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与1955年的中国
编者按：
1955年的中国，全国解放不久。用今天的论调来看，那时候的中国开始实行“注定会僵化”的计划经济，更加时髦一点的说法，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一种“极权政治”当中。或者更加普及的看法是，那时候的中国肯定是一个将自己与西方世界隔绝起来的中国。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到中国来看一看”的邀请。这个邀请，吸引了大量的西方共产主义者、左翼人士，甚至包括不少的反共人士来到中国。
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波伏娃。
波伏娃是经典女权主义著作《第二性》作者，此书在1949年出版后，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被誉为“女性圣经”。
1954年，波伏娃的小说《名士风流》获得久负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她的个人声望在欧洲达到顶峰。随后，她先去了苏联，再来到中国。中国之行后，她写出著作《长征——中国纪行》。以她深刻的洞见，夹叙夹议地描绘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
《长征》一书，最后成为波伏娃一生中唯一一本，没有在西方世界获得再版的著作。直到2011年，此书才第一次在中国以中文出版。译者胡小跃进行翻译工作时，甚至发现原出版社也只保留了几本原本仅作保留。
今明两天，微工汇给大家节选波伏娃的《长征》结论最后两部分，带大家看看当时西方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她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对此书有兴趣，可以找一本看看哦~
（注：文章插图为编者编辑）
吉兰（当时在中国的一个对共产主义抱有极大怀疑的人，波伏娃与他在中国认识）说，新中国对“有人性的人”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而他认为在旧社会的弊端中（他赞扬旧社会客服了这些弊端），也有“蔑视人民”一条。如果用精英理论来分析，这里也许并不矛盾：这一理论认为，“有人性的人”并非来自人民大众。只是，吉兰应该明确指出，他所说的“精神财富”指的是特权者享受的好处，而“物质财富”才与大众有关。任何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都可以这样认为，新政权不再蔑视民众，从而让6亿人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这种利益是超出“物质”之外的。
反共人士又说，他们尊重人民是假的，他们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消灭了人的个性。
我已经说过，这种臭名昭著的机器人理论是多么荒谬。而且，谁又敢说，中国的民众曾有过自由呢？农民受剥削，任由大自然摆布：这种被弃与自由毫无关联。现在，有人照应他们了：把他们组织起来不等于奴役他们，否则西方也是一个奴隶世界。我非常喜欢戈赛夫妇所讲述的这段对话，他们曾问一个共产党工人：
“沈先生，对您来说，自由意味着什么？”
沈思考了一会儿：“我可以自由地打篮球。”
“可您以前不也能自由地打篮球吗？”
“您不懂。”他耐心地说，“我一直都打篮球，后来有一天，我的鞋子破了。我很穷，没有钱买新鞋，我就不能再自由地打篮球了。今天，我有两双鞋。您现在懂了吗？我可以自由地打篮球了。”
沈清楚地说明了6亿中国人的观点：能自由地吃肉，首先必须要有钱买肉。如果老是要为明天担心，就不能自由地享受阳光。以前，所有的出路都被堵死了，当然，通往未来的路现在也还不是很多，工厂里没有足够的岗位，无法安排所有想当工人的年轻农民，休闲也很悠闲。可是，许多新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在人们面前，个人可以不再为家庭牺牲自己，婚姻自由了，年轻夫妇成了家里的主人。国家需要干部，便培养和选拔积极进步的人。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现实。
吉兰反对说，这种自由没有精神价值，他认为人的意图应高度道德，小说家巴金跟他说的一句话让他非常愤怒：“谁也不能再走斜道了：斜道已被堵死。”中国摆脱了旧的封建枷锁，大家都讲诚实。就算这样吧，吉兰又说，但这种道德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不是出自内心。人如果没有受到恶的诱惑而行善，那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么说，应该让他们去偷盗。这等于把他们送进监狱。孟子曾向国君严厉批评过这种态度，他指出：“苟无恒心，放辟邪移，无不为己。及陷於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启示录》上说，最难救赎的罪恶，是诱惑别人犯罪。我在想，吉兰先生有什么道理来谴责共产党堵死了公民犯罪的道路。
吉兰的态度很有意思，因为它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许多法国人是如何理解自由的。《法兰西晚报》最近组织的一场竞赛表明，法国人所要求的最大优点，除了机灵，就是“表示不满”，拿阿兰的话来说，就是说“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把消极与简单的否定混为一谈。真正的自由是在超越中否定：在当代中国，这种超越是具有建设意义的。商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在商品上弄虚作假，他们把自由用在了其他地方。
在资产阶级的记者看来，被剥夺自由的中国人民没有任何个性可言，因为，根据西方文明人的信条，自由首先意味着与众不同。今天，吉兰宣城，所有的中国人都相类似。戈赛夫妇则走得更远，他们发现，个人已被残酷、甜蜜和无情地消灭了，中国已成了大一统，这是栗子泥中的栗子之统一。他的依据是，在中国，大家穿得都一样，而“自由是从衣帽间开始的”，《费加罗报》的某位编辑是这样评论吉兰的观点的，并且还潇洒地补充了一句：“它确实经常停留在这上面。”读者不禁会问，随意穿着真的能成为衡量人类自由的标准吗？至于我，我觉得法国的精英单调得可怕，他们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语言、行为举止甚至包括声音，都被良好的教育塑造得一模一样。大家都想强调自己的个性，这就更突出了这种相似性。中国人则相反，他们没有这种陈规陋习，不在乎和别人是不是一样。他们的行为很自然，也就是说，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说中国人全都一样，只能说明他是个近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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