最看重的著作《诗论》，实际上乃是用西方美学来重新理解中国古典诗歌，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方法论上也不是简单地对西方美学进行格义连类，但毋庸置疑，就整体格局气象而言，他依然偏安于中国诗学之一隅，不能做到如陈寅恪所言，参预当代世界学术之潮流；另一方面，王国维甚至走得更远，他早年极口称道西学，指摘中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然而晚年王国维不再萦心于西学，甚至在向宣统帝上的奏章《论政学疏》里，对西学进行了极为严厉然而明显浅薄的指控：“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 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也。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
时至今日，中国的学术研究虽然较之一个世纪之前，已经有不少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总体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保守本土文化成绩很差不说， 西学方面尽管在若干有限领域（例如现象学或维特根斯坦研究）获得切实的进展，但就全局而言情况并不好到哪里去。西方任何一位大师可能都得到了译介，但是权威研究者屈指可数，在国际相关领域里也很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实际上，不少西学研究者竟然很少征引或参考西文文献，不得不依赖中文译著，可惜我们对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其不信不达（更不必说雅了），其水平普遍之低，令人难以置信。而且，西学与中学之间横亘着一条看不见的壁垒，彼此之间难以对话、沟通。许多西学研究者划地自限，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孤立的、漂浮的、不接地气、自娱自乐的学科，并不积极推进它的本土化过程，也就是意识不到运用其方法来解决中国语境的问题，并以此寻求研究的突破；另一方面，本土文化的研究者们往往满足于就事论事，缺乏真正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视角，侧重于材料的堆砌，以考据发现为能事，无心于通过绵密的论证在事实数据与意义阐释之间建立联系，每每将本是学术研究中最低层次的材料准备工作——例如版本、系年之类考证——视为学术研究的目的。
今天，我们中国学术界获得盛誉的往往是某种规模宏大的通史的撰写，全集的整理修订，或对某种新材料的独特发现以及对旧材料的颠覆性重新考证。在许多传统学科，例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一些走极端的学者而言，对海外汉学相关研究的轻慢鄙视乃是自抬学术身价的一个机会。从根本上来说，西学获得压倒性胜利只是表面现象，中国的学术研究的根柢还是在乾嘉学派的余风流韵笼罩之下。
真正的学术原创有赖于对伟大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在如今中学、西学都不振的情势下，无法从中汲取充足学术养分的学人谋求学术原创，其结果要么是只能获得相当有限的、也就是无法达到较大普遍性的原创性，要么就是自弹自唱、自产自销、无法获得跨文化语境普遍认同的伪原创性。众所周知，唐诗的繁荣有赖于整个大唐帝国对诗歌的集体性持久热忱和写作实践。同样的道理，中国学术是否能够向世界奉献较具独创性的人文成果，能否向人类贡献若干真正的学术大师，取决于中国知识界的整体学术水准的大幅提升。没有丰富、广阔、肥沃的学术土壤，没有健康、有活力的学术生态，奢谈学术原创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学术大师们也不会如璀璨群星那样骤然布满中国的学术夜空。
在这里，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的演进不允许我们回到乾嘉旧学的老路上去。因而，西学依然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构成了确保我们的未来能够走向正确学术道路的前提条件。即便是中学，即便是传统，也需依靠走在我们前头的西学来激活它与当代语境的回应性，来灌注生命力。我们也完全不必担心，对西学的大力引进，最后会丧失华夏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很简单，作为一个拥有辽阔疆域、亿万人民和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绝不可能轻易被任何一种文化帝国主义所同化，相反，中国佛教史倒是可以说明，一种异质文化之于中国的意义，不过是在它与中国的互动过程中适者生存，一方面它补充了中国本土所匮乏的某些新的文化质素，另一方面，它也为适应中国而获得了它的新身份。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世人头晕目眩，国人从上到下，也期待着与经济奇迹相称的文化奇迹在神州大地同时绽现。学术原创的焦虑体现在诸如构建文化软实力的口号、斥资鼓励翻译输出、学者们大呼中国文化失语、高校和科研机构关注国内学者在国际知名刊物刊发论文数以及被引用率等等情状中。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可以简单地斥之为民族文化虚荣心。但是一个古老文化谋求脱胎换骨、凤凰涅磐，其成长发育并无速成的道理，它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它依赖于知识阶层的观念渐变，依赖于教育体制的深度改革，或者毋宁更彻底地说，依赖于整个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型，因为一国之学术文化无非是对一国国民的智慧结晶。它需要时间川流让一种异质文化浸润流淌到一个古老民族的心田，并激活华夏民族已经沉睡的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
佛教从公元纪元前后传入中国，到慧能的时候，才产生了伟大的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即禅宗，可以说中国人用六七百年才在某种意义上彻底消化了佛教文化。而西学东渐至今，方才一个半世纪有余，而且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单一宗教文化。我们必须对西学怀抱更耐心、更虚心的学习态度。绝对不能以学术大跃进的方式来想象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幸运的是，过去，我们去西天取经，需要跋山涉水，克服千难万险，才能求得真经。如今，我们全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空间的距离既由于飞机的发明而缩短，更由于互联网使得天涯若比邻而居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彼此之间越来越相互依存。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催生了留学潮，2007年以来，留学人数开始呈现井喷式增长，仅2013年一年，留学总人数突破45万人。庞大的留学规模为中国学子更全面、更深刻、更及时地接受西学提供了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大学并不在中国之外。
因而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即：在一场学术龟兔赛跑的过程中，我们该何去何从？我的回答就比较容易了：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必须首先摆脱各种抱残守缺的心态，超越各种民族虚荣心和文化自卑（包括以自大形式表现出的自卑），诚实地批判性反思我们人文学科的不足，对于西学，我们应该继续聆听八十年前鲁迅斩钉截铁的呼喊：“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龟兔也许角色易位，也许并肩奔跑，也许在比赛的进程之中，奔跑的意义已经得到实现，孰先孰后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有必要重复王国维精彩的论断：“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观宇宙人生也，则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我们转自中华好学者
编辑：思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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