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三讲成功举办——陈宗胜：后疫情时代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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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名家论坛第二十三讲成功举办，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院长陈宗胜教授做了“后疫情时代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主题讲座。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胡乐明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众研究员、邓曲恒研究员进行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科研院所的18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下、线上两种方式参加了论坛。


陈宗胜教授首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居民财富收入的基本走向可能会变成K型，总体是差别扩大的，而中国的居民财富收入的基本走向可能是翻F型，总体上是倒U型，收入差别是缩小的。其中，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是中国居民收入差别的主要部分。随后他从中美、中印之间的比较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

图为自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

陈宗胜教授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起，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欧元区在内的12个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的劳动份额持续显著下降，从65%左右下降至目前的45%-48%，导致了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产阶级比例的缩小，即橄榄形格局的缩小。另根据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测算，在低度不平等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中度不平等国家（2010年的欧洲）、高度不平等国家（2010年的美国）、极度不平等国家（2030年的美国）中，基尼系数分别为0.26、0.36、0.49和0.58，所以对美国及西方世界来说，其上层迅速扩大，多数国家的下层逐步缩小，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条件下，最富层和最穷层的差别绝对值和相对值都会扩大，形成了K型。这也侧面论证了发达经济体在完成二元转换的时候的确是呈橄榄型、低差别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并不能保证发达阶段总是如此，这取决于制度、体制和政策的变动，可能会导致其从橄榄型回到金字塔型（目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50，社会极不稳定），疫情尤其加剧了这种趋势。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全国内部、以及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别和相对差别，都是呈现翻F型，哪怕将比较范围扩大至我国全体居民的最高20%与底下40%的收入份额进行比较，也呈翻F型。甚至在2013年-2018年间，差别是有所收敛的。因此，中国居民收入差别总体呈翻F型，低层居民收入绝对量和相对比例都有上升。经济发展中的绝对差别扩大而相对差别缩小，所以说中国的发展是分配结果改进型的发展。 

如果以基尼系数对中国的总体情况进行估算，可以发现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值0.491，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回归测度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在收入达到4400-5000美元时，中国的收入指标达到拐点。随后收入差别进入下行阶段，整体呈现出倒U型，说明结果均等有改进，差别在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是最高的。 

如果再将印度与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经济社会制度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一是中国城乡内部差别变动始终维持在0.3-0.4之间的相对公平区，主要反映劳动差别的变动，公有制决定差别不会很大；二是中国农村内部差别（0.39）变动始终高于城镇内部(0.33)差别（印度则相反0.55>0.35），反映集体所有制制约的劳动收入差别程度总是大于国有经济差别；三是我国总体差别(0.47)始终大于城乡内部差别(0.33/0.39)（印度城镇0.55大于整体的0.45>农村的0.35），反映出印度的城市私有资本影响较大；四是由城乡不同所有制制约的二元经济体制决定的城乡差别比较大（中国为2-3.5倍，印度为1倍多）。由此可以看出，城乡差别导致了我国总体差别较大，不是私有经济、资本发展导致；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制度机会不均等是最大的问题。

陈宗胜教授利用1989年他提出的经济收入分配倒U理论将公有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别归结为两个大的变量——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并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1.中国公有经济中城乡内部差别不会太大：公有经济中按劳分配主要由劳动差别决定、公共积累和社保体制是减低差别的；2.公有经济中劳动差别、城镇化率及二元差别本身就是先扩大差别而后缩小的，而经济增长在持续提高中产生的涓滴效应通常是先扩大后缩小差别的，所以公有经济中总差别可能呈现倒U形的；3.公有经济中由二元差别和城镇化率制约的总体差别较大，所以总体差别虽然下降但幅度不是很大。因此影响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的最大问题是城乡差别，约占总差别的50%。

结合数据及实证分析，陈宗胜教授总结，我国居民各阶层收入差别是呈翻F型的，这也是一种收入改进型。他认为，从总体收入分配格局来看，我国已过渡到“葫芦型”格局，但距离橄榄形”还比较遥远，其根源在于两种公有制决定的城乡二元体制性机会不均等产生的较大城乡差别。当前我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保持正增长，进入国内为主的双循环新时代，但农村低收入-消费循环不畅是最大的发展障碍，必须通过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城乡二元投资体制和城乡社会公共产品二元体制，加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农业现代化，通过推进农村城镇化、中小城镇扩大化，才能更快提高农民收入，消除农村相对贫困，畅通国内外循环，缩小城乡差别。

在点评环节，魏众研究员首先高度肯定了陈宗胜教授的形象思维，K型F型曲线生动地刻画了收入分配格局。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首先，疫情对农村的社保和基础设施是有直接影响的；其次，美国收入差别扩大的原因在于它的相对低人力资本的就业是比较困难的，对于中国的歧视是，当压低无效产能或者低效产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时，它和共享发展有什么养的联系；再者，印度经济发展早期依靠高科技产业，大约占GDP的10%，而就业人口仅为1%，这导致了其经济增长没有带动就业水平，导致了收入差距。且印度的人口流动是农村最低素质的人口流动，与中国的人口流动相反，这就导致了二者的差异。因此他认为未来发展的核心应是一方面让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尽快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应以产业集聚为依托。

邓曲恒研究员认为，陈宗胜教授的演讲综合运用了许多图像化指标，以及收入差距的不同度量指标，形象直观地展现出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他认为论坛给予了他几方面的研究启发，一是需要更加关注次低收入等分组（中间20%-40%）的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二是希望能够测算出，如果中国的城乡差别处于印度的水平，中国的收入差距能够降低多少，以及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城乡差距。三是为什么在控制了市场化程度后，经济发展程度及其二次项在农村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陈宗胜教授对两位专家的点评及现场的提问进行了回应与交流，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本文由隋筱童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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