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大】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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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期
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楷模
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个多月了，但我始终不愿相信，2008年在台湾的学术会议竟然是和先生的最后一次相聚！ 那时的先生看上去依然身体硬朗、精力充沛，如以往一样思维敏捷、谈笑风生。 尽管近一两年，从先生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得知他患上了一种亚利桑那沙漠地区的地方病，且住过医院，但从他信中所显示的乐观与信心，以及我们大家对他历经磨炼的良好体质的了解，大家都相信这个病只是暂时的，他一定会战胜病魔，以一如既往的风采重新和大家在一起笑谈天下。 但没有想到的是，无情的病魔竟然这么快就夺去了先生的生命，甚至没有来得及让我们和他见上最后一面.........
（一）
我第一次见到方先生是在1978年夏天，在研究生复试的面试时。 当时先生虽然刚四十岁出头，但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我在报刊上多次见到他的文章以及媒体对他和中国科大天体组的报道。 因此，面对先生的提问心中很是紧张。 当时先生问我的两个问题我至今仍记得，一个是电磁学中的电位移矢量，另一个是电动力学中的李纳维谢尔势。 幸好这两个问题我都答出来了，先生也没有再继续追问。 作为文革中“辍学”的“老五届”大学生，我实际上只上过两年零一个多月的大学课程，然后就下乡参加“四清”，接着就是文革，然后就是毕业分配到陕西的一个农机厂。 为了应付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许多课程都是每天下班后自己在家“恶补”的，能找到的参考书籍也十分有限，其效果可想而知。 如果先生再深究一些，自己很可能就捉襟见肘了。后来才知道，在那动乱的年代，先生自己也曾被迫下煤窑、下砖厂，从事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深知我们这些“半途而废”的“老五届”的实况，所以网开了一面。 与后来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到先生与同行之间学术争论时透彻精辟的犀利词锋相比，先生当时对我真是手下留情了。
复试之后回到陕西，斗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询问考试结果。 原没指望收到回信，因为先生已是名人，又那么忙，但真没想到先生竟然很快亲笔给我回信了（但这封信以及后来先生的许多亲笔信，都在我几次搬家的过程中遗失了，真是巨大的遗憾！ ）。 信中告诉我已被录取，并鼓励我今后继续努力。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始终对先生充满感恩之情——如果不是先生收留，工厂是不会放我走的，而该厂最终在改革大潮中倒闭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先生，我今生不可能在大学从事科研与教学，而很可能早就加入到下岗大军之中。
到中国科大后，由于当时的研究生教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形成完整体系，加之先生要出国访问一段时间，先生给我定的任务是，认真学好专业基础课（包括弥补一部分本科基础课），特别强调要学好英文（我大学学的是俄文）和计算机计算。 对于这些课程包括英文，我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只是向先生提出计算机对我可能太难了，可否不学？ 但先生的态度很坚定：这是时代要求，一定要学！ 一定要“逼上梁山”！ 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先生“逼”我学会了数值计算，我在科研上就将是寸步难行。科大的学生都知道，方先生一生，对学生始终是严格要求的，特别是在基本功训练上。 但严格中又有宽容，只要勤奋努力，并不急于求成，总给学生创造一个探索的空间，容许学生在挫折和失败中取得进步。 几十年来，包括到美国之后，他提携了一批又一批中国年轻人，悉心指导，但又放手使其历练、成长。 现在，这些年轻人不少已经成为所在单位科研上的顶梁柱。 我们这些受过他教诲的人深深感到，先生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他物理基础雄厚而又视野广阔，总能在头绪繁杂的观测数据和计算结果中发现关键点、突破点。 他对研究内容物理本质的分析和阐述也总是那样深刻透彻，让人由衷折服。 恐怕不只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触：能在先生身边接受指点和熏陶，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二）
记得刚到中科大天体物理中心（那时还叫天体物理组，简称天体组）报到时，中心没有计算机，没有复印机，也没有专业数据室，只看到有一台手摇计算器、一台缩微胶卷阅读器，据先生介绍这也是文革之后用学校奖励的经费购买的，在天体组创业和（文革中）发展的主要阶段，硬设备为零，甚至连现在家庭主妇普遍使用的计算器都没有。 我也是在硕士毕业时才拥有了一只计算器，如获至宝。 三年研究生期间靠的是全校唯一的一台国产晶体管计算机（DJ320机，每次只能一人上机，且编写程序要用穿孔纸带）。 每周一早6点去排队登记本周所用机时，像我这样的生手（即侯宝林相声中所说的“棒槌”）往往只能要后半夜的机时，因可用时间较长。 但如果赶上该机出了毛病（实际上常出毛病），或自己的程序进行不下去，所要的机时就泡汤了，只好下周再来。 除了320机以外，平时要算一点东西只好拉计算尺或查对数表。 除此之外，很多文献学校里查不到，特别是原版书，只好等上一段时间去北京科学院图书馆集中去查并且复印。这就是我1978-81年研究生学习期间的真实情况，但这已经比先生他们此前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可想而知，他们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研究相对论和宇宙学，并取得了被国际同行赞许的成就。 那时，他们没有科研经费，没有社会地位（还戴着“臭老九”的帽子），还不断受到各种压力（政治的、学术的）。 但他们令人瞩目地成功了，在中国和世界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声誉。 何以能够如此？ 毫无疑问地是因为，这个团队有一个杰出的带头人（或按现在的叫法，老板、掌门人），这就是方先生。 在这个团队里，他是核心、能源、动力，是科学灵感的源泉；他是发动机、火车头，坚持理念、坚忍不拔、坚持不懈而又脚踏实地。 他在研究工作中展现的热情、敏锐、严谨和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是团队每个成员的楷模。
据王树军学弟现今的统计，方先生一生共发表了学术文章400余篇，其中物理方面的学术论文不下370篇（其它为科学史类、物理哲学类），大部分刊登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内容涉及核物理、激光物理、原子物理和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 从微观粒子到浩瀚宇宙，洋洋大观，可说是一座学术丰碑。 这样的成绩在国外同行中也不多见。 之所以能如此，除了先生本身天资聪颖以外，勤奋刻苦、好学不倦更为重要。记得大约十几年前，我开始调研小波分析用于宇宙学研究的可能性，不久即收到先生的一篇有关综述文章，使我大为惊讶！ 那时小波分析作为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刚刚创立不久，在信号分析、图像分析等领域应用刚取得成功，其数学描述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傅立叶变换，很是复杂奇特。 但先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居然已经把这一方法吃透了，并用它研究了宇宙大尺度结构的一些问题。 要知道，那时的先生已经过了花甲之年！ 后来又看到，先生在古稀之年以后又开始研究宇宙学中非线性、湍流等绝对前沿的问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在学术上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深厚功力使许多晚辈（包括我在内）都自愧弗如。
总而言之，他深刻的科学洞察力、睿智的思辨、坦诚的胸襟、以身作则的高尚人品，使大家心悦诚服地团结在他周围，凝成一股强大的前进力量。 反观今日，科研条件与那时已是天壤之别，除大型观测设备外，国内的软硬件设施与经费保障与国际水平已相差无几，某些方面甚至还有超过。 但物质条件上去了，并不代表整体素质和科研水平也上去了。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团队有了他这样的核心，就有了灵魂，团队就充满活力和朝气，团结一心、蓬勃向上、所向披靡；而一旦团队的掌门大佬狭隘、自私、守旧、懒惰，有了一得之功便一劳永逸，只考虑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最大化，这个团队就会人心涣散，无论过去曾经如何辉煌，其生命力也就会日渐枯竭、前途也将会是江河日下。
（三）
先生在教学方面的口碑也是众所周知的。
他一贯重视教学特别是本科教学，并且身体力行。 即使在担任中科大副校长期间，也承担着本科低年级的普通物理课程。 他的课深入浅出、幽默生动，极受学生的欢迎。 去年我曾和他通过电子邮件讨论过用PPT上课的事情，因为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上课喜欢用PPT，对此他表示强烈反对。 他认为，本科基础课绝不能用PPT，而应该坚持板书，这样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师生之间的交流。 我看到他离世前不久在亚利桑那大学上电动力学课的一帧照片，上面就有他在课堂上书写的大量公式。他与李先生合著的《力学概论》教材，是他们多年教学经验的结晶，其中很好地处理了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的关系，受到师生们的广泛欢迎。 1986年出版之后，尽管无法再版，但至今仍在同行教师中奉为经典（我至今的力学课讲义还主要是参照这本书），在学生手中一代代流传。 一位曾经的中科大学子写道（陈安博士，科学网博客）：“在高年级书摊上，我去买了一本《力学概论》书，当时的摊主（已经上完这门课）吆喝道：绝版，绝版，绝对不会再版。 我就笑笑买下了。 看这本书看得我血脉贲张、拍案叫绝，作为一个力学概论方面的书，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科学思想、物理图景，力学知识体系全有，而且里面从芝诺佯谬讲起，贯穿了历史和现代”。
心中总把学生放在第一位，不仅教学中是这样，而且在他担任校领导期间更是这样。 中科大学生口中代代相传的是，方先生他们这届校领导给学生办了一件大好事，即给学生宿舍安装了暖气。 那是1985-86年间的事了，在全国黄河以南的高校这是“破天荒”的，而科大教工家属楼的暖气直到2003年才有。
除《力学概论》之外，他还着、译了不少优秀的教材与科普著作，主编了多本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如与意大利R. Ruffini教授合着的《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一书，提纲挈领、简明扼要，是相对论天体物理方面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入门教材。 他与夫人合写的《宇宙的创生》，以及早期主笔的“西方宇宙学评述”等，不仅启迪科学思维，还蕴含丰富的历史哲学知识，且文笔优美如文学著作，令读者爱不释手。 除了可以统计的学术论文与著作（包括科学史研究）外，先生还写过大量随笔以及私人通讯，这些文章和书信的准确数量恐怕很难统计了。 很遗憾我只收集了二十余篇，但仅这二十余篇文章，就包含了有关中科大天体中心创建早期，以及中国天体物理研究从封闭到走向世界过程的精彩回顾；对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中涉及天文学部分的数据补充和详解；对科学研究和“科学真理”本质的探讨；对公众当下关注的重要科学问题（例如大爆炸宇宙、 中微子超光速实验等）的科普介绍，等等，内容非常广泛。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先生虽已离开科大二十多年，但仍对科大怀有深厚的感情。
记得2005年底某一天，科大化学楼不慎失火，此事当即在校内网站上有所报道。 第二天，远在美国的先生即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询问，得知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后，先生还写了一篇文章，记叙他们当年为建化学楼烧砖的情景。 文章的最后，先生不无自豪地写道：“经我们手烧出来的化学楼的砖，是再也烧不坏的。 ”的确是这样，不仅是他们亲手烧制的砖，还有他们那一代人亲手创建的科大学术传统、他们所奠定的科大学术地位，历经风雨至今仍屹立不倒。 正如他在一篇文中所写：“罗曼罗兰说过：‘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只要我们自己把住自己的舵，我们就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 ’是的，哪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也并非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轮子。 在科大创世纪里，不少尊敬的师长和朋友们，坚持住了自己的信念，在逆流而上时，把握住了自己的舵。 ”
（四）
先生博学多闻，且学贯中西、多才多艺。 专业上自不待言，他在文学（包括古典文学）、中西方哲学、甚至艺术（如绘画、音乐）方面的深厚修养，都是我辈望尘莫及的。 他的常住之所几经变更，从科大L楼、北大蔚秀园、中关村保福寺，直到美国图森，每处都有丰富的藏书，一看主人就是一位饱学之士。 书籍对于他是得心应手的工具，不像我们很多人只是装饰品。 所以先生在引经据典时，像是信手拈来；而我们往往搜肠刮肚，也不知道典故的出处。 正因为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惊人的记忆力，他所写的文章，立论新颖、视角独到，旁征博引、纵论古今，令人大开眼界。 他对某些人和事之针砭，文笔犀利，不但入木三分，且诙谐风趣处又往往令人捧腹。 对同一件事，我们写出来只是平铺直叙，而在他笔下就会妙笔生花，读起来如享用一顿美餐，大快朵颐。
先生一生在学术上精益求精，而在生活上却是简朴随意，很能将就。 他在科大时，常常到学生食堂就餐，当了校领导也是如此，这在学生口中已传为佳话。 在家里，也常常只是和夫人一起下挂面，匆匆吃完又各自回到书桌前工作。 现科大教一楼三层过道最西端，曾是科大搬到合肥后，他和另一位同事共享的临时“宿舍”。 这间“宿舍”是把楼道一头用纤维板隔开而成的，西墙上有几扇破旧玻璃窗，冬天寒风劲透，夏日夕阳似火，且蚊虫肆虐。 他在文革中发表的多篇论文，大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写成的。 直到文革结束后，他被破格由讲师晋升为教授，才搬离此处。 （他搬离后，这间屋子被称为天体组的“福地”，曾先后作为天体组后进的几位年轻人的临时家属宿舍。 我家轮到最后，也有幸在这间“福地”居住了四年之久，因而所沾福气不浅。 ）但先生的简朴也有例外，我们第一次见到先生大方出手是1985年在意大利的Trieste，当时他花33万里拉买了一套意大利产西服，这差不多是在意大利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一个月的生活津贴。 当先生穿上新买的西服潇洒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舍得花那么多钱买西服，先生笑曰：“为了给中国人争面子！ ”是啊，在国际学术界，先生所展现的学识、智能、勤奋和友善，使外国友人从他身上领略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也了解了中国人学习和创造现代科学文明的意志和能力。 可以说，先生不仅为中国人争到了“面子”，也实实在在争到了“里子”。
（五）
我与先生朝夕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86年从丹麦到瑞典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期间。 当时我在丹麦访问学习，先生途径丹麦，要去瑞典开会，我也与先生同行。 先生在我所住的寓所暂住了一晚，第二天白天陪先生游览了哥本哈根的主要名胜，傍晚我们乘船渡过波涛汹涌的厄勒海峡，再转乘火车到斯德哥尔摩。 我记得这一路先生谈了很多，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先生对天体物理之外事物的精辟见解，对先生的理想追求有了基本的认识。 其实我们这些先生的“旧部”都知道，在先生心中激荡着的不仅是探索宇宙奥秘的渴望，也有人类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 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观、爱因斯坦的宇宙民主原理，是先生在学术演讲中经常提及的，民主、和谐本来就是宇宙的主旋律，而科学与社会的日益融合是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动力。
先生一生崇尚物理学，认为物理学是人类智能的模本，它以事实为依据、以实证为准绳，探根求源，解剖大自然的复杂现象、发现宇宙进化的根本规律。 它客观公正、简洁质朴，而且不惧权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先生的这些理念，在现代文明社会已为普遍共识，而在刚从闭关锁国状态下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只有30多年的中国，就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被接受了。
记得1984年我第一次出国到意大利时，在中国驻意使馆看到“北京日报”上刊载一篇长文，题目是“大爆炸宇宙观是资产阶级宇宙观”，给我印象很深。 这文章给人的感觉，像是前清遗老以先皇圣谕来批判民国的孙中山，令人啼笑皆非。 好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遗老腔调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世界在进步，中国也在进步，但老百姓总希望进步的步子更大、更快一些。1992年底，我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后，专程去图森拜访先生。 他亲自开车去机场接我到他家，后又带我参观了亚利桑那大学，并和我一起去观赏当地的沙漠风光，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形状奇特的仙人掌。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大和合肥都变得面貌一新。 我经常想，如果先生有机会回来，我一定陪先生好好重游科大和合肥，看看他曾工作过多年的地方，看看他当初用心血浇灌的每寸土地。 但遗憾的是，我的这一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
今天，我们缅怀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和崇高品德，高山仰止。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追求真理、心口如一，不看重名利、不随波逐流。 我们这些“旧部”都知道，如果他当时能权宜一下，说几句上面喜欢听到的话，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早中期，他就荣升国务院部长之职了。 这是多少人一辈子奋斗梦寐以求的显贵荣华！ 但他没有那样做，仍甘心做一个普通教书匠。 退一步说，即使不做高官，如果他仅仅埋头学术，凭他在国内的地位和声望，后半生可以过得很舒服安逸，不需要亲自动手，科研经费、研究成果就会滚滚而来，就像目前国内学术界某些大佬一样。 但他无怨无悔。 他不仅是中国天体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晚辈最敬仰的恩师，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与楷模。 我相信，不管要等上几十年、上百年，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丰碑上，先生将会最终获得他应有的地位。
先生离开我们远去了。 愿太平洋两岸的涛声和先生一生喜爱的《马赛曲》共鸣，伴随先生在天国安息！
2012年8月12日于北京安华里
【作者简介】向守平
作者的简介，在文中已经基本呈现了，补充介绍：
1963年9月-1968年12月，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士。
1978年9月-1981年12月，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中心研究生，硕士。
1993年7月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
1996年1月-1998年12月，中国科技大学天文与应用物理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9年1月-2003年12月，中国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
2004年1月-至今，中国科技大学，天文与应用物理系，天体物理中心，教授。
【编者后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这是当年先生的办公桌，简陋极了，这种办公桌，大部分已经毁弃。得知此办公桌为先生曾用，有心人把桌子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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