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 徐勤“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评述

来源：《史林》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邵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徐勤“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评述

邵 建

摘 要

《知新报》作为维新派在中国南方开办的鼓吹维新变法的重要“新媒体”之一，在推广西学、开启民智、倡导变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知新报》作者群体中，徐勤表现比较突出，他连续发表的“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是其戊戌变法前后一段时期政论文章的代表作，大致能够体现其思想。尽管囿于时代局限和知识结构，文中一些观点及理论建构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依据，但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国际视野，即便今日读之仍有一定的冲击力和说服力。深入分析徐勤的“地球大势公论”以及其他著述，不难看出徐勤的思想和撰述很大程度上深受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基本上可以视为是对康有为思想的一种阐释、宣传、继承和发扬，因此很难跳出“康学”思想范畴。

关键词

知新报；地球大势公论；徐勤；康有为

《知新报》作为维新派在中国南方开办的鼓吹维新变法的重要“新媒体”之一，在一段时间内与上海的《时务报》形成南北呼应之势，积极宣传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和主张,在推广西学、开启民智、倡导变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维新变法运动做了充分的动员和宣传,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和社会影响。在《知新报》的作者群体中，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的表现比较突出，其中以其连续发表的“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最具代表性。该系列文章深受康有为理论观点的影响，能够反映徐勤的基本思想乃至当时维新派的时局观和改革的基本观点。虽受时代局限和知识结构所限，文中一些观点及理论建构缺乏科学依据，但在中国面临甲午战败后瓜分之祸的局势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国际视野，仍不失为惊醒国人、鼓吹维新变法的佳作。

一

 《知新报》以澳门为阵地，在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何廷光等一干人的努力下，凭借办理《时务报》的经验，开办之初即迅速打开了局面，报纸栏目设置合理、文风明快朴实、信息来源广泛，吸引了一大批作者和读者，甚至远销海外，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知新报》拥有一定数量的作者，这些人中的骨干力量多为康有为的弟子，他们的文章政论，虽涉猎广泛，却目标明确。他们呼吁变法图强，或论述天下大势，或介绍西学，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知新报》的作者群体中，徐勤表现得可圈可点，他在该报创刊初始撰文积极。他连续发表的“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新报》第二、三、四、五、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册上加以连载，分为《地球大势公论总序》《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总论亚洲》《中国盛衰关于地球全局》《论日本自强之故》等篇，以当时《知新报》的发行量和面对人群，毫无疑问能够在政界、学界引起一定程度的持续影响，这从《知新报》迅速打开局面就能窥见一斑。该系列文章涉及世界格局五千年之流变，当时全球格局，中国、印度、阿拉伯等文明由繁荣至落后以及欧洲、美国、日本等列强由落后而繁荣的原因，俄国为今后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之国家，中国应速行变法等方面问题，本文略述之。

一，关于地球诸国政体发展。在《地球势公论总序》中，徐勤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三次大变革，所谓：

古今远矣，中外广矣，要而论之，其变有三：洪水以前，鸟兽相迫，昆仑地顶，人类自出。黄帝之子孙散居于中土，亚当之种族漫衍于欧东，创文字作衣冠，立君臣重世爵，由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其变一。周秦之世，地运顿变，动力大作，婆罗门九十六外道之教盛，而佛氏集其大成。诸子九流之术行而孔子集其大成。希腊七贤之学著而耶氏集其大成。由土司之世而变为君主之世，其变二。百余年间，智学竞开，万国杂沓。华盛顿出而民主之义定，拿破仑兴而君主之运衰，巴力门立而小民之权重。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其变三。

徐勤把各国政体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大鸟大兽之世指人类与鸟兽并无区别的茹毛饮血阶段，土司之世指人类早期社会，君主之世指世界主要国家进入君主制的历史时期，民主之世指资本主义时代，进而指出“地球之旧俗者亚洲也，开地球之新化者欧洲也，成地球之美法者美洲也”。他认为在大多数国家实行君主制的亚洲，在国家政体发展上是非常落后的。欧洲是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美国的民主制度即总统制共和制又优于欧洲，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中国走上美国式的民主社会是最优选择，这样世界纷乱的局面就会得到根本遏制，即“开民智，保种族，存中国，新地球，使五洲之棼乱得所统”。

二，关于亚洲落后的形势分析。在《总论亚洲》中，徐勤指出亚洲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得天独厚，但是有的国家却因为落后而沦落到列强“削弱其土地，灭亡其国家，牛马其种类，破坏其教旨”的地步，是非常奇怪的现象。他认为亚洲落后与各国普遍实行的君主制有关，所谓“亚洲诸国一统久矣，君权甚尊，压力甚大，积弱之由其在斯乎？”同时他又认为亚洲“幅员之辽远，人类之鼻祖，户口之夥繁，教化之绵久”，没有理由落后于世界发展大潮，更没有理由任人宰割，他说：

美洲立国仅及百年而兴盛若此，世变所迫，开新是尚，徒言守旧，实至灭亡而已。亚洲之弱，立国太古之所至欤。释之曰，昔法兰西开国于刘汉之世，至同治九年拿破仑被虏而有民主之变矣。日本立国于战国之时，至明治元年睦仁即位而有维新之政矣。二国之立盖亦古矣，而忽然兴也，古国之民其何伤于振兴哉？

徐勤以美国和法国、日本为例，直截了当地点明了三个国家走上兴盛的原因。其中，美国仅仅百年历史，而法国、日本都是古国，既然这两个古国都能够走向民族兴盛，那么与中国类似的古国也可以通过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法国和美国的民主共和道路走向自强。

三，关于中国变法图强与世界大局。徐勤首先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导致目前落后挨打的局面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同时又指出“（中国）百余年间，不沦于异类，不亡于欧洲，庞然孱卧，岿然独存者，岂非大幸欤？”中国目前还没有走到亡国的地步，实属不幸中的大幸，但是要看到亡国的危险，他举例说：

印度，亚洲之名国也，而削于英矣。土耳其，回部之大国也，而制于六国矣。澳非，五洲之二也，而或分于欧土，或属于英矣。其余，若琉球，若安南，若南掌，若缅甸，若暹罗，若高丽，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若马达加斯加及南洋群岛者，凡千数百计，今或削或亡，举地球衰弱之国，无有能自存者矣。

1900年前后，殖民主义大行其道，大多数国家早已成为列强刀俎之肉，有的被直接占领成为殖民地，有的被间接控制成为列强势力范围。徐勤认为，中国必须清醒地看到印度、澳非、东南亚、中亚诸国等或削或亡的前车之鉴，并从中吸取亡国的教训。他说“中国之危，瓜分之局，虽五尺之童子，黄口之小儿，莫不知之稔而闻之熟矣”，又说“中国天下之最弱也，英俄地球之最强也。惟最弱故必亡，惟最强故必争”。对于明代以后葡萄牙、荷兰、英国相继走上富强之路的原因，徐勤在《论俄国不能混一亚东》中有非常精练的总结，他认为“昔明季之世，葡荷诸国擅航海之术，开东方之道，立互市之场，定通商之约，而富甲欧土矣。英国继之，遍览外地，据印度取南洋，割香港，通长江，握水道之险要，夺诸国之利权，商务之盛为诸国冠”。从这些观点来看，徐勤对积极发展商业持非常积极的态度，所以他在后来的保皇会时期，仍然极力主张发展商业，提倡“商业救国”。比如，徐勤一直对保皇会在1903年创办中国商务公司给予大力支持。他甚至坚决地认为只有发展商务和教育，才能够让“康党”重振辉煌，他在1907年曾致信康有为力陈整顿商务和教育，说“就现下情形而论，吾党万难于政界中占一席，只有于商务、教育力为整顿。俟数年后，以待其变而已”。

四，关于俄国的威胁。徐勤对俄国给予了高度重视，分析更为全面深入，所花篇幅也多。总的来说，他认为俄国在国土面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总结了俄国在国势、兵力、外交、铁路、疆域等方面的优势，分析由于已经存在的《中俄密约》，俄始终对觊觎我国领土，其对日本存在的优势以及我国对俄存在幻想等现象，认为俄国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并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剖析。针对俄国九个方面的优势和威胁，徐勤提出了相对应的九个谋略，即九个不可畏。如关于国土面积，他认为俄国疆域辽阔而不自足，始终存有侵略他国祸心，且没有很好地管理内部事务，不足畏。关于强兵，他认为古今中外以弱胜强的例子很多，强兵不足惧，是否强兵背后主要还是看国力。关于外交，他认为俄国虽然与众多列强结盟，但列强之间的结盟并无多少诚意，仅仅由于利益驱使。

徐勤对俄国修建连通东西的铁路大动脉尤为推崇，甚至他认为铁路贯通直接提升了俄国的国力，让俄国由迟变速、由弱变强、由贫变富，同时让西方列强牵扯俄国的战略顾此失彼，他说：

俄国局守西隅，地多害苦，工艺未兴，商业未广，口岸未开，东方商务仅百分之二耳。海权不得而并也，海利不得而沾也，此俄之无可如何于英也。于是舍旧而图新，弃短而从长，易海而图陆，移西而就东，开两万里之铁路，操欧亚之重权，牵全球之大局。三年之间，奇工告竣。九日之暂，由西达东，塞而通矣。迟而速矣，弱而强矣，贫而富矣。昔之制俄于海者，今须制俄于陆矣。昔之防俄于西者，今须防俄于东矣。制之无可制，防之无可防，诸国劳而俄独逸，诸国忧而俄独喜。呜呼，亚洲之局尚可问哉，尚可问哉？

五，关于日本自强的原因分析。徐勤认为日本自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废封建之制而为郡县，易锁国之党而成维新，振千年失权之习，破前朝南北之界”。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一是建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权力架构，二是走上了学习西方的维新道路。19世纪60年代末，通过“尊王攘夷”及“倒幕运动”，日本结束了千百年来的幕府统治和诸侯割据状态，形成了以天皇为核心的权力架构，建立了近代天皇统治制度，并由此而成为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同时，日本“脱亚入欧”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全力发展资本主义，仅仅经过20年，就摆脱了殖民危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大为提升，此后经历甲午战争，一跃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对于日本的崛起，徐勤大为赞赏，对比中日维新结局迥异，他提出了“日本以贤君而强，中国以贤君而弱，日本以变法三十年而兴，中国以变法三十年而败者，何哉？”的疑问，并从更深的层次给予了解答。他认为，中国的学术不改，学校不兴，科举不变，从根本上制约洋务运动的成效，注定了中国学习西方不会成功。而日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很好的安排。学术方面，指的是天皇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和权威性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学校方面，指的是日本完全仿照欧美建立了近代教育体系。科举方面，指的是日本政府在选人用人方面走上了专业化道路。

按照徐勤本人的计划，《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远未完成，他在《地球大势公论》的《总序》称“今略举斯义，目分为五，所以开民智，保种族，存中国，新地球，五洲之棼乱，得所统宗，亿兆之愚顽，知斯趋化而已”。可见，按照徐勤的设想，应该是有个较为宏大的写作计划，全文计划分为“五目”，不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徐勤发表的文章仅仅是第一目的部分内容。但仅从徐勤发表这几篇文章来看，徐勤以大量的排比手法和案例举证集中论述地球诸国政体发展、亚洲落后的形势与根源、中国变法图强与世界大局、俄国的威胁、日本自强的原因等五个方面问题，文章大气、文风泼辣、视野开阔，兼具可读性、逻辑性和鼓动性，即便在当时人才辈出的维新派阵营中也称得上是佳作上品，其中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在甲午战败之后的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很容易引起共鸣。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徐勤并没有完成他庞大的写作计划，但这几篇文章已经部分达到了写作目的，同时也能够反映徐勤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及他的时局观和国际视野。

二 

《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涉及的面极广、讨论的问题较多，可以视作徐勤维新思想的集中体现。深入分析该系列文章以及背后深层次的思想，不难看出徐勤的思想视野和对时局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深受康有为影响，其核心思想和观点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对康有为思想的一种阐释、宣传、继承和发扬，主要表现大致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徐勤的文章高度符合康有为的政治意图。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中国由洋务运动引发的所谓“同光中兴”戛然而止。在那段历史时期，一大批有识之士主张中国应该尽快进行变革，康有为是其中的代表和走在时代前端的人物。在康有为及其弟子们的不断呼吁和运动下，变法的呼声渐高，中国必须做出改变才能避免迫在眉睫的瓜分之祸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为此后的“百日维新”奠定了舆论与思想基础。《知新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年初，当时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等团体和报纸均被清政府取缔，因此，上海的《时务报》和澳门的《知新报》成为康有为一派仅存的阵地。

这段时间，正值康有为全力宣传自己的维新变法政治主张、谋求登上政治舞台之时。那么，为了推动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以及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向全社会乃至朝堂之上宣传迫在眉睫的瓜分危局就成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工作之一。徐勤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他在《知新报》疾呼“中国之危，瓜分之局，虽五尺之童子，黄口之小儿，莫不知之稔而闻之熟矣”，希望通过大力的宣传唤起广大同胞的危机意识，为能够尽快实行维新变法进行舆论和思想上的动员。从这个角度来说，徐勤的《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高度符合康有为的意图，是对康氏政治意图的全面贯彻和大力宣传。

第二，徐勤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看法深受康氏“大同三世说”的影响。徐勤的文章题为《地球大势公论》，地球大势，即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发展趋势是该系列文章的立论基础，对《总序》后几个部分是否能够充分论证和合乎逻辑非常重要。徐勤在《总序》中说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并且这种发展规律全世界通用，即“天下大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于让，始于愚而终于智，始于异而终于同”。进而他把人类史分为“大鸟大兽之世”“土司之世”“君主之世”“民主之世”四个阶段，四个阶段为递进关系，所谓“由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由土司之世而变为君主之世”“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也就是他说的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三次大变革。此外，徐勤也强调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统治方式，谓“治尚粗觕之世以力胜，治著升平之世以智胜，治著大同之世以仁胜。以智胜者强，以仁胜者乐，以力胜者愚而亡”。

而康有为本身就推崇春秋公羊说，认为社会变革的规律是“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在《孟子微》中，康有为又进一步把三世说表述为据乱世(君主专制)—升平世(君主立宪)—太平世(民主共和)的进步阶梯。汤志钧指出，康有为将西洋进化论学说与经今文学相糅，将进化论的内容体现在《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中，谓“礼运注以公羊‘三统’、礼运‘三世’相糅，以今世为‘升平’（小康）。而以君主立宪为‘太平’（大同）”。不过，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的流亡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西方先进思想，对三世说进行了修正，他指出“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进君臣，由君臣而渐进立宪，由立宪而渐至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妻，由夫妻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

康有为形成康氏“大同三世说”进化理论思想，主要源自对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今文经学的朴素进化观以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进化观的吸收与改造，从而为自己推行维新变法找到理论根源。徐勤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和观点与康有为的康氏春秋公羊学——公羊三世说——大体一致，也与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徐勤的“由大鸟大兽之世而变为土司之世”“由土司之世而变为君主之世”“由君主之世而变为民主之世”，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将康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换了一种说法。

第三，徐勤对国际形势和各国列强的看法与康有为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在《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中，徐勤多次提到英、美、法、俄、日等诸列强，以及当前的国际形势，在他看来英国、俄国为最强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独具优势，日本走上学习西方的维新道路实现了自强，印度、澳非、东南亚中亚诸国比较衰弱，有的已经亡国。他还认为英俄中美四国国土面积最为广阔，然而“大国虽四，而握天下至形胜，居天下之最强，其惟俄国”，同时“英国之水师、德国之陆师，所谓甲于天下者也”。可以肯定地说，徐勤的这些对于国际和各国形势的观点看法，来自康有为的教授。康有为从光绪十四年（1888）中法战争时期的《上清帝第一书》开始，就陆续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维新变法观点以及对天下大势的看法，这些无疑都对徐勤有很大的影响。康有为所著《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对俄、日两国通过改革走上富强有非常全面的撰述，徐勤显然对这两本书的内容非常熟悉，所以《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中分别有《论俄国不能混一亚洲》和《论日本自强之故》不足为奇。

除了《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中的思想与康有为保持高度一致外，徐勤还在其他诸多问题的看法上与康有为基本相同。比如，关于尊孔重教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维新变法的阻力，康有为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受基督教启发，意欲模仿基督教，试图通过神化孔子，变孔教为国教，变儒学为儒教。为使儒学宗教化，康有为不仅上书光绪帝寻求支持，还在各地建立了孔教会。为了从理论上对孔子的地位进行提高和巩固，康有为出版了《孔子改制考》《论语注》《孟子微》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毫不吝啬对孔子的尊崇，他说：“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又说：“孔子为制作之圣，大教之主。人道文明进化之始，太平大同之理，皆孔子制之以垂法后世，后世皆当从之，故谓百王莫违也。”甚至还说：“天下义理、制度皆从孔子，天下执经、释菜、俎豆、莘莘皆不归往嬴政、杨广，而归往大成之殿、阙里之堂，共尊孔子……孔子以元统天，天犹在孔子所统之内，于无量数天之中而有一地，于地上无量国中而为一王，其于孔子曾何足数！”

徐勤紧跟其后，发表了一系列呼应其师的著述，对康有为尊孔重教的理论建构进行大力阐发。例如，他在《知新报》上发表了《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序例》，对“孔圣人”进行了极高推崇，对把儒教改造成为类似会党一类的组织进行了论证。他说：“抑百千万亿人之聪明材力，而逞其一人之私智，私之极也；聚百千万亿人之聪明材力，而成其合群之公义，公之极也。圣人知其所以然也。”，又说：“孔子之时，门人七十，弟子三千，徒侣六万，岂非会之首党之魁哉？”他还写了《孟子大义述》，尽管未见刊行，但《知新报》刊登了《孟子大义述自序》，基本上介绍清楚了该书的主旨。书中徐勤对被康有为称为“儒教大宗”的孟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

有一国之士焉，有一时之士焉；有天下之士焉，有古今之士焉。所谓一国一时之士者，其聪明才力皆域于一国，其他弗知也。吴起、商鞅之流是也。所谓天下古今之士者，其聪明才力皆专于为民，其他弗知也。孟子是也。

孟子至今有识者尊而重之，西士译是书，亦敬服焉。何也？盖为民不为民故也。此一时与古今、一国与天下所由判也。三代圣王尚矣，而孔子独尊尧、舜者。何也？为其官天下而为民也；泰西贤君众矣，而今人独称华盛顿者。何也？为其变民主而为民也。

故由今以前，君之世，非民之世也，一国之世，非天下之世也。吴起、商鞅所以诩诩焉称为一国之士，一时之士，所由来也。由今以后，君民之世，非君之世也，天下之世，非一国之世也。此孟子所以卓然为天下之士，古今之士，所由来也。

除了在理论建构上呼应康有为，徐勤还在尊孔重教方面积极投入实践，其在担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时曾设计主持周日祭孔仪式，要求学生们对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可以看出，徐勤不但积极从理论上呼应支持康有为尊孔重教的思想，还在实际行动中予以积极贯彻和执行。

又如关于夷狄之辨问题。早在1879年底，康有为就有了游览香港的经历，经过英国殖民者三十多年的经营，作为殖民地的香港相比于内地其他城市已经有了巨大变化，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比传统中国显得愈发先进，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康有为以切身体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无独有偶，徐勤也写了《中国夷狄辨》，其思想精髓毫无例外紧跟其师。尽管该书同样未见刊行，但从梁启超为之所作的《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中，得知该书分三篇，每篇为一卷，分别为《中国而夷狄之》第一，《夷狄而中国之》第二，《中国夷狄进退微旨》第三。该书意在破除前人尊夏攘夷之说，认为《春秋》中对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所谓夷狄，与后世所说的夷狄大不相同。后世所谓夷狄，是从地域、种族而言；春秋时的夷狄，是从政俗行事而言。有夷狄之行的，即使处于中国，也被视为夷狄；无夷狄之行的，即使处于夷狄，也被视为中国。所以《春秋》所攘，是攘夷狄之行。徐勤的这种观点与游历了欧洲之后的王韬的观点也有很大相似性，王曾说 “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之外统谓‘夷’。此大谬不然也。……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而薄人哉？”梁启超对徐勤的夷狄辨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徐君君勉既学于南海，治《春秋》经世之义，乃著《中国夷狄辨》三卷，一曰中国而夷狄之，二曰夷狄而中国之，三曰中国夷狄进退微旨。于以犁千年之谬论，抉大同之微言。后之读者，深知其言，则哓哓自大之空言，或可以稍息也；中国之夷患，或可以少衰也；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之治，或可以旦暮遇之也”。梁启超的序言，开头就说“徐君君勉既学于南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褒扬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鼓励，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徐勤夷狄辨的核心思想来自康有为的知识传授和思想引领。

三 

徐勤深受康有为的影响，甚至是全盘接受和继承了“康学”，源于万木草堂的求学经历。光绪十六年九月，徐勤拜师康有为，受教于云衢书屋，之后搬到长兴里和万木草堂。康有为在长兴里的教学是“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有为说自己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使徐君勉、王镜如为学长”。可见，徐勤除了接受康有为学术思想以及维新变法政治理念外，还深度参与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著作的编纂。梁启勋认为“编书工作徐君勉最积极”。学生能够参与老师著作的编写对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大有裨益，而且通过编书还能够深刻理解老师的理论思路和思考方向。在此期间，徐勤接受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和政治理念，建构起了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和学术思想基础，并成为康有为忠实的追随者。章太炎曾评价“徐勤追随康有为最久，思想亦与康有为最接近”，所言非虚。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强学报》创刊于上海，徐勤受师命由粤赴沪办报，并担任主笔，至此徐勤完成了课堂阶段的学习。徐勤抵达上海后，积极筹备《强学报》，但由于该报过于激进，刊出两号即被查封。之后，徐勤又在《时务报》暂时以主笔的身份工作了一段时间，其在《时务报》上发表的《中国除害义》,可以视为徐在离开万木草堂后在报纸上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也是他在思想界的亮相登场，徐勤时年仅23岁。

《中国除害议》，是一篇比较系统而且详尽的针对当时中国各种弊病的批评文章，该文将当时中国的“害”分为十三类，即：无学为害、无教为害、忘国为害、忘君为害，蔽塞为害、古老为害、愚瞽为害、束缚为害、虚懦为害、狭小为害、倾诈为害、险薄为害、流荡为害。但由于报馆内部人事矛盾，《时务报》上仅刊“无学为害”和“无教为害”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核心观点，就是抨击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病：

魁天下之状元，为四万万人最惊羡者，乃由钞策冒写方格而来，非谓有黼 黻云汉之学也；宰天下之大学士，为四万万人所最尊者，乃由写白折积资格而致， 非关有经纬天地之才也……考其知识，不独与彼数百万之秀民无异，乃与彼四万万黔首亦无异也。

其愚而专务爵禄者，既以八股试帖楷折坑之：其稍黠而聪明旁溢不可抑压，或沉默寡好不慕荣禄者，则八股试帖楷折之法，既不尽效……则开修书之馆，以网罗而正定之。与其好发议论，能言国事者，或禁之焚之。惟谈经则托体甚尊，考据则为学甚博。而终日谈名物训诂等，与国事万无切线之相连。其嗤黠而不肖者，借以哗名，其明哲保身者，借以远害。于是聪明逸群之才，神锋隽绝之士，虽不为科举所困，亦莫不折而入其中。

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徐勤也极力予以批判：

童齿未毁，而授以平治天下无声无臭之书；之无粗识，或授以吊由灵诘屈聱牙之奥。……教者之法，但责诵读，不求义解。…… 虽有聪敏之才，亦不过效声律帖括之业。……通学能读万卷，而昧于 一里之长。……乡里子弟，读书十年，遍诵群经，书法六朝，笔画道劲，而不能作一书札。……夫泰西之教士多方，欲其民之智；吾中国之教士多方，乃欲其民之愚。

在徐勤看来，科举制度不但摧残了年轻一代，而且即便是选拔出来的人才也是无用之才，这些所谓的人才对于中国应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言可以说毫无用处。而徐勤未完成的其他“十一害”，有些针对的可能只是国民素质或者道德层面的问题，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比如“忘君之害”，不难从中看出徐勤的文章和观点较为激进，甚至有一些偏激和稚嫩。但是无论怎样，徐勤关于科举和教育的态度与观点，一样跳脱不出康有为的思想范畴，不过是对后者核心观点的一种放大。

对于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康有为早有论断，他的《请废除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对此有全面的分析，他强调并向光绪帝建议：

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今学校未成,科举之法,未能骤废,则莫先于废八股矣。夫八股之无用,臣即业八股以窃科第者也,其从业之既久,知其害之尤深。……夫以总角至壮至老,实为最有用之年华,最可用之精力,假以从事科学,讲求政艺,则三百万之人才,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以为国用，何求不得？何欲不成？

……

若夫今者，万国交通，以文学政艺相竞，少不若人，败亡随之。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也。而儿以八股度试多士，以小题枯困截搭缚人才，投举国才智于盲瞽，惟恐其稍为有用之学，以为救时之才也，不亦反乎？……请勿下部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其今乡会童试，请改试策论；以其体裁，能通古证今，会文切理，本经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专有用之问学。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

在此奏折中，康有为全面分析了科举的流变，尤其是八股取士的种种弊端，指出几百万人专心八股文造成的人才浪费，提出应该让广大学子转向科学、政学等有用之学的设想。在批判的同时，康有为并没有完全摒弃“中学”，而是提出了“中学者体,西学者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的观点，指出“未有不通经史而可言经济者,亦未有不达时务而谓之正学者”。所以他建议废八股改策论，内容上要注重内政、外交等实用之学，要多培养体用并举的通才，“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即“明中通外”之才。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传统经世致用之学以及相关学问仍然是当世人才需要学习掌握的,在此基础上融会工艺、物理、政教、法律等“西学”，才能够成为当下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

相对于徐勤对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批判，康有为的认识显然更系统深刻和更具历史纵深感，这恰恰是年轻的、刚刚完成课堂学习的徐氏所缺乏的。其实，在这个方面，不仅仅只有徐勤遵循康有为的思想,比如康门弟子刘祯麟也曾提出当时中国所需之才“必浸灌于经术以植其柢,旁涉于子史以蓄其材。因讲习于历朝之掌故,而又深娴于本朝之政案典律,与天下郡国利病,了然于治乱得失,以得其变革之要，于是合之以西国古今政俗之异同,而比例之,去取之,定其可行者与不可行者，卓然有所见,确然有所守,此乃所谓深通中外之故,而无愧为振兴中国之才也”的观点。刘祯麟的这番观点同样也只是康有为“通才”和“明中通外”观点的进一步阐发。

结  语 

“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全面体现了徐勤对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时局发展的判断，反映了他希望清政府走上维新变法道路的迫切期望，是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康有为保持一致的理论阐释性文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徐勤的“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国际眼光，但文中很多观点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和理论基础，值得深入探讨。他的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世界大趋势的判断较为粗糙、并未真正看清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对中国面临的深层次危机和瓜分之祸缺乏独立判断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徐勤自己也远未提出合理的、可行的解决中国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方案。但是，不管怎样，徐勤以笔为武器，深刻揭示了中国落后挨打、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悲惨处境与严峻形势，大力宣扬“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理念，鼓动和唤醒广大民众认清世界潮流与大局、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与症结、寻找救亡图存的路径和方法，这种忧国忧民、大声疾呼的精神难能可贵。同时，徐勤的一系列观点在维新保皇派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在晚清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们的努力最终只停留在一种维新变革的呐喊，而无法成为获得多数人支持的行之有效的救国方略，这也是维新派逐渐失去市场并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可能也是该系列文章未能产生更大影响和散播的主要原因。

除了《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外，徐勤存世的文章并不多，目前仅存的徐勤文字材料，几乎都集中发表在维新派所办报纸《知新报》和《时务报》上。此外，徐勤还写过《中国夷狄辨》《二十四朝儒教会党考》《春秋存中国说》《孟子大义述》等著作，但踪迹难觅，有些是否最终完成也难以考证。作为康有为最信任的弟子，徐勤始终在政治倾向上与康氏保持高度一致，是康有为维新变法与保皇思想的坚决拥护者和具体策略的坚定执行者。康有为存世诗文中多有对徐勤的赞赏，曾赠诗徐勤云：“冠岁来问学，大义独贯彻。草堂充都讲，门人咸敬悦。吾开强学会，留后支陧杌。会散改时报，雄文任撰述。大声谈国事，震动起聋瞎。”诗中康有为对徐勤的求学、办报和撰述活动给予了高度概括和肯定。可能是深受知识架构和思想延展性不够的束缚，也可能是由于他对康有为的忠心耿耿，徐勤的文章政论几乎都是康有为思想的延伸和强化，无处不体现出康有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因此缺乏学术思想与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

责任编辑：杜   倩

初      审：施恬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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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审：王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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