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ofo大清退之前，戴威做过最后一次努力，那是2019年夏天。这场努力最终没能改变ofo的命运。ofo进入清退环节：卖掉小黄车、退出公司、撤销实体办公室，ofo这出大起大落的商业戏剧，落幕了。
借着司庆的名义，他秘密召集了100多个人，到北京郊区开会，想要做最后的努力。戴威信誓旦旦地说，“欠用户的钱一定要还，就算到了别的公司，也要把电话号码都记下来。”他刮去胡子，变得像以前一样精神、有活力，还上场跟同事们踢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绿茵场上那个桀骜不驯的少年似乎又回来了。4年前，戴威带着ofo从北大校园出发，在资本的助推下，一路攻城略地，足迹踏遍全球超过250个城市。一转眼，与投资人分道扬镳、用户排队退押金，ofo跌落的速度跟成长一样快。戴威不甘心，想靠有桩单车扳回一局，至少保证ofo活下去。然而，现实比资本还残酷，有桩单车尝试3个月以失败告终。ofo处理掉小黄车，戴威再次消失。1000多万用户还在App上排队退押金。ofo的4周年司庆在北京远郊的温泉度假村内举行，气氛冷清，大家低头各吃各的，戴威埋头喝酒，很快就显现醉意。戴威召集员工开会的消息，是悄悄发送的，还附带“请注意保密”的特别提示。
日子定在2019年6月5日，ofo司庆的前一天，通知里提到“4年是见证，4年也是新的起点！”借着商讨有桩单车的机会，几十位城市经理从各地赶到北京，顺带庆祝一下司庆。聚会的地点是红栌山庄，北京昌平区乡下的一家温泉度假酒店。ofo中西部战区的城市经理王刚（化名），坐动车到北京西站，总部只发了个酒店定位，没有大巴车来接，他就坐地铁再转公交，下了公交，还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才抵达酒店。酒店门口没有任何ofo的标志，也没有专人接待，需要自己去客房部报到。往年，年中的司庆和年初的年会是ofo最重要的节日。2016年年会上，戴威奖励前三号员工纪拓一辆牧马人，授予前五号员工陈正江100万期权，是ofo广为人知的谈资。那天，酒至酣处，现场有员工背诵出《滕王阁序》，戴威随手奖励他一万元。直到夜里一两点，戴威还在微信群、QQ群、钉钉群里轮番发红包。王刚回忆，他入职的一年，赶上公司2017年年会，ofo包下一个高档度假村整整三天，到处都是ofo元素的装饰，员工入场会发定制T恤、背包和手环，2000多人聚在一起，还请了戴威最爱的歌手赵雷演唱，大家一起跟着合唱《我们的时光》，很开心。时过境迁。在2019年的司庆上，ofo联合创始人于信召集大家开会，他上来就问“大家最近的状态怎么样？”会场气氛有点冷，大家都有点丧气，提到最多的词是压力大。于信尝试给大家打气，说公司现在资金比较困难，但还是会集中人力财力去做事情，鼓励大家回去尝试有桩模式。于信，读书时是戴威在北大学生会的副手，ofo出事后众多高管们已经只是挂名而已，只有他还在坚持。在会上，他坦诚自己压力也比较大，但不接也没有人接，只能硬着头皮把有桩单车的事揽下来。会议结束后，所有人聚在大厅里吃晚饭，摆了十多张桌子，菜样简单朴素，大家低头各吃各的，分批去跟戴威敬酒。喝酒是ofo的三大文化之一，ofo刚创立的时候，戴威会每周都会带着大家一起喝酒撸串，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但那天戴威兴致不高，王刚去敬酒的时候，他已经有点醉态。吃饭的时候，还是延续ofo司庆的传统，颁发了特别贡献奖、团队奖，奖金是象征性的千把块钱，跟原来半年工资加期权的奖金相比略显寒酸，戴威也没有讲几句，迅速颁完奖。没有闪亮的业绩增长报告，没有杰出案例分享。
最后，戴威带着大家一起切蛋糕，庆祝公司成立4周年，ofo还做了司庆海报，名字叫“生4与共”。司庆的活动特意避开正司庆日，员工们不敢发朋友圈，怕被外界知道这个时候还搞司庆，又要挨骂。戴威说：“有一段时间，我比较迷茫，甚至想放弃，但又觉得不能这么结束，还欠着这么多押金，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司庆晚宴那天白天，大家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去延庆团建，活动内容是找流散在“桩点”之外的小黄车，分团队找，谁找的多有奖励。有桩单车模式，是2019年4月ofo在延庆地区的新尝试。有桩单车即在现有的小黄车上增加“P”型提示牌作为“桩”，用户在App上可以找到标识为“P”的单车，只有在它蓝牙辐射的范围内才能合规停车。如果用户没能按照规定停车，第一次是短信警告，之后最高需要缴纳20元的管理费，严厉的惩罚机制，让单车变得更有序，大幅减少了ofo的运营成本，并且实现小范围的盈利。为了实现ofo盈利，戴威在内部组建团队，利用有限的资金，进行各种各样的业务尝试。他对城市经理们坦露：“有一段时间，我比较迷茫，甚至想放弃，但又觉得不能这么结束，还欠着这么多押金，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从2018年底开始，ofo试水虚拟货币、P2P、卖线上线下广告、公众号接广告、成立小鹿有货。王刚透露，ofo甚至尝试过借鉴过蜂巢快递柜的模式，打造“吃乎“外卖柜，用来做外卖保鲜，后来也无疾而终。这些业务都是默默地在做，外界并不知道，甚至连内部员工也互相不清楚。外卖业务一开始还行，后面也不能赚钱，虚拟就更惨，因为政策原因，导致价格暴跌。小鹿有货算是最成功的一个，用户想要提前退回押金，需要先在小鹿有货上进行消费，通过返利方式获得押金，不需要排队。靠着用户基数大，小鹿有货实现了盈利，但遭到用户的疯狂吐槽。多方尝试后，戴威对有桩单车模式颇为认可，他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会议在6月6日结束。7月，ofo开始做软件优化，对城市经理进行培训。8月各城市报方案，9月上线的时候，ofo中西部战区十几个城市只有两个城市上线。10月末的一天，中西部战区长突然通知王刚开钉钉会议，大家一上线，区长就问“你们最近有没有在看别的机会”，大家都没吭声，区长宣布，“有桩失败了”。他转述戴威的话，“马上就入冬了，有桩做了一段时间也没有起色，就直接砍掉算了。”城市经理们没说什么会议就散了，前后持续了十几分钟。小黄车退场
ofo就地报废，废品厂报价25元一辆，合同签好后，整车整车的拉走，然后拆卸成一个又一个零件，而ofo投放时，每辆车的成本是260元。ofo靠共享单车起死回生已经彻底无望，戴威也放弃了。2019年10月，王刚收到区长的通知，“有桩失败了，公司就不做共享单车了，但是资产要清算一下，车子需要变现，不能扔掉”。ofo发给城市经理一个小程序的链接，上面可以显示小黄车的分布图，王刚和他的兄弟们一起，挨着一个点一点排查，数清楚还能找回多少辆车，统一报给总部，做一个备案。盘点库存后，总部指示王刚在当地找报废厂来竞标，他找了5家报废厂。竞标的过程很简单，报废厂在指定的时间内，将报价发到ofo总部的邮箱，价高者得。最终，一家报废厂以每辆车25元的价格成交，而ofo每辆的造价约为260元，报废回收的钱，不到成本的十分之一。
处理报废程序时，总部要给王刚来回寄合同，可以中通寄件，如果要得特别急，需要顺丰，那就要到付。早在2019年春天，王刚手下的两个员工离职，提交申请后，总部寄来的离职证明都需要到付，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王刚默默付了钱，没有告诉员工。司庆前，王刚所在的城市已只剩他一人。很快，裁员也波及至他。12月初，王刚巡视报废厂收车的时候，接到北京战区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说“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待在公司，拿半薪；二是离职，补偿半个月工资。”王刚想了想，找到工作不是那么容易，不然先拿着工资。过了没几天，总部人事给他打电话说，第一个选择没有了，只能补偿半个月工资，且12月15之前，必须提交离职申请。在钉钉上提交了离职申请，审批只走到区长一级，就没有往下走，往常至少还要经过四五个人审批，直到被踢出东峡大通群那天，王刚的离职审批仍旧停在第二级，他也没有走完离职手续，更没有离职证明。在ofo起家的北京，小黄车也在执行就地报废政策。2020年1月，李海强是ofo海淀区最后一个离职的人，在那之前，他根据总部的指使，将区内的小黄车全部回收，送到顺义的一个仓库后，他再也联系不上公司。在北京顺义古城701乡道上，有一个仓库，占地4万平方米，ofo拥有其中的300平米，是小黄车的维修点。仓库原来是一处违规建筑，疫情来临前，被政府责令拆除，ofo曾经的落脚点，现在是一片废墟。周边的店主回忆，年前的一天，几辆十几米长的货车，拉着垒起一人高的小黄车，不知道运到哪里去了。清盘大撤退
ofo的办公室越搬越小，越搬越偏，最后干脆转为线上办公，戴威亦从公司主体中退出，种种迹象都在显示，ofo正在做最后的清场。小黄车消失的时候，ofo总部也消失了，连自己人也找不到。2019年12月初，王刚通过钉钉联系总部的财务人员，沟通报销的问题，发现消息无法送达，他才意识到“财务也离职了”。到今天，王刚再回看钉钉，没有人还在东峡大通（ofo的主体运营公司）名下，“我认识的人，都离职了。”ofo被人熟知的最后一个办公室在酒仙桥的wework，有媒体曾报道ofo租下wework的第14层办公室。2020年6月30日，豹变探访wework，发现这里门禁森严，进出办公室和大楼，均需要刷两次门禁卡，14层没能看到ofo的踪影。wework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豹变，“ofo原来不在14层，在其他楼层，不过2019年末已经搬走了”。一位2019年底离职的ofo员工告诉豹变，在离职前有些合同会寄到旷怡大厦，他猜测搬出wework后，ofo的落脚点在旷怡大厦。在这座办公楼里，最小的租赁面积是188平方米，最多容纳25人办公。ofo租下了其中一间，租金在每月三万左右。目前，这间办公室正在对外招租，中介向豹变透露，上一个租户在年底就退租了。王刚怎么也想不到，ofo会是今天这样的结局。2017年秋天，他第一次走进ofo总部——理想国际大厦，中关村的标志性建筑，这里曾走出新浪、百度、优酷、豆瓣等一批明星企业，而今ofo明黄色的logo立在大楼的顶端，异常耀眼。“大厦周边满地都是小黄车，一排一排的，穿着ofo黄马甲的运营人员正在从三轮车上，一辆一辆往下搬”，进入大楼，王刚觉得太震撼了，满眼都是ofo的元素，“感觉整个理想国际大厦都是ofo的”。那是ofo的巅峰时刻，半年之内拿下76亿元融资，公司急速扩张，戴威在理想国际大厦陆续租下10层、11层、15层和20层，每一层的月租金不低于200万元。在理想国际大厦，ofo的会议室以全球的地点命名，除了国内城市北京、上海、天津，还有纽约、圣何塞、乌斯怀亚——世界最南端的小城，以此彰显ofo “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的愿景。
ofo的最后一个办公室里，已经见不到任何ofo的标志，没有ofo“让骑行更轻松”的slogan，没有奋进的丘吉尔画像，甚至连ofo的标牌都不敢放。王刚跟前同事聊天得知，“ofo已经没有办公室了，剩下的员工实行线上办公。”办公室由线下转为线上，戴威亦在做最后的清退。2020年1月初，ofo的主体公司，北京拜克洛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戴威退出，从未露面的朱爱莲接任。豹变探访ofo的另一个重要主体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其注册地在2019年更改为首科大厦。大厦的工作人员告诉豹变，“ofo已经搬走了”。6月22日，北京市工商局将东峡大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理由是无法联系到经营者。在海淀区安宁东路的一处孵化器公司内，原来的小黄车公司，已经更名为立方灵动（北京）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这里同样大门紧锁。2020年1月2日，供应商张师瑜第七次北上，想找到ofo要回80万的债务，但在互联网金融中心的总部已经人去楼空，第二日，张师瑜前往海淀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种种迹象都显示，ofo正在做最后的清场工作，准备彻底退出市场。离职4个月后，王刚开始投递简历，但因为ofo的履历，他发现匹配度较高的岗位得不到回应，在经过几轮成功的面试，总是被告知，“不是那么合适。”有面试官在面试时，直问他在ofo的经历，也有人旁敲侧击，但王刚感觉到，话题不离ofo。王刚感到痛苦，“大多时候想把ofo的经历删掉。戴威的坚定盟友于信开始自己创业，5月份刚拿到百万风投。豹变联系上ofo国内运营事业部总经理的周伟国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还要写吗？（ofo）都过去了。”结语
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ofo提出的共享单车模式是全球首创，并且是为数不多成功推广到海外的“中国原创商业模式”。让全世界爱上骑行，共享单车无疑是公益与商业的最佳结合体。ofo一诞生就戴上商业明星的光环，迅速被资本热捧，戴威在资本与控制权方面没能做出取舍和平衡，以至于投资人迅速撤离，ofo就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周航与戴威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周航在2010年创办易道，属于互联网打车行业的先驱，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因为没处理好与资本的关系，逐渐掉队并离开舞台中央。周航后来写了一本书：《重新理解创业》，他这样谈论失败：“回溯科技史，我们发现推动行业发展的产品，并不全部都是成功的，失败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正是那些失败的产品成为革新的养料——失败的尝试也是历史中群星闪耀的时刻。这样一看，所谓的失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是失败对于我们全社会的价值。如果一个社会还在耻于谈论失败、害怕失败、排斥失败，只崇尚成功的话，我们不太可能有探索意义上的创新。所以，如果你希望这是一个创新的国度，一个创新的社会，那么我们必然需要重新定义失败，重新理解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