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亲，眼泪永远都是流在故事的结尾
我的双亲
文/杨进涛
一晃母亲离开人世已经36年了，父亲也走了28年。
母亲离开人世的时候大哥结婚不到两年，二哥还是懵懂少年，我那年12岁。
母亲病了很久，后来才确诊为癌症。母亲从发病到离开人世都是父亲在护理。
很小的时候我就隐约知道，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自己也说过，因为成分的原因，受了不少苦，吃了不少亏。并告诉我，他求学的经历非常艰辛。
父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四类分子”的划分，父亲这一代人有着深刻记忆。“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父亲的兄弟姐妹被划分为地主分子。
当时，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以后，政治身份就是阶级敌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要剥夺公民权的，还要接受管制或者改造。尤其是接受教育权的剥夺，使父亲这一代人入学十分困难。父亲能够坚持走求学的路，自然受了很多委屈。直到我读小学时，如果要填成分，父亲都是填“贫农”，可想而知，“四类分子”的划分是足以让人刻苦铭心的恐惧。后来听一些老人说，那时，“四类分子”都会千方百计地争取摘帽，甚至泯灭良心。回想起来，父亲把我的成分填“贫农”，应该就是父亲备尝艰难后的畏惧。父亲也经历过大饥荒，算是命运多舛的一生。
一九五五年父亲毕业于省属农业学校。从学成毕业到生命的尽头父亲仅仅度过了四十年的时间。这四十年，父亲一直在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工作，并取得了成就。
父亲一生以发展生漆为主，曾多次获得国家、省（部）及州、县的奖励。
在工作中，父亲坚持理论研究，曾在国家、省部级专业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参与编写了由全国供销合作社主编的《漆树与生漆》一书，个人著有《坝漆》一书。
因为工作的努力，一九八三年，父亲被推荐为湖北省鄂西州首届政协委员，在当时，他已是为数不多的高级农艺师。
我们三兄弟都怕父亲，管教也特别的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父亲还是很有亲和力的。所谓的严，无非希望我们都有好的生活习惯。
父亲的规矩特别多，比如：不准顶嘴，不管对错；碗里的饭必须吃干净；夹菜不准选；吃饭不能有声音等等。印象特别深的是，家里如果去了客人，我们小孩是不能上桌吃饭的，不仅我们如此，母亲也如此。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的前十年一直在我母亲的娘家居住。因为舅舅的性格特别好强，导致关系很不融洽。不得已，父母才搬回父亲的老家。那时大哥已经记事，二哥也能走路了，三兄弟只有我出生在祖籍地。
最初，母亲和我们都生活在农村，父亲因为工作在县城，所以，很少回家。每次父亲回家我们即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父亲会带水果糖回家，那时的水果糖很珍贵。
我们家当时叫“半边户”，什么叫半边户？就是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在农村。那时的半边户多数是男的在外面工作，所以，多数半边户又是缺粮户。什么是缺粮户？就是用自己所得的工分在集体分配到手的粮食不够吃。怎么办？要么找生产队借，要么用钱补。那年代钱是很少的，所以只有找生产队借。印象中，生产队队长很有权，他说借就借，他说不借谁也不敢借。我们家一直都是缺粮户，应该没少得到队长的关照，庆幸的是父亲在外面工作，多少有点面子，不然借粮食可能也有困难。
母亲的布鞋做得很合脚。母亲健在的时候我们基本不买鞋子，都是穿母亲一针一线做的布鞋。母亲白天办庄稼，晚上做布鞋，在我的记忆里，这一规律，母亲从未改变。
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的老家就落实了包产到户。
母亲是一个特别好强的人，生怕自己的庄稼比别人差，每天起早贪黑，特别能吃苦。记得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我家就收了二十四挑湿谷子，当时可高兴了，还养了一头大肥猪。
其实在包产到户以前，我们家也养猪，不同的是年关宰杀的时候不像现在这么简单自己找人杀，而是由专门的屠宰人员杀。因为，那个年代是要给食品站缴一半猪肉的。
关系社会一直存在，那时，如果与食品站的工作人员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就上缴饿边，否则就要上缴饱边。饱边、饿边的区别，就是屠夫在背脊开边的时候，不从中间开，而是偏向一边，这样饱边就要多几斤肉，那么，少的那边就是饿边，多的那边就是饱边。当时，老家食品站有个工作人员和母亲一样姓，我们一直喊他舅舅，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所以，我们每年都是饿边上缴食品站。真得感谢舅舅，毕竟在那个年代吃肉是非常奢侈的。
我小时候很讨人嫌，身体也不好，身体不好到一点冷水都不能碰，碰了绝对发高烧，并且几天不退。我在七岁以前经常输液，那时叫打吊针。那年代输液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只有大病或者重病才输液。其实，在当时使用肌肉注射的人都是很少的。一般的病医生最多开点安乃近，ABC之类的药就完事。
我记得我用药最多的是青霉素和链霉素，医生说这药用多了容易耳聋，还可导致反应迟钝。父母因此特别担心，本身物质就匮乏，还常常给我开小灶。
小时候的我很喜欢和别人说话，父母极少阻止。不知道是不是父母害怕我耳聋和担心因为听力的障碍导致反应迟钝，从而用这种方式对我进行刻意的训练？我不确定有，但我不排除无。
其实，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甚至几天不退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半夜发病，而且只要发高烧就昏迷不醒。在那通信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年代，父亲和母亲受尽了折磨。
那时的乡医院医疗水平也是有限的。乡医院对我的病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使半夜去乡医院也只是图个安慰而已。
父亲很少在家，半夜去乡医院一般都是大哥陪母亲去。大哥说，母亲有很多次都是抱着我坐在医院的梯步上等天亮。因为要等天亮邮局开门后才能给父亲打电话。
告知父亲后，去县医院还要等班车，那时，一天只有两班。我们老家距县城三十多公里，班车要开一个半小时。所以，不管多重的病，到县医院也得中午。庆幸的是，那时乡卫生院有个魏医生我们很熟，只要我去医院，魏医生在家，就是半夜他也会起来坐诊，当然，这与父亲在外面工作有关。别说，那时的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很有脸面的。这一生，我虽然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魏医生，但我一直对他记忆犹新，并深表感谢。
父亲的工作性质需要经常下乡，一般我病重了母亲都会给父亲的单位打电话，由单位再转告父亲。我在想，如果那时母亲有十块钱，可能就不会给父亲打电话，以免影响父亲的工作。其实，打电话的主要原因，就是告诉父亲准备钱给我看病。大哥说，在一个冬季，我病重进城后，由于交通不方便，父亲比我们后到，母亲抱着我和大哥就在医院门口等父亲，当他们看见父亲在货车的车厢里站着，头发都已结冰，下车都没有知觉时，大哥说，他们哭了。是啊！为了我的存在，父母付出了太多！可惜，苍天没有给我报答双亲的机会。
没过几年，国家出了一个政策，就是像父亲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给家属农转非。就这样，我们除了大哥超龄以外，其余都变成了非农业户口。后来，我和二哥进城读书了，母亲也安排了工作。
母亲只工作了两年，就检查出了癌症。母亲的病显然来得早了一些，从检查到离开她的亲人仅仅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母亲走那年，我刚好读初中，当二哥去学校接我回家时，至今记得我并不悲伤。走进家门，即使看见眼前被白布遮挡着的母亲，也只有对鬼神的畏惧，一点也没有往后缺失母亲的担忧和痛楚。现在想起那时的自己，是不能用年少无知来解释的，而是真正的冥顽不灵。如今，我为当时年少无知的自己痛心疾首。
一个完整的家，因为母亲的病故变得支离破碎。一段时间父亲很烦躁，脾气特凶。后来父亲在别人的劝说下，决定续弦。
我不想评论最初的继母，因为与人真诚的人从不计较委屈，与人虚假的人心里只有自私。只是觉得，继母好一点无非我们生活快乐一点，即使不好，无非也只是让我们看淡了一些事情，学会了保护自己。
她借着父亲的资历，得到了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以后，离开了父亲。在当时，拥有一个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是让人羡慕的。父亲非常后悔，因此埋下了病根。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善待，我认为是对生命的尊重。
因为家庭的经历和不幸，让后来的我特别小心谨慎，并坚持换位思考，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坎坷，或许是善意的，让你失去一些，自然也会让你得到一些。
父亲第一次续弦是失败的，在这里我很感谢我后来的继母。她一直陪着父亲走到生命的尽头，并对父亲精心呵护。真的，非常感谢。
父亲和后来的继母仅仅生活了八个月时间就确诊为癌症。原本以为父亲可以过上几年家庭温馨的好日子，可，事与愿违。这应该是父亲和我们共同的遗憾。
父亲在弥留之际，继母说一直喊着我的名字。那时的联系方式和当年母亲联系父亲的方式一样，个人是没有通信设备的，不同的是每个单位都有了电话，不用再去邮局。
我是父亲离开人世的头一天上午接到继母告知父亲病危的电话。接到电话我刚从湖南回到单位所在地，当时的交通条件虽然与七十年代有所改变，但是，要想用最短的时间赶到二百多公里以外的州城医院，显然是可望不可即的事。当时，公路还是没有硬化的土路，除了跑不快的班车别无选择。急，无济于事。
我赶到父亲身边的时候已是黄昏。病床上瘦骨嶙峋的父亲因为我的前往，可以看出父亲踏实了很多。一会要打针，一会要喝水，一会要上厕所，视乎他是有意留给我对他最后尽孝的机会，当然，我是很乐意的。
癌症间歇性的剧烈疼痛足以让人对死亡都不畏惧。所以，多数癌症病人最后都得靠注射杜冷丁或类似的药止痛。那天，父亲很痛，我给父亲打针，当我推药时发现药水往另一个针眼冒出时，我再也掩饰不住父亲被病痛折磨的悲伤，坐在病床边，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没一会，父亲要喝水。当我俯身扶他时，几乎不能言语的父亲，看着我艰难地摇着头，意思是他动不了。我一时想不到办法让父亲喝水，心痛中，也只有无奈地看着病床上骨瘦如柴的父亲，这时，我看见父亲的手在微微地移动，并用手指着输液管，眼睛也看着输液管。原来，父亲是在告诉我他用输液管吸。慌忙中，我快速找医生要了一根输液管并剪短，然后，倒好水，输液管的一头放在杯里，一头放在父亲的嘴里，父亲艰难地吸着水。此时，父亲也用痛苦、悲哀的微笑看着我，我的心好痛好痛……。
那夜，我陪着父亲，没有交流。
也就是这夜后的凌晨5点03分，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这天是2月26日，此时，只有我和继母。这时，父亲退休还不到三个月，我还没有成家。
对于生命的停止，哭泣是苍白无力的，眼泪也只能代表心痛的滋味。
父亲停止呼吸以后，在他的眼角我清晰地看见了父亲的眼泪。生活中的父亲，再苦再累再委屈，我都未曾见过父亲的眼泪。或许，眼泪永远都是流在故事的结尾，流在无法挽回甚至绝望的瞬间。因为，这时才觉遗憾，才觉惋惜，也才能真正体会牵挂的绝情。
父亲是火化的，整容后的父亲显得略胖一些。推进火化炉的瞬间，那种天塌的感觉，我真的好孤单好迷茫，隐约感觉到失去父亲的我就要迷失人生方向。
父亲的灵堂很简单，但别人对父亲的评价却很高。我记得一个县委领导这样说：”可惜他一肚子的知识，组织想用他的时候成分不好，可以用的时候年龄大了”。是啊！父亲的知识、人品，很多很多都是我们三兄弟无人能及的。
父亲的离开，让我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父亲的骨灰也只有一直存放在继母的家里。
几年以后，我成了家。并把父亲的骨灰挨着妈妈的坟墓埋葬。
现在每次去父母的墓地，脑海中都会呈现他们活着时的样子……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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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郎平，因为我来过，泪与笑都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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