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路遥的穷困，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

——路遥《平凡的世界》

1995年11月17日，即路遥病逝三周年纪念日，遵照他的遗嘱，路遥的骨灰被安葬在母校延安大学文汇山上。

至此，路遥那漂泊而沉思的灵魂永远回归到他挚爱的黄土地中了......

多少年来，他墓前的鲜花从没有断过，全国各地曾被他的思想所引领，精神所鼓舞的青年们经常来此祭奠，表达对一代伟大作家和思想者的深切缅怀。

诚如著名作家贾平凹所言：“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他虽然去世了，他的作品仍然被读者捶读，他的故事依旧被传颂......”

01

“我叫王喂狗”

过去，陕北人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落草”意味着新生命与随遇而安的草木没有什么不同，同样微不足道，同样自生自灭。

1949年12月2日，路遥“落草”在陕西省绥德地区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一户普通农民家里。

路遥出生的窑洞

大字不识一个的爷爷王再朝老汉思量再三，给这个长孙起了个“卫”的小名。他说只能给娃先起个小名，官名等上学堂后让先生起吧。

草木卑贱，但耐活。年幼的“卫儿”躲过了几次大病，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上学的年龄，人也越来越懂事了。

路遥的母亲后来回忆说：“我家卫儿从小就是个精。从来就没让我急过肚子。七八岁上就会砍柴了。砍的柴捆成捆，摞在硷畔上，摞下美美的一摞。俊得人贵贱不能烧。”

少年路遥

然而，母亲的疼爱并不能战胜残酷的现实，卫儿家实在太穷了，除了他还有一堆弟妹，经常饭都吃不上，根本没法儿供他上学。

孩子一天天长大，总不能再当个“睁眼瞎”吧，卫儿父亲王玉宽想到自己延川的大哥无子嗣，不如用“顶门”的方式把孩子过继给大哥，在那里供他上学。

所以，尽管在清涧县出生，实际上路遥是在延川长大的。“在我的意识中，”后来路遥回忆说，“延川就是我的家乡，就是故土。”

养母非常喜爱这个侄儿，尽管依然很穷，但时不时会给卫儿用仅有的粮食做点可口的饭菜。卫儿也着实懂事，从不在大伯、大妈面前提过分的要求，只要能上学，其它都不重要。

村里小学的刘老师见卫儿没官名，就说：“那就填上个国字，将来念好书，长大了参军，保家卫国，说不定还能当个大官、军长！”从此，卫儿变成了王卫国，成了延川县马家店小学一年级的学生。

这个学上得不易，王卫国经常吃不饱饭。到了1963年春天，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为了不中断孩子的学业，大妈拄着“打狗棍”跑到临县讨饭，再把讨来的食物卖掉，换成零钱供王卫国上学。

对一个人来说，往往生理上的痛苦可以忍耐，但心理上的折磨却是刻骨铭心的。王卫国最怕上图画课，因为他根本没钱买纸和水彩，只得呆呆地坐着看别的同学画画。

我们知道，贫富差距对小孩子的心理影响很大，这会导致两种心理：一种是极度自卑，仇视他人；另一种是极端自强，不断在各方面显露强烈的表现和征服欲。

王卫国属于后者，他敏感而好强。为了证明自己，他经常去县文化馆阅览室读报纸杂志，大量的阅读使他获取了丰富的信息，也让他看到了精彩的世界。

在班上发言时，王卫国总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面对一双双仰慕的眼睛，王卫国为自己赢回一局。读书之于他，从功利性逐渐转变为必须性，他已无可挽回地爱上了阅读。

王卫国虽然要强，但并不阴郁，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给同学们起绰号，什么兰花花、烂南瓜、流氓等。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取王卫国的谐音——王喂狗，无论谁叫，他都答应。

那时，他是班长，也是全班快乐的内核......

02

原罪

小升初的考试，王卫国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斩获“榜眼”。

消息传来，在小山村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人都在大伯、大妈面前夸这孩子有出息。但大伯却铁着张老脸，“这学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

能识文断字就行了，一个农村娃还要上天不成，家里已经恓惶到这个地步，再也供不起了，对于这个穷苦的农民，大伯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但此时王卫国心里已激荡起了强烈的求学欲望，他找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干大，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话音未落，王卫国已泣不成声。

那个年代，村里家家户户都非常困难，也就靠着糠菜勉强糊口，但一向仗义的村支书还是到处跑去借粮，最后总算借到两斗黑豆，让王卫国换成钱去交报名费。

很多年后，路遥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真切地再现了他当年艰难的求学过程，其间流淌着沉厚的乡野真情：

“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不管他们有时候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怎样令人遗憾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有的人是极其淳朴和慷慨的.......

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竟然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那几个玉米面馍馍，也颤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

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开声哭了......我猛然间深切的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有爱，生活在如此贫瘠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的朴素道理，是的，勇敢走自己的路。

1966年，王卫国在陕西省初中升中专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学校。

在当时，这意味着这个农家子弟可以从此摆脱苦难的农民身份，吃上“国库粮”，三年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成为令人羡慕的城里人......

而此时命运却和这饱经磨难而又志存高远的孩子开了一个玩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制度被废除，所有中专停止招生。

尽管“铁饭碗”的梦如同儿戏般破碎了，但王卫国似乎并没有太过伤心，反而愈发兴奋。

文才突出，能言善辩，大智大勇，敢作敢为，再加上天天读报带给他的“大局意识”，他很快被推举为“红四野”（“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军长。

王卫国扶摇直上，成了延川中学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发现那些平时趾高气扬的城里人，突然对他唯唯诺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屈辱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此时的王卫国已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造反有理”的革命狂欢中去了。

前排左一 路遥

1967年，“文斗”升级为“武斗”，“红四野”和对立派别“红总司”势同水火，在双方的一次“战役”中，“红总司”的总指挥被“红四野”的迫击炮炸死。

尽管冲突时王卫国不在场，只是后来带人打扫了战场，但这场“战役”也是日后有人状告路遥牵扯“人命案”的关键所在。

在全民“皆醉”的风暴面前，要求一个年仅十七八岁的青年“独醒”，也有些刻薄。

但毋庸讳言，王卫国作为“红四野”的军长，一定组织和参加了大量批斗活动，“打倒”了一批“资产阶级权威和当权派”，政治上迫害，肉体上摧残，剃阴阳头，搞喷气式，灌肥皂水......

这是路遥一生的原罪，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不断有人告他在“武斗”期间有“人命案”，打过人。

“人命案”后来被查证与路遥没有直接关系。之于打人，告的最激烈的是当年延川的一位老领导，他在文革期间挨过延川“红四野”的批斗甚至殴打，一直公开控告路遥的罪行。

直到1984年，路遥亲自上门给老人道歉，老人一声叹息：“你小子给我道了歉，我也就原谅了！......”

03

从“王卫国”到“路遥”

文化大革命，“一场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死一般的寂寥。”

这时的王卫国，已狂热地喜爱上诗歌创作。他的诗歌《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在《延安通讯》上发表，这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

后来在发表诗歌《车过南京桥》时，诗人闻频建议他取个笔名。“好，”王卫国略加思索后，在自己的诗稿上断然写下“路遥”二字。

闻频说：“好！这个名字好！路遥知马力。”

此刻，拥有这个名字的人，用他手中纤细的笔，向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宣战了！

04

人生

1973年，全国高校普遍恢复招生，但招生方式是推荐选拔制。那时，在文学创作上已小有名气的路遥，获得了县领导和有关人员的支持，“这后生是块干大事的料”。

但是由于他曾经是造反派“红四野”的“王军长”，北师大和陕西师范大学先后拒绝录取他，最终还是老家延安大学中文系顶着压力给了他一纸录取通知书。

路遥在延安大学，第二批右三为路遥

路遥十分喜欢柳青《创业史》中的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他懂得如何抓住青春的时光认真读书，在延大期间他把更多时间用在读中外名著上，而对古代汉语之类的课程就不那么热心，经常逃课，以致1976年毕业时，延大中文系党总支给他的毕业评语是“生活较散漫”五个字。

但这五个字并没有影响王卫国去省级文学单位《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因为在校期间，他就在那里实习过，据编辑部同事回忆：“他对稿件的鉴赏能力比有些正式编辑还要强，对一篇稿子的优缺点往往会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兢兢业业完成日常的小编工作之余，王卫国把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看书或写作上，一忙就到半夜一两点，有时熬个通宵。

左三 贾平凹，左四 路遥，右一 陈忠实

1980年他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姐姐》、《月下》等几篇短篇小说也相继发表，颇受好评。

在一次作协西安分会举办的茶话会上，路遥发言说：“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劳动才能变得更有价值。”这可能就是他撰写中篇小说《人生》的一个原因。

路遥在其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讲述创作《人生》的情景：

“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

为此，我准备了近两年，思想和艺术考虑备受折磨；而终于穿过障碍进入实际表现的时候，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

记得近一个月里，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给县委打电话，说这个青年可能神经错乱，怕寻‘无常’......”

高加林来了，刘巧珍来了，黄亚萍来了，小说中的人物一个一个前来报到，他们就像路遥的兄弟姐妹，他有那么多话要对他们说，长期伏案胳膊磨肿了，路遥便找了块石板，捧在怀里继续写......

《人生》写得如何，从销量就可窥一斑，当年其单行本首印13万册，上市不久即脱销，第二版印了12.5万册，第三版7200册。

关于它成功的原因，先不论评论家们如何云云，路遥自己给出的答案似乎更为深邃：“对作家来说，有生活这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

05

平凡的世界

很多人和小编一样，是先读《平凡的世界》再读《人生》的，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在艺术水准和思想力度方面都比《人生》要高出几个档次。

《人生》走红时，很多人认为它是路遥不能逾越的高度，事实是，路遥真的超越了胜利。

路遥是一个充满仪式感和富有心理暗示的人，在着手准备《平凡的世界》前（当时还没起这个名字），他去了陕西北部和蒙古交界的毛乌素沙漠“誓师”，他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对毛乌素的理解：

“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

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

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

在这开阔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用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

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为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开拓生活的新疆界……”

毛乌素是路遥禅悟的道场，那种无边的苍茫与寂寥是他力量的源泉。

这次近乎原始的朝拜后来被证明是重要的，因为没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人是无法度过随后六年牛马般生活的。

为写这部书，路遥整整准备了三年，诚如他所说：“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

时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依然被摆在各大书店的显著位置，就是这句话的明证。

首先，鉴于自己缺乏长篇小说写作经验，他给自己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书目，并对其中几部做重点研究。《红楼梦》读了三遍，《创业史》读了七遍，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反复阅读。

其次，扩大阅读范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和宗教，甚至还搜罗了大量知识型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气象、历法、UFO等。

因为小说要记录1975到1985年中国城乡结合部的社会变迁，为彻底弄清楚这十年间的社会历史背景，以便在小说创作中准确地描绘出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状态，路遥采取了最原始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地查阅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和《延安报》合订本。

一页一页翻看，手指头被纸磨薄了，贴在纸上，如同放在刀刃上，只好用手后掌继续翻阅。

铜川煤矿，路遥和矿工们在一起

除此之外，他还要详细记录作品涉及的特定地域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所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风土民俗，婚嫁丧子，等等。

唐代诗人岑参有句诗说的好：“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

这部长篇就是路遥的“长安”，他是那么一个扎实的人，准备资料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与此同时，他小说中故事的框架开始清晰：

故事发源于一个叫双水村的小山村，兄弟俩孙少安和孙少平，在1975年到改革开放之初在城乡舞台上展现各自的哀乐人生——哥哥孙少安扎根泥土，依靠勤劳的双手改变命运；弟弟孙少平不甘憋死在黄土里，毅然出走，历尽艰难险阻，尝遍世态炎凉，终于活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人与人，家与家，城市与山村，欢歌与寂寥相互交织，织成了一张人物的大网。

而路遥，就将在自己组建的这个平凡的世界里，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他是他们的主宰，也是他们的奴隶。

封闭创作期间，路遥强迫自己每天写五千字，这是他的“狱规”，不是特殊情况绝不违反。

他习惯于晚起，喜欢工作到凌晨，靠不断吸烟给自己提神。所以他的早饭就是别人的午餐，经常是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不讲究也不规律。

在创作最紧张的时候，他经常会进入一种谵妄状态，上厕所一路小跑，到了才发现自己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笔记本，只好再跑回去取卫生纸......

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天，路遥给三弟王天乐打电话，让他速来。王天乐心急火燎地赶去，路遥流着泪痛苦地对弟弟说：“田晓霞死了！”

王天乐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田晓霞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她是孙少平的女朋友，王天乐既好笑又好气，给大哥来了一顿，“我大老远跑来，别人要知道了，肯定会认为咱兄弟是神经病！”

他陷得太深了，以至于把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当作真实世界的存在。

这种超强度的工作负荷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1988年1月，当他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时，身体已极度虚弱。在誊写到尾声时，他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雄关。

路遥此时高度紧张，心力几乎耗尽，腿部开始抽筋，最后整只右手也痉挛了，五根手指就像鸡爪子一样丑陋得扭曲着，他用热水“化开”痉挛的右手，死死得抓住笔，继续写下去：

“他（孙少平）远远看见，头上包着红头巾的惠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路遥慢慢站起身，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他第一次认真的在镜前看了看自己，这颗陌生的头颅两鬓不知何时生出白发，皱纹横七竖八，脸苍老得像个老人。

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06

梦回黄土

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排名第一。

路遥却没钱去北京领奖，只好让弟弟王天乐帮着借五千块钱，毕竟得在北京请请客，还得买点自己的书回来送人。

王天乐戏谑地说：“哥，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

路遥只说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

讽刺的是，当时茅盾文学奖的奖金恰好是五千元，正好够路遥还钱了。

这就是当时中国作家的窘态，钱一直离他们很远，即使路遥获奖以后，生活也并没有改善多少。

那时中国兴起了炒股热，路遥也被裹挟进来，带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去排队买股票，在队伍里他老老实实呆着，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

从左到右：弟弟王天乐，作家金铮，路遥

一年后，1992年11月17日早上9点30分，路遥，这个“十几年来，吃着猪狗食，干着牛马活”的黄土地的儿子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他得的是由乙肝引起的晚期肝硬化，以至肝功衰竭。怎么说这个病呢？早治疗至少不会恶化到这种程度。但他却把宝贵的时间无私地奉献给了《平凡的世界》以及这个里外世界里的你我凡人，这是路遥永远无悔的牺牲。

人生很多暗合，说不清楚。路遥去世的那天清晨，绝少寒雪突降的关中地区，却飘起了漫天飞舞的雪花。可能上苍知道，路遥生前最喜欢雪，所以精心设计了这曼妙的舞蹈，为他演出。

此刻，我们不由想到他整整花了三天时间，为《平凡的世界》写就的开头：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杂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

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往期精彩回顾

人生 （路遥创作小说）

《人生》是作家路遥创作的小说，也是其成名作。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

企业家马云：18岁时，我是蹬三轮车的零工，是《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导演贾樟柯：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孩子。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我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2018年9月27日，路遥的《人生》 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内容简介

回到土地

主人公是高加林，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离开土地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巧珍去县城看了好几次加林，加林都有事下乡采访了，终于有一次他俩有机会见面了，加林看到日思夜想的巧珍，心情很是激动，巧珍看他的被褥那么单薄，就说下次去给他带去她自己铺的狗皮褥子，高加林一下子不高兴了，因为城里人没有人用狗皮褥子，而且那狗皮褥子跟他生活的环境一点都不相称，他怕被别人笑话，而当巧珍给他讲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的时候，他一下子觉得很失落，他跟黄亚萍谈论的都是时事政治、国家大事！那才是他想要的，他的远大抱负。这种反差让高加林很是纠结。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她脸上刷刷地淌着。

回到土地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通过关系得到城内工作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难以承受的是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的是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本以为村里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家乡人面前的时候，家乡人给他的是各种安慰的话语，他感动的不知说什么了，只是拿出他随身带着的烟散给乡亲们。而此时他也得知巧珍已嫁作他人妇，即便如此，她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书——高明楼，求他给高加林安排去教学，因为据说家乡的那所学校因为学生增多要新添一个老师。德顺爷爷感慨地说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时的高加林已经泣不成声，趴在热情的乡土上大声痛苦......）他褪去了骄傲，认清了现实，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番话，而后懊悔的扑倒在了地上。

创作背景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打破了农村的僵持与保守，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始对一直困守在土地的农民产生强烈的诱惑。特别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骚动，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及周围的世界产生怀疑与不满。

20世纪8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清晰地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在这种固态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地理景观：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与这两种景观相对应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征、价值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差异；城乡差别。同时，国家还通过各种举措在主观上强化这种差异。臂如在劳动分配制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师、职员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有相对完善的医疗制度、退休制度，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家各种福利待遇。而在乡村，农民不仅要按时按量向国家交纳粮食，在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农民还要完成国家规定的各种税费。参与无偿的劳作（例如大规模强制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而国家采取的各种政策将农民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这些政策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农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长时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中。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基本的身份差异之下，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基本对立的概念被凸显了出来。这是一个作为卑贱农民和一个高贵知识分子的对立，普通百姓和达官显贵的对立。

《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场景中展开，似乎一切都处于城市的控制下，甚至乡下人天生就应该在城里人面前低人一等。这种强烈的等级观念、城乡差异在小说中被强化。 [3] 

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人物介绍

高加林

高加林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

高加林渴望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到更广阔的城市天地去生活。期盼从乡村走出去，走进城市，由简单的劳作走向层次较高的精神价值创造。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生存观念。任何人不管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人生起点如何，都应该同等地具有人生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力。他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力量，那就是富于理想，锐意进取，向往现代文明生活。当高加林从黄土高原上那个闭塞的村子里考进县城高中以后．新的现实、新的生活、新的知识诱惑着他，使他不满父辈们的那种为生活而生活的简单生活方式，他抛弃了农民固有的那种传统的狭隘观念，开始了对自身和社会的重新认知。在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面前憧憬着自己无数美好的梦想。他积极进取，不断地探索与付出，也获得了些许成功。农村中像高加林这种类型的人物尽管有时带有好胜虚荣的个人动机，并不是一种完人，但他们却是特定时代对农村落后惰性的一种冲击力量，是能推动这个时代变革的一个因子。正是都市文明和乡村的落后、愚昧对立中产生的矛盾才造就了高加林这样的边缘人物。

刘巧珍

巧珍美丽善良，爱情真诚。但她把自己置于高加林的附属地位，理想之光幻灭后，她以无爱的婚姻表示对命运的抗争，恰恰重陷传统道德观念的桎梏。

作品主题

事实上，高加林对土地逃离与回归的人生历程，正揭示出路遥对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生命的两难抉择。在守望土地、生命接近自然性存有野性美的同时，也要承受来自恶劣自然环境、封建陈规陋习和城市人高傲所带来的深重痛苦和屈辱。悲苦不仅来自物质层面，更主要来自个性压抑、理想受阻和精神苦闷。寄身城市，固然生活环境大为改善，为实现个人理想提供了广阔天地，但也根容易滋生克南妈式的小市民心理、黄亚萍式的极端利已主义、张克南式的人格萎缩，让人倍感精神家园的双重失落。当巧珍第一次到县城去见高加林，“一进加林的办公室，巧珍就向加林的怀里扑来。加林赶忙把她推开，说：‘这不是在庄稼地里，我的领导就在隔壁……你先坐椅子上，我给你倒一杯水。’他说着就去取水杯”。这里所揭示的城市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压抑扭曲，既是高加林的个人心理感受，也代表城市人作为群体，时时遭受生存环境和文明制度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和弱化。 

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是贯彻着作家的审美理想的。《人生》的审美理想并不在于为当代农村青年指出一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描绘一个令人神往的灿烂前景，或展示出人生荆棘丛生的坎坷之路。《人生》的审美理想主要表现在，作者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给人一种痛惜感，充送着一种对于变革现实的热烈的期待和深情呼唤——要避免像高加林和刘巧珍那样的生活悲剧重演，要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中正视民族文化心理的衍变。高加林所具备的，正是刘巧珍所没有的：刘巧珍所有的，又正是高加林所不具备的。这是一个合理与不合理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一个现在还无法解决但将来必然要解决的矛盾。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令人思绪纷坛的人生悲剧，但在复杂的悲剧表象下却隐约地透出生活的某种确定性。悲剧所具有的审美属性，正是《人生》具有持久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 

艺术特色

《人生》中饱含的浓郁情感和对传统美学的赞美也是其艺术魅力的另一所在。文学作品的神力不仅在于晓之以理的理智，而且动之以情，掀起人们心灵中的震撼和激情。路遥作品中对城乡交叉地带的细致描写使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黄土气息，作者对困苦中的情与爱的感受和表现完全遵循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劳动人民的人格美、人物身上潜在的传统关系感人肺腑。使读者产生了“情感上的深深共鸣，达到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表面上，路遥似乎在带领我们观察一座座陕北农村的现实村落和客观生活，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去体验隐藏在这些善良的普通民众身上的伟大情感和优良品德，肯定了传统美德为行为准则而不断进取的追求意识和奋斗精神。

作品影响

《人生》是路遥创作的第一部经典长篇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路遥的文学之路开始步入巅峰，也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的学术争议，不仅因为它是理想童话和现实悲剧的矛盾结合，它所描述的爱情悲剧也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思索。

《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后被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

荣誉奖励

2018年9月27日晚，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在青岛揭晓，路遥的《人生》 入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作者简介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因家贫7岁即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其间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教书一年。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8年完成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获茅盾文学奖。路遥的小说多为农村题材，描写农村和城市之间发生的人和事。路遥和柳青、陈忠实同为黄土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0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奖）、小说《姐姐》、《风雪腊梅》等，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全部作品收集在《路遥文集》五卷。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