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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我的两眼睁开却充满委屈

空间作者 二湘的九维空间 2020-08-18
来自专辑
应帆专栏


题图来自网络虽然我再不能轻易认同“一无所有”的表白,但是我知道在精神领域的某一处,我们有时候与其说是一无所有,倒不如说是怕一无所有。

纽约观崔记

文/应帆

不知不觉,在这山头小镇上又蜗居了近九个月了。心里的寂寞和渴望如草疯长,有个声音不停地对我说:到远方去,到远方去,风景在远方。晓浚在中国学生学者的邮件列表上拉人去纽约看崔健演唱会,我立刻给他回了伊妹儿,然后跟朋友在信里说我要逃离这个山头去纽约去看崔健了。朋友说她从来就不喜欢崔健和他的摇滚歌曲——我说我也并不是特别感冒,我要做的只是从自己百日一律的生活中做一次逃脱。第二天下午就跟晓浚和美国老妇人邦妮上路了。

 

8月14日下午,先在中国城里一个名叫“剪发廊”的剪发廊看那头发染成苍黄的年轻男子给晓浚理发,然后到华胜楼点了鸡鱼螃蟹和豆腐大快剁颐,慰劳自己那跟中国菜小别胜新婚的中国胃。已经快十点了,外面隐约飘着细细的小雨,我们在肮脏的街道上穿行,往Bowery ballroom去,去看崔健的摇滚演唱会。

 

Bowery ballroom,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舞厅在中国城的边缘,过去是极乱的一个社区,人们开车都往往绕道而行。

 

剪发廊的主人告诉我们说:现在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不但很安全,而且成了一个类似于音乐中心的地方。

 

到舞厅是十点钟,崔健的演唱会十点半开始。我们剪票进去,地下室里转着一群一伙的人,一个卖饮料的柜台,四壁有沙发小几围成雅座的样子,倒很象国内一般的小舞厅。先以为崔健在这里演出,那距离可真够近的。后来才知道崔健在一楼演出,观众席位也主要在一楼二楼。


转上一楼,已经有几百号人挤在那里,前面是放着架子鼓等乐器的舞台;再上二楼,两边狭长的空间里放了几张桌子,正后方是调音台。我们乱转,倒又看见另外几个也从康奈尔来的中国学生,彼此都还是一面两面之交,一时厮认了,我正好把包从肩上卸下来放在他们的椅子上。二楼狭窄而拥挤,晓浚和邦妮就又下楼去寻找更合适的观看地方,我却留在了上面。


已经快十点半了,舞厅里放着些不相关的音乐,人群里不时发出一两声的吼叫:崔健!崔健!舞台上开始有人影出没,每一个人影出现,大家都以为是崔健,喊他的名字,然后发现搞错了对象。舞台上有了四五个人的时候,台下喊“崔健”的人声多了起来高了起来,我问身边学希伯莱语的中国学生哪个是崔健,他指给我看:崔健穿着红花的衬衫,里面是白色的T恤,下身是灰黑的短裤,白袜子和远看有点脏的运动鞋。


崔健低着头调他的吉它,因此我看见他略微显秃的头顶,额前有些头发挂着,——发型有些好玩好笑。台上另外站了四个人,崔健右边前头的戴着皮质的鸭舌帽,戴眼镜,穿红色T恤,身边的乐器盒里放着唢呐,萨克斯风,长笛和洞箫等等,后来知道他是刘元,也是崔健多年的搭档了。打鼓的那个好象是叫贝贝,比崔健略略高些,因为后来他常走到前台来做音乐里说唱的部分。贝贝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长裤,发型看去也最平实,一如他后来的说唱:

 

他低着头,双手握着话筒,握得很靠前,专心地说着吼着,仿佛一个逃避人群的小孩自言自语,有点可笑更有点可爱的憨厚执着。

 

崔健的左边,一个是爱迪,主音吉它手,扎辫蓄须,大花的红底洋稠裤子,白色的T恤;另一个是张岭,贝斯手,反戴着一顶旅游帽,也是简单的T恤短裤,远看很壮实,唱“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一段长长的前奏主要是他完成的。

 

崔健挎着吉它,用英语说了些开场白,大约也问了“吃了没有”的套话,又用英语解释第一首演唱曲目的意思,说了一句“All is shit”,有笑声跟着他的笑声起来。音乐起来,崔健说:

 

我的两眼睁开却充满委屈

看着你的样子我心中更感到压抑

我想唱一首歌宽容这儿的一切

可是我的嗓子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看崔健咬牙切齿眼睛不眨满脸悲愤地在话筒前用他那有些沙哑的声音说唱,倒觉得他的面孔声音是为摇滚这样音乐而生的一般。唱完了“宽容”,崔健开始第二首歌“飞了”,全场气氛更为热烈,崔健在台上唱,台下的观众们就不停地挥舞手臂应和“飞了”“飞了”。底下崔健问大家“过得怎么样”,于是大家跟彩排好的般一起回道:“凑合!”


这大概是崔健重点准备的歌曲,而且一心要以此来和观众达到最大程度的“沟通”。一开始,崔健说:熟人见面,人家问我过得怎么样?说太好怕人家嫉妒,说坏怕人家瞧不起,因此只能说“凑合”;撒泡尿照照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凑合!唱的过程中,崔健和观众不停地问答:纽约怎么样?凑合!工作怎么样?凑合!生活怎么样?凑合!……甚至到最后崔健说了一句“我们唱得怎么样?”大家责无旁贷地回答“凑合!”

 

崔健,图片来自网络

半小时过去,崔健唱了五首歌,场上气氛已经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人们需要一个小小的缓冲期了。我们前面有个录像的美国女人,音乐会开始前她跟我们闲聊说:她是受雇佣来录像的,每小时十美元,但她根本不知道崔健是谁他的歌是什么风格——这时候,她却一面跟音乐舞动着,一面不时跟我们翘起大拇指道:


He is great! 

 

唱完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用英文解释第七首歌“寂寞象一团烈火”,他说“Lonely Like a Fire”,我觉得他解的并不贴切,首先“一团”和“烈”的意思没表达出来,其次我以为原意应该是“Loneliness is like a fire”,而不是“(某人)Lonely Like a Fire”。第八首是“另外的空间”,第九首是“红旗下的蛋”,记得自己四五年前第一回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直迷惑于这个“下”字应该解成动词还是应该解释为介词,而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把这疑问留给听众。但是看英文的歌名,却明显解作介词“下”了,我明白了含义,却隐隐觉得有些儿失望。第十首歌是“缓冲”,没听出什么来,只知道英文标题“buffer”是很熟悉的计算机术语。

 

这时候场上的气氛不如前面热烈,我也四处张望,我们边上新来一对中年夫妇,举着相机对着舞台照相。廊台的最前方,熟人的老婆双臂一直不停地运动着,脑袋也小鸡啄食般一刻不停地摆动,事实上这个女子整场演唱会就一直没有停止她电子机械装置式的舞动,那份陶醉和狂热和她有些纤弱单薄的身影结合在一起,倒确让我侧目。楼下的人群也是前面的人更为激动张狂,手臂成林,摆动时更象海底浪动的一丛丛水草。对面的廊座上则能隔着铁栏杆看见一双双不安分地抖动着的腿。

 

再注目舞台,崔健已经蒙上了那红布条,音乐依然震耳,崔健唱“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我一边随着节拍抽筋,一边看舞台。这回的灯光很有意思,静静地在墙上变换着:有时是一团散光,恰如眼睛被蒙住是眼前的种种飘浮的色块,有时是两只鲜红的鸡蛋图案,有时是大大小小的红五角星,也有时是跟歌曲联系不上编织品的纹路,或者红蓝白绿的各色旗帜,倒大饱了一回眼福。


甩掉红布条,崔健才开始了“时代的晚上”,里面有一句“是不是我越软弱我就越象你的情人”,好象王朔和崔健这两类文化形式终于有了一个交叉点的意思,倒琢磨了一会儿。然后崔健说底下一首歌十四年前开始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一无所有,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崔健的歌曲,并不是很重的摇滚味道,就象我喜欢的张楚的那首“姐姐”。


十一年前,我们中学举办艺术周的时候,年轻的刚大学毕业的班主任在课间教我们唱这首歌,不经事的我们也以为找到了自己心声的代表人。虽然我再不能轻易认同“一无所有”的表白,但是我知道在精神领域的某一处,我们有时候与其说是一无所有,倒不如说是怕一无所有。


长长的前奏音乐,把我们的心思拽回那些过去的日子,探向心中那些容易感动的柔软的角落,崔健唱了个有些走调的头,观众们就已经跟着唱了起来,手臂摆动,人体舞动,灯光摇动,音乐震动,满心感动,观众和乐队共唱了这一曲“一无所有”:莫非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噢……你这就跟我走……

 

十四首歌是“超越那一天”,我想是有关香港回归的主题,但是把大陆比作母亲可以理解,把香港比作妹妹就有些不伦不类,而他反复解释吟唱的我妹情感,又不时喊“左边唱,右边唱,楼上唱,楼下唱”以便和观众融合的那几句“度过那一天,度过那一天/默默的伤感的度过那一天/超越那一天,超越那一天/轻松的简单的超越那一天”也是不伦不类的感叹,崔健这时甚至跳了舞——比一般的扭动幅度大一些。唱完了“不是我不明白”,崔健和乐队下台了,台下的观众们却没有人离开,大家握嘴喊着“崔健”,喊着“花房姑娘”,等待乐队的重回舞台。

 

我那时候已经下到一楼,跟晓浚和邦妮汇合在一起。已近六十岁的老妇人说她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参加摇滚音乐会,又说虽然她不能听懂全部但是觉得崔健很“棒”,我们跟她解释其实我们也听不懂全部歌词。看她不停地挥舞手臂原地小幅度地舞动,心里却是别样的感受。边上也有一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大多是中国男女的女男朋友,也有一些大概是在舞厅跳舞而后进来的。楼上楼下大约共有六七百号人,几达水泄不通的境地。

 

崔健隔了几分钟,到底和乐队重新出台。他脱了外面的红花衬衫,我倒可以理解他的疲累,一气唱了两个多小时十五首歌,许是演唱会的代价。这回崔健和一个光头的像是ABC的歌手一起唱了“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台下再次恢复了那种狂热激动,甚而胜于先前。唱完了,观众们继续喊“花房姑娘”,崔健有些沙哑地笑道:花房姑娘成花房老太太,观众顿时喊“我们爱花房老太太”。


磨蹭了一会儿,几个美国人上台。一个男子说:我用中文为大家演唱南泥湾,不是每个音节都清楚,希望大家一起唱,以便纠正我可能的错误;希望将来我们的地球能够世界大同,我们全部生活在一个象南泥湾这样的唯一国度里……


这席话让我想起我们本科班级一度有人提议要把崔健的“假行僧”当作班歌,还有人在中央公园演出时跟边上美国人瞎讲南泥湾是我们中国国歌,看这老外歌手的架势,更有要把“南泥湾”变成国际歌的意思了。那老外在崔健乐队和观众的唱和下,倒也把个“南泥湾”唱得周周全全。最后一“枪”是观众们一喊再喊的“花房姑娘”,最后一句是崔健用了多次的套话:我感觉我已经离不开你——纽约!

 

然而崔健到底要离开纽约,我们也到底要离开纽约,离开崔健的演唱会,回到自己的每日生活里去。那夜,我们后来步行去世贸大厦的地铁入口,路上停下来吃甜点,那条街因为什么缘故只有行人没有汽车,让我想起昨年跟家人在上海从南京路走到外滩去的情形。天色欲雨欲晴,我们边吃边聊,耳膜因为两个多小时的摇滚享受,竟隔了些时候才慢慢正常的样子。

 

回到这个山头上,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倒看了好几篇有关崔健演唱会的文章。有说崔健英文不合时宜的,有说崔健老了的,当然也有说听歌时泪流满面的,这些感觉却一律离我那样遥远──也许是因为毕竟我和他有着十年多的年龄差距。倒是跟晓浚说的一句“值二十五美元!”是发自内心的评价。再看崔健的“当了父亲,但我很年轻”,倒有些实在话,觉得崔健毕竟不是肤浅的流行歌手。他说的“听音乐,一定要去现场”,我也深表赞同。听CD听磁带,我从来就没有一次完整听完崔健某张专辑的经验,可是听他的演唱会,却有一点点“意犹未尽”的意思了。

 

不翻自己的周记,也难得想起崔健纽约演唱会的种种细节,崔健毕竟离我很遥远。然而他那几首出名的歌曲,那些有诗意洋溢的句子,相信不仅仅是在我一个人的生活里留下了长久的回响和感应。也许,下回买菜时,室友在车里放崔健的歌曲时,我们飞驰在异乡的高速公路上,能够感觉崔健又一次在我们耳边,甚至永不会远去。


本文作于1998年8月23日

~the end~

作者简介:

应帆:江苏淮安人,现居美国纽约。文字散见于《青年作家》《鸭绿江》《诗刊》《世界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网刊《新语丝》等处。另著有长篇小说《有女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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