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里峰 | 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
作者: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的概念史研究
李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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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以重大政治事件为标志的历史分期，转而以自然年代为单元去探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近年来较为盛行的做法。其中，1920年代似乎尤其引人关注，仅笔者所见，至少已有三部以《一九二〇的中国》为题的论文集问世，编者也在前言中分别讨论了这一年代的特征和意义所在。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1920年代的中国既相对安定又充满战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喷涌而出，军阀混战与国民革命相互交织，国民国家的构建取得实质性进展却远未完成，新时代萌发出诸多新可能，又在1930年代的总体性战争中夭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同名论文集，将1920年代描述为国民革命与政权更迭、国共由合作走向内战、经济有起有落、新文化运动持续发展、社会动荡转型的历史时期。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1920年代是文化思想和政治社会发生剧变的“转折年代”，在民族主义的大纛下，五四个人主义的思想特色被集体主义取代，“以俄为师”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和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俄式政治体制战胜英美体制，影响中国至为深远。
笔者长期研究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近年来又涉足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概念史研究，深感1920年代对于中国现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定型和展开，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概念史（Begriffsgechichte/Conceptual History）是20世纪中叶起源于德国的一种学术传统，由1955年布鲁内尔（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等人创建的现代社会史研究小组和罗特哈克尔（Eric Rothacker）创办的《概念史档案》杂志开其端绪，科塞雷克（Rienhart Koselleck）等人主编的八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历史语言辞典》集其大成，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强烈而持续的影响。科塞雷克强调概念对于“现代世界的语言构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概念，不同的社会阶层及政治派别得以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行动。他把启蒙运动之后从 1750 年到 1850 年的一个世纪称为欧洲现代概念和知识体系形成的“鞍形期”（Sattelzeit），这个比喻预设了一个“旧世界的瓦解和现代世界的呈现”过程，在此期间，社会变革和概念变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发生，并最终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另一些欧洲学者在研究本国的概念史和思想史时，往往也会划定一个基本概念和思想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致时间断限。例如，《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影响下的法国鞍形期设定为1680至1820年；博尔（Pim den Boer）认为荷兰政治体制和概念结构有两个转型期，分别为16、17世纪之交和19世纪后半叶；波考克（John Pockck）认为英国现代政治和社会语汇的形成是在1500至1800年。
在中国，百余年前梁启超即曾提出著名的“过渡时代论”，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但中国政治社会与思想观念向现代演化的过渡期或转型期究竟起讫于何时，学界有诸多看法。王尔敏认为，1840年到1900年是酝酿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期”。张灏将1895年至1920年代初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时代”。金观涛、刘青峰创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涵盖的时间段为1830—1930年。孙江赞同以1895年甲午战败作为中国现代转型时代的上限，但主张将下限推至1935年前后，因为随着“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此前杂质的、多元的基础概念被收敛进国族的诉求之中。上述看法，除王尔敏侧重晚清而以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线之外，大多把中国“转型期”的下限划定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1920年代或1930年代。周策纵将五四运动称为“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李泽厚认为五四运动后“救亡”压倒“启蒙”是中国现代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大致也认可了1920年代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到1920年代，与中国革命相关的大多数核心概念，基本上都已获得人们所熟知的现代意义并广为接受和使用。近代西方政治概念大多是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陆续引入中国，经过甲午、戊戌、辛亥直到新文化运动的助推，这些概念主要以日本为中介呈现加速度传播态势，大量新名词、新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知识仓库”。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概念醒目地呈现于中国知识分子眼前。及至1920年代，可以说，绝大多数基础性政治概念已经在现代汉语中固定下来，形成了当今中国人所理解的实质性意涵。金观涛、刘青峰通过对90余个政治术语的意义分析认为，中国现代政治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以后是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意义进行选择性吸收；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二十年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广泛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学习阶段；而新文化运动以后，则是中国人对所有外来观念进行消化、整合和重构，将其定型为“中国当代观念”，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现代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根据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术语大体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传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渠道便是经由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译介，到192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术语已在中文中固定下来。
这些术语、概念发展到1920年代，还见证了中国思想转型与政治变迁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政治概念体系从多元竞争走向一元化和激进化，思想文化逐步进入“主义的时代”。概念史家所谓的“鞍形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许多概念从其多样性（复数）向单一性（单数）的过渡，出现了“发展”“进步”“自由”“平等”“革命”等“复合单数”（Collective Singular）概念，例如，“进步”概念从表示具体事物之进步的前现代复数概念，转变成理所当然的抽象的历史进步，从而揭示了之前无法言说甚至难以想象的现代经验。种种“主义”概念的盛行和竞争，更是这种演变趋势的重要表征。自19世纪后半期日本人以“主义”一词对译西文词缀-ism以来，各种“主义”便成为东亚近代知识建构的重要载体。据语言学家考察，“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和扩张始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1898—1901），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新的“主义”在中文报刊上出现，1919年则是“主义”大为盛行之年。
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中，已经明确出现了作为一种信念与原则并为行动提供参照标准的“主义”概念，但晚清论述中的“主义”大多具有多元的、灵活易变的策略性意涵，其所呈现的政治社会思潮也是相对复调和相互竞争的。而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直至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不同概念及其代表的政治主张的排他性越来越显著，“一个主义拯救一切”，以一元化、排他性的“主义”求得“根本解决”的观念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如陈独秀所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亦指出，“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学会的工作，便是训练使用各种“主义”的人。正是有感于“主义”由“救时的具体主张”变为“抽象的名词”而生发出“弱点和危险”，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发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国民革命之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三民主义已在形形色色的“主义”竞争中占据明显上风，成为中国人社会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
另一方面，政治概念/话语与政治实践的交互影响进一步突显，知识分子迅速走向“行动的时代”。政治理论家指出，以“主义”（-ism）为后缀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系统化的观念体系，往往具有显著的“行动导向”（action-orientated）和“群众导向”（mass-orientated）。所谓行动导向，是指它不仅描述和解释现实，而且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并提出“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确步骤”；所谓群众取向，是指它以普通民众为动员对象，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语词进行陈述，以“鼓舞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在科塞雷克看来，“历史的基本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也是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意思是说，概念不仅被用来描述和再现政治发展过程，也被用来引导政治实践、参与政治变迁。科氏认为，概念为政治实践提供了“经验的空间”与“期待的视域”，前者是指概念对历史的表述和再现为现实政治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和实践知识；后者是指概念勾画出未来的理想蓝图，既为政治实践者提供行动的目标和指引，又为政治精英动员普通民众参与政治创造出基本动力。有了经验的空间和期待的视域，政治实践便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绵延之维中不断地汲取动力，而不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四运动之后的1920年代，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走向激进、走向行动的时期，而不同阶层群体的行动方式也越来越呈现出某种趋同性。除了“主义”概念以描述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变迁，“革命”“运动”等行动性概念更为政治实践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框架（framework）和行动指南。
例如，“革命”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以降，经历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词汇—日本译名‘革命’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迁衍过程”。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革命”概念在世纪之交传入中国，思想界在短短二十年间经历了从“闻西学而骇”到“闻变法而骇”到“骇民主”再到“骇革命”的急剧变化。据数据库统计分析，“革命”一词在中文报刊上的出现频度在戊戌变法前后远远低于“改革”，1900年庚子事变后不断上升，在1903年和1906年达到两个高峰，1908年后又开始减少，直到新文化运动特别是1919年后才再度凸现，并在1920年代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峰。到这时，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变革模式在价值上是否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在实践上是否具有必要性可行性，都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共建党先驱自不必说，即便温和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也曾提议“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在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三大党派的大力宣传下，“革命”一词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政论词汇之一，而且形成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遍观念，即革命是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手段，革命成为高于一切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进而出现了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文化，对此后的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再以“运动”为例。尽管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形形色色的“运动”，但直到五四运动之前，洋务自强、维新变法、义和团、新文化等历史事件都没有被称作运动，其“运动”之名乃是后人阐释的结果。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在甲午战败后开始出现于中国，但其蔚为风潮并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实践模式以及“群众运动”概念的形成、流传和广为接受，也在五四运动之后。五四运动呈现出以民众为政治之主体、直接行动与社会制裁、公共空间与公开行动、有力的组织和宣传、力求根本之解决等观念与行为特征，造就了非群众运动不足以救国的社会舆论，被时人视为“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自此之后，“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概念在社会各阶层迅速流传并广为接受，全国性、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强势登上政治舞台，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革命”与“运动”构成了1920年代政治实践的显著特征，那么“政党”观念转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则为政治实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领导力量。19世纪后半期，具有现代意涵的政党概念逐渐传入中国。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政党”概念在中国知识精英中广为传播，成为他们观察政局、表达政见的重要视点，而且摆脱了传统“朋党”的负面形象，成为近代西方代议制政党的专用名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发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列宁的无产阶级建党学说，促使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完成了从“作为部分的政党”向“作为整体的政党”的观念转型，为建党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和理论指导。思想史家指出，在国难和救国的迫切要求下，近代中国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旋律，一是群体化、组织化，由“群”而“社会”而“团体”而“党”；二是寻找一种义理（“主义”），逐步将其扩展为包罗一切的中心思想。观念上寻找一种“主义”，实践中寻找一个“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正是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
“历史基本概念”的重要性往往体现为对社会政治实践的指导作用，或者说话语行动与实践行动的交互影响，因此，概念史研究不能止步于这些概念获得现代意涵并被用来“表征”历史变迁的“定型期”，还须进一步探讨这些基本定型的概念是如何指引政治实践、如何成为参与和引领社会政治变迁之“要素”的。从上述对“主义”“革命”“运动”“政党”等概念变迁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到，1920年代不仅是中国现代基本概念（尤其是与革命相关的基本概念）形成和定型的年代，也是这些概念由“表征”转向“要素”、由话语转向行动的关键时期。笔者曾对中共党史的革命史的基本概念做过初步的类型区分，考察这些概念的演变历程，大致可以认为，种种价值性概念（如“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和“主义”概念到1920年代已进入定型和收敛状态，而多数身份性概念（如“人民”“群众”和“阶级”及其衍生概念）、制度性概念（如“苏维埃”“三三制”“人民民主专政”）、策略性概念（如“组织”“宣传”“团结”“改造”）和本土化概念（如“诉苦”“翻身”“翻心”）这时才刚刚进入活跃的生命周期。1920年代无疑是一个充满了斗争和冲突、希望和激情的年代，种种政治概念/话语之间的角逐到这时已可见到大致轮廓，政治概念体系逐步从多元走向一元、从复数走向“复合单数”，共产党、国民党分别尊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在诸多主义中取得显著优势，“革命”和“运动”的政治实践模式和国共两党共享的革命政治文化也决定了此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换言之，1920年代见证了概念/话语竞争从“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的转换过程，彰显了概念引领政治实践的巨大能量，堪称中国革命概念史研究一个适宜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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