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大战风车”团队里的兄弟

刘再复先生（2002年）

三月间，李昕兄告诉我，他正在写作一部“回忆录”，追忆的是自己的编辑历程。还说写成之后希望我为他的新书作一序文。他的“希望”不带任何“世故”之思，即没想到由我这个海外游子作序会不会带来什么不利影响。我答应作序也不带任何“世故”之念，即完全没想到李昕可是中国一流人文出版社“三联”的“总编”等等。只是想到，我的写作生涯与李昕兄的编辑生涯太密切、太息息相关了，我可以讲讲自己的感受。历史的经验固然值得注意，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却最可靠。我的经验和感受告诉我：李昕可真是好编辑呀！

李昕编辑生涯的三个主要段落（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时期；香港担任三联副总编和总编时期；北京担任三联副总编和总编辑时期）都和我关系密切，具体地说，都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甚至是“激活”了我。

使用“激活”这个词，绝非故作惊人之语。我可以告诉朋友们：如果不是二〇〇二年春的那一天，李昕和舒非（诗人，三联编辑）一起到城市大学教师宿舍找我并郑重地向我约稿，我可能不会写出《红楼四书》，也不可能写出《双典批判》等，我“返回古典”并燃烧起书写古典的热情，完全是那一天他们给点燃的。那一天，李昕以香港三联负责人的身份看望我，知道我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主持）正在讲解《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就立即作出约稿的决断。他用斩钉截然的语言对我说：您的《红楼梦》讲稿，我们可以出版。您什么时候交稿，我们就什么时候进入编辑过程。他讲得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犹豫。其赤热的口吻，其坚定的态度，让我立即感受到信赖与真诚，也感受到鼓舞。不管怎么说，香港三联是大陆官方背景的出版社，我作为一个海外游子，已经多年没有在这种出版机构出过书了。那个瞬间，我完全没想到他如此大胆，如此坦率，如此“毫无畏惧”。在李昕与舒非的“感召”之下，我当时就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好，抓紧整理，整理好了就交给你们。大约努力了一年，我终于把《红楼梦悟》整理出来了，舒非作为责任编辑很快就推出《红楼梦悟》。没想到，2004年，李昕兄调到北京三联担任副总编。离开香港前夕，他又告诉我：《红楼梦悟》，不仅要在香港出，我到北京后，也要在北京出简体版。这又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也使我信心百倍。于是，我又着手写了《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李昕兄指定曾诚、刘蓉林、徐国强等为责任编辑，于是“红楼四书”就这样在香港与北京先后问世了。见到“四书”的样本，我和许多朋友说：你知道这套书的第一原动力是谁吗？是李昕！

李昕在北京主持三联编辑业务的9年里（2005-2014），我也开始了一段“回归故国”的心事浩茫的历程。从“返回古典”到“返回北京”，这纯属偶然。在这偶然里，有一重要因素，便是一个名为“李昕”的人。因为他，我在三联一鼓作气出了将近20部书籍，除了《红楼四书》外，还有《贾宝玉论》（李昕退休后在《生活书店》出版，《李泽厚美学概论》、《双典批判》（责任编辑朱竞梅）、《随心集》（责任编辑朱竞梅），还有由郑勇兄担任责任编辑（后提升为副总编）、由白烨编选的《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师友纪事》、《人性诸相》、《世界游思》、《槛外评说》、《漂泊心绪》、《八方序跋》、《两地书写》、《天涯寄语》、《散文诗华》、《审美笔记》等）在三联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影响下，也由于周青丰兄的推动，福建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也纷纷推出我的旧作与新作共60种左右。几年间，我的名字又重新走上祖国的大地和祖国的心灵，真的“复活”了。所以说李昕兄不仅帮助了我，而且“激活”了我，并非虚言。

其实，在香港之前李昕的北京14年（1982-1996）时期，我的文学生涯与李昕的编辑生涯就奇妙地联结上了。他于一九八二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到了一九八五年，他也只能算是工作之初。而我刚就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初弄潮流，很需要国家的金牌出版社支持。那时，我借助手中权力，想做一番打破“苏式教条”的改革事业。一方面，我自己提出两大理论：一是提出“性格组合论”，想以人性论打破阶级论；二是提出《论文学主体性》，想以“主体论”哲学基点取代“反映论”哲学基点。当时我把“苏式教条”当作“大风车”，把自己当作唐·吉诃德，真的是想冲撞搏斗一番。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刻，我和李昕相逢了。他支持我，要出版我的《论文学主体性》，但篇幅不够，于是，我又选了一些相关的文章，编成一部《文学的反思》。李昕说，此书是“重头戏”，书前要放张照片。我说，能否放一张我和爱人陈菲亚的合影，她为我抄写稿子很辛苦。李昕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张照片的刊登，让菲亚高兴了好久，说了几遍“小李真不同凡响”。没想到，书籍出版后，我的一位师长竟然给出版社提了意见，说“把妻子的照片也放上去，太过分了。”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李昕这位刚出茅庐的年轻编辑非同一般，做事不拘一格。我喜欢这种敢担当、有作为的人才。李昕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就是我在“大战风车”时，主编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也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为了战胜风车，我借用各种武器，其中包括借用自然科学的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进而我又在文学所开设一个新的研究室，命名为《新学科研究室》，请我的好友董乃斌和程广林（程麻）当正副主任。新学科室的建立引起了非议。当时副院长汝信提醒我：文艺新学科名字太彰显，有人不赞成。为了证明新学科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我策划这套丛书，自己担任主编。在这一“紧要关头”，我请三位出版界朋友帮忙，一是文联出版社的郑荣来兄；二是中国社科出版社的白烨兄；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昕兄。没想到，李昕兄又是满口答应。他的支持真的鼓舞了我。于是，书籍一本一本问世。如果不是那场政治风波，这一番事业应当会给共和国的文化脸面增色。李昕对这套丛书的支持，让我从内心深处把他当作“自己人”。尽管我从未有过“山头”意识和“圈子”意识，但在无意中却真把他当作八十年代“大战风车”的同伴，“唐吉诃德傻子王国”的兄弟了。因此，十几年后在香港重逢，也算是“他乡遇故知”。

刘再复先生与我（2017年）

在北京和李昕相识时，我只想到他是“年轻才俊”，可以助我这个“弄潮儿”一臂之力，并没有想到他以后会是国家出版事业的真脊梁等等，直到他退休，我才恍然悟到，这么年青，怎么就退休了。那一瞬间我先是意识到自己老了，之后，便意识到，这个李昕真能干。不仅有“识”，而且有“胆”，可谓学胆识兼备，他不仅善于“策划”，而且有“策略”，做事比我稳当多了。不像我那么“唐·吉诃德”，那样老战风车，也是在那个瞬间，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无“话语权力”了。只是今天读了他的《做书的日子》，更明白自己对他的一切感受都没错。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包括出版《胡风评论集》这样的特大好事，为国家为他人默默地做了许多“嫁衣裳”。而我此刻在美国落基山下阅读他的回忆录，除了回应“默默的敬意”之外，什么也没有。

美国科罗拉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做书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各大网站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