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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流河》出版后的遗憾

2018-01-15 李昕 编余闲笔


 

2009年冬日的一天,编辑冯金红拿来一本厚厚的台湾版精装书给我,说是王德威推荐给三联书店的,希望出中国大陆版。


王德威是三联的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家。我的直觉是,由他来推荐,此书定不简单。冯金红告诉我,此书作者齐邦媛是王德威的老师。


这本书是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暗红色的封面,以一幅城市遭到轰炸的照片作为背景,左上角印着三个巨大的白字:巨流河。


书的封面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我当时就敏感到它是一部具有厚重历史感的书。周末,我捧起它便不能释手,被它讲述的故事深深吸引。


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真实写照,作者以自己一家两代人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女性特有敏感和细腻,勾勒出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历史图景。作者的文笔温婉深沉,含蓄内敛,写人叙事,情貌毕肖。王德威在书末的评论里,称这本书“如此忧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它发出了一种“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这真是一部非常典雅的文学作品,但作者自己似乎并没有把它当作文学来看待,她有感于60年来,“殉国者的鲜血,流亡者的热泪,渐渐将全被遗忘与淹没了”,于是决心要为“生身的故乡和为它奋战的人写一篇血泪记录”。


作者的家国情怀,作品的微言大义,使这部回忆录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一部个人角度的二十世纪实录。它是感性的,充满着感情,但更是理性的,倾注着深邃的思考。对于我们,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打开了反思历史的另一扇门。



        《巨流河》台湾版封面


这样的好书当然要出版。三联书店很快便与作者签订协议,向大陆读者介绍这本书。


我们请美术编辑蔡立国重新设计了封面。他采用藏蓝底色,以一条乳白色的河流蜿蜒曲折地贯通其间,把封面和封底截成上下两半。以此隐喻作者的感叹:“渡不过的巨流河”。


首印8千册。但我们有信心,此书定会受到读者欢迎。


果然,出版几个月后,《巨流河》分别获得深圳读书月和新浪网举办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评奖的第一名。


我和责任编辑刘蓉林代表三联去参加新浪网的颁奖,当时很有几分激动。想起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因为作者远在台北,来往不便,我们连新书发布会都没有开过,几乎是没有做过一点宣传,但是它居然脱颖而出,而且众望所归,名列获奖作品榜首,真是令人喜出望外的事。因而发表获奖感言时,我讲了一通“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会闪光”之类的漂亮话,说得同行们难免有些嫉妒和眼红。


然而因为获奖,这本书真的成了畅销书,此后一印再印,连印数版,销量达到20万册。


不久,齐邦媛又给刘蓉林寄来了一本新书,即台湾“中研院”访谈整理的《齐世英口述自传》。刘迅即转我,征询出版意向。


齐世英字铁生,人称“铁老”,是齐邦媛之父。他的故事,在《巨流河》中浓墨重彩,给人印象颇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口述自传,可以视为《巨流河》的姐妹篇。


在我心目中,齐世英是值得大写的人物。这个怀抱理想,刚正不阿,铮铮铁骨的东北汉子,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因不满军阀混战,参与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军事行动,兵败险遭劫难,后转投国民党,成为该党“辽字第一号党证”持有者,主持东北党务。抗战期间他奔波操劳,救难济民,铁肩担道义;赴台后,他作为“大佬”级别的人物,与国民党专制政治分道扬镳,由于坚持民主理念,先是被蒋介石一怒之下开除国民党籍,继而又与雷震等共同谋划筹组“中国民主党”。直到晚年,他一直是对台湾民主化运动影响甚大的人物。这个人,他从“大江”到“大海”的经历,代表了一代正直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心路历程。


      《巨流河》三联版封面

然而,这本自传的出版却让我很费踌躇。原因是它的内容不完整,作者本人的口述截止到1949年。可能是他对自己后来的经历故意隐讳所致。齐邦媛曾说,她父亲是那种“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人,蒋介石开除他的国民党籍,他仍然称蒋为“蒋先生”,批评蒋的政策,从来对事不对人。基于这种温柔敦厚的个性,他对自己赴台以后的遭遇,内心的苦闷缄口不言。这当然是一大缺憾,因为在我看来,他在台湾的四十年抗争,才是他一生最为辉煌之处,他的人格力量,他的精神境界,集中体现在这里。


尽管齐邦媛已经意识到上述的缺陷需要弥补,她给这本口述自传增加了6篇附录,收录了康宁祥、梁肃戎等关于齐世英参与台湾民主化运动的一些片段回忆。然而增补文章大多语焉不详,不仅缺乏对于历史事件的完整描述和记录,而且尤其缺乏当事人自己对于这些事件的所感所思。


有关台湾“解严”之前的一段历史,我过去一向比较留意,曾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从胡适、殷海光、雷震,到柏杨、李敖的著作都有所涉猎,对《自由中国》案和“美丽岛”事件的史料,也都有所关注,因而我对齐世英也早有一些了解。我知道此人晚年内心有诸多痛苦,颇多醒悟,他对国民党其实有着深刻的反思,比如,他曾经对李敖说,“国民党革军阀的命,革了这么多年,其实国民党还不如军阀”。


但作为自传,未能把这些充分反映,实在可惜。这便是我最终放弃此书出版的理由。


但是很快,另一家出版社把它收入一套口述史丛书出版。


当然,今天想来,或许是我过分追求完美而求全责备了。其实即使截止到1949年,这本书的史料价值仍然不能低估。


例如,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和齐世英分别掌管东北的军队和党务。有一次张诚心邀齐面谈,如果他们能通过这次会晤尽释前嫌,联手合作,那么日后东北的局面或许是另一番景象。但是,由于齐咄咄逼人,他们的会晤,变成一场唇枪舌剑的交锋,张感觉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最终弄得不欢而散。以致此后多年双方误解多多,矛盾重重。据齐邦媛后来观察,其父晚年对自己这一天面对张学良的做法似有懊悔,曾发感叹:“假如当初合作,东北会怎样,中国会怎样?”这样的史料颇为珍贵,令人引发一种联想:偶然性的事件或许会改变历史的走向。我们整理出版口述史,最为珍视的不就是这样的历史细节吗?


可是我的一念之差,导致与另一本好书失之交臂,遗憾。

 

                                          2015年6月14日

                         (原载《长江文艺》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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