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 吴小鸥：百年中国启蒙——中小学教科书的视角
百余年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在不同启蒙理念引领下，其发展经历过艰难的移植、激烈的碰撞以及更多别具匠心的创造。1840—1926年，新式教科书以“科学”为核心的启蒙引领救亡图存。1927—1949年，国统区教科书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启蒙引领共赴国难。1927—1949年，根据地教科书以“土地革命”为宣传的启蒙引领解放中国。1949—1976年，新中国教科书以“无产阶级”为力量的启蒙引领社会主义建设。1977年至今，教科书以“现代化”为追逐的启蒙引领科教兴国。百年中国教科书有目的传承和嬗递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为培养现代人作出了艰难选择和不懈努力，展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启蒙力量。
启蒙；中小学教科书；中国
鸦片战争以前，我国儿童启蒙于“三、百、千”及“四书五经”，没有按照现代学制、学科、学级而专门编写的教科书。鸦片战争以后，“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在近代历史重大变革关头，兴办教育“全以教科书为胜败”[2]，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刻不容缓的神圣伟大使命。百余年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经过艰难的移植、激烈的碰撞以及更多别具匠心的创造，从《国文》到《国语》到《语文》，从《修身》到《公民》到《思想品德》，从《格致》到《理科》到《科学》，从《唱歌》到《音乐》到《艺术》、从《体操》到《体育》到《健康》……“中华”“中国”“共和国”“人民”“文明”“科学”“民主”“自由”“议会”“法律”“电报”“电话”“留声机”“显微镜”“托拉斯”“交易所”“银行”“证券”“博览会”“图书馆”“英特网”等直接反映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的新名词大量涌现……。百年教科书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希望与梦想，有目的传承与嬗递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如今，翻天覆地的变革虽已过去，遗存的教科书却述说着不可抹灭的意义”[3]。
“启蒙”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海辄挫恤，亦足以祛蔽启蒙矣”（《风俗通·皇霸·六国》），指启迪和教育童蒙，消除蒙蔽，恢复光明。“启蒙”一词在英文中是enlighten，在德语中是aufklaren，在法语中是luire。它们的中心词根皆为“光”或“照亮”，指传递知识，使人从无知变为有知。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4]。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实施的最主要载体，以其知识的规范化、系统化特征，在学校教育中扮演了主导启蒙的角色，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提高及社会文明进步。百年中小学教科书述说不同时代一些行将远去的信息、一些昭示和影响了后人的言行和思想，引领一代又一代人不同的人生理想及时代希望。
1840—1926年：
新式教科书以“科学”为核心的启蒙引领救亡图存
经由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历史变故，一个庞大的东方封建帝国清王朝分崩离析。在20世纪的曙光中，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5]伴随着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及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实施，中国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1903年，文明书局高举“科学”大旗，出版“蒙学科学全书”28种，是第一次书名全部印有“教科书”字样、第一套中国人自己分科编著（译）、至今唯一用“科学”之名统领的教科书。[6]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蕴含全新科学内容的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教科书“最新教科书”75种149册，[7]以其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在清王朝三百年江山气数将近时，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启全新的启蒙。当少年学子们手捧全新的《修身》《国文》《格致》《理科》《中国历史》《万国地理》《生理学》《博物学》《矿物学》《声学》《力学》……，琅琅书声中，1905年科举制废除、1906年《强迫教育章程》颁布、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颁布、1910年《简易识字学塾章程》颁布，中国教育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革。面对教科书巨大需求，普通学书室、彪蒙书室、会文学社、科学书局、科学会编译部、科学仪器馆、清国留学生会馆、群益书社、新学会社、广智书局、作新社、国学保存会、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开明书店、达文社、群学社、时中书局、乐群书局、普及书局、昌明公司、东亚公司等书坊教科书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其编撰出版的教科书为幽暗时空的中国社会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于是，在启蒙和救亡成为中国社会两大主题时，教科书承载的科学启蒙力量，在清王朝江山气数将近时，引领并实现着救亡。
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其空前的伟大意义在于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的新政权。这一年，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实施了初等小学男女同校，这一年中华书局的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开篇大写“人”，[8]商务印书馆初小国文教科书最后一册明确“国家基础，在少年教育”。[9]教科书开风气之先，在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以全新文化标准展现了一个时代对于“中华”、对于“共和国”、对于“公民”的殷切期望。于是，“中华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新体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新教材教科书”……争先恐后地出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教科书编撰出版浪潮中，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导力量的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开拓进取地展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自信与创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修身》改为《社会》《公民》，《国文》改为《国语》《作文》《国文》，《理科》改为《常识》《自然》，《体操》改为《体育》，《唱歌》改为《音乐》，《图画》改为《公用艺术》《形象艺术》，还有全新的《社会问题》《人生地理》《人生哲学》《自然科学》《科学方法》《公民生物》《医学常识》《论理学》《心理学》……，教科书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在凝聚海洋文化视域与寄托中形成对一种特定历史境遇的介入，也迎来自身发展的鼎盛时期。
从1903年至1923年前后，中国现代意义教科书呈现“黄金二十年”的发展态势。教科书的覆盖范围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迅速推开与扩展；教科书的种类从少数几门到纷繁复杂，学科门类不断尝试建构、调整与更新；教科书的编制从直线式到圆周式、从课前设问到课文前后均设问，从无单元设计到有单元设计再到大单元设计、混合编制，力求在遵循儿童认知及学习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建构知识；教科书的插图从单幅到多幅、从黑白到彩色、从绘画到照片、从静止到连续动作，尽可能引发儿童的兴趣及满足直观教学的需求；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从学科知识发展到兼顾生活主题；教科书的语言从文言发展到白话文、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标点也从无发展到有、从简单发展到规范……。中小学教科书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引领下，构筑了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生态。如今，人们追怀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追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时，或许要知道，这是与“黄金二十年”优良的中小学教科书启蒙密不可分的。这些教科书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之时，成功地为中国教育乃至中华民族确立起不拔的根基。正如胡适先生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10]
1927—1949年：
国统区教科书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启蒙引领共赴国难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提出“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11]，期望“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12]。他看见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不同寻常的力量，希望“使全国学生皆集于革命旗帜之下，努力进行，果然能够百折不回，则革命成功”[13]。1926年2月，广州特别市党部青年部通告“鉴于全市高小以上学校，自春季入学开始，要增设三民主义一科”[14]。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明确要求“一切教育措施皆依三民主义之精神，对于各级教育尽量灌输以党义，称之为‘党化教育’”[15]。5月，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确定教育宗旨为平民化与革命化之教育；……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此后新编教科书，应以中国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为中心”[16]。
1927年5月，蒋介石发出全国实行“党化教育”的号召。[17]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要求“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我们应赶促审查和编著教科用的图书，使与党义和教育宗旨适合”[18]。1927年，各书坊推出“新时代教科书”“新主义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等党化教育背景下的新教科书，如，小学教科书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是现代中国社会环境中的产物，是适合社会的进化法则而生的产物，且负改造中国的责任。我们相信要养成适合于改造中国的人才，惟有以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做训练的标准。故本书采用中国国民党的党义编辑，以期切合三民主义教育的主张。”[19]1928 年 2 月，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之外，增设三民主义科。8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增设“党义”科。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暂行课程标准》，取消“公民”科，以党义科代之。在以“三民主义”和“党义”命名的教科书开篇及插图中，突出“孙中山”形象及“国旗”“党旗”符号标志，采用故事浅说、原著节录等突出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政治认知。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1931年6月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急促时空中，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党务工作纲要提出国民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复兴民族精神”“唤起民族意识”“御侮自卫，共赴国难”。[20]1932年5月，蒋介石发表《革命哲学的重要》，指出：“我们现在要御外侮，救中国，根本的问题，第一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性。……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是什么？从来立国的精神是什么？现在需要的又是什么？总理已经写得很明白，就是‘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唯一的救国主义。”[21]193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实施《中小学课程标准》，取消“党义”科，重设“公民”科，各书坊迅速推出“复兴教科书”“新课程标准教科书”“新生活教科书”“开明课本”等。这些教科书不同程度展现三民主义思想，建构中国本土文化，明确抗战的正义性和全民族性，提高整个民族的抗战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鼓舞中华民族共赴国难，成为抗战救亡的启蒙利器。
1932年6月，教育部设国立编译馆，拟推出国定本教科书，后因战事等原因暂时没有实施。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为缓解因教科书基地上海沦陷而导致教科书供应短缺的局面，再次强调国定本教科书的编写。1942年5月，蒋介石致函陈立夫，建议“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22]。1943年，国立编译馆推出“国定本”教科书，初级小学有《国语常识》《算术》，高级小学有《公民》《国语》《自然》《地理》《历史》，初级中学有《公民》《国文》《地理》《历史》。[23]
教科书的话语实践本身就是历史文化事件，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比某些战争更加深远。民国中后期国统区教科书的发展，保证了烽火岁月中教育的薪火相传、弦诵不辍。教科书以三民主义凝聚中华民族人心，充溢着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气质，深藏着作者的学术智慧和深厚的知识功底，当然也烙刻着国家政治介入教科书的深深印迹。特别是教科书从编校到审定，突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启蒙学童在心理和行为上明确指向“党”，强力进行着意识形态控制和规训，这不利于儿童独立人格和公民素养的形成。个别教科书中一些反共言论及内容，更十分不可取。
1927—1949年：
根据地教科书以“土地革命”为宣传的启蒙引领解放中国
从1927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提倡平民教育，各乡普遍设立列宁小学。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24]。根据地禁止使用基督教书籍、国民党文化书籍和“四书五经”等作为教科书，要求各地新编教科书。1930年5月，湘鄂赣边界工农兵暴动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红孩儿读本》是“现存最早的一种红色初级小学校的儿童读本”[25]。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写《共产儿童读本》6册，据徐特立的审阅意见修改后付印，是根据地第一套统编通用的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蕴含大量科学常识、儿童游戏内容，还采用对比、问答、故事、韵文、歌谣、顺口溜等宣传红军及红色政权。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26]。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编撰有“初小国语6册，初小算术6册，初小政治常识1册，高小历史2册，高小地理1册，另有图画1册、劳作1册、唱歌1册”[27]。1938年5月，中共胶东特委领导成立的“国防教育委员会”编写了国防教育课本。1941年3月，国防教育委员会改称国防教材编辑委员会，编写小学、民众、妇女课本。1945年12月，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室，半年内编有中学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课本和小学数学、政治教材。[28]抗战胜利后，华北、山东、东北、西北、华东等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出版进一步规范与系统。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29]，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修订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保证了1949年秋季开学使用。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农民起着保守或者革命的作用，农村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农村的反抗派是致命的，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的田租更为革命，得农村者得天下”[30]。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就号召儿童们要“努力共产”“努力革命”。[31]1933年《共产儿童读本》明确“分田 分了田 自己才有田”[32]。教科书大力宣传跟着共产党进行革命，建立新政权，老百姓就“翻身做主人”。正是教科书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大力宣传，根据地从青少年儿童到普通民众都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成为共产党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33]可见，根据地教科书既是教育的基础文本，又是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深入政治动员的宣传载体，后一个作用在兵戎相见岁月中显得更突出、更重要。
1949—1976年：
新中国教科书以“无产阶级”为力量的启蒙引领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就向世界发表“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34]的宣言。新的国家建设需要在思想上、精神上向全体国民灌输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强化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教科书因其巨大的启蒙作用而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毛泽东题写社名，新中国教科书在国家意志作用下编写出版迅速统一。1951年教育部提出“必须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以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为蓝本，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35]。1953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36]。1954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以苏联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拟订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并编写新教科书，1955年出版，有课本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是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科书，开启“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时代。[37]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出现意见分歧，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38]。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七省市教育厅长谈话中提出，“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是否合适？……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省编，……初中、高中加政治课、编政治课本”[39]。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明确“各地方可因地、因校制宜，对教育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指导性教学计划、大纲和通用教材、教科书进行修订补充，也可自编教材和教科书”[40]。这一时期，共有18个省、市和师范院校编写了部分或整套九年制、十年制中小学新课本。因地方编写教科书存在一些问题，为保证全国必要的统一性和应有水平，教育部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60年开始编写十年制及十二年制教科书。1963年，一些地区反映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十二年制教科书内容深、分量重、教学困难等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64年开始多次修改十二年制教科书，但未来得及使用。1966年 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教材要彻底改革”。[41]1966年9月，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教科书作为“四旧”被烧。1967年，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后，开始用毛泽东著作当教科书。1968年前后，大部分省市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小学《语文》《算术》《常识》《毛泽东思想课》《革命文艺》等教科书，中学《毛泽东思想教育》《语文》《数学》《工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艺》《军体》等教科书。1971年后，一些传统学科课程恢复并编写教科书，如《化学》《物理》取代《工业基础知识》。1973年之后，各地教科书也按批林批孔和开门办学的要求改编或重编。
新中国成立后，教科书在强力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过程中，明确“无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符码，教科书频繁出现“长工、翻身、工人、农民、地主、恶霸、资本家”等身份识别词语，以此划分出“敌我阵营”，明辨是非，而且教科书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国家认知和光明前景，启蒙未来主人建设国家的火热激情。如，1954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编辑方针第一条第一句话强调“贯彻社会主义思想”。[42]同时，教科书将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人物渐定一尊，甚至极致化为“颂圣”，以达到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认知与情感的统一。特别是“文革”十年，教科书在政治漩涡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品性，没有承载与体现科学知识的完整性和正当性，教科书启蒙没有启迪智慧、润泽生命，而是偏离了现代启蒙的方向。由此，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达到预设的建设目标，即1963年毛泽东提出的“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3]。
1977至今：
教科书以“现代化”为追逐的启蒙引领科教兴国
1977年5月，邓小平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44]他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又强调，“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45]；并指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46]。教育部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人员为基本力量，“又从一些大、中、小学选调了一部分优秀教师，一共200人，组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47]。1978年，全国统编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重新建构科学文化体系，开启教科书启蒙的新篇章。1982年，根据邓小平“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出版六年制重点中学教科书。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48]。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全国通用的六年制小学教科书，积极探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985年1月，教育部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开始审定教科书。1986 年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标志着中小学开始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进一步要求提升教科书质量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1988年5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召开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规划会议，制订《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指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材，必须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鼓励各个地方，以及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编写教材。在教材内容的选择和体系的安排上允许有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层次。”[49]原国家教育委员会规划了“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即人民教育出版社面向全国“六三”和“五四”学制各编一套教科书，北京师范大学编写一套“五四”学制教科书，广东省编写一套面向沿海地区的教科书，四川省编写一套面向内地和西部地区的教科书，河北省编写一套农村小学复式班的教科书（被称为“半套”），八家师范院校联合编写一套要求较高的“六三”学制教科书（未编出），上海市编写面向发达城市地区的“六三”学制教科书，浙江省编写面向发达农村地区的“六三”学制教科书。在现代教育理论指引下，各地实验教科书探索达到20世纪最高峰，尤其以语文与数学学科最突出。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迎接21世纪挑战的紧迫时刻，新中国启动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对义务教育阶段8科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2000年秋季，小学、初中起始年级的主要学科已全部使用了新修订的教科书。2001年7月，国务院通过《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科书。2001年9月，20个学科（小学7科、中学13科）49种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首次在全国38个国家级实验区试用。2003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高中语文等15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至2009年春，共有84家出版社开发的新课程标准教科书通过教育部审定，其中包括“六三”学制小学10个学科115套、初中19个学科116套；“五四”学制小学7个学科10套、初中11个学科20套；普通高中18个学科72套。新课程改革教科书呈现多样化、系列化、立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态势。
教科书现代化不仅仅是内容和形式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教科书启蒙如何直指人的现代性进而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这一关键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50]为此，我们需要从百年中国教科书中吸取智慧与教训，使得教育改革的当下选择与历史性视野密切联系，全社会关注教科书这一文本的生命力，不断为培养现代人作贡献，展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启蒙力量。
注释
[1]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62.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胶片号9，拍摄顺序号2，卷54.
[3] 石鸥，吴小鸥，编著.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1.
[4] 伊曼努尔·康德.历史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2.
[5] 梁启超.少年中国之少年[J]//清议报（第35册），1900-02-10.
[6] 吴小鸥，李想.“蒙学科学全书”与20世纪初的科学启蒙[J].教育学报，2012，（5）.
[7] 吴小鸥.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19.
[8] 华鸿年，何振武，编辑.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1册）[M].上海:中华书局，1912:1.
[9] 沈颐，戴克敦，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春季始业第8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1913年59版:6.
[10]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M]//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0.
[1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97.
[12][1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84、113-119.
[14] 熊秋良.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J].江苏社会科学，2004，（4）.
[15] 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7:116.
[16] 全省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N].广州民国日报，1926-05-10.
[17]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316.
[18]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M].上海:中华书局，19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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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宏博）
论文来源于《教育科学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