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饿成了“根号2”

题图来自电影《1942》由作者提供

我在这年头比别人多看了几十本书。既省饭钱又增知识，那个快乐，是饱食终日的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那一年饿成了“根号2”

文/南山居士、小草

凡遇庚子年都流年不利，2020庚子年也注定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年初全球就出现了大面积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从非洲蔓延到中东、南亚、印度等地，蝗虫飞过草木不生。

今年春夏我国长江流域又遇特大洪涝灾害，据水利部消息截止2020年6月22日：全国16省区198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受灾人数3020万人次；受灾农作物2667千公顷；截止2020年7月9日直接损失617.9亿元。多地大水漫到了二层楼以上，这对夏收作物绝对是灭顶之灾。

我国是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粮食需求量大，一部分由本国生产供给，另一部分大量从国外进口。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封城、封镇、封村已耽误春耕，再加上洪涝灾害粮食短缺已成严重威胁人民生活的重大隐患。因此近日电视上增加播放了节约粮食的公益广告，对粮食平头百姓都有着深刻的记忆，谁敢浪费？

只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人，人人都能清晰地记得离我们最近的上一个庚子年六十年前，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被称为（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那个饿死过千千万万生灵的不堪回首的时代。据统计共有37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

图片来自电影《1942》

殊不知，在此前的1954年，也曾发生过一起很类似的大饥馑的年代。由于那时还未成立人民公社，还未经历过大炼钢铁，还没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体人民吃大食堂，还没有把各家各户的粮食收缴到队里，所以那一年造成的饥荒没有三年自然灾害那么惨烈，也因为是江南水乡，所以没有饿死人。

54年的那一场饥荒范围也很广，因为有了后面更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许多人也就把54年的饥荒给淡忘了。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大家在三年大饥荒前的1954年也发生过一次人为因素造成的饥荒。

我的老师出生在江苏省松江专区，此后划归上海市嘉定县丁家村，村庄四面临水，绿树环抱，是一个鱼米之乡。以下是我的老师讲述的他的亲身经历：

1954年上半年，我读初一下。国家开始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就是：你农民生产的作物，主要是粮食作物，必须由国家说多少价就是多少价统一收购，农民不得自由买卖。这有点像苏维埃俄罗斯联邦成立初期由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余粮收集制”。

当时，苏维埃政府大规模组织武装征粮队，拿了枪，到乡下把农民家的粮食，连必需的口粮、饲料粮和种子粮一概予以征收，引起了农民极大的不满（材料来源：上海市高中课本2008年版《历史》）。当时，只知道村上干部们把各家各户的产量向上级报高了很多很多。真实的产量与干部所报相差很远，按产量的百分比被统购后，口粮就所剩无几。

图片来自网络

大家只能想办法省着吃，一大口锅里放满水再放一把米，糊弄着就算一餐。我不知道吃了这样的一“餐”之后马上就下田的农人是如何捱过这半天的，我只有我自己的感觉：还没走到学校就饿了。

胃空逼人。村上有聪明的小伙子想出了好办法：到上海市中心去买豆渣。他们骑上自行车，长途跋涉，到市内的豆腐作坊挨家挨户收集。这豆渣，对豆腐店的老板来说是个累赘，要每天雇人去倒到指定的地方；有门道的会与乡下养猪人联系好，乡下每天派人来市区运回去喂猪，老板与农民“双赢”。所以，到没有门道的店里去收，不但不要钱，人家还要感谢。

小伙子们十分仗义，运回后匀分给各户，收取许些脚力钱。但怎么吃呢？总不见得像猪食一样烧法，因为我们是人。是时，地里没长可吃的东西，只有韭菜长势喜人，而且它生命力特别旺盛，刚割去，几天就长出来了。难怪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前有首民谣说了：“头如鸡，割复鸣：发如韭，割复生”。

把韭菜与豆渣和在一起，放在烧热的铁锅上烘，类似现在年轻人热衷的价格不菲的烧烤，虽然一滴油都没有，第一口咬上去却其香无比。但第二口就不行了，这东西实在没法下咽，必须喝一口水再吃一块渣，即便如此，仍噎得差点透不过气来。

我的麻烦也大。以前，中饭在店里或是自己带到学校，现在，这清汤寡水的粥或第二口就无法下咽的猪食怎能带到学校？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干脆每天省去一餐中饭。几十年间，为国家、为民族不知节省了多少粮食。有人说：“手中有粮，遇事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我这正中他下怀。

我们几个从农村来就读的孩子每逢吃中饭就不知躲往何处。坐在教室里吧，看着人家吃，总觉得不好意思；去镇上兜一圈吧，那诱人的大饼油条脆麻花会使人更饿（因为农人没有钱）。只能乖乖地到校园的绿化地看书。哎，这倒让我在这年头比别人多看了几十本书。既省饭钱又增知识，那个快乐，是饱食终日的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三字经》中说古人有“头悬梁，锥刺股，如囊萤，如映雪，如负薪，如挂角”地读书的动人故事，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住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不稀奇，我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必先饿其……空乏其身”，境界比其高出万丈。

真不巧，那天我下课时走慢了一步，被副班主任范韶芝先生撞见。她问我：“你怎么吃得这么快？这样对身体不好，要细嚼慢咽哦！”“我……”，她以为我已经吃过了，我只得语无伦次。“他从来不在学校里吃饭！”同学检举揭发。范先生听了，立即要我跟她走。

范先生是我们的音乐老师，高挑的个子，匀称的身材，得体的衣着，一口市区的吴侬软语，是正宗的上海人。音乐专业毕业后来这个小地方，教育的对象大都是如我这个样子的、没见过世面的、不讨城里人喜欢的牛仔。音乐教室里连钢琴都没有，只有一架脚踏的风琴。但她开朗大方，对“小放牛”对“洋娃娃”一视同仁。大家都喜欢她的音乐课。 

图片来自电影《1942》

我怯生生地跟着范先生走进她的寝室。她教育我，家长赚钱也不容易，到店里吃花费大，以后还是自己带饭来吃的好。这时，我的泪水情不自禁涌出，把因由和盘托来。她听完我的叙述，竟然也落下了泪。

“你不能没有饭吃！”还好是在1954年，如果再推迟三年，那这句话简直会要了范先生的命——怎么教师也会相信“没饭吃”？十足的右派分子的言论。说着，打开了她的饼干听，露出了诱人的“梳打”（是饼干听上印着的，不然我怎懂）。她强迫我吃，我既不好意思却又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块，赶快逃走。

当时，上海市区内还没有给每户实行粮食定量，所以我趁两天校运动会，撒个慌说母亲有恙（母亲总是倒霉），请了三天假，尝试着到上海去弄点什么能果腹的。到了上海，每天早晨去排队买切面，买好后就把它盘成一圈圈晾干，几天后居然有了一洋面袋。

上海有关方面为防止粮食外流，在出市区的要道口设卡堵截——在三林塘，在龙华，在程家桥，在北新泾，在杨家桥，在张庙，在吴淞。我必走的沪太路的关卡则设在大场以南的余庆桥。

我背着面袋，心动过速般地向关卡走去。马上到了，没收了怎么办？这世上好心人有时候真多，一位老者看我楞头楞脑的模样，问明缘由，示意我先到旁边的黄瓜棚暂躲。躲进瓜棚，我不禁仰天长啸：“天哪，这到底是哪一桩啊！”

天色渐暗，远眺桥那边已经撤卡。壮着胆，蹑手蹑脚地过了桥，渐渐地挺直腰，不久，又神气起来了。路经大场飞机场时，天全暗了。碰到几个在机场外巡逻的大兵，问我：“你这孩子，怎一人走夜路？”我谎称刚刚走错路了，没赶上末班车。他们以军人的身份帮我拦过路的大卡车。至此，我就不必像小偷了。

到得家里，第一桩大事就是下面条。一碗清澈见底的盐开水，放进洁白的面条，再撒些葱花，什么北京炸酱面，什么兰州拉面，什么四川麻辣面，什么山西刀削面，什么云南过桥米线，什么昆山奥灶面，什么陕西Biangbiang面，都浑浊不堪，只有我这面：一清二白。

我面如我心。心似明镜，心若止水，清澈见底，磊落真诚。

真饿伤了，营养不良则发育必定迟钝。初中毕业体格检查，才知道我的身高是1.42米，还好，比“根号2”的值（1.414）还多出了0.06米呢！

人弱被人欺。接到嘉定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我和我的同桌，两个小不点儿一起步行二十多里路去报到。一中好气派啊，进门就是一个大花园。花园前面的小黑板上写着：“新生报到：初中左拐，高中右拐”。

图片来自网络

右拐是到和平楼，左拐是到解放楼。我俩当然右拐，但被拦住，说我们这么矮小的人肯定是初一新生，应该左拐。争执半天，双方都忘了一个直接的证据——录取通知书。当然，最后，学校的老师说，你们就右拐吧。

这个故事它告诉了我们那年月造成饥荒的原因与收成无关，而是与那些基层干部虚报产量有关，这也是六十年前造成全国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这个故事就像是一场预演。当然，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节约粮食也早已深入骨髓，那种造成大饥荒虚报产量的浮夸风再也不会上演了。

~the end~

作者简介：

南山居士：丁良才，出生上海嘉定曹王乡丁家村。1964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执高中教鞭四十五年，高级教师和大学客座教授，现居纽约。

周毓龙，笔名“小草”，祖籍湖南长沙，出生上海的50后。退休财务工作者，文学爱好者，喜爱阅读，书法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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