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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与1955年的中国

2017-05-31 西蒙娜·德·波伏娃 微工荟 微工荟

核心提示
看看60年前可爱的境外势力~


编者按:


1955年的中国,全国解放不久。用今天的论调来看,那时候的中国开始实行“注定会僵化”的计划经济,更加时髦一点的说法,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一种“极权政治”当中。或者更加普及的看法是,那时候的中国肯定是一个将自己与西方世界隔绝起来的中国。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邀请。这个邀请,吸引了大量的西方共产主义者、左翼人士,甚至包括不少的反共人士来到中国。


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波伏娃。



波伏娃是经典女权主义著作《第二性》作者,此书在1949年出版后,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被誉为“女性圣经”。


1954年,波伏娃的小说《名士风流》获得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她的个人声望在欧洲达到顶峰。随后,她先去了苏联,再来到中国。中国之行后,她写出著作《长征——中国纪行》。以她深刻的洞见,夹叙夹议地描绘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



《长征》一书,最后成为波伏娃一生中唯一一本,没有在西方世界获得再版的著作。直到2011年,此书才第一次在中国以中文出版。译者胡小跃进行翻译工作时,甚至发现原出版社也只保留了几本原本仅作保留。


今明两天,微工汇给大家节选波伏娃的《长征》结论最后两部分,带大家看看当时西方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她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对此书有兴趣,可以找一本看看哦~


(注:文章插图为编者编辑)




吉兰(当时在中国的一个对共产主义抱有极大怀疑的人,波伏娃与他在中国认识)说,新中国对“有人性的人”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而他认为在旧社会的弊端中(他赞扬旧社会客服了这些弊端),也有“蔑视人民”一条。如果用精英理论来分析,这里也许并不矛盾:这一理论认为,“有人性的人”并非来自人民大众。只是,吉兰应该明确指出,他所说的“精神财富”指的是特权者享受的好处,而“物质财富”才与大众有关。任何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都可以这样认为,新政权不再蔑视民众,从而让6亿人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这种利益是超出“物质”之外的。



反共人士又说,他们尊重人民是假的,他们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消灭了人的个性。


我已经说过,这种臭名昭著的机器人理论是多么荒谬而且,谁又敢说,中国的民众曾有过自由呢?农民受剥削,任由大自然摆布:这种被弃与自由毫无关联。现在,有人照应他们了:把他们组织起来不等于奴役他们,否则西方也是一个奴隶世界。我非常喜欢戈赛夫妇所讲述的这段对话,他们曾问一个共产党工人:


“沈先生,对您来说,自由意味着什么?”


沈思考了一会儿:“我可以自由地打篮球。”


“可您以前不也能自由地打篮球吗?”


“您不懂。”他耐心地说,“我一直都打篮球,后来有一天,我的鞋子破了。我很穷,没有钱买新鞋,我就不能再自由地打篮球了。今天,我有两双鞋。您现在懂了吗?我可以自由地打篮球了。”


沈清楚地说明了6亿中国人的观点:能自由地吃肉,首先必须要有钱买肉。如果老是要为明天担心,就不能自由地享受阳光。以前,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了,当然,通往未来的路现在也还不是很多,工厂里没有足够的岗位,无法安排所有想当工人的年轻农民,休闲也很悠闲。可是,许多新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在人们面前,个人可以不再为家庭牺牲自己,婚姻自由了,年轻夫妇成了家里的主人。国家需要干部,便培养和选拔积极进步的人。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



吉兰反对说,这种自由没有精神价值,他认为人的意图应高度道德,小说家巴金跟他说的一句话让他非常愤怒:“谁也不能再走斜道了:斜道已被堵死。”中国摆脱了旧的封建枷锁,大家都讲诚实。就算这样吧,吉兰又说,但这种道德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不是出自内心。人如果没有受到恶的诱惑而行善,那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么说,应该让他们去偷盗。这等于把他们送进监狱。孟子曾向国君严厉批评过这种态度,他指出:“苟无恒心,放辟邪移,无不为己。及陷於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启示录》上说,最难救赎的罪恶,是诱惑别人犯罪。我在想,吉兰先生有什么道理来谴责共产党堵死了公民犯罪的道路。


吉兰的态度很有意思,因为它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许多法国人是如何理解自由的。《法兰西晚报》最近组织的一场竞赛表明,法国人所要求的最大优点,除了机灵,就是“表示不满”,拿阿兰的话来说,就是说“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把消极与简单的否定混为一谈。真正的自由是在超越中否定:在当代中国,这种超越是具有建设意义的。商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在商品上弄虚作假,他们把自由用在了其他地方。


在资产阶级的记者看来,被剥夺自由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个性可言,因为,根据西方文明人的信条,自由首先意味着与众不同。今天,吉兰宣城,所有的中国人都相类似。戈赛夫妇则走得更远,他们发现,个人已被残酷、甜蜜和无情地消灭了,中国已成了大一统,这是栗子泥中的栗子之统一。他的依据是,在中国,大家穿得都一样,而“自由是从衣帽间开始的”,《费加罗报》的某位编辑是这样评论吉兰的观点的,并且还潇洒地补充了一句:“它确实经常停留在这上面。”读者不禁会问,随意穿着真的能成为衡量人类自由的标准吗?至于我,我觉得法国的精英单调得可怕,他们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语言、行为举止甚至包括声音,都被良好的教育塑造得一模一样。大家都想强调自己的个性,这就更突出了这种相似性。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没有这种陈规陋习,不在乎和别人是不是一样。他们的行为很自然,也就是说,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说中国人全都一样,只能说明他是个近视眼。






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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