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布迪厄：我研究“社会苦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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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近年开始着手对“社会疾苦”的经验进行考察，在我看来，这一研究的出发点正是把社会学看作是某种社会助产术的伦理立场。它十分具有启发性，因为它把社会科学、政治学和公民伦理都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还说明了社会学能发挥怎样的一种类似苏格拉底式的作用：使社会表象和政治表象的既有形式中根深蒂固的监督机制失灵。
答：在过去十年里，整个政治领域变得越来越封闭，争斗的对手只限于内部的一些人，彼此的争吵独具一格，争夺的焦点也极为特殊。政府的领袖们实质上成了囚犯，被一群阿谀奉承之徒所包围，这些随从是一些原本一片好心的技术官僚们，可惜他们就是不懂他们的公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不懂他们自己无知到何种地步。他们乐于借助民意调查的巫术来进行治理，这些调查用一些被调查者不用的字眼，提一些被调查者一般并不会提出来的问题，而被调查者直到问题摆在了面前，面对调查者的催促和逼迫，才会并不情愿地给出一些牵强的答案。这种强加的问题，貌似合理的技术，其实不过是蛊惑人心的伪科学。为了反对这样的做法，我提出一个设想，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这些东西隐藏在近来诸多非制度化的抗议形式之下（出自高中生、大学生、护士、教师、电车司机等群体），是围绕“阿拉伯妇女的头纱”和公众住房供应的滞后这样的问题所产生的紧张局势背后的关键。而且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各种歧视待遇和相互指责的现象中所体现出的“私人政治”，也正是受社会疾苦等因素推动的。
泰雷曾经告诉我们，在希波克拉底的传统看来，真正的医学发韧于对不可见的疾病的治疗，也就是要探知病人未曾提及的症候，这可能是因为她未曾意识到这些症候，或者她疏忽了，忘了提及。我的研究就是要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症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就这点而言，有必要突破各种心理投射的屏蔽，这类屏蔽有时流于荒谬，经常令人作呕。在这些屏蔽的背后，掩饰的是社会疾苦。同时有必要动员那些助长最不正当的社会幻想和社会仇恨（如种族歧视）流行的人们控诉那些使他们变得不道德、变得堕落的社会运作机制。当然，这肯定会大费周折，但正是这些社会机制滋养了他们的反感、苦恼、绝望。不讲道德乃至堕落，本身同样没有可以开脱的理由。
这项研究背后的前提假设是，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所以说，研究的目的在于使那种未被阐述、倍受压抑的话语昭然若揭，而方法就是与各种人交谈，与那些由于置身于社会空间中特别敏感的区域而很可能成为自身疾患的忠实“记事者”的人交谈，与官方的“社会问题”从业者们（警察官员、社会工作者、工会活动家、法官等等）交谈，即与那些占据着社会世界中的战略性位置的“实践专家”交谈，这种“实践专家”对社会运行机制有着极为丰富的了解，有关这方面的自发性知识，他们是活生生的宝库。在充分了解了个人的社会阅历和生活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进行非常详尽、高度互动的深度访谈，以协助被访者发现和表述他们生活中所存在的惨痛的悲剧或日常的不幸背后所潜藏的规律，帮助他们摆脱这些外在现实的禁锢和袭扰，驱散外在现实对他们的内在占有，克服以“异己”）的怪兽面目出现的外在现实对人们自身存在之中的创造力的剥夺。所谓“异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的神话，借此可以很好地理解我们所说的异化，也就是说异他性就存在于主体性的核心。
我本应借助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如何逐步开展这项工作，但时间不允许我这么做。简而言之，实施这些访谈会十分折磨人，令人苦恼，对被访者是这样，对研究者来说也时常如此。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曾在一个夜晚访谈过一位受雇当邮件分拣员的青年女子，那是巴黎阿莱街一间空旷阴暗的大厅，她每三天就得有两个晚上在这间弥漫着灰尘的大厅里履行她的工作：从晚上9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她就这么一直笔直地站着，把源源而来的邮件逐个分发到身前的66个小格里去。她操着南方口音，可这不妨碍我透过她那阴郁忧伤的语调，听她用平淡的词汇，叙说她昼夜颠倒的生活，叙说她夜班之后，迎着清晨巴黎的寒冷，汇入浩荡的人流，赶回远郊她那间小公寓，还有那个梦想，那对故乡的怀恋，那返回家园的渴望，一切看起来都已是遥不可及了……我之所以要着手进行这项研究，背后的动力之一就是一种朴素的伦理情感。我们不能让政府的技术官僚们再这样下去了，他们全然不顾及对民众的责任和义务。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不去介入、干预，恰如其分地认识到各自学科的局限，而是袖手旁观，这是对良心的背叛，是让人无法容忍的选择。
关于这项研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它几乎冲破了所有正统方法论的清规戒律，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捕捉到所有的官方科层调查根据定义所不能捕捉到的东西。我想，至少我希望，这项研究可以同时实现两种作用，一是科学性的，一是政治性的。例行公事般的惯常调查阻碍了研究者们的视线（更不用说循规蹈矩、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或理论的演习了），我们的研究将让研究者们重新开启他们的视野。那些治理着我们社会各个方面的技术官僚们，官方性的政治生活所依循的正规民主程序（特别是党派活动的仪式性活动，如政策讨论会、公众演讲、提出动议等等），训练有素地与媒介打交道，用经济预测取得像那么回事的科学根据，已使得他们看不到：新的疾苦、不断积聚的不公正感、已丧失了公开表达的手段。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让这些技术官僚们重新意识到这一点。
文章来源：选自《反思社会学导引》第二部分，转自社会学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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