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还是策划----《做书的日子》连载之五
1991年摄于圣彼得堡
我负责综合编辑室以后，社里把港台文学划归我负责，因此这类选题在编辑计划中占有一定比例。编辑室中做港台文学的是一个团队，包括资深编辑彭沁阳、青年编辑杨渡和曹晖等，老编辑白崇义也曾参与。他们都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工作效率高，发稿量大，所以我们每年出书数量很多，这方面明显超出其他编辑部门。我们出版港台文学，除了编李敖、梁凤仪作品外，还编过许多其他作家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套书是《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一共25册，选录白先勇，陈映真，锺理和，锺肇政，王文兴，马森，郑清文，洪醒夫等25位名家作品，每人一册。它的主编郭枫本人是著名的台湾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主编《新地》杂志，一向以倡导现实主义基调的纯文学为己任。这使他以严肃态度和严格的尺度，以文学成就和创作的艺术水平作为遴选标准，编选出版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当代台湾文学的丛书，在当时中国内地出版物中，同类书是不多见的。
《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中的四种
综合编辑室的特点是选题不受原有文学体裁的编辑分工局限，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出版。原来社里严格规定，小说的出版归其他编辑室，我们不能编，但这时，我们不受这个限制了。于是也主动出击，组织了一些长篇小说书稿。其中也不乏有影响之作。比如王安忆作品《纪实与虚构》，就是我曾参与约稿并担任复审的，此书出版后就获得“人民文学奖”，被认为是王的代表作之一。2016年，我忽然听到这本书又获得了“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消息，成为极少数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之一，也颇觉与有荣焉。
在散文随笔方面，有一套丛书反响颇大，这就是《漫说文化丛书》。
1990年春天，我编辑室的编辑王小平（她当时就是知名作家，后来做过《甄嬛传》和《芈月传》的编剧）介绍北大学者陈平原到人文社，和我们谈一个选题：陈平原说，他和钱理群，黄子平一起，最近花了一点时间，研读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名家小品，从中有了许多感悟。那时，正值中国文坛上的“文化热”方兴未艾，很多出版社都组织出版了一些文化学著作，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论问题极表关注。但是，在当时人们普遍的概念中，大家对文化的理解似乎偏于“硬件”（即显性的文化，或者说物质的文化），而对于作为“软件”的文化（即隐性的文化），也即人们的观念文化，行为文化等等缺乏认知。陈平原说，他们发现梁启超，鲁迅以来的许多名家小品捕捉到了这些富有“软文化”特征的生活现象，阐发了具有独特文化意义的主题，非常富于启示性。他们想把这些作品按照不同文化专题编辑成书，交给我们出版。我们听了非常高兴，以为这种编辑的思路很有创意，于是立即邀请他们着手编选。很快，他们就交来5本书稿，我们于1990年10月推出；第二年又交来5本，我们于1992年5月出版。
在这一套10本的《漫说文化丛书》封底上，我写了一个“丛书简介”：
中国文化是什么？
中国文化在哪里？
或许，本丛书可以给你一点启发。你会发现，文化不仅是玄奥的理论，而且是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愿望，一种心态，一种意趣，一种习性，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积聚在书本中，而且渗透在你的生活里，很可能你的一举一动都和它有关。文化就在你的周围，就在你的身边，就在你的夫妻父子朋友关系中，甚至就在你的衣服上，茶杯里，你有兴趣了解它吗？
没有说教，没有枯燥的理论，不重概括而专于描述，这是本丛书的一大特色。挥洒自如，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余味不绝的文笔，可以使你在轻松的艺术享受中丰富知识。丛书所选400篇散文杂文小品文皆二十世纪名家精品，分作十集，题为《父父子子》《佛佛道道》《男男女女》《闲情乐事》《世故人情》《生生死死》《神神鬼鬼》《说东道西》《乡风市声》《读书读书》。
丛书出版后颇受欢迎，上市两个月就脱销，然后再版。由于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都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名家，所以这套书可谓名作名编，生命力持久不衰。直到今天，人文社的版权早已结束，但是这一套现代小品文的编辑作品仍然在其他出版社重印，再版。同时，由于它是第一次按文化专题将现代散文小品分类编辑，改变了出版界编辑作家个人散文集的传统模式，一时引来多家出版社争相效仿。90年代以后，图书市场上，读者看到了不少尾随这套丛书的续貂之作。
正是因此，《漫说文化丛书》在新闻出版署直属出版社第一届图书评奖中获得“优秀选题奖”一等奖。
人文社编辑王培元，是我当年的重要伙伴。2001年，我为他摄于香港愉景湾
到了1991年，社里再一次调整编辑室，将综合第一编辑室改名为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仍由我当主任，但我的合作伙伴、原来的编辑室副主任高贤均被调到另一个编辑室去当主任了。于是我将现代文学编辑室的资深编辑王培元调入，请他主持理论组。王的理论素质极好，工作有激情，策划和案头能力都是一流的，有他在，我就不再费心。后来他主持下的理论组，的确出过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猫头鹰丛书》等。而这一时期，我重点关注的领域，一方面是港台文学，另一方面就是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关于后者，许多选题，我要直接参与策划。当时有几部作品社会反响较强，包括麦天枢和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梅斌的《法兰西漫游》,孙志远的《感谢苦难》和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等。这四本书背后都有故事：
麦天枢我早闻其名，读过他几篇报告文学作品，但我此前并不认识他。他是自己将《昨天》投稿到人文社的，根据分工，我把稿子交给了我编辑室的一位负责报告文学出版的老编辑。那老编辑看后，写了一份审稿意见，将作品基本否定，建议退稿。他的理由主要是说作品写的故事没有新意，这些内容都是老生常谈了。因为这位老编辑也是作家，甚 45 38121 45 17326 0 0 6893 0 0:00:05 0:00:02 0:00:03 6891自己也写过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所以对他的意见我不能不重视。但是，因为我过去读过麦天枢作品，知道麦是一位思维敏锐的作家，非常善于在报告文学作品出提出自己的独立思考。于是我决定自己看看作品再说。谁知一看便被吸引，进而被作品震撼。我发现这部关于中英鸦片战争的全景纪实作品，在中国文坛上是首次超越了传统的政治解读，而从中英两种文化冲突的角度透视这场战争，不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点，而且还做出了许多深刻的反思。在历史知识和观点的表述方面，由于麦天枢找到王先明这样的清史专家进行合作，所以书中的史料既丰富又严谨。我觉得，这样的作品简直不可多得。为了坚定自己的看法，我马上把书稿转给高贤均，请他发表意见。高贤均是我在人文社期间最为亲密的合作者之一。他的才华和水平，他对书稿的判断力都是我素来钦佩的，如果得到他的支持，我便会获得自信。结果两人的意见真的完全一致。于是我们决定将《昨天》作为重点书出版，由我担任责编，高贤均担任复审。书出版后，我们举办了一个有文学界和史学界两方面专家参加的作品研讨会，会上这部作品大受好评。著名近代史专家雷颐说，《昨天》的出版显示了一个现象：在引领社会思考方面，文学领先于史学。这是对作品思想价值的高度肯定。
我和高贤均（1984年）
翻译家梅斌的《法兰西漫游》，是武汉的一位朋友介绍给我的。这部作品，曾由那位朋友经手，在武汉一家杂志发表过一部分。作品记述的是作者90年代初在法国游历半年的经历，对法国历史文化、风物人情、社会百态进行详尽描述，是一本文化认知意义极强的游记。特别因为作者是一位文化知识渊博的才子，他与钱锺书、罗大纲、吴祖光、范曾等学者和艺术家多有过从，他将自己和这些人交往的故事也融入作品中，使得作品的文化意味更浓。我接到作品时，甚为喜欢作者娓娓道来的文风，看得如痴如醉。然而，我发现作者和当时定居法国的范曾交往甚多，他在法国的一段时间甚至住到范曾在巴黎的家里。《法兰西漫游》40万字，至少有七八万字和范曾有关。我从梅斌这里知道，范曾先生于1990年11月与情人楠莉双双出走法国，曾经发表过《辞国声明》，两年半以后，于1993年6月，又发表《归国声明》，然后与楠莉一起回到天津南开大学定居。这些事情都没有见之于报端，显然是媒体对于报道范曾行踪有所顾忌。那么我们出书可否这样详尽地介绍范曾的法国生活？我仔细阅读了书稿，看不出政治问题，于是决定照常出版。事后，据我所知，国内一些关心范曾的人，都在寻找这本书。此书出版后销路不错，很可能与此有关。
《法兰西漫游》封面
而另外一件相联系的事情，是发表范曾本人的作品。1993年，人文社创刊了一本新杂志，名为《中华散文》，编辑部设在我们编辑室，主编是一位社领导，我担任它的第一副主编。正在我欲为杂志约稿之时，梅斌告诉我，范曾先生写了一篇非常棒的美文，题为《风从哪里来》，问我可否登在《中华散文》上？我读了作品，感到确实是难得一见的佳作，作者采用类似楚辞汉赋中的那种铺陈手法，以大量的排比句写自然风，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读之回肠荡气。我曾兴奋地拿着文章给杂志编辑部的同事朗读，副主编丛培香和几位编辑听了都一致叫好。于是我们决定将它发表在1994年第1期头条位置上，为了隆重其事，还连同梅斌专为推荐此文所做的“小序”一并发表。须知，当时媒体上虽然已刊登过梅斌介绍范曾的文章，但范曾归国后，还没有他本人的任何一篇原创文字见诸报端。管理层究竟是否同意范曾作品公开发表，至今还是未知数。在这种境况下范曾的郁闷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刊出此文后，其他一些刊物或许是由此认识到范曾美文的价值，或许是由此知晓范曾的作品其实可以公开发表，反正用梅斌的话说，范曾是由此实现了一次“破冰之旅”，他当时为此而兴奋之极。果然，后来许多报刊纷纷向范曾约稿，一段时期的困局便被打破了。我也曾为自己在困难中助人一臂之力感到快慰。
当然，这件小事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不值一提。我2005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工作以后，因为工作上的联系，曾经多次到范曾先生家里拜访，每每都会与他聊天。一次我曾问他，你是否记得自己从巴黎回来，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什么地方？他想了一下，说记不得。于是我知道，我和梅斌帮他＂破冰＂一事，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原想提醒他此事，但觉这样便有邀功之嫌，所以最终没有提及。
《感谢苦难》
孙志远的《感谢苦难》是老一辈画家彦涵的传记。我们当时推出过一套传记文学丛书，先后出版的还有关于司徒乔、吴冠中等人的传记作品。《感谢苦难》展现彦涵这位饱经沧桑的老画家的命运和追求，记述他从抗战时期走上革命道路以后几十年来的坎坷足迹，描述他对于艺术创新的不懈努力和奋斗的过程。编辑龚玉阅后的评价是：题材很好，故事很棒，可以出版，但最好改一稿，因为它的叙述结构单调，平铺直叙，把很精彩的人生故事表达得沉闷了一点，可读性受影响。我看了稿子以后，和龚玉的感觉差不多。我们一起约作者长谈，大概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我当时讲的具体意见今天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说服作者，告诉他作品以目前的面貌拿去出版，将是非常可惜的，使人有功亏一篑的感觉。因为作品在内容上有很好的基础，只是表达不到位，如果下功夫改一下，可以使作品提高一个层次，我们相信作者有能力改好。我们又谈了一些修改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对作者说，你的作品，通篇都是以你的眼光去看彦涵和他的艺术，建议你再补充一个角度，就是用彦涵自己的眼光去看艺术、看世界。作者听了似有所悟，他表示愿意配合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几个月后，他把作品的结构重新梳理，增加了新的视角，采用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方式，使作品的艺术质量大大提高。
《走出地球村》的作者李鸣生是一位部队作家。他17岁入伍就进入西昌航天工业基地。独特的经历使他专注于“航天文学”，写出多部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他后来一共写出航天七部曲，并多次获得多种重要奖励）。他的早期作品，如《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等都曾在《当代》发表，所以我早早就关注到他的创作，也不止一次地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对他的创作成就给以肯定。及至《走出地球村》发表时，我第一时间阅读了作品，写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推荐文章，发表在《当代》上。后来这部作品在人文社出版，交由综合编辑室编辑，我又是复审人。这时李鸣生找我，希望把我的推荐文章作为本书的序言。他对这篇序言非常看重，20年以后，另有一家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作品集，他还特地打电话来，要求我同意将这篇序言收入他的文集中。
军旅作家李鸣生
说到序言，也是凑巧，上面提到的4本纪实性作品，我都有幸作为责编之一，而且无一例外地为书作序。（《感谢苦难》的序言虽然署名为老作家管桦，其实也是由我代笔。）前面提到，我一直有志于钻研文艺理论，不时撰写文学批评和随笔，在文坛上虽然不能说有什么名气，但是文学圈内作家、学者不少人知道我喜欢写评论。及至我担任了这些书的责编，几位作者都邀请我在书前作序。我不敢敷衍，每每都慎重其事，把序言写成一篇有些分量的论文，极力向读者推荐新书。这些序言都颇受评论界和读者好评。说来有趣，1993年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协，因为当时不曾有个人专著出版，达不到入会的门槛（需要出版两部著作），所以申请被驳回。但此时已是作协会员的女作家韩小蕙竟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她拿着一本报告文学《昨天》，找到作协负责审批新会员的领导，说你们发展会员怎么只看数量不看质量？你们看看李昕给这本书写的序言，还不够资格当个作协会员吗？不知是不是她的话起了作用，1994年我便顺利地加入了作家协会。当然，话说回来，能把序言写好，前提在于作品要好，才有话可说，说得恰如其分，既不空谈，也不妄议。上面提到的4本书，《昨天》、《法兰西漫游》和《走出地球村》后来分别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我在人文社的14年，中国的出版业大体上还处在铅字印刷的时代。所谓电脑激光照排技术在90年代初期才开始推广，也是一步步成熟起来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书虽然叫做图书，但基本是无图的。我在这个时期编辑的书，都是纯文字作品，只有一部著作是例外。这就是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下卷）。
1994年，有一天杨义忽然拿了一大堆书稿来找我。此稿文字不多，大约20多万，但是插图却有1000多张。那些图是杨义四处搜罗来的，主要是从民国时期的报刊上复印，清晰度不高，有些图黑乎乎的。
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后在三联出版，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图志》
杨义告诉我，他要开创一种文学史写作的新文体，叫做“图志”，以图文互现、图文互证的方式展开研究，以图出史，以史解图。这当然应该支持。但是，当时人文社和国内大多数出版社一样，没有电脑排版设备，无法进行图文混排；书中的插图，要在照相单独制版后，再和文字版拼在一起印刷。要把1000多幅插图先一张张照相再拼版插进书里，工作量大到不可想象，而且，每一幅插图都要占单页，现实中也无法操作；何况，许多插图还需要修饰，不能直接印书。所以杨义此前曾将书稿交给两家出版社，编辑都知难而退了。
杨义和我（2012年）
这时，杨义问我有没有办法。我知道这套书已经出版了台湾版，台湾那家出版社曾利用电脑编排了插图，并修饰了图版。我想出一个取巧的主意，请杨义给我找两套台版书，打算利用书中编排和修饰过的插图来发稿。我把两套书中正反两面的插图都用剪刀剪下来，贴在A4复印纸上，凑成一套图稿，再把插图的文字说明另外排字印出，也一条条剪下来，和插图拼贴在一起，最后将一摞摞的图稿送去照相制版。即使这样走捷径，工作量也大得惊人，我足足没日没夜地干了三四个月。那时我家房子很小，晚上在家里编辑这部书，桌子摆不下，就把床上的被褥掀起来，在床板上摆摊子。我太太至今都还记得当初满屋子都是稿纸的情景。
当然这功夫没有白下。这部两卷本的著作出版后，不仅好评如潮，而且颇为畅销。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进入“读图时代”，多插图的读物非常少见，特别是以“图志”形式写史的著作，尚属绝无仅有，可谓开风气之先。所以它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文学史写作独创性和多样性的相结合的一个范本。著名作家萧乾甚至直接称“这是文学史上的一部旷世奇书”。有这样的评价，我也便感到欣慰。
（以上为连载之五，待续）
《做书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当当网上书店及各大网店有售，链接为：http://product.dangdang.com/252090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