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伟：今年的诺奖得主有多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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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永伟（《比较》研究部主管）

“波士顿的地区奖”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两位来自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这次诺奖得主很有看点。在三位学者中，巴纳吉和迪弗洛来自于麻省理工学院，而克雷默则来自哈佛，由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都位于波士顿，因此有人戏称这个诺奖可以算是给波士顿的区域奖。巴纳吉和迪弗洛目前是夫妇，在此之前，两人的关系是师生。迪弗洛今年才47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同时也是继续奥斯特罗姆之后的第二位女性得主。

今年三位诺奖得主都是发展经济学家，并且是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得该奖的。

从宏观到微观：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门学科涉及的内容很广，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到外贸如何开放，再到计划和市场的协调，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这门学科曾一度被很多国家追捧，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不过，在蓬勃发展的背后，发展经济学却面临着不小的尴尬。在很多时候，发展经济学家们虽然能在讲台上谈笑风生、指点江山，但是自己为发展中国家指出的各种政策究竟是否能奏效，所需要的成本和收益究竟有多大，他们其实并不太清楚。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只看理论推导，而需要看在实践中，这些机制究竟是怎么运作的。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在这方面能做的工作却很少。

至少从经济学进入新古典时代开始，就一直以“科学”或“科学化”为目标。我们知道，科学有两个特征，一是理论，二是实验。在理论方面，经济学的“科学化”步伐是比较快的，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奋斗，这门学科在形式上已经和物理等学科十分类似。但在实验方面，经济学的进展却相对缓慢。尽管早期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在课堂上做一些实验——例如“垄断竞争”的提出者张伯伦就在课堂上做供需曲线实验，2017年的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的一些研究也是在课堂上作出的，但这些小规模的实验在外部效力方面毕竟较弱，很多实验的结论都难以推广到真实世界。而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这样的重大问题，则更是难以用实验来加以探究。

面对这一情况，以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探究一种用随机试验来研究发展问题的方法。和传统的课堂实验和实验室实验不同，这些实验是针对真实世界的。是在真实世界中直接选择被试组和对照组，然后对他们进行政策干预，然后观察其成效。可以想象，这样的实验其实更能模拟外界的各种干预因素，也更能够帮助经济学家们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

四两拨千斤：小干预的大结果

通过实验，经济学家得到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发现在不少时候，只要通过一点点小小的激励，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巨大的发展成本。

例如，疟疾是困扰非洲很多国家的一种疾病，每年为了应对这种疾病，很多非洲国家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但成效却不明显。针对这个问题，巴纳吉和迪弗洛通过一个实验显示，只要通过发放蚊帐，就可以有效阻断疟疾的传播，从而大幅度节约防治疟疾的成本。

再举一个例子。在发展中国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造成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很多疾病是可以从源头上预防的。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对一些常见疾病提供疫苗，但在现实中，很多民众却不知道这一切。巴纳吉和迪弗洛在印度的一个实验表明，只要通过一些微小的激励手段，就可以鼓励民众自觉地接种疫苗，从而防止那些致贫疾病的发生。

类似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每一个都不禁让人感叹有“四两拨千斤”的意味！在这些实验的帮助下，发展经济学终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尴尬，从一门抽象的理论学科演变成了一门基于实验的、可操作、可验证的学科。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实验的方法，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表示了异议。例如，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就认为，受研究成本所限，实验的方法只能去探讨一些小问题，而对于类似产业政策、贸易开放这种大的政策问题却无能为力。从这个角度看，发展经济学本身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可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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