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与Kristin Surak进行了交谈，她是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社会学副教授，也是《黄金护照：百万富翁的全球流动性》一书的作者。
在我们的谈话中，Kristin Surak详细介绍了她为什么以及如何写了一本关于投资移民的书，这是我读过的最全面的书之一，它触及了行业内的一些主要关注点。
Ahmad Abbas：Kristin，首先我想说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刚刚读完它，我发现它非常有见地，全面，有趣。但我确实想到了一个问题；一位大学教授是如何写出我所读过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最好的书之一的？告诉我们一些你自己的情况。Kristin Surak：大约9年前，我在研究国际流动，并关注所谓的“客工”计划，即让工人在一个国家工作一段时间，通常工资很低。他们工作，为国家做贡献，但最终，他们很难成为公民。大约在那个时候，马耳他开始了投资入籍计划。报纸上到处都是这个消息，似乎与我之前的人士相反。不是低收入的外国工人在入籍时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这是一个富人在他们从未去过的国家获得公民身份的案例。我很好奇。但让我对这个话题着迷的是了解到投资移民世界是多么复杂。媒体的报道非常肤浅。他们的说法是，“哦，不，这些国家正在出卖自己，只有罪犯和逃税者在这样做。仅仅是换护照而已。”不过，早些时候，我有机会参加一个行业会议，在那里我意识到，“哇，这是一个大场景，这是一个完整的行业。”这不仅仅是用现金换护照。这是一个耗时的官僚程序和复杂的市场。我被迷住了。Ahmad Abbas：这让我想起了我对投资移民的第一印象。发现这个庞大的产业在后台运行是令人惊讶的。作为一个定性方面的社会学家，你对这个问题的最初想法是什么？Kristin Surak：这真的很有趣。总的来说，这个数字非常小。当然，好的数字往往很难得到，政府统计数据仍在从疫情的滞后效应中恢复过来，但公平地估计，每年大约有5万通过投资入籍。在全球70多亿人口中，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但令我感兴趣的是，投资入籍的世界如何颠覆了许多关于公民身份和全球化的普遍假设。我对一个国家是否应该出售其公民身份的学术和道德辩论不感兴趣。正是这个行业本身的复杂性吸引了我。如何可能围绕主权特权建立一个市场？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因为在现代世界，只有主权才能产生公民身份，而且它必须支持每一笔交易。公民身份没有二级市场——至少没有合法的二级市场。同时，国家也是市场的最终规则制定者，规范市场的运行。那么，当生产者也是规则制定者时，你如何信任这个产品呢？比如，你怎么能确定你不会出现主权违约，国家会取消你的护照？这在历史上发生过，尤其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但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很有趣的事情。看看塞浦路斯。几年前，当它试图取消大约30名投资者的公民身份时，它在法庭上陷入了困境，主要是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旅行证件，还提供了公民身份的法律地位。投资公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弹性，这让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为什么人们会寻找这些选择呢？市场是如何运作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整体情况令人着迷，尤其是在需求方面。很多人，尤其是在西方，认为公民身份就是确保平等。但在现实中，它巩固了一个世界范围内严重不平等的体系，因为公民身份是一个让人民持续流失的工具。拥有特权公民身份和特权护照的人，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把他们得到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但那些不那么享有特权的人，对全球公民身份之间的不平等意识要高得多。由于公民身份是一种粘性的身份，无论你走到哪里，它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很多学术辩论都忽略了这一点。Ahmad Abbas：跟我说说你研究和写这本书的经历吧。那一定是一次有趣的历程。Kristin Surak：自2015年以来，我去了四大洲的16个国家。一开始，当我开始参加活动并与业内人士交谈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研究亚文化的人类学家。非常有趣。早期，我建立了一个项目数据库，并汇编了我能得到的任何统计数据。然后，在俄军进入乌克兰之前，我去了迪拜、上海、香港、伦敦和莫斯科等热点地区参加行业会议。在这些活动中，我从寻找业务或客户关系的服务提供商，以及一些运行项目的官员，甚至投资者和寻找选择的人那里获得了很多见解。我建立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并不断扩大我的网络，从供应链的不同部分获得不同的观点。因此，当我访问有投资入籍计划的国家时，与当地的人们见面变得相对容易了。我与官员、律师、记者和普通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观点。总而言之，我与16个国家的500多人进行了交谈。在这本书中，我整合了这些不同的见解，揭示了全球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并揭示了这对更广泛的全球化意味着什么。Ahmad Abbas：我可以自信地说，你已经做到了全面，但这让我们想到了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之一:你对公民身份的定义。你写道，我引用你的话，“在当代世界，公民身份是一种主权特权，政府对其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然后，你深入研究是什么让一个公民成为一个公民。你能给我们的读者详细解释一下吗？Kristin Surak：很多人认为公民身份从根本上讲是关于身份认同和与政府的某种“社会契约”，在这种契约中，个人以对国家的义务换取权利。与此相反，我对公民身份的理解与Dimitry Kochenov的研究非常相似：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法律地位。我可以相信我是法国公民，自我认同为法国人，但除非我有合法身份，否则法国政府不一定会让我入境。义务也不是公民身份的基础——通常只针对男性的强制性兵役正在减少，税收更多地与一个人的居住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他们持有的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此外，公民身份几乎不是一种社会契约，因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公民身份才是一种真正的选择。我们通常被我们出生的国籍所束缚。很多人认为公民身份只是一个人在一个国家里所享有的权利。但投资入籍计划提醒我们，公民身份也可以在国外带来好处，比如免签证入境、居住机会和商业机会。在一个人员和资金跨境流动的全球化世界里，公民身份的这些域外利益非常重要。但这也意味着第三国在决定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商品的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结果是，地缘政治在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强大的国家和组织可以影响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价值。Ahmad Abbas：在书中，你不会停留在定义上。你对投资入籍的历史有一个很好的路线图，你也详细介绍了当前的项目。根据你所学到的以及你对这些信息的分析，你认为哪些程序是定义明确的，哪些还没有?Kristin Surak：这是个好问题。确定投资入籍的标准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想了解在实践中发生了什么，而不仅仅是在纸上。因此，我没有研究法律规定，而是着眼于实际操作。然而，当你仔细观察时，会发现有很多灰色地带。例如，巴基斯坦有法律规定，但不清楚是否有人这样做，或者该国是否接受申请。柬埔寨对投资者入籍有规定，但这个过程有很多不透明之处，需要政府关系等等。这不仅仅是一个任何人只要在正确的方框里打勾然后就可以申请的正式渠道。在奥地利，通过对国家做出经济贡献来入籍是可能的，但这种贡献总是为个人量身定制的，而不是标准化的。对我来说，这不足以算作一个项目。在我的定义中，一个国家是否提供积极的投资入籍计划取决于它的结构和运作。在此基础上，大约有10个国家正在运作项目。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看看为什么只有那些选定的案例才会成功。在这本书中，我用一章的篇幅讲述了许多人不太了解的国家——边缘化的、中途流产的以及冻结的项目。Ahmad Abbas：在这些蓬勃发展的项目中，我看到5个是加勒比国家项目，你在书中深入介绍了这些项目。我感兴趣的是你对这些项目对微观国家经济的变革的全面报道。但您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像土耳其这样的大得多的国家和经济体正在启动投资入籍项目。考虑到经济发展往往是启动一个项目的动机，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Kristin Surak：正如你提到的，这些计划对微观国家经济至关重要；我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点。加勒比国家的项目自首次推出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更有趣的是，这些国家是如何随着市场的动态而发展的。在一些国家，这些项目占其GDP的10%以上。对于一些小岛屿来说，公民身份实际上是头号出口产品。对于更大的地方，经济故事就没那么戏剧性了。在土耳其这个拥有8,500万人口的国家，投资入籍计划不会在宏观经济层面产生同样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经济利益或风险。要评估这一点，你必须关注资金流向的具体领域，在土耳其，这意味着房地产。然后你必须看看建筑和房地产行业的整体结构，以及对某些城市的影响，在土耳其意味着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安塔利亚。理想情况下，你可以分析这些地方的特定社区发生了什么。它可以在特定地区产生变革性的影响。房地产投资也会产生涓滴效应，提振某些行业。对于较大的国家来说，它在经济上可能不那么重要，但如果条件合适，它可以解决特定的需求。但是，对经济的净正面或净负面影响取决于该计划的结构。房地产可能被高估，许多项目从未完成，等等。此外，长期经济影响可能与短期影响不同。准确评估这些项目的经济影响需要很多了解细微差别。Ahmad Abbas：但我确实认为，大国必须应对更多的审查和地缘政治压力。实际上，您在书中讨论了这一点，强调了阿尔巴尼亚的“几乎要推出的”计划和北马其顿的“几乎要成功的”选项作为例子。这让我想到了另一点：超级大国的压力。你承认欧盟在所有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但你发表了一个有趣的声明，即美国才是幕后真正的傀儡主人。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Kristin Surak：当然。并不是真正的欧盟，而只是欧盟内部的特定分支机构对这些项目采取了立场，其中欧洲议会发出的声音最大。他们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担忧，但总的来说，这个话题对更广泛的民众来说很好，他们不喜欢富人花钱买到身份的做法。但如果你看看实际情况是如何运作的，就会发现美国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在全球市场的重要领域扮演着幕后傀儡主人的角色。它比欧洲议会玩得精明得多，因为它对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对沉默。实际上，华盛顿正在尽其所能地观察谁能通过这些项目。美国在控制其它国家相应银行的计划中也有一个刹车踏板。对依赖进口的小国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威胁。观察这些动态揭示了美国在全球的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想想看：华盛顿能够把自己的外交政策议程强加到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归化政策上。华盛顿可以决定另一个国家让谁成为自己国家的公民。这令人震惊。例如，我们在加勒比海和马耳他看到了这一点，当时美国要求这些岛国停止将俄罗斯人入籍，但是它自己仍然向俄罗斯人发放签证并归化入籍。地缘政治力量令人震惊。说实话，投资入籍是一个很小的世界。但正是通过这些问题，投资入籍告诉我们全球化是如何运作的。Ahmad Abbas：所以你认为地缘政治联盟的转变，从西方到东方的转变，对这些小国家来说真的有可能吗?Kristin Surak：我不愿意做出预测，但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如果有投资入籍计划的国家将他们的联盟转向这个方向——那将是非常有趣的观察过程。东方——或全球南方——是大部分需求的发源地。当然，许多潜在投资者都在寻求免签进入西方，但这并不是每个人的动机。例如，土耳其现在至少占全球投资入籍人数的一半，而且它不提供免签进入欧洲的待遇。长期居住在迪拜的伊朗侨民或无国籍人士可能会寻求投资入籍计划，使他们在阿联酋或中东的生活更轻松，而不是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投资入籍计划给西方以外的国家带来的好处很少被提及，但也非常重要。看看这些是否也会成为关键项目的卖点，这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Ahmad Abbas：谈到东方，您在书中对投资运营供应链的公民身份进行了深入剖析，并详细介绍了中国市场的运作方式。您认为其他市场，如中东和北非或俄罗斯，在运营复杂性方面是否会达到与中国市场相同的水平？Kristin Surak：我在研究中国市场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在我追踪中国市场的过程中，它经历了许多变化。它是不断变化的，跟上它是一项挑战。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当我在疫情之前开始研究它时，它占全球需求的一半。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里的供应链并没有像其它地方那样与全球市场接轨。在其它地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大牌公司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从历史上看，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市场，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运行着昂贵的注册制度，这给开办和发展企业增加了一层官僚主义。此外，只有中国人才能经营一家公司，这导致一些全是中国人的大型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政府放松了管制。例如，现在开设投资移民公司不再需要向警方登记并支付一笔可观的押金。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创造一个开放的市场：外国人不能独立地开设一家投资入籍咨询公司——他们仍然需要一个中国合作伙伴。其结果是，无论是在中东和北非、印度、俄罗斯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就规模和运营而言，中国的市场结构与其它任何地方都完全不同。
需求是存在的，但潜在投资者是会继续与中国公司合作，还是会跳过它们，去找新加坡、曼谷、伦敦或其它地方的服务提供商？那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Ahmad Abbas：您还详细介绍了整个行业的监管，但是这还没有发生，所以我想听听您的想法，您认为这可能吗？
Kristin Surak：讽刺的是，也许，公民身份行业试图帮助人们克服并为其创造利润的边界，也是将供应链分割开来的边界。正因为如此，任何试图进行监管的政府都是在挑战自己的管辖范围。
当美国影响事物时，主要是通过地缘政治力量，而不仅仅是法律监管。对整个行业进行监管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我不确定它能否启动。
Ahmad Abbas：我同意。Kristin。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谈话，就像我喜欢读你的书一样。我真正喜欢的是我能感觉到你在发现某些事情时的惊讶。书写得也非常好。最后，我想以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作为结束：在你的研究过程中，最让你惊讶的事实是什么？
Kristin Surak：哦，天哪。是的，这是个好问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意外，那就是那些研究这些选择的人动机的复杂性。他们如何计算，他们如何识别，他们的朋友怎么想，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探索起来非常有趣。
当我问当地人如何看待他们国家的投资入籍计划时，我得到的一些答案也让我感到惊讶。他们的观察是如此的敏锐。
与我交谈过的最有趣的人之一是圣基茨的一位DJ。我问他对这个项目有什么看法，他掷地有声地说道:“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有圣基茨岛吗？这是因为一群欧洲人去了非洲，开始了奴隶贸易，他们通过巧取豪夺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我们才有了圣基茨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公民身份。
而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出售它，但我们不会通过巧取豪夺来获得经济成功。”他在观察中融入了很多关于全球化如何运作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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