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我的自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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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下面的文章发表于3月23日《南方周末》，但被删节。一些微妙的、有意思的东西看不到了。请读者相互转告，既花时间阅读，就要读原汁原味。谢谢。郑也夫）
简历。郑也夫,男,1950年生人，无党派。1982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1986年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硕士。自1982至2013年先后在北京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未申请过任何课题项目，没有过一分钱课题经费。主要学术著作《文明是副产品》《吾国教育病理》《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信任论》《代价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主要社会评论杂文集：《半开放社会》《抵抗通吃》《被动吸烟者说》《走出囚徒困境》。创办并主编《北大人大清华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十余年。现为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曾任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
自我评价。对学术始终保有纯正的追求,有敏锐精准的学术判断力,对学界腐败嫉恶如仇。做人做事苛刻决绝,常有面折同事的言行。一定程度上此系边缘人的角色行为,或许有制衡权力者的功能。若走向中心，对角色转换的自觉会令敝人性格趋向宽容。
动机是人们面对反常行为时常常猜想和热议的。一个无官无职的退休教授自荐担任会长前所未有。笔者愿自白动机，与其说是为免遭非议,勿宁说这正是这一非常举动的题内之义，即宣扬一种理念，推动一项变革。
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学术荣誉与院系官职合二而一。换言之，学术官僚在极大程度上垄断了学术荣誉。一方面，这刺激了中国几代学人热衷于行政职务之谋求。另一方面，要么与动机取向关联，要么是长久忙于事务所致,学界官僚们平庸的学术水平令学术荣誉蒙垢。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历史遗憾,是在其社会最开放的年代中,未能将研究机构中的学术荣誉与行政职务分离,即让学术权威脱离行政职务,让院长、系主任、所长等行政职务成为教授团决议的朴实的执行人。
社会学会长职务又与院长、系主任、所长职务不同。会长没有后者那么繁重的事务负担。其主要工作是利用其声望和判断力促进学术交流。应该说会长职务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项至高的荣誉。这性质决定了:其一,评选会长职务的根据是学术成就的高下，而非行政职务之大小。其二,荣誉应分摊,而非垄断,故会长任期应定为一年。其三,有行政职务者，因事务工作负担已经很重,不是做会长的最 佳人选。
1979年中国社会学会成立。1979—2008共六届30年的社会学会长，由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四人担任。其中费11年，袁6年，陆9年，郑7年。四人中无一人无行政职位。30年来会长的角色中并存着的行政化与垄断的双重特征。2005年以前会长任期没有年限，学会章程亦不健全。2005年修订了学会章程，有如下制度安排。其一，会长任期三年。其二，设副会长10人。为什么副会长要设10名之多？我们无法理解为这是给予10位学者做事的机会。如是就只能理解为这是荣誉的授予。但只设一个副会长是荣誉，设10个副会长荣誉不贬值吗？因副会长可以连任，自第七届至第九届的9年中共有3人作过会长，14人作过副会长（上述三位会长也做过副会长，此处计算未包括）。17人中无一人无行政职位。行政化成色十足。再看荣誉的垄断程度。如果按照笔者提议的制度安排，正会长均任期一年，每届设正副会长各一名，则9年中，将有9位会长和9位副会长，共18人。与过去九年的实况相比，笔者的设计中会长多6名，副会长少5名，且副会长均为当年唯一的副会长，而不是默默无闻于10人之中。现行的制度造成的显然是荣誉垄断，且荣誉集中在几个会长身上。官僚化与垄断性虽并存于此，却分属两种制度安排。即使坚定地维护会长官僚化，也没必要保持现有的垄断方式，以及10名副会长共存的荒诞。
美国社会学会从其成立的1906年到1915年，会长任期两年。1916年至今均为任期一年。比如任期从2015年8月开始，到2016年8月终止，被称为2016年的会长。这称呼有道理，因其任期的重头在2016年。在美国社会学学会110年的历史中,106人担任过会长。中国学者所能想到的卓有贡献的美国社会学家,大多能从历届的会长中找到。对于一年任期下的换届是否仓促，有没有来不及适应的问题，其选举制在细节上有很好的应对。即会长、副会长要提前两年选出，待任一年，之后正式任职一年。比如2015年3-4月份开始提名2017年的会长和副会长，5月15日会员在网上匿名投票。2015年7月份公布Michèle Lamont和Kathleen Gerson胜出。2015年8月份社会学年会闭幕时，2014年选出的会长Ruth Milkman和副会长上任（他们已经待任一年），而2015年7月份选出的会长、副会长Michèle Lamont和副会长Kathleen Gerson即刻成为“待任会长（President-Elect）和待任副会长”，他们将在2016年8月上任，而名称上是2017年会长。他们以此解决一年任期制中的衔接问题。
美国社会学学会有大约15000名会员，学生也可以成为会员，有资格投票的会员约8千多人。获得100名会员（包括学生会员）提名者，可以成为会长候选人。而会长的产生是全体会员直接投票的结果。2016年的会长选举中，49%的会员，即4千多人参加投票。2011年7月通过的中国社会学学会章程规定：“第十条，会员享有下列权利：一、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第十八条，理事会的职权是：…… 二、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和罢免常务理事。”实际情况是，中国社会学学会拥有2300多名会员，300多名理事是单位申报后经资格审查和会员大会鼓掌通过而产生，会长则由理事（投票人须达三分之二）选举产生。章程对这一重大事务的阐述并不清晰，这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学会的规模毕竟不是很大，会长是从全体会员还是理事的选举中产生，是值得斟酌的。笔者倾向于前者。且认为，学生，至少是研究生可以成为没有投票权的会员。
现代汉语中的“民主”一词大约来自日语，democracy译为“民主”不如译为“选举制”，因为选举之后是当选者主事和决策而非“人民做主”。选举制是人家改良了一、二百年的东西，我们搞选举不可以不借鉴。美国学会会长的一年制，要比我们现行的三年制，在换届衔接上处理得更好
与一年任期制相比，笔者更激进的主张是选择会长的唯一考量是学术成就。这本来算不上激进，学术荣誉理当来自学术成就,只因积习日久,常识才显得突兀和激进。敝人以为,行政职务确也在考量之内，非因它是积极因素,在于它属消极成分。即一个人能否同时做好两份事务工作——会长和一个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应该是引起评委们审慎评估的事情。至少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兼任二职。
若当选会长，敝人愿推动以下几项工作:一，将学术交流的重心放在非年会期间的中小型研讨会上，与分会会长、系所领导和各路学者，深入研究如何搞好兼顾学理与当下社会问题的中小学研讨会。二，努力改造年会风格。打破VIP对年会重要时空的垄断，比如，会场上主席团成员在台上就坐，开幕式上过多的致辞，及特邀资深学者的发言。仪式性活动要极其简短，VIP不就坐台上，会长之外的致辞大可不必。简短开幕式后，主会场的学术发言交给一年来完成最重要学术作品（从去年5月份到今年5月，因为年会在夏季举办，这样才不会疏漏好作品）的那些学人，而不论他们资历如何。即让这些人占据年会最重要的时空，成为年会中最风光的人物。除此，还可以设置年度争议性作品论坛。仪式的改造极其重要，因为此地不是等级化的官场，而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界。多年来，我们的年会已经流行自报论坛名目，这增加了大家的积极性。但60个论坛的规模极可能导致水平下跌。平衡它的重要手段是与自发的论坛并存的各类“年度性论坛”。以年度作品的筛选保证这类论坛的质量，并保证有水准的学者的到会（作品入选，拒绝邀请就勉强了）。三，优秀作品是怎么筛选出来的？笔者的建议是，组织全国范围的优秀退休社会学家，请他们做评价与批评的主力军。年会之前评选出社会学年度优秀论文和图书。四，将同仁们的学术成果传播到社会。在主要媒体上建立社会学栏目并完善社会学网站。因笔者长期介入媒体的能力与关系，或许能尽绵薄之力。五，任期内，将与同仁们商讨改革产生本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理事的程序。
笔者多年来拒绝任何官方奖项。既然认为会长是一种荣誉,一个拒绝官方奖项的人,为什么要向此荣誉伸手。或许是因为我比披戴很多冠冕的人更在乎荣誉,当我质疑一个评价系统时,我不会主动接受它的评价。而此次的自荐行为,包含着敝人改革制度与破除陋习的强烈用心。
笔者深深以为,与其放言推进中国大社会之宪政,不如实践自己小学科的选举。后者才是切实的着力点。微观改善了,整体还能长久滞后吗?与此同理,与其宣扬一种理念,不如以一种包含了此种理念的行为亲自登场。笔者曾撰文《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让学会走出社科院的阴影》（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27日）。建议关心本文的读者一并阅读这两篇文章。而两文死水微澜之效果令敝人意识到：人们可能已麻木于理念的宣讲,却有可能热衷真人秀,会被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
环顾学界生态，敝人以为，会长职务之产生是学术界制度与观念变革的可能的突破口。产生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职务的程序已经固化，受到上级权力的太大制约。产生会长的程序虽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处（关于投票方式可参阅笔者文旧章《有限匿名制刍议》），毕竟在较大程度上豁免于学术界之外的力量。如果在这里发生了良性变异，必有其示范性、扩散性。
我是一个在乎输赢的人。但宁可个人受挫，也要搅动一池死水。
我是一个在乎荣誉的人。但不管他人臧否，敝人以挺身自荐为荣耀。
一枚楔子已经打进固化的模式中。如果你有一张选票或能够影响会长选举,是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郑也夫新浪博客
编辑：思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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