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衣舞、女性情欲与自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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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梆

不只是“被观看的女性”

更是“我自己的舞蹈”

第一个“脱衣舞娘”

彻底改变我的身体的，不是初夜，而是一次私密的观舞体验。那是一个炎热的暑假，我认识了小星，她和我一样处在“你好，忧愁”的年龄，和我一样皮肤黝黑，和我一样来自离异家庭，我总是借口到同学家做作业，和她厮混在一起。

她身上要说有什么特别迷人之处，就是她的身体似乎比任何人的都要柔软灵敏，一条从她母亲留下的衣箱里淘出来的旧圆领A字裙，我俩一起试穿，我不是勒住脖子就是卡着胳膊肘，而她只需像翠青蛇似地微微扭动一下腰身，窄紧缩水的针织面料就舒缓地贴在皮肤上了。

图片来源：电影《青蛇》

那个暑假，小星试衣服试上了瘾，仿佛要在一堆混沌的纤维中，迫切地找出那个未来的自己。有一天黄昏，她拉下窗帘，神秘地对我说，我要给你看一件宝贝，然后她就俏皮地掀起了衬衣衣角，掀起一半，又嘟噜着嘴，假装犹疑地扯下来，配合着一摇一摆的胯部动作，然后又将衣角再次掀起，露出半截平窄的小肚皮……她就这样边脱衣服，边跳起舞来。

没有配乐，她那随着节奏像海贝一样时开时闭的身体，便是一只音乐盒；没有镁光，她汗毛上的上亿颗汗珠就是光。她跳的那种舞，淘气，任性又充满挑逗感，当时只觉得像是她的一项新发明，现在回想起来，它和黑白照片里美国舞蹈艳星Mae Dix跳的脱衣舞竟十分神似。

Mae Dix顶着流苏闪边的帽子，指尖中夹着一根纤细的魔杖，半裸雪脊，翘起法国蜗牛般肉质紧密的丰臀，薄丝碎花吊带裙褪到股沟隐没的位置，一双小巧如簧，底部镶了铜片的舞鞋，将整个华丽的舞池敲得踢跶作响。

图片来源：网络

Mae Dix红极一时的年代，穿裤子的女人仍寥寥无几，脱衣舞（Striptease）这个词还未普及，主流媒体把那种“欲掩弥彰，扭捏作态”的舞姿叫“Burlesque Dance（滑稽舞）”，派去的男记者们，当下趋之若鹜，事后疯狂吐槽。

我和小星的少女时代，与Mae Dix相距近一个世纪，我们的社会对女性却似乎仍宽容不到哪儿去，我的成长空间一直是平面，粗糙和僵硬的，像一件用纸板缝制的紧身衣。我的身体自从发育健全以后，除了用来作广播体操，短跑和跳绳以外，就一直处于隐身状态。

舞蹈对我来说是奢侈的，因为只有漂亮的女生才有资格加入为大型庆典增色的舞蹈队，也只有学坏的女生，才会顶着一个吹得高高的鸡冠，穿上蝙蝠袖和牛仔裤，潜入地下消防洞改装的迪厅跳霹雳舞。

隔着时空，凝望那个夏天的黄昏，在简陋的闺房里兀自起舞的小星和在火山中呼吸的自己，那一幕怎会不成为永恒？

舞蹈是不能毁灭的自由

挪威战地女记者奥斯娜·塞厄斯塔，用她那小狼毫般锋利的手笔，在其享誉世界的纪实作品《咯布尔的书商（The Bookseller of Kabul）》中，讲述过一个“在塔利班政府占领前后的阿富汗首都咯布尔，女性如何以身抗命”的故事。那是一个涂脚甲油会被砍脚趾，不穿burka（眼部用丝网覆盖的全身罩袍）会被当街泼硫酸，未婚前和男性单独在公园约会则会被亲生母亲以“捍卫家族名誉”为名下令扼死的宗教社会。

奥斯娜·塞厄斯塔

即便如此，女性仍会借着婚礼前夜（又叫指甲花夜henna-night，以新人手掌和脚掌被涂上指甲花而得名）跳起性感的舞蹈：“……准新娘的家里聚满了她的所有女伴，姑娘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惊世骇俗的热情，为自己和同伴翩然起舞。她们翘臀相撞，揉捏着彼此的乳房，像连欢蛇一样香臂缠绕，像跳阿拉伯肚皮舞似地抖动着双胯。小女孩们也用一种天生尤物的姿态加入进来，在地板上扭动着，频频扬起眉毛，向众人展送着秋波。

就连年迈的阿嬷们也跳了起来，尽管只是蜻蜓点水。这些阿嬷们并没有将古老的训教抛到脑后，只是谁也没有毅力中途离场。”时值2001年前后，中世纪极端清教主义重返世界历史舞台，阿富汗是重灾区之一，而女性用身体表达爱欲的现象却始终无法赶尽杀绝，在一首地下诗歌中，某位匿名的女诗人写道：“将你的唇压在我的唇上，并让我的舌头自由，这样我就可以言爱／将我搂入你的臂中，你才可以将自己绑入我的丝袜带／你已拥有我的唇，为何还来搅动我，我早就湿润了／我将化你为烟，假如我只能望你一眼”……

为了收集这些地下诗歌，1998年，阿富汗诗人Sayd Bahodine Majrouh被残酷地暗杀了，而指甲花舞夜的体汗和这些地下诗歌的芬芳，却合成一股持久不散的暗香，洒在本世纪最受压抑的女性身上。

Sayd Bahodine Majrouh收集的阿富汗女性的诗歌

被观看的情欲主体

小星也好，那些美丽的，会跳舞和写诗的阿富汗女郎们也好，无论社风有多保守，却始终无法杀掉她们身上某种奇妙的共性，我相信这种共性就是“女性”。

“用身体语言（艳舞或脱衣舞）释放体内那条被催眠的蛇”——这种美妙的方式，与其说是“西方当代恶俗文化的产物”，不如说是造物主在开天辟地时就已赐予女性和人类的礼物。女性的身体即乐器（Instruments），全身每一个动作合奏起来便是“舞蹈（Dance）”，弹奏的权力在她手里，即使红灯区的女性也该无条件地享有这个权力，谁也无权对其横加摆弄和羞辱（Shaming）。

——一个性别平等的世界难道不该如此么？

那个夏天以后，我的身体也渐渐地变得柔软灵敏起来，不管别人对我有多苛刻，我对自己学会了宽容。我爱上了一切可以用身体表白的方式：我爱上了王尔德那离经叛道的舞剧《莎乐美》和“莎乐美”一层层掀掉七层纱的决绝和美艳；我爱上了艺术家Carolee Schnccman和小野洋子（Yoko One）为反击“荡妇羞辱”而真空上阵的全裸表演；我爱上了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的脱衣舞娘，曼谷风月场的T台花，甚至将《天鹅湖》编成脱衣舞版的东京女优……

是的，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和利用，因此有的女权主义者会拿出“脱衣舞或艳舞”作为男权社会将女性资本化和物化的证据，但这并不等于说“脱衣舞”或“情欲”本身就是邪恶的，也不能说职业化的脱衣舞娘和性工作者就丝毫不值得尊重。

Cosey Fanni Tutti是英国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和音乐人，对西方1970年代的先锋艺术影响巨大，她年轻时就曾是一名脱衣舞娘。在她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Prostitution（性交易）》中，她展示了自己作为脱衣舞娘和色情模特的生活体验（伦敦当代艺术机构，1976）。

Cosey Fanni Tutti

谁敢说她的体验——浓妆艳抹，在布莱顿的游船上为围观得水泄不通的男性观众跳脱衣舞，就该被文明雪藏？谁又敢质疑人类的文明史同时不是一部风化史？

在《Frieze》杂志对Cosey Fanni Tutti的专访（2017.5.12）中，她开诚布公地谈到女性主义，自由和个人政治：“作为脱衣舞娘，我的名字叫Scarlet，在艺术表演中，我也曾赤裸。脱衣舞的赤裸和艺术表演的赤裸真的就有那么不同？出于谋生我并不在意赤裸，真正让我在意的是那些言论（Feedback）……我的每一件作品总会招致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围攻，她们对待我的方式和那些男人们是一样的。我们这代女性，要变得强大，就得不断地剔除我们自身的歧视和厌女。”

我喜欢Cosey Fanni Tutti，她已经65岁了，仍非常性感，也很有勇气。如果我可以在“愿望单”里加入一个新的愿望，我希望自己“能学会一点简单的脱衣舞”，就像学习瑜伽一样，不为世人所动，只为取悦自己。

（文/王梆 作家、影评人、纪录片导演，特约专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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